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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张之洞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代表人物，对于西方思想文化他主张有所选择，并非一概加以排斥。例如，他对于希理哈所著《防海新论》就非常推崇。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撰写成《广东海口图说》，不仅分析了广东海防地理位置、地理特点、海港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考察了军事设施现状和军队部署状况，还提出了海防战争的具体设想，思想价值颇高。 【关键词】海防 地理 军事 战略 由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大都是从海上发动的，海防问题始终是朝野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个问题是晚清的政治精英人物无可回避的话题，他们在不同时期提出过不同主张，思想资料相当丰富。但在岁月的长河里，经得起历史考验，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观点并不多。尤其是像张之洞这样的高官，对于辖区的海防地理如此熟悉，战略战术思考如此周密，更为多见。本文着重探讨张之洞在《广东海口图说》中表达的海防战略思想。 一 对于海防战略要地的高度关注 战略要地，是指对于战争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或城镇。战略要地的得失对于战争的进程乃至结局具有重大影响。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海军、空军的战略基地以及交通枢纽和咽喉、要塞等部位。例如，大中城市，本身就具有巨大价值。一般来说，战区中的城市都是战争的重要攻击目标，占领城市不仅可以大量掠夺财富，而且由于影响重大，往往成为抵押品。尤其是小国的首都，一旦被占领，这个国家就意味着灭亡。凡是对整个战局，或一次战役具有明显影响的地方，无论是自然存在的还是人设的军队全力守卫和攻击的地方，都可以被称之为战略要地。因此，关注战略要地，认识战略要地，是政治家、军事家的职责。张之洞作为两广总督，作为本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关注广东的战略要地，乃是职责所系。 1882年4月25日，法军上校李威利率军攻入越南河内[1]，中国南疆受到威胁。是时，朝廷对于法军用兵北圻感到慌恐不安，电令出使大臣曾纪泽与法国进行交涉，同时暗中开始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击法军北上。由于未敢公开宣布出兵，态度显得未免暧昧软弱。张之洞多年以来被誉为清流首领，对于重大外交事件不能不言；而今又为封疆大吏，于国防安危应诏奏对，怎能沉默无语。6月5日，张之洞提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战略主张，奏请对于法军入侵采取强硬政策，援引唇亡齿寒典故，要求派兵进入越南，保护属国[2]。张之洞后来建议公开支援刘永福，必要时承认刘为越南王，以替代软弱无能的阮氏王朝。即“明谕刘永福，若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地。”[3]他还建议于广东增设南洋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同时将原来由两江总督兼任的南洋大臣更名为“东洋大臣”，这样，北洋、东洋、南洋形成三足鼎立格局，首尾相应，联络一气。 “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成语出自《春秋》。鲁昭公二十三年，吴王伐楚。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4]这里所说的“四夷”，指的是周边的邦国。整句话的含义无非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应当是周边的邦国，而非国境之内。因此，天子对于周边的邦国安全，负有抚绥之义务。当周边邦国遭受入侵之时，天子应当派遣军队加以援助。“守在四夷”的积极思想在于，与邻为友，安危与共；消极思想是以夷制夷，避免战争灾祸延入本国境内。“守在四夷”的思想影响深远，一旦周边国家发生战事，中国便有思想家依据唇亡齿寒的道理，提出类似国防和外交的策略。 