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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章氏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如此主张并如此表述，很可能与他与戴震之间的史学与经学之争有关。而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弄明白章氏意味深长地提到的“作述之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列上开篇就说： 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比事属辞，《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风教有异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言坟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章学诚引经据典地在讨论的是史家“述作”之“道”，“述”、“作”之方是缺一不可的，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谓“述作殊方”，一言以蔽之，“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而“史官法度”之所以“不可易”，正由于“古者史官，各有成法”。此“法”又为何“法”乎？正是前文已经引及之“周官掌故”之法：“《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所以孔子之“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不作”，就是面对“不可易”之“古者史官，各有成法”的“周官掌故”而说的。 [2] 我们可以论断，所谓“六经皆史”说首先是就章氏所要揭橥的史家尤其是其鼻祖孔夫子的“述”道的理论概括。在《校雠通义》中则作了了这样的经典表述：“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 [3] 将此处所谓“文”字实不容轻忽过去，所谓“六经之文”中的“文”，正是章氏取用孟子所引的“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 [4] 中之“文”，是出于“古者史官”而本于王官学的。而“六经”之“义”则显然与孔子有关，在此，如果区分了孔子“未删”之“六经”与孔子所“定”的“六经”，意义就更显豁了：“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 [5] 所以切不可以为章学诚心目中的孔夫子是只“述”不“作”的，而他要彰显的史家“作”道，即所谓“辞文旨趣，存乎其人”而 “义意为圣人所独裁”之学，则主要存在于反复申明的“《春秋》家学”中。 在《答客问》中，史家“述”道又被发挥为史家“整齐故事之业”与夫“比次之书”：“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 [6] 又言：“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 [7] 然而他们为“独断之学”所“取裁”，为“考索之功”所“按据”。因此“不可轻议也”。但是，“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其愚之效也。举而登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为家学，谈何容易邪！” [8] 我们看到其“原”为“柱下之所藏”的周官掌故，其流别只是不登“著作之堂”的“整齐故事之业”与夫“比次之书”，难怪有的学者将不是将“六经皆史”之“史”理解为官府所掌之“档案”就是“史料”。其用意之轻重所在容有不同；然而，或知其“原”意，或疏其流别，均只是从章氏所阐述的史家的“述”道方面作的引申发挥。 章氏欲彰明的更在史家“作”道。《申郑》说：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既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9] 我们已然知道章学诚早就与戴震讨论过面对“义理”、“考据”、“词章”严重分裂分化的情势如何自处的问题，章氏此时正是在与戴震的抗争中找到了以史明道的道路，在学理上的表现就是从孔夫子那里找到了以后应对一切偏弊风气的理论根据。 在《答客问》中章氏尤其精练地发挥了《春秋》家学：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10]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之“史”，其实是指“史学”或“史家”，是《春秋》“家学”，用后来《史考释例》的话说：“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 [11] 与“六经”所本的王官掌故即“六经皆史”之“史”义不同科。但是，由孔夫子所垂范的“史学”，秉赋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崇高使命，因而与“六经”相流通，因为其意旨所归，都指向明“道”。《释通》与《答客问》的主旨，用《说林》的概括来说，是在发明“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 [12] 而章氏的论证方法，是以《春秋》为“专门家学”的典范；又以孔子未定前的六艺为“整齐故事”的典范。两者虽均不可忽，但意义轻重所在，则皎然也。 所以一句“六经皆史也”在这具体语境中大概有三层含义：第一，“整齐故事”为史学明道之资，“整齐故事”应以明道为归。第二，“专门家学”肩负史学明道之重任，义例与“整齐故事”有严格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第三，批评学以明道自期的经学大师戴震完全不懂这一套，而狺狺置辩于锥刀之末。 关于此处所涉及的史学与经学之争，还需略作交代。章氏认为“史学”与“经学”明道之途径不同，在地位上却不可任意轩轾。他在《<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中已发以史明道之旨曰：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邪？ [13] 以史官传“申明家学”上侪经师《儒林》列传之意亦早见乎类此的见解：“夫马、班著史，等于伏、孔传经，大义微言，心传口授。……后代史官之传，苟能熟究古人师法，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因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 [14] 诚如日后的夫子自道，此等乃其久蓄之意：“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廿三四时所笔记者”。 [15] 《答客问》则说之以“高明者”的“独断之学”与夫“沉潜者”的“考索之功”之别：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故马、班史祖而伏郑经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 [16] 在当时经学占据了话语霸权的情势下，所谓“有相需之益”，那是章氏在为史学争地位；所谓“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是在批评经学家如戴震者之盛气凌人若有伤我者，是为受经学压抑的史学抒愤懑焉；而“高明者”的“独断之学”与夫“沉潜者”的“考索之功”的界划，则骎骎乎大有视“史学”凌驾于“经学”之势矣！ 