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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期，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里再次出现银价增昂的趋势，清朝各级政府的财政再次被不断上涨的银价所困扰。由于这次银价上涨经历的时间不长，上涨幅度不及1854年以前的水平，常常被人忽视。 一 1866-1872年银价增昂情况 银钱市价之比自乾隆中期开始增昂，到1854年达到高峰，全国平均每两白银可以兑换2600文制钱，个别省区甚至可以兑换3000文。此后。银价突然大幅度跌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各省普通下跌了1000文以上，有的省区只能兑换800文制钱[1]。或1100一1200文[2]。同治初年大体在1300一1400文上下波动。关于太平天国时期银价大幅度跌落的原因，笔者认为，既不是由于钱少，也不是对外贸易的“白银入超”导致的，更不是世界银价下落造成的，而是本期铜价上涨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引起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商品经济，从而导致银钱市价之比大幅度跌落[3]。 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其它各地农民斗争的失败，清廷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政治动乱的局面结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商品市场又日趋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又出现了日渐上涨的势头。由于这一时期银价上涨经历的时间短暂，只有5年(1866-1871年)，上涨的幅度也不及1854年以前的水平，很少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在所有出版的有关晚清银钱比价的论著中，几乎无人提及此事。大都把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与光绪时期银价渐落视为同一阶段，把两个不同时期的银价资料错误地混用在一起。由此可见，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银价短暂增昂时期。例如。杨端六先生在他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说：“从咸丰七年到宣统三年（1857-1911）的55年间是银钱比价下落时期。在此时期，比价由一千五六白文跌到一千一百文”。[4]石毓符先生在他的著作，也同样把两个不同时期的银价资料混为一谈，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5]。 事实是“银贱钱贵”的局面，自同治五年就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时，各省督抚大臣纷纷上奏清廷，提出各种建议，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应付省府州县衙门因银价上涨带来的财政危机。同治七年三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在《酌定上忙银价片》中说：“（同治)六年冬，银价已昂……本年银价大昂，每两须易钱一千七百文，办公愈形支绌。”[6]六月，.江西巡抚刘坤一上奏指出：“上年以来，银价渐长，州县照前收钱，易银解支，不敷渐巨”[7]九月，山东巡抚丁宝祯也报告说：“年来银价大贵，计制钱六千文仅易银三两六七钱（每两约合1622文)”[8]同年.，署湖广总督李瀚章在《两湖漕粮难征本色河运疏》中说：“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9]；同治九年，河南亦出现了“银价增涨，州县以钱易银，征不敷解”的局面[10]；同治十一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四川总督吴棠、湖南巡抚王文韶也联名向清廷报告“银价日昂”所带来的财政困难；接着四川、甘肃、陕西等省也向朝廷报告了当地银价上涨的情况。由此可见，同治中期的银价上涨，不是个别地区的偶然事件，而是全国性的趋势。从同治五年银价开始增昂，到同光之际银价重新下落为止，具体变化情况大致如下表[11]： 表9.1 各省银钱比价一览表（1863-1874年） 单位：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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