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进一步提出，“战于海口不如战于越南”的主张。他认为，战于越南，可以使法国人无力内犯；即使内犯，侵扰两广地区，不过是肘腋之患，非心腹大患，于京津影响不大；何况中越边境崇山峻岭，瘴气弥漫，地理环境不利于客军作战，法军难于持久。[5]并且从战略地理学的高度，张之洞看到了地缘政治有利于中国的形势。 他说：“中国素以息民睦邻为重，况值水灾饷绌，岂有轻言用兵。而今法、越之局惟有一战，何也？我助刘永福，法人久已昌言欲向中国寻衅。况今日中、法之军显然交绥，歼毙法人不少。彼若灭刘并越，必责我以偿兵费，胁我以开滇岸。假使公然决裂，战而不胜，亦不过索兵费、开滇岸而止。且法国自被德国攻破以来，安集未久，乃复逞欲横行。今年夏踞马达加斯加，而英人忌之。今年秋辱西班牙之主，而德人怒之。去年无故据河内，今年无故夺顺化，吞噬不休，残杀无度，而越人仇之。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今日之事断在不疑。再，战计一决，首宜撤使。使臣不撤，彼谓我虚张声势，不破和局，早有以窥我之勇怯矣。事已至此，羁縻无益，益令曾纪泽去法适德。法疑我与德结，必疑阻。此乃伐敌谋，坚士气之要端也。”[6] 二 《广东海图说》的编撰与发行 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他作为抗法前线的总指挥，对于广东沿海地理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于两广地区的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对于海防要塞的炮台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并将这些思想和活动整理成书，名曰《广东海图说》，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由广州广雅书局刊刻发行。 《广东海图说》编辑体例十分严谨，对于每一海口都从十五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根据战略地位价值，将各个海口划分为三个等级，即“极冲”、“次冲”和“又次冲”，而后一一说明该海口属于何县何营管辖，距离附近海口里程，水道深浅几许，潮汐涨落情况，海口内外岛屿、沙礁大小形状，内通河道名称，附近城镇大小，山川形势，特别说明何种轮船可以到达，海港之内商渔船只多少，要塞炮台改建情况，此前与现在驻扎军队若干，等等。 张之洞为此解释道：“各口之中先论地势，区其险要，约为三等，故首著此口之极冲、次冲、又次冲；官弁分治汛地攸殊，此疆彼界各有专责，故继之以属何县营管辖；四至八道，地志所先，道里远近，兵家宜悉，故继之以水道深浅/广狭，潮信衰旺，逐日变迁，盛涨有时，最防乘越，故继之以潮汐丈尺；舟行准望，惟辨山岛，口门险阻，专视沙线，故继之以口内外沙礁、岛屿；至于海门以内，凡轮帆可达之处，统应筹及，则以内通何水，次之；城池、市集，近在口门之旁，既防冲突，亦资接济，则以附近何城镇，次之；兵无定势，地有常形，战守之方，必视此为缓急，则以山川形势，次之；兵轮大小、坚脆悬绝，审其长短，庶得防遏之要，则以何等轮船可到，次之；内地之渔拖、渡艇，虽无大用，而侦探济运时藉其力，地方蕃耗，亦可考知，则以商渔船多少，次之；极冲口岸，多有新式炮台，工具费繁，仓卒未能遍及，其应增筑之处，均已筹有大略，以次修举，至于土台废垒，卑薄无用，亦低格附载，以见旧制，则以新旧炮台及拟添之台几座，次之；防海之法，今昔迥殊，然山川险易，港汊出入，前事虽远，足资考镜，至近年交涉诸务，尤宜备录，以资惩毖，则以海防成案，次之；光绪十年办防，河海要口均添勇营，事定裁撤，惟各路炮台所在，酌留勇丁，为守护操练之用，今详其营制，及著从前筹防之迹，亦为后来备御之计，则以现存及十年营数，次之；额兵之设，难遽恃以战守，然平时分标设汛，各有攸司，且广东洋面盗艇出没，诘奸捕匪，亦赖标弁之力，则次之以绿营兵额终焉。”[7] 海防地理学探讨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地缘政治关系、国土幅员大小、地理位置特点、要塞控制利用、战略资源产量、城镇乡村分布、国防经济地理、交通运输条件以及自然环境影响等等，都是其研究范围。对照张之洞的分析，我们发现，他的思考尽管有些简单和模糊，但已经涉及到战略地理学的许多方面。 在此需要指出，张之洞对于广东海防地理的战略思考，并不局限于广东，而是基于国家整体的海防战略。