3．由《史籍考》的编撰所激发的“尊史”的专业意识及其经史相通的观念 “六经皆史”表达了章学诚独特的“尊史” [17] 的观念。而这一专业自尊的意识，显然由于《史籍考》的编撰而愈发张扬了。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章氏开始为毕沅纂修《史籍考》，以此事为起点，章学诚学问进入新境界。最可注意者，是他在“经史之大原”问题上别出“新解”。是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在给孙星衍的信中说： 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不特如所问地理之类已也。……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著中，已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俟为尚书公（指毕沅——引者）成书之后，亦当以涉历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为聊此自娱，不敢问世也。 [18] 这段话引起学者高度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在此章学诚首度提出了他的“六经皆史”的新见解，而更多分歧集中于能否从“史料”扩展的角度去理解章氏的论点。 [19] 首发之说恐应加以修正。首先，因为章氏的“六艺为官礼之遗”诸说早已发之于前，“《六经》皆史也”的呐喊在《答客问》中也呼而出之了，更何况他自己也说“朱少白所钞鄙著中，已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 故此处不能视为破天荒之见。其次，这段论述引起了学者超乎寻常的重视，但是我们认为这段表述其实十分含混，这一点正是最值得重视的。当明了了章学诚所阐发的史家“作述”之道后，我们更不能接受所谓以“六经”为代表的“著作之林”——“史学”，会是从“史料”角度立论的。这里所谓“六经”显然是指经过“圣人”孔子所“定”的六经，其目的或功能为“垂训”，取材为“六种之史”。这里确实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因为正是这“六种之史”很容易让人有“史料”的联想。但是只要明确分辨章氏“史学”与“史”之别，圣人所定与未定的六经之别，则章氏的看法或为一切“著作”皆是“史学”。 [20] 无论如何，这的确是一种相当违背常识的看法，也可能是一种冲动的颇为夸张的感想，甚至是一种相当罗曼蒂克的抒情，未必能够真正代表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成熟的理性表述。这段表述分明流露出常常苦于谋不到“官书旧生业” [21] 的章学诚一时志得意满的心理状态，当然，他更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表达了他自尊所业的专业思想。关于这一点，只要联系同年稍早他在给洪亮吉的信以及《论史籍考要略》等文献来看就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 [22] 看来他的“新解”，与他对形式化的“四部”分类所造成的不可会通的“末流”之弊的一贯反思息息相关，所以他会如此激烈地攻击这“四种门户”。 [23] 而很可能对经尊史卑之格局尤其不能释怀，他在《论史籍考要略》中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尊史”与经史会通的见解： 一曰古逸宜存。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汉》为首，则《尚书》、《春秋》尊为经训故也。 又说： 六曰经部宜通。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今六艺以圣训而尊，初非以其体用不入史也。而经部之所以浩繁，则因训诂解义音训而多，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 [24] 章学诚认为“史之原起，实先于经” 、“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并追溯到“黄帝之史”“苍颉”。这既是“史学”的推源方法获得的见解，也反映了他自尊所学，“史学”意识的高涨，可与“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之说相参观，其中颇有与当时如火如荼的经学考证之风相颉颃的意味。 “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的说法，很显然是从原有的“六艺为官礼之遗”的见解发展来的，而明确归于“史官”，则同样透露了“尊史”的消息。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与琐琐经学考证相对抗，章氏他所采取的是张大“门户”沟通经史的取径，而不是用画地为牢的办法。他从经书史书的“体用”的角度发挥经史相通“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的新见解，与前述从“源”的角度揭示经之根柢于古史方向有所不同而相得益彰的是，这是从“流”别的角度立论。 [25] 这种看法当然是针对一般人心目中经尊史卑、经史不能相入的传统偏见而发的。比如朱子论《春秋》三传异同时就说过：“《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26] 这是经学、史学“道理”、“记事”截然两分的看法。苏洵更早在其著名的《史论》中提出与之相近而更为经典的论说：“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27] 但是即使是苏氏那种相当能承认“用实相资”的看法，也不免遭到了章学诚的批评： ……如首篇言经非（据《史论》“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之说，此处“非”之疑为“为”字之讹，或者是章氏的理解不确——引者）万世常法，亦非一代实录，为圣人道、法所寓。不知古无经史之分，圣人亦无私自作经以寓道、法之理。六艺皆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其云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尤为冒昧。古今时异，故文字繁简不同。六经不以事、辞为主，圣人岂以空言欺世者耶？后史不能尽圣人之道、法，自是作者学力未至，岂有截分道法与事辞为二事哉？孟子言《春秋》之作，则云‘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然则事辞犹骸体也，道法犹精神也，苟不以骸体为生人之质，则精神于何附乎？此亦止就《春秋》而言，为苏氏之所论及者耳。六经皆史，则非苏氏所可喻矣。 [28] 章氏大体从两个层次阐述“六经皆史”的道理。先就“渊源”说，“六艺皆古史之遗”，这是对“六艺为官礼之遗”说的发挥，这是他持之终身不变的看法；他用“骸体”“精神”之喻分析“事辞”“道法”的关系，发挥因“事”与“文”而见“义”的也即由“事辞”而明“道法”的见解，是他的“六经皆史”的又一个重要见解。六经“初非以其体用不入史” “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等见解不由此道就费解了。这种观念既是对苏洵“截分道法与事辞为二事”见解的反拨，更是从孔子所示范的《春秋》中体会出来而加以推演的。关于这一点，显然是接着上述《答客问》中的有关看法的系统化，我们就不在这里辞费了。