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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周氏三兄弟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之二 原作者: 杨天石 来自: 光明日报 近世文人之间写信，常有谜一般的语言。其内容，当时写信者知，受信者亦知，但对于局外人，可就形同天书了。例如，1920年10月15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云： 闻口天寿考元首男儿已由ㄒ一ㄢ兀ㄞ到ㄊㄢㄒ一ㄢ，由ㄊㄢㄒ一ㄢ到攵ㄝㄍ一ㄥ，不知道你已见到他否？他的招徒弟往佛郎机去，不知何日出始？我们的兄弟（名叫建人）想去ㄌ一兀ㄛㄥ读书，曾同伯喈祭酒说起，他允转达口天公；现在祭酒将行，而佛郎机之事未定，不知可否请你于见到该寿考元首男儿时，代为一问消息？但虽欲往ㄌ一兀ㄛㄥ，而无此资斧，故欲弄一点校里事务，而免费等；此事亦与伯喈祭酒谈起，亦望再提及，不知能做到否？又有K＝符＝伏庐之弟名福熙者，亦欲如此，曾往见伯喈祭酒说过，你能一并问及，则尤好矣！夫蔡既然将行，而口天公又找不到，故所以要消耗国朝的菩萨，幸赐大野光明焉。 此函系钱玄同之孙钱端伟先生家藏。颇难懂。首先是信中提到的“口天寿考元首男儿”，其次是“伯喈祭酒”。倘不弄清楚这两个人，全函就不知所云了。 据周函，“口天寿考元首男儿”亦名“口天公”，可知此人姓吴。据“寿考元首”，可知此人在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中间，年龄必较大，属于“老”字辈。据“男儿”，可知此人为男性。据“招徒弟往法郎机”一语，可知此人在1920年，曾有招收中国年轻人往法国留学之举。将这四个条件合起来，我想多少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脱口说出：“口天寿考元首男儿”者，吴稚晖也。至于“伯喈祭酒”，则比较好解。“伯喈”，东汉文学家蔡邕的字。“满村听说蔡中郎”，是个曾经很著名的文人。“祭酒”，古代学官名。汉有博士祭酒，西晋有国子祭酒，隋、唐及清有国子监祭酒。据此，则“伯喈祭酒”应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经查，信中之“K＝符＝伏庐”，指孙伏园，时为北京大学学生，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据此，则福熙应指孙福熙，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ㄒ一ㄢ兀ㄞ”“ㄊㄢㄒ一ㄢ”，均应为欧洲地名。“攵ㄝㄍ一ㄥ”，指北京。“ㄌ一兀ㄛㄥ”，指里昂。 辛亥革命前，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标大多是日本；辛亥革命后，则转向法国，而其提倡最力者，是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1912年，吴稚晖与张继、李石曾等人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及留法预备学堂，鼓励人们赴法留学。1916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及部分法国人士在巴黎成立华法教育会，“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其后，北京、直隶、山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陆续成立分会。自1919年3月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大批青年学子陆续离乡背井，赴法留学。同年，吴稚晖等提议在法国设立一所大学，为中国培养高级学者和研究人才。此议得到里昂大学校长儒班（P.Joubin）的支持。1920年4月，吴稚晖赴法，进一步规划此事。同年7月，法国政府决定将里昂西郊的一所报废兵营作为中法大学校址。于是，成立里昂中法大学一事便进一步具体化。周作人致钱玄同函中所称“招徒弟往法郎机”即指此事。 周作人函称：“我们的兄弟（名叫建人）想去ㄌ一兀ㄛㄥ读书。”据此可知，当年周建人曾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打算，其具体方案为一边在里昂“中法大学”“弄一点校里事务”做，一边免费读书。这一目标能否达成，关键在中法大学的发起人吴稚晖。当年，吴稚晖为筹办中法大学四处奔波，忽而国内，忽而赴英、赴法。10月间，吴稚晖到北京，会同蔡元培、李石曾，要求北京政府落实原曾应允资助的款项。同月，《北京大学日刊》宣布蔡元培即将赴欧考察教育。周作人听说吴稚晖到了北京，但不知他的确切行踪，又以蔡元培出行在即，只好请求钱玄同这位周作人眼中“国朝的菩萨”出面，直接向吴稚晖斡旋此事，既为周建人说项，也顺便为孙福熙解决问题。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最早为周建人留法一事操心的还是鲁迅。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存吴稚晖档案中保存有两封鲁迅致蔡元培函。其一云： 孑民先生左右：今晨趋谒，值已赴法政学校为怅。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听讲（本系研究生物学，现在哲学系），日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华法大学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拟请先生量予设法，俾得藉此略求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专此布达，敬请道安！周树人谨上。八月十六日。 其二云： 孑民先生左右：适蒙书祗悉。舍弟建人未入学校，初治小学，后习英文，现在可看颇深之专门书籍，其所研究者为生物学。曾在绍兴为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博物学教员三年。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第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给也。专此布达，敬请道安。周树人谨状。八月廿一日。 二函合置于一个封套中。封面题：北京大学第一院，蔡元培先生，周寄，八月廿二日。 据鲁迅上述二函可知，为帮助周建人成行，鲁迅先于8月16日晨走访蔡元培，适值蔡外出，鲁迅便写了前一封信。蔡元培得信后，立即作复，要求鲁迅提供周建人的学历、经历等情况，于是鲁迅便写了第二封信。二函留存于吴稚晖档案中，说明蔡元培对鲁迅所托是重视的，及时将信交给了吴稚晖。我在国民党党史馆读到此二函时，以为系首次发现，后来了解到，在我之前，日本学者坂元弘子早已看到，并且作了介绍（参见《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 周建人属于自学成才型人物。他因为两位兄长先后赴日留学，便独自留在故乡陪伴母亲，自习文字学与英文，同时研究生物学。先后任教于绍兴僧立小学、水神庙小学、明道女校、绍兴师范、绍兴女子师范等处。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搬家，建人随母亲、鲁迅夫人朱安等同到北京，和两位兄长住在一起。次年，到北大哲学系旁听。他回忆说：“在当时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是，社会本身有许多病症，总觉得还没有找出来。因此我就想，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听了一学期，总觉得离中国的问题很远，就不想再听下去了。”（《早年学科学追忆》）周建人的赴法留学的念头大概即萌生于此时。 1921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开学，孙福熙如愿以偿，到该校任秘书，半工半读，但周建人却未能成行。在此之前一月，周建人因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又不愿“在家里吃白食”，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编辑。 文章出处：《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