在他看来，“各国自南洋入中华者，粤省首当其冲，内为沿海七省之门户，外接香港英人、澳门葡人、越南法人三国之邻境，兵轮商舶往来如织，海阔河深，口门无阻，故论中华御侮之全局，尤以粤省海防为先务。” [8]就广东中路、东路、西路和南路的战略位次来说，张之洞的看法颇有独到之处。一般来说，研究广东海防地理的学者，大多认为海防的重点在于中路的虎门，其次为东路的潮州和西路的廉州。在张之洞看来，省会广州的防御当然是最重要的，其次既不是东路的南澳，也不是西路的廉州，而是海南岛。“琼岛孤悬，地利未开，各国涎羡已久，又有榆林港可泊大轮，距越（越南）不过一日，尤为强邻所觊觎。”[9] 三 关于中路“省防”的战略分析 现在，我们还是沿着张之洞的思路，观察其海防地理认识水平和战略思考吧！张之洞将广东中路海防命名为“省防”，重要海口和海岛有：虎门、香港、澳门、九龙寨、汲水门、大屿山和十字门等。 在《广东海图说》开头就指出，虎门为中路海防极冲，行政上属广州府东莞县管辖，军事上属于水师提标中、右、前、后四营管辖。西北距省城水道110里，东北距虎门寨10余里，距东莞县城鸟道50余里，西距蕉门陆路十五里，西南距横门水道40里。大虎山北洋面1850丈，至深处6丈；大虎山南洋面1040丈，至深处5丈4尺；上下横档洋面1080丈，至深处10丈8尺，大角至鹅嘴洋面1450丈；大角至沙角洋面1260丈，至深处皆4丈2尺。虎门海口朔望日潮涨，小潮高2尺左右，大潮高5尺至7尺。虎门海口沙线迂回，时常变易，西南有零丁山，正南有舢板洲、龙穴等。水道深广，可以行驶大轮船，海口内通西江、北江和东江。附近人家无商船，只有渡船、渔船数十号。村落有虎门寨城、太平墟（水师提督驻所）、广济墟（虎门同知驻所）等。虎门形胜天险，“沙角、大角为前路，蛇头湾、芦湾山为中路，大虎山为后路。由外海入内河者，必道于此，是为粤省头重门户，江心有上下横档二沙，与东西两山联络，正当轮船来路，足资扼守，最关紧要。”[10]这是强调广东海防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省会广州的安全，虎门要塞为“极冲”，根据可能发生的战争实际需要，对涉及的河道水文情况加以仔细调查和研究，并根据实际的水文数据资料做出敌船行驶路线的正确判断，希望在战时能够充分发挥其地理分析的价值和作用。 接下来，张之洞详细介绍了虎门炮台建筑情况：“虎门外东山麓炮台曰沙角，凡六所，计正台十三座，副台二座，置洋炮十六尊；西山麓炮台南曰大角，凡三所，计三座，置洋炮三尊；北曰蒲洲，凡一所，计三座，置洋炮三尊。沙角、大角旧台久废，光绪十年一律改建新式。虎门内东山麓炮台曰威远，凡三所，计十三座，置洋炮八尊；海心两炮台：曰上横档一所，计八座，置洋炮七尊；下横档一所，计六座，置洋炮七尊。光绪十年，从旧台改建新式。虎门、沙角之间，东山麓炮台曰鹅嘴，凡一所，计五座。光绪七年新建，形制未善，置土炮八尊，拟改筑，增配洋炮。”[11] 张之洞还专门列举了历史上发生在虎门的战例：明洪武初，廖永忠由海道取广东，师至龙潭，得海舟五百余艘，进次虎头门。崇祯十年（1637），英吉利人始由虎门薄广州。清嘉庆十三年（1808），英人以违抗封舱，率兵船入虎门，数月退去。道光二十一年（1841）、咸丰六年（1856），广东省城有警，英法等国兵船皆由虎门进入。这是张之洞试图站在军事家的立场上观察要塞周围曾经发生过的战例，为海防军队的部署、设施的改造和利用提供历史的依据。 张之洞将光绪十年前后虎门军事部署情况记录如下：沙角炮台分扎湘军六营，大角、蒲洲炮台驻扎湘军六营，威远、上下横档各炮台分驻粤军水师提督九营。中法战争结束后，陆续裁撤。沙角留驻三底营，大角、蒲洲驻两底营，威远、上下横档炮台留驻水师两营。 同时，张之洞将香港和澳门的战略地位提高到“极冲”的位置上。他指出，香港为“极冲”，西北距省城250余里，距新安县城70余里，北距九龙寨城10余里，西北距汲水门25里，西距澳门120里。北对仰船洲，海面宽约5里，水深4丈。朔望日潮涨于巳正一刻，大潮高4尺。港口西北有仰船洲，东有鲤鱼门，东南有佛堂门各岛屿。香港太平山绵亘海中，重关叠嶂。轮船自广州前往上海，此处海道为必经之处。“是为粤省东路咽喉，密迩省城，最关紧要。”[12]各国商船数百艘停靠港口，“为南洋诸埠入粤之总汇。” 九龙寨为“次冲”，属广州府新安县大鹏协左营管辖。西北距省城240里，距新安县城60里，西北距汲水门20里，南距香港10里。海面宽约5里，湾内水深1丈有余。朔望日潮涨于巳正初刻，大潮高6.5尺。“陆通省城，水控香港，负山面海，形势辽阔。”大轮船可到。港内无渔船，有小贩商船数只。九龙山炮台在九龙寨城东南，与香港隔海相对；九龙西赤湾旧炮台前俯零丁洋海面；南头、碧头两炮台，不当船路，茅洲旧炮台偏在腹地。以上炮台形势孤单，年久失修，俱已倾圮。 汲水门为“极冲”，属广州府新安县大鹏协右营管辖。西北距省城220里，距新安县城40余里，东南距九龙寨20里，距香港25里。海面宽约3里，深有8丈左右。大潮高6尺，海中有沙礁。“两山夹束，天然关锁，水势甚急，船难久停，为香港入省要隘。