值得注意的到是，面对苏氏“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的见解，他是用什么样的看法取而代之的呢？章氏主张的是：“经”非“万世之常法”而是“一代之实录”；还是“经”既是“万世之常法”又是“一代之实录”呢？ 4．《原道》、《经解》、《史释》、《易教》等篇所彰显的经史观念 如果上述三个段落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看清“六经皆史”说这一观念的几个重要的面向和建立的轨迹话，那么《原道》、《经解》、《史释》、《易教》等《文史通义》的核心篇章所彰显的经史观念，是其水到渠成的结晶，也是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关键，有几个要点是必须阐明的。 第一， 探讨经之实质与名义的来由。 章学诚关于六经之实质的认识，起步于“《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而凝结为“《六经》为先王之政典”的理论。《易教》开篇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所谓“古人不著书”，意为：“古无私门之著述”；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意为：六经为“道器”或“理事”合一的王官学。总之，“《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圣如孔子不能得而据，只能“述而不作”，因为他“有德无位”。此“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因为“政典”为“一代之法宪”为“先王”之“创制立法”，比如《易》经，章氏说： 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 《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 与“《春秋》乃周公之旧典”一样，“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这不是在发挥“经”为“一代之实录”的见解吗？此固不独《春秋》与《周易》为然： 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29] 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30] 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 [31] 志向古雅的章学诚决不会执“今之所谓经”见为满足，必复“古之所谓经”见而后可。说到底，章氏对经的见解是：《六经》皆史也。《六经》的流别可以及于后世所谓之“史学”，但其渊源与本质实为特殊身份之“史”，是“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是“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是高于后世所谓“私门著述”又是较之更为平易近人 [32] 的“先王之政典”——“王章”。 经之实既如是，经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 [33] 《白虎通》曰：“经，常也。” [34] 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35] 世皆以为至理名言，而章氏乃推原其得名原于“纲纪世宙”之经世义，可谓别出心裁：“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然则“六经初不为尊称”，却如后人引申说意在推原而贬经乎？此又不尽然。章氏曰：“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 [36] 又曰：“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 [37] 然则尊经之意，义别有在焉？“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既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 [38] 此义非推至时王之制度当尊于六经而不能止息。经之内在意义经如此规定，则其功能固可发挥淋漓尽致，其“通今”之义旨得到贯彻，而其向来超越性的地位不期然而然地极易倒转。章氏有言曰：“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 [39] 不料章氏竟自食之，章氏于经，固极“以意尊之”矣，而结果却“以意僭之”，尊经而适足以贬经，在他当然不是自觉之事，然不能不说是势有必至。 第二，诠之以道器并落实于“府史之史”。 章学诚关于六经的观念确有将经视为“一代”之“政典”或“王章”，即前文所谓“一代之实录”的新见，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此说之“历史”面向似乎又存在过渡诠释的倾向。 [40] 章氏是否要对传统所谓经为常道的观念实施根本的反动呢？我们可以从他如何以“道”“器”范畴界定六经来获知。 章学诚有著名的“六经皆器”之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物，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太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 从上下文可知，“六经皆器”之说，实本于“六经为周官掌故”的见解。“三代以前”的政教典型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学诚所欲为者乃将其绝对化而非相对化，他所注重的是“《诗》、《书》六艺”所涵盖的先王的历史经验所昭示的切近人事的经世性质，他所反对的是后世“私”将六经“别为儒学一门”所造成的对经典的教条化的狭隘处置方式。所以他说：“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未可以谓立儒道之极也。”又说：“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章氏最在意者为“事功”与“行道”，是故又说：“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41] 我们知道，章氏一生最用心于探讨的正是“著述之道”，但他的高见却是，六经启示人们不能离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而空言“道”。后世所谓“载道之书”所谓“六籍”，乃是已然偏离道体的“言”“说”，是所谓“空言著述”。 [42] 与之不可并论的是，“三代以前”的六经乃是“器”，其可贵之处，正在可以“由器明道”，其所谓“器”，正是指的“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从章氏一再强调“道”“器”为形影不离之关系，可知“六经皆器”之说意不在贬经，而是反复申言必须找到明“道”的正确道路而已，也就是必须准确领会六经的启示意义，即确立对六经的正确态度而已。所以他既批评“儒家者流”私据六经“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也批评“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均为“舍器而言道”。