若有大队兵轮屯扎，可以屏蔽虎门。” [13] 大屿山为“次冲”，属广州府新安县大鹏协右营管辖。西北距省城鸟道190余里，水道210余里，北距新安县城40余里，距虎门100余里。山西面距澳门40余里，东面距香港20余里。山周围水深1至10丈不等。大潮高6尺左右。东北有青衣岛、东有南丫州、交杯洲、尼姑洲，东南有长洲、外零丁诸岛。南有石鼓洲、丫洲、蜘洲，西南有榕树头、牛头山诸岛。岛上有东涌口城。山高300丈，周回100余里，东北为汲水门，“地广土沃，形势雄胜。”大型轮船可以到达，有渔船数十号。石笋旧炮台，早已倾圮[14]。 澳门为“极冲”，属广州府香山县前山都司营管辖，北距省城水道240里。距香山县城水道80余里，西北距前山寨城陆路8里，西距磨刀门水道50余里，东距香港洋面120余里。潮汐高6尺余。海中有沙礁，口内有青洲，口外有槟榔石、马留洲以及大小横琴岛等。澳门外接重洋，内连省会，由越南及廉州、琼州海道而来者必经此处，“为粤省西路咽喉”。十字门内水深10余尺，大潮高约6尺，“门介大小横琴二岛中，毗连澳门形势，最为扼要。”大小轮船均可自由出入。港内经常停泊商船十余只，渡船二十余只，大小渔船数百号[15]。这里发生的海防成案有：宋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与元兵战于香山岛；明正德中，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占据澳门，旋经中国官兵驱逐；嘉靖初，葡萄牙人再入香山澳，以岁币五百两赁居其地，其后荷兰人屡以兵船窥伺。葡萄牙人藉守卫为名，增兵增饷，杜擅其利；清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兵船进泊鸡颈头洋面，以兵三百名登岸，占据澳门东西炮台，数月始去；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人在香港建立码头，西洋商船多移香港停泊，澳门商务逐渐减少[16]。 从上面的论述情况可以看出，张之洞不仅认真分析了虎门要塞的地利特点，而且非常关注香港、澳门这两个殖民地的形成和潜在的威胁，还提出了控制的方案，可谓深谋远虑，富有战略眼光。张之洞的上述分析尽管针对的只是局部地区，已经涉及到海防地理学的地理位置特点、要塞控制利用、城镇乡村分布、交通运输条件和自然环境等五个重要方面。张氏不是战略家，却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 四 关于东路“潮防”的战略分析 张之洞将广东东路海防命名为“潮防”，其重要海口和海岛有：汕头、南澳岛、神泉、甲子和碣石等。 汕头为潮州府之“极冲”，行政上北属澄海县，南属潮阳县，军事上属澄海左营管辖。西距省城海道900余里，北距潮州府城90余里，距澄海县城鸟道30余里，西北距蓬洲所城水道25里，东北距南澳长山炮台49余里，东南距放鸡山炮台13里。山角入口处为临皋（氵表合成字），水深二丈，放鸡、竹筋二山间港口为小金门，水深1丈6尺，红罗沙处水深1丈2尺，汕头港水深2－4丈，大潮高6尺余，大小轮船均可停泊。汕头港口东海中有放鸡山、竹筋山和红箩沙，港内受韩江之水，顺江可达潮州府城；西北通琴江，直达揭阳县之双溪嘴。“外接重洋，内蔽潮郡，为闽粤两省界中一大市埠，商贾辐辏，口门两山对峙，险隘天成。其外尤多礁沙，船路极窄。若于放鸡山等处酌增炮台，足以自固。”[17]本港有商船十五六艘，经常来往于闽粤之间，还有大小渔船500余艘。汕头口门内，北岸有崎碌炮台，修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左有辅台一座；南岸苏安山炮台，新建于光绪十年（1884）；汕头东北韩江口，有北港、南港炮台，均修建于光绪九年（1883）。东有放鸡山旧炮台在海心偏北，广澳山旧炮台在海面南岸，两山夹束，正对临皋（氵表合成字）轮船来路，地极冲要。旧台均圮。“今拟于放鸡山之马屿、广澳山之澳头海心之马仔等处，增筑炮台数座。”[18]旧有青屿、石井、门辟炮台，皆在琴江两岸，防守琴江至揭阳内海水道，地势未能扼要。“今于青屿东之钱冈南北两岸增筑炮台二座，又改建一台于双溪嘴。”[19]在汕头曾经发生的重大海防战例及交涉案例主要有：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犯潮州之鮀浦，攻篷州千户所；万历中，倭寇再犯鮀浦；清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规定汕头为通商口岸，于同治元年（1862），开埠。光绪十年（1884），筹办海防，派驻汕头三营兵丁，复添募炮勇500余名，分守新建各炮台，停战后，陆续裁撤。现存一营，加上挑留炮勇80名，分守汕头南岸崎碌炮台和北岸苏岸炮台。 不仅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自然现象，就是同一种要素在不同时代的利用价值也是有差异的。例如，南澳在帆船时代多次遭遇倭寇侵犯和海盗占据，许多军事家认为，此处海防地位重要，必须派驻重兵控制。张之洞的认识则与此明显不同，在他看来，南澳岛仅为“次冲”而已。他说，南澳岛行政上广东派驻有南澳同知，军事上属于南澳镇总兵右营管辖。南澳界于广东、福建交界处，区分为四澳：青澳、云澳隶属于福建，口门多礁石；隆澳、深澳隶属于广东，水深一丈有余，西南礁石横亘数里。就其形势来说，“南澳孤悬海中，山岛穷瘠，为闽粤两省分界，海多礁石，行轮视为畏途，其西南一带沙屿错列，屏蔽汕头，亦潮防东面门户。”[20]大型轮船吃水较深，虽然可以到达，并非安全的停泊地。此处经常停泊小商船十余号，渔船数十艘。此处新旧炮台有三座：灰窑头新炮台建在城东北，腊屿炮台建在城东海岸（1874年建），西炮台建在城西海岸（1883年重建）。长山尾旧炮台建在城西隆澳山麓，仅用于防御海盗袭击，现已废弃。 神泉口为海防“次冲”，属于潮州惠来营管辖，西北距省城850余里，北距惠来县城10里，西南距甲子港海道60里，东北距海门港100余里。港口内潮高6尺，退潮时水深仅一尺左右，口外遍布礁石沙线，口门浅狭，群礁林立，中小轮船均不能进口，“防务可缓。”商船数号，来往于香港之间。大小渔船二百余艘，附近居民多以捞海为生。神泉港旧有六座炮台：即神泉旧炮台、东澳脚炮台、溪东炮台、赤澳炮台、石牌炮台、乌涂炮台，多为防海盗而设，卑小无用，废弃。[21] 甲子口为海防“次冲”，属惠州府陆丰县碣石镇左营管辖。北距省城800余里，西北距陆丰县城鸟道70余里，东北距神泉港60余里，西距大德港90里。港口水深6尺左右，潮汐高者6尺余，港口内外礁石浮沉，凡六十处，故名甲子口。口门深且狭，中多暗礁，大小轮船均不能顺利进口，“易于设守”。居民多以海为生，大小渔船三百余号。商船无多，只有数号来往于香港之间。旧有西甘澳、苏公澳、东宫渡、山尾、鹿栏、湖东港等炮台，仅为防海盗而设，卑小无用，多已废弃。[22] 碣石为海防“次冲”，属惠州府陆丰县碣石镇总兵中营管辖。北距省城700余里，距陆丰县城10余里，西距捷胜所城20余里，东距甲子所城50余里。海湾之内潮退，水深仅2尺余，湾外30余里水深一丈八尺左右。“湾外沙渍甚宽，船路浅狭，非遇潮涨，中小轮亦难驶入，故非防守要地。其西遮浪（氵表合成字）、汕尾口等处，群山环拱，海湾均可避风，形势较为吃重。”[23]大小轮船均不能到；有商船数号来往于香港，小渔船三百余号从事捕捞。浅澳、鸟瞰、大德港三旧炮台在碣石一带海湾，海丰县石狮头、遮浪（氵表合成字）两旧炮台在白沙湾海角，可防敌船寄椗；汕尾旧炮台在(土敢合成字)下城东南，长沙港旧炮台在长沙港口。牛脚川、南山、麻风寮、小沙湾、谢道山等五个旧炮台无用，久已圮废。归善县盘沿港旧炮台在平海城东北，大星山旧炮台在平海城南，车增头旧炮台在大星山西北，此三台均可防敌船寄椗。吉头港旧炮台在稔山之东，塾头汛旧炮台在西，两座炮台仅为防海盗而设，均已圮废。碣石附近两次遭遇重大战事：明万历时期，倭寇曾攻陷碣石、柘林；清嘉庆十三年（1808），海盗船只一百余艘曾经窜至平海黄茅洋面[24]。 张之洞的上述分析，也涉及海防地理学的地理位置特点、要塞控制利用、城镇乡村分布、交通运输条件和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 五 关于西路“廉防”的战略分析 张之洞将广东西路海防命名为“廉防”，其重要海口海岛有：北海市、龙门、白龙尾、东兴、海安、东山墟、硇洲、水东、海陵。 北海为海防之“极冲”，属廉州府合浦县新设北海镇总兵左营管辖。东北距省城1400余里，东北距廉州城水道45里，鸟道40里，东距榕根港口陆路90里，水路140里，西北距大观港40里。南距涠洲90里。北海市前水深1丈左右，向外3里。地名外沙，水深9尺左右，再向外7里，水深2丈有余。大潮高约6尺左右。西面有浅沙一道，自北而南，退潮后见底。大型轮船可以到达北海，小型商船可以到达廉州。本港大小商船数十号，渔船数十号。北海地处偏僻，仅水道可通广西郁林，由黔江上达云贵。根据1876年所订《烟台条约》，北海开埠，商贾走集，日渐繁盛。“其地为廉郡门户，与越南海防相距仅一日水程，彼近我远，有事难于援应。其外，冠头岭一带，正当轮船来路，尚扼要冲。惟山下沿海三十余里平坦无阻，必有坚台巨炮，再于山麓/沙滩辅以车炮大队，驰援截击，始能得力，不能仅恃炮台也。”[25]北海西地角角炮台三所：一在白帝岭山顶，一在蛇头岭山腰，一在龟仔岭山腰，均为光绪十一年（1885）新建。工尚坚实，惟地低台小，不足以安设大炮。“现拟于地角外之冠头岭、天马岭、石龟尾诸山筑台五座，置极大洋炮五尊，并于海边演练马驾车炮大队，以为护台之用。”[26] 龙门为海防“次冲”，属钦州直隶州龙门协左营管辖，东北距省城海道1500余里，距钦州城水道70里，西距防城港陆路50里，水道100余里。