因为“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还批评宋儒对“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之因噎废食的态度：“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 [43] 章氏不单从六经的启示中找到了明道行道的原则，而且试图由此阐明“原道”的具体途径。他说：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 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悲夫！ [4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备受经学压抑的章学诚固然充满了“以史明道”的自尊与自信，却并不挟持惟史明道的独断，他的《原道》就旨在分别为义理、考据、词章保留地盘，论证他们均为通向大道的学术门径，尤其强调相济为用的必要性。诚如学者指出的：“这使中国知识份子未踏入‘现代’的阶段前，即已具备一种观念，可以从容接受专业知识及学术分工的观念。” [45] 只是，“原道”的观念毕竟是指向以“三代”为黄金时代的“周、孔之道”，所谓“不啻累译而通矣”，正是经由“遥溯之功”，即章氏早已经确立的通过“校雠师法”、“著录专家”而“通乎大道”的必然趋向。而“周、孔之道”显然也就是《校雠通义》所谓“故经之有六，著于《礼记》，标于《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之道，以及《博约下》所谓“守先待后之道” [46] 。章氏又有经之流通入史、子，“可使六艺不为虚器”之说、 [47] “经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之说、 [48] “经之流变必入于史” [49] 以及“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50] 诸说，在在表明由源导流由流溯源以究大道之意，非谓后史抛开“三代”六经独可明大道也。故反复三致意曰：“六经之道，如日中天” [51] 曰：“道备于六经” [52] 曰：“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 [53] 曰：“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 [54] 所以，章学诚对六经的见解，完整地说，六经既是“一代之实录”又是“万世之常法”。 问题是，从贯通古今的观点来看，谁真正掌握了由“器”明“道”的法门呢？是那些掌握了经典解释权的经学家吗？不是，而是地位卑微却关系重大的“府史”之史。正如钱穆所指出的，章氏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谓史者，详见于《通义》内篇卷五之《史释篇》”。 [55] 《史释》的中心思想，是在阐明“府史之史通于五史”的道理：“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所谓“五史”，是指《周官》所载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是政府中地位较高的职官，“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所谓“府史之史”，是指《周官》所载政府中地位低下的底层服务人员，“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章学诚认为两者各有所职，而“府史之史”更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虽则然职掌与地位判若霄壤，“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 章学诚通过阐发“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旨在示范“掌故”之重要、“贵时王之制度”之重要、“以吏为师”之重要，学问“知时”“通”“今”经世致用之重要： 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 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 [56] 说到底，从何如何才能真正探得“《诗》、《书》六艺”之精微？必由“书吏所存之掌故”，反之亦然，从何如何发用“古先圣王之道”？必施之于“当代典章，官司掌故”。章学诚对六经本原与功能的透澈理解紧紧绾合着“当代”之“治平”，而其主体则寄望并落实于地位卑下之“书吏”。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究一下章氏“府史之史通于五史”见解的来源，就更能理解章氏之隐衷了。在《<永清县志·六书>例议》中，章氏就这样主张了： 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于是，治法莫备于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惟其人数，而缙绅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问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 [57] 所谓“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实从“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的见解发展而来，可知，此种见解实本于其修志的实践。我们更不会忘记章氏曾自抒怀抱：“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 [58] 其一生际遇不是任书院之讲席，就是替基层官员编摩书志，也正约在“史臣”与“书记”之间，而实近于“书吏”。这充分反映了他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其由此参透经义大道的自任与自信。所以，章学诚之解经原道虽然遥遥地根源于三代，但其通经致用的经世趋向却踏实地指向当代，且深深寄寓了其一生的志愿抱负与身世感怀。是故“六经皆史”之说，与其说是史家的卓见，不如说是“书吏”之危言。 [59] 三 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时代意义 我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了解已经触及到了颇具个性的感伤情节，但是我们若不深入考察他对身处的时代与时代潮流的整体见解，则仍不能充分把握其时代意义。 章学诚对其时代的刻画要比他的缠绵自顾要明朗得多也浪漫得多了，也许他的郁郁不得志正是他那样看好的黄金时代映照的吧。后人也许不易理解，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不仅毋庸置辩地预设了“唐虞三代”为理想的黄金时代的绝对认知前提，更重要的是他赤诚热烈地相信“本朝”距离这种郅治之世近在咫尺。乾隆五十六年，章学诚有信给朱锡庚品评比较朱筠之文与欧阳修之文说： ……而先生之集，不如欧阳之壮，则时不同也。欧阳谏疏，辉光简册，先生不为言官，且亦时无失政，故无所用也。欧阳碑版，彪炳丹青，先生生逢尧、舜在上，将相公卿，奔走率职，不似叔季之世，遇变而显瑰奇之行，有以峥嵘其文字也。 [60] 这段书函最能够与《丙辰札记》中“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云云那一段著名的为“本朝”争正统的话 [61] 相发明，一为给友人的私函，一为写给自己看的札记，最能反映他对所处“时”“世”的真实看法。章氏认为欧阳修所处的北宋不过“叔季之世”，而自处于“尧、舜在上”“时无失政”之盛世。看来，在章氏眼里，“本朝”与“唐虞三代”的距离，比之好高唱“回向‘三代’” [62] 的宋代士大夫之视本朝与“三代”的距离，要近得多。