龙门岛洋面宽5里，东南13里，至牙山宽13里，又向东35里至乌雷炮台，为龙门口外之东南岸宽40里。由龙门岛北入为猫尾海，宽10-20里不等。口门水道最深处为15尺，渐入渐深，近龙门岛处深达6-7丈。大潮高约6尺。港中有打浪、羊栏、汕顶诸浅沙线，口门东有渡梅洲，口内有牙山。港口内通钦江，江口礁石林立，大型轮船难于深入。龙门港东乌雷旧炮台、港东南牙山旧炮台，皆在海口孤岛上，不当要冲，均已圮废[27]。 白龙尾为海防“极冲”，属钦州防城县白龙营管辖。东北距钦州水道230余里，东北距防城县城30余里，西距东兴50余里。港口水深1丈8尺。大潮高约6尺。港西北一带有沙无礁，东北有沙有礁。“白龙山麓斗入海中，形势辽阔，当中越分界之地，极关紧要。”[28]本港大轮船可以停泊，没有商船、渔船停泊。旧有海口、石龟炮台，不当要冲，俱已倾圮。拟于白龙尾山上创建新式炮台五座，安置洋炮五尊，以资防守。 东兴为海防“次冲”，属钦州防城县钦州营管辖，与越南海宁府分界。东北距钦州鸟道150余里，水道280余里，距防城县城60余里，内连十万大山，接广西上思州界，其南与芒街隔一小河。“东兴与越境分界之河甚为浅狭，芒街山势高峻，下瞰东兴，殊为受敌，其地民教杂处，诘奸戢匪，实为临边极要之区。”[29]光绪十年（1884），筹办海防，钦州东兴、那梭等处驻扎参将莫善喜五营，排榜口驻扎琼军毅字两营。停战后，陆续裁撤。现有冯子材部萃军五底营，分驻东兴、那梭、白龙尾、江平、黄竹等处[30]。 海安所为海防“次冲”，行政上属于雷州府徐闻县管辖，军事上属于琼州镇海安营管辖。东北距省城广州1000余里，西北距徐闻县城20余里，东南距海口港50余里，东北距硇州海道180余里。港口较浅，大潮高6尺有余，潮落时见底。附近海中隐伏沙线，中等轮船可以抵达，大型轮船不能行驶，港内有中小商船数十号。“海安为雷郡门户，口门两山对峙，关钥谨严，颇得地势，可资防守。”[31]海安所东南海口有博涨旧炮台，迤东有白沙港、三墩港两旧炮台，形制过于卑小。拟于博涨、白沙两处添建新式炮台，其他旧炮台已经圮废，似不必再修。 硇洲为海防“次冲”，属高州府吴川县阳江硇州营管辖。东北距省城广州水道900余里，北距吴川县城水道70余里。洲高280余尺，长20余里，宽10余里，水深3至4丈不等。大潮高7至8尺。硇洲四面均有礁石隐没，东北有沙亘一道，尤为险要。西南6里有沙长而窄，潮退时极浅。西南40里有沙滩，宽至10里，东北风盛发，船易搁浅。又西南有沙亘一道，隐伏海中。“硇州孤悬海中，为省城往来廉、琼要道，礁岛环立，可称奇险。其西南五十余里，曰行口，轮船于此候潮而过，必须测准山向，方可行驶。”[32]本港经常停泊本地商船数号，渔船近百艘。硇州东面有北港、南港旧炮台两座，西南面有那娘港，西面有淡水港炮台，西北面有津前炮台，均为光绪七年（1881）重修，“形制卑小，仅防海盗。” [33] 东山墟为海防“又次冲”，属雷州府遂溪县阳江硇州营管辖。东北距省城广州900里，西北距遂溪县城80余里，东北距利剑门50余里，距赤勘港口50余里，北距库竹港20余里，墟在东山洲上，洲东西长60余里，南北20余里。洲北洋面水深不等，深者2丈有余，近墟之处仅2尺左右。大潮高5至6尺不等。北有东头山岛，东、北、南三面皆有暗沙。“各港水浅，地非要冲。前有硇洲为之屏蔽，防务较缓。”[34]本港内中小轮船可到，经常停泊本地商船数艘，渔船百余艘。旧有海头、库竹汛、通明汛三炮台，形制卑小，仅为防海盗而设，不必重修。 水东为海防“次冲”，行政上属高州府电白县管辖，军事上属于北海镇右营管辖。东北距省城广州水道700余里，西南距电白县城陆路100余里，东距博贺港3余里，西南距门限港110余里，距利剑门130余里，西南距硇洲150余里。港口宽仅4丈左右，水深仅8至9尺，大潮高约6尺有余。港口之内暗礁甚多，东南有大放鸡山、小放鸡山两岛。“水东为高郡总口，商民辐辏，海陆要冲。惟口门沙浅礁多，船路极狭，非得土人带水，断难深入，尚易设守。”[35]本港大型轮船不能到达，经常有本地商船十余号，渔船二十余号停泊。电白县河口、山后两旧炮台在爵山海湾，年久失修，俱废。莲头旧炮台在玉带沙海湾，兴平山炮台于1868年重修，并建有碉楼一座，与博贺旧炮台形成犄角，均为防守博贺港口。兴宁炮台重修于1884年，为防守兴宁港口。以上炮台形制卑小，仅防海盗而已。电白在历史上曾经设立市舶司，为外洋互市之地。 海陵岛为海防“次冲”，行政上属阳江直隶厅管辖，军事上属于阳江营管分防。东北距省城水道600余里，东北距阳江厅城60余里，距北津港50余里。海陵山东西长30余里，南北宽10余里。海湾之内水极深，大潮高约6尺左右。东有岛礁数处，西面礁石、暗沙尤多。本港大轮船可以停泊，经常有本地商船数艘来往。“海陵山在阳江厅南大海中青峙洋面，土名闸坡。群山环拱，内为大湾，轮船可在此避风。自此西行至琼州有南北二道，北经硇州，水浅多礁，大轮难行；南经木兰头，海道较深，有铜锣、罗斗诸沙隐亘海面，必须天气澄澈，准望了然，方可行驶。若已逾午，即须在海陵收口，以待清晨过此。”[36]海陵旧炮台在戙船澳岛上，旧设在山顶，后来移到岸边，不得地势。石觉旧炮台在阳江厅内地，北津旧炮台在阳江口，北额旧炮台在沙琶港口，“刑制卑小，仅防海盗。” 张之洞不是战略家，但是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上述思考已经涉及地理位置特点、要塞控制利用、海港条件、自然环境和军事设施等，模糊触摸到海防战略学的诸多要素，难能可贵。 六 关于南路“琼防”的分析 张之洞将海南岛的海防称作“琼防”，其防卫重点有：海口所、铺前所、青蓝港、陵水口、桐栖港、榆林港、大蛋港、洋浦港等。 琼州是张之洞关注的重点。他首先指出，海口所为海防之“极冲”。行政上为琼山县海口同知驻地，军事上属于琼州镇海口营防地。东北距省城广州1000余里，南距琼州府12里，东距铺前港陆路40里，水路60里，西距石矍港陆路65里，水路75里，西南距盐灶港4里，东北距牛始港2里，东北距白沙门港4里，距网门港5里许。距离港口10里外水深4丈有余，6里外水深1丈。近港之处水浅，潮退后淤泥浅露数里。大小轮船均不得入，只有本地商船数号来往。大潮来时，高约6尺有余，“潮来方向，视乎风势。”海口外有暗沙礁石，内通建江。“琼郡孤悬海外，当南洋各岛之冲，有事应援不接，防守为难。幸海口浅滩甚阔，大船均止于十里之外，必须有极大之炮台，并以车炮沿岸扼击，始能自守。”[37]海口旧炮台，1884年改建；海口西盐灶港、镇港炮台与海口东西犄角，1884年新建，距轮船停泊之地有10里之遥，卑薄无用。“现拟于海口城西五里之秀英山筑台七座，海口城西十里之西场筑台三座，各置极大洋炮一尊；海口城后之大英山筑台五座，置洋炮五尊；并于海岸西起西场，东至牛始港炮台二十余里修筑长堤，屯驻车炮，为有事时防敌人舢板登岸之用。”[38]澄迈县东水港、石矍港两旧炮台，临高县马袅港、石牌港两旧炮台，均为防海盗而设，卑小无用，久已废弃。历史上海口发生的主要战事有，宋祥兴元年（1277），元将阿里海牙来攻，宋将赵与珞率兵抵御于白沙口。清光绪元年（1875），海口市开埠。中法战争爆发后，琼州成为海防前线，共驻勇丁14营，除内防黎匪外，海口所城及海口盐灶两炮台分扎参将陈荣辉辉字一营，东安勇一营；西场秀英等处分驻提督郑绍忠安勇一营，署雷琼道王之春毅字湘勇三营，迤南驻全字一营，迤东驻毅字左右两营。停战后，陆续裁撤。现存雷琼道朱采琼军十底营办理善后。1887年，裁撤琼军三大营，改设练军，抽练镇标左右两营，海口营参将一营，崖州协一营，成军[39]。 铺前所为海防之“次冲”，港东属琼州府文昌县，港西属琼山县海口营管辖。东北距省城海道900余里，东南距文昌县城65里，西距琼州府城40余里，北距铺前15里，距木兰头25里。港内水深2至3尺，港外10里水深2丈有余。本港潮涨时刻无定，“大率每月两涨两落，高仅三尺左右。”[40]港口有大沙滩两处，近口外者阔五里，在内者约二里。“口门颇深，惟一月两潮，轮船不便出入。港东北40里有木兰头，下临铜锣、罗斗两沙，礁多水曲，轮船深畏其险。”[41]大轮船可到港外停泊，本港有本地商船数号停泊。 青蓝港为海防“次冲”，属琼州府文昌县、海口营管辖。东北距省城1000余里，北距文昌县城陆路40余里，北循海岸至铺前港230余里，西南距马家港20余里，距潭门港70里。港口水深仅4尺左右。潮涨日期时刻无定，大潮高6尺。港口有沙一道，长有数里。“海口宽阔，水道迂回，惟港内沙线纵横，潜隐难辨，非得土人带领，轮船不敢深入。”[42]港内有商船数号，渔船数十号。 桐栖港为海防“次冲”，属琼州府陵水县万州营管辖。东北距省城1200余里，北距陵水县城20余里，循海岸西北距万州猪头港75里，西距赤岭港35里，西南距崖州榆林港100余里。港内水深4尺余，口外水深2至3丈不等。港口向西，内外均有暗礁。海口宽深，惟退潮时水流甚急，轮船不便出入。大型轮船不能进港，港内无渔船，只有数号商船。有旧炮台一座，卑小无用。 榆林港为海防“极冲”，行政上属琼州府崖州管辖，军事上属崖州协管辖。东北距省城海道1300余里，西北距崖州城80余里，西距大蛋港90余里，东距桐栖港50余里。口门宽敞，有200余丈，中弘深水处有50余丈，深3丈左右不等。“潮涨日期时刻不定，大潮高约五尺。”[43]港在崖州、陵水交界处。“琼南水土毒恶，此地独佳，往来轮船多于此取水。海岸曰榆林角，群山簇抱，口门甚窄。口内极为宽深，可泊大兵轮十余号，中小轮船二三十号。法人窥伺日久。近复遣船前往绘图、量水、插标，其心叵测。今拟于口门两旁筑台扼守，其内可为船澳，以备有事时为兵船收口停泊之用。”[44]榆林港向无营汛，现在饬琼州镇道酌派练军兵勇前往驻扎、巡逻。 大蛋港为海防“又次冲”，军事上属崖州协水师营管辖。东北距省城海道1400余里，北距崖州城数里，东距榆林港90余里。港口水仅尺许，潮退时见底。潮长日期时刻无定，大潮高约五尺。“口门水浅，潮汐无恒，其外平洋，略无遮护。遇有西南风大船不能收泊，故此口不甚冲要。”