这不能不说是学者所艳称的“乾隆盛世”在士人心理上的自然投影。可知“今兹幸值右文盛治” [63] 以及“伏惟皇上稽古右文，阐经裁史，以明政学。盖尧、舜之执中，而为尼山之笔削，千古所仅觏矣。” [64] 云云，绝非面谄之辞。有学者认为章学诚关于经典古代的观念分享了根植于宋代儒学复兴中更为广泛的乌托邦思想、尤其得益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观念， [65] 其实章氏对“我大清”“本朝”的时代经验与切身感受更为重要得多。正是那种“唐虞三代”之治唾手可及的自我感觉的良好，才使得他有底气反复批评“后儒”说： 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66] 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邪！ [67] 是故，章氏那“谓集大成者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 [68] 的见解，实有其“本朝” 绝“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的时代根据。章氏将孔子之道推本于周公，实寓其盛世“明道”并“行道”经世之志，假途于“书吏”等“府史之史”是找到了切合自己身份的道路。我们看他如何煞有介事地将“周官遗意”“推行”到方志的纂修，可知这决不是一句空话。与其说是他的文史校雠学思想找不到适合表达的地方而不得已在这些角落小题大作，不如说是他的高涨的经世意识不可抑制地找到了适当的喷火口。他对 “官礼之遗”的“六艺”典型采取的是“师”其“意” [69] 、溯其源的态度，所以他的见解的调子虽高而入手处却颇为切实。他的目标当然是希望他的“本朝”——大清——达到“天下以同文为治”的。“三通馆”、“四库馆”渐次以开，士大夫躬逢其盛，怎能不有所作为呢？我们再看他的《校雠通义》原名《续通志校雠略拟稿》，而《校雠通义》卷一“叙”头两个字“叙曰：……”，《续通志校雠略拟稿》（卷一）“续通志校雠略第一”“（叙）”为：“臣等谨按：……” [70] 可知此稿原拟进献给朝廷的，就像宋代的郑樵苦心经营《通志》一书以备天颜眷顾一样。更何况从康熙时李光地等人已经鼓吹本朝可“复启尧舜之运”的高调了：“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至我皇上……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 [71] 此种舆论到章学城的时代更成气候。章学诚对“周官遗意”的“推行”，对“六经皆史”说的阐发，及其中所蕴涵的以“官师合一”、“治教合一”为贵的价值观念，正是上述思想的顺理成章的发展，他的古色古香的理论正是激荡于鲜活的现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他的取径是如何的别出心裁，他的见解仍然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潮。 章学诚必欲将“今之所谓六艺”以及孔子之道推本于周公，立意于纠“儒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之偏，其所谓“儒者”虽泛指“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 [72] 而实多针对宋儒而发：“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盖不知圣贤之实，务以空言相高，往往入于飘渺玄虚，翻觉不近情也。动谓夫子贤过尧、舜，百王曾不足当孔、孟之一吷,六经亦不敌《语》、《孟》之片言。” 甚至认为宋儒为学取向的虚妄之过重于秦始皇的“咸阳之焚”。 [73] 章氏曾自道：“至于‘两庑牲牢’等语，本无足为戴轻重，仆偶举为《原道》诸篇非有私意之旁证耳。” [74] 此地无银三百两，章氏虽不似戴震之对于朱子施谩骂，然确乎有意于甘当宋儒之诤友也。章氏亦本此意批评当时经学之“博杂”：“夫学无所主，而耻一物之不知，是欲智过孔子也。孔子之大，如天之不可极，然而其学可以一言尽也。孔子所欲学者，周公也。” [75] 并直言规谏孙星衍等的学问之“少归宿”：“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学故贵博，守必欲约，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 [76] 然则章氏尊经乎，贬经乎？“维持宋学”乎，“反理学”乎？与当时“经学”有争意乎，欲以“史学”代“经学”乎？ 章氏当然是尊经的，他最不愿看到的是一干人等“一向高阁六经，置之‘尊而不亲’之列，不知六经固如日月，虽高不可逾，而无日不与人相切近。” [77] 是故他对六经的意义的新解释，正是要人既“尊”且“亲”之的。章学诚显然无意动摇六经的权威地位，相反，他的新诠释的冲动，与对六经的不可替代的示范功能的绝对认知，是须臾不可离的。用《言公》中的话来说就是“六艺为文字之权舆” [78] 用《答客问中》的话来说就是“六经之于典籍也，犹天之有日月也。” [79] 但是也正因为他对六经采用的是“师”其“意”的态度和必将当前的文事治道溯源联结于“唐虞三代”的做法，竟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模糊或打破六经神圣性的媒介作用，比如以“周官掌故”为史家述道之典范而几于将经典等于“档案”与“史料”，此外如以经拟“时王之制度”、以经拟“时文”， [80] 等等都微妙地存在“以意尊之”之意图而适足以收获“以意僭之”之后果。这大概也是侯外庐等看到的“依据历史观点”而“通经”的必然逻辑吧。 章学诚确实是不满于空谈性天“以‘道’名学” [81] 的“宋学”流弊的，他以孔子为学本周公、以《六经》统《四书》 [82] ，就是用经世的精神对宋学加以规正，他也看到了“汉学”的“墨守” [83] 与破碎之弊，他还看到无论“宋学”“汉学”均失之于不“文”，但是站在《原道》的立场，他是不可能用“史学”代替“经学”或“理学”的，所以他承认如阮元《车考》之类“考索之家，亦不易易” [84] 更极诋袁枚以所谓“著述家”的名义菲薄“考据”。 [85] 也能承认“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 [86] “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 [87] 章学诚对“经”与“经学”自有明确的分际，如前所述，他当然是崇经的，所以要明其大义以致用，并将“史”与“六艺本书”相系连亦以自尊所学，从这一角度看，说“六经皆史”蕴涵了“以史概经”的意义，实可以理解；而对“经学”尤其是当代之流于“襞绩补苴” [88] 的经史之学也确不吝惜以齿冷，不仅因为受其压迫，更鄙其既不得大道又不足以适用也，所以他沉痛地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不必一定圣人道德之极至也；凡立言者，必于学问先有所得，否则六经、三史，皆时文耳，况于他乎！” [89] 又说：“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 [90] 在这个意义上，说章氏要用他的史学取代“这个样子的”经学，也不为过。他又从戴震这样的经学大师身上看到了知识与道德的分裂而意识到宋学“躬行实践”崇德践履精神之可贵，又在《文德》篇强调“敬恕”的重要、还在《史德》篇中还发挥程子关于《诗》朱子关于《骚》的充满名教大义的解释来宣扬著书者所应贵之心术。那么他真的要“维持宋学”了吗？“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即章氏好友邵晋涵的祖父邵廷采——引者）志也，宜善成之！” [91] 不如说他是以史学改造发挥理学更为恰当， [1]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八：和州志三》，《章学诚遗书》，第572－573页；又见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列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31页。 [2] 参见《礼教》对此类见解的发挥，《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2页。 [3]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75页。 [4] 参见章学诚：《言公上》有关文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02页。 [5] 章学诚：《答客问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9页。 [6]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3页。 [7] 章学诚：《答客问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7页。 [8] 章学诚：《答客问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7页。 [9]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0页。 [10]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2页。 [11] 章学诚：《史考释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9页。 [12] 章学诚：《说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2页。 [13] 章学诚：《<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85页。乾隆四十二年，章氏应永清县知事周震荣之邀请主修《永清县志》，四十四年七月书成。参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46－947页。 [14] 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32页。乾隆三十八年，章氏经朱筠介绍，应知州刘长卿之聘，编修《和州志》，次年书成，因故未能刊刻。参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15] 章学诚：《家书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3页。 [16] 章学诚：《答客问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6－257页。 [17]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有《尊史》篇，其意容有本于章学诚者，今借此两字以形容章学诚的思想倾向。 [18] 章学诚：《报孙渊如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1页。 [19] 自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见该书第104－106页）中节引《报孙渊如书》，与“《史考释例》论六经的流别皆为史部所不得不收”等见解疏通证明，从“史料”扩展的角度发挥《易教》首句“六经皆史也”以来，此段文字引起学者热烈的讨论。钱穆的看法与胡适颇为不同：“按是书，实斋初发六经皆史之论，其时《文史通义》中重要诸篇均未作也。（《史释》篇亦后成，近人皆以本篇义说六经皆史，实未得实斋渊旨。）”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2、421页。钱氏侧重从《史释》等篇了解“六经皆史”之“渊旨”，故认为此处不过“初发”论端。余英时又发挥师说道：“这是实斋第一次发表他的‘六经皆史’的新颖见解；而这个见解则显然是从《史籍考》的编纂过程中悟得。”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46——47页；他还指出：“近人误会章氏原文，以‘一切文字遗存都是史料’之意解之，失之远矣。”见收入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中余英时所撰之“六经皆史”条，该辞典第167页。当然，也有刘节、仓修良等学者从“史料”的角度解释信中所云“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刘说详参：《章学诚的史学》，氏著：《中国史学史稿》第十九章，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421页；仓氏则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主张：“那种认为只具‘史意’而不具‘史料’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持此说者是丢掉了‘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句话的精神，而只顾按自己的意图在做文章，自然不可能符合章学诚论‘六经皆史’的本意。”刘说详参刘节：《章学诚的史学》，氏著：《中国史学史稿》，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421页；仓说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页。 [20] 事实上，直到好几年后，他才将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说清楚：“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史学而无不绌也。” 章学诚：《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06页。而章学诚：《报黄大俞先生》所谓“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云云意亦近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34页。此两文均作于乾隆五十九年，参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09、634页。另外，《杂说》有“盖诸子风衰，苟有志于著述，未有不究心于史学者也。”《上朱大司马论文》亦有“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云云。分别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55、767页。等等。 [21] 语出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22] 《与洪稚存博士书》，《章学诚遗书》，第222页。 [23] 我们对此种带有“复古”精神的“文史校雠”之学的见解并不陌生，而如此这般的思考方向，已经见前述章氏早年《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以及《〈藉书园书目〉叙》等文字。 [24] 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2、433页。 [25] 章学诚从流别的角度讨论“经之流变必入于史”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从章氏为“方志立三书议”所寻找的理论根据见之：“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见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7页；又可参见章学诚：《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9页。罗炳绵已能从六经流别为史部所不得不收以及史之流入于子、集等“流别”方面阐发此说，并注意到章氏有关见解的重要：“实斋自己所说的‘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十个字，其实就是六经皆史的最好注脚。后人都从《文史通义》《易教》、《经解》、《史释》等篇中求解析六经皆史，乃至有六经皆‘史料’等说法，大起争论，言人之殊，却都忽略了这十个字。”参见罗炳绵：《<史籍考>修纂的探讨》（上），《新亚学报》第6卷第1期；《<史籍考>修纂的探讨》（下），《新亚学报》第7卷第1期。引文见该学报第423页。此说确有所见，但是也反应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偏颇风气，贤者不免，是故系统全面之把握尤为必要也。 [2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52页。 [27] 苏洵：《史论上》，见苏洵著、邱少华点校：《苏洵集》，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第76页。此论引起后学高度的重视和讨论的兴趣，如明儒薛应旂说：“苏洵氏谓：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而世儒相沿，动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不知道见于事，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也。” 薛应旂：《宋元通鉴·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册，第686页。（转引自吴海兰：《经世诉求与明后期的尊经重史观念》，引文经校正。又，向燕南《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一文亦已引述讨论及之矣。）未知章学诚之说是否得闻此类见解而发挥者乎？ [28] 《丙辰札记》，《章学诚遗书》，第387－388页。 [29] 以上引文均见《易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9页。 [30] 章学诚：《经解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页。 [31] 章学诚：《传记》，《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80页。 [32] 如章学诚：《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说：“六艺先王旧典，以言建事，其道简易平直，人皆可知”，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15页。此即章学诚：《<四书释理>序》所谓“六经简明易直，古人因事寓理之旨”，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35页。 [33] 章学诚：《经解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页。 [34] 语出《白虎通》论“五经”之“五经象五常”章，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7页。 [35] 语出《文心雕龙》之“宗经”篇，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 [36] 以上均见章学诚：《经解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7页。 [37] 章学诚：《经解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页。 [38] 章学诚：《经解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页。 [39] 章学诚：《经解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页。 [40] 如余英时说：“六经皆史而史不尽于六经。必须如此下转语，‘六经皆史’的全幅涵义始能显现。可见在这个命题中，实斋所未言者远比他所已言者为重要。……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0页。余氏与侯外庐等一样均能于章氏“反对离开历史观点而‘通’经”的思想，有深切的了解，但是诚如柴德赓、周启荣、刘广京与汪荣祖等看到的，她还有不能为“历史观点”所化约的意蕴，无论如何，就探究章氏本人的观念来说，似不必将“实斋所未言者”来代实斋立言。 [41] 以上均见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101页。 [42] 章学诚：《浙东学术》有：“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云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2页。可以参看。 [43] 以上见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102页；《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105页。 [44] 以上均见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3、105页。 [45] 周启荣、刘广京：《学术经世：章学诚之文史论与经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153－154页。 [46] 参见章学诚：《博约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0页。 [47]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8页。 [48] 章学诚：《书坊刻诗话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00页。 [49] 章学诚：《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3页。 [50]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页。 [51] 章学诚：《经解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页。 [52]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4页。 [53] 章学诚：《博约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9页。 [54] 章学诚：《<亳州志·掌故>例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1页。 [5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0页。 [56] 以上引文均见章学诚：《史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70－272页。 [57] 章学诚：《<永清县志·六书>例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8页。 [58]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42页。 [59] 张尔田认为“章氏只知六艺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是将孔子大圣人视为“抄胥”了：“以抄胥为圣人，宜其推大成于周公而不知孔子为万世之教祖也。”故颇表不满之意。参见张尔田著、黄曙辉点校：《史微》，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其实，章氏的见解正是要从“抄胥”入手，通经致用得道经世也。 [60] 章学诚：《又与朱少白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1页。 [61] 参见《丙辰札记》，《章学诚遗书》，第390页。 [62]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84－198 页。 [63] 语出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53页。 [64] 语出章学诚：《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8页。 [65] 参见倪德卫（David S. Nivision）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第86－91页。 [66] 章学诚：《原道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页。 [67] 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页。 [68] 这一段话，是伍崇曜对章学诚核心思想的概括，颇为扼要恰当。语出《伍崇曜<文史通义>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1页。 [69] 犹如章学诚：《书教下》中所云：“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仿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8页；如《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所云：“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后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后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35页；又如《同居》中所云：“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42页。等等。 [70] 参见梁继红：《论章学诚校雠理论的发展脉络》，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第489页。 [71] 李光地《榕村全集》卷10《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412页。 [72] 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718页。 [73] 章学诚：《<淮南子洪保>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76－377页。 [74] 章学诚：《答邵二云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83页。而从“大梁本”与“《遗书》本”《文史通义》两种版本的文字出入，尤其是《原道上》之末段的异文以及“大梁本”对《说林》的部分内容的删节来看（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之编者所作的校勘记，限于篇幅，文繁不录），公然批评程朱“理学”，在章氏生前乃至于死后相当一段时间还是颇有顾忌的事，但确为章氏意欲表达的重要见解。 [75] 章学诚：《博杂》，《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39页。 [76] 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98页。 [77] 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三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09页。 [78] 章学诚：《言公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01页。 [79] 章学诚：《答客问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6页。 [80] 参见章学诚：《与邵二云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68－669页。 [81] 语出章学诚：《家书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2页。此类说法很多，不赘。 [82] 比如《<四书释理>序》曰：“古无专门说理之书，说理有专书，理斯晦矣。六艺，先王旧典，圣人即是明理，而教亦寓焉。……然而四子之书，无非发明六艺之旨，故刘、班《七略》，皆叙六艺之书，列为九种，则以《孝经》、《论语》、《尔雅》三书，故为传而非经，不得混其目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35页。 [83] 参见章学诚：《<郑学斋记>书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81页；章学诚：《说林》亦曰：“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6页。等等。 [84] 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4页。 [85] 章学诚：《诗话》，《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94－295页。 [86] 语出章学诚：《家书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2页。 [87] 语出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5页。 [88] 语出章学诚：《博约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8页。 [89] 章学诚：《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33页。 [90] 章学诚：《说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9页。 [91] 章学诚：《家书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2页。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