[45] 洋浦港为海防“次冲”，行政上属琼州府儋州管辖，军事上属崖州协水师洋浦营防守。东北距省城1250里，东距儋州城30里。潮长日期时刻无定，大潮高约6尺。洋浦港在新英港东北，海口宽深，大船可以停泊，港内水浅，大船不能深入。本港大轮船可到口外，有商船数号，小渔船数十号[46]。 张之洞看到了法国军队占领越南，逼近中国边疆的严峻形势，非常重视“琼防”的位置。在这里他不仅分析了琼州地理位置、地理特点、海港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考察了军事设施现状和军队部署状况，还提出了海防战争的具体设想。这种看法与既往的海防地理学者的观点有明显区别。 七 张之洞海防思想的来源与影响 在海防战略问题上，张之洞不仅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接收了西方的海防观念。这里所说的“西方观念”，具体指的是希理哈的《防海新论》。是书写成于1868年，中译本印行于70年代初期，由英国在华著名传教士傅兰雅与中国著名学者华衡芳合译而成。这可能是近代中国输入的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著作。是书的翻译与出版，无论对于1874-1875年的海防大讨论还是以后的海防建设均产生了很大影响。[47] 现在，我们初步判断，张之洞阅读《防海新论》，应在1880年10月（光绪元年九月）以前，因为在他撰写的《书目答问》中已经列出了《防海新论》。1880年8月15日（光绪六年七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张之洞在不知道总理衙门已经下达重印《防海新论》指令情况下，在其奏折中极力推荐说：“宜发《防海新论》，令各营讲习。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印，刊版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综而论之，欲御洋人，断以将陆战，扼内河，截后路三者为要义。”[48] 从这里可以看出，《防海新论》对于张之洞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否则的话，他不会极力向朝廷推荐这本书。在这件事情上，张之洞是放了一个“马后炮”，属于“后时发议”，显得他对于海防之大政方针有些隔膜和闭塞。光绪八年四月，在给张佩纶的信函中，他如此报怨道：“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防海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文章也。”[49]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张之洞对于《防海新论》的研讨和推介热情。 现在，我们知道，在1875年到1885年间在沿海省区出现了《防海新论》的两个节译本：一本是李宗羲的《防海节要》，另一本是施在钰的《重刊防海节要》。李宗羲的《防海节要》，是本人阅读《防海新论》的摘录，只有一卷，约有5000余言，“凡僚属有事于海防者，人置一编。”施在钰的《重刊防海节要》是接受了张之洞的委托，在李宗羲的《防海节要》基础上，进一步增编而成的。 1884年11月，施在钰在其序言中作了说明：“布人希理哈著《防海新论》一书，由南北花旗军报录出，皆有指正，因其详志时地，卷帙繁黟，经李雨亭制府掇其大要，汇辑成编，未列图说，恐阅者仍难得其款要，余因即原书中有可节取者，借鉴者，触类引申者，衍其语气，就其先后，依次补录，毋稍饰以文辞，转致失其本旨……南皮张香帅总制两粤，集思广益，讲求防务，呈阅是书，嘱补遗漏。”[50] 张之洞对于《防海新论》的多次热情推介，说明他比较多地接受了《防海新论》的海防观念。现在，我们把希理哈的《防海新论》与张之洞的《广东海图说》放在一起阅读，二者之间的继承性脉络可见。 张之洞的《广东海图说》刊刻之后，在学术界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按照他所提出的“极冲”、“要冲”和“次冲”等标准，对于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战略要地进行了研究。例如，朱正元及其《浙江沿海图说》等。朱正元的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是候选州同，曾经攻读几何学，撰写有《周髀经与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说》。当他阅读过张之洞的《广东海图说》之后，深受启发，完全模仿张之洞的编写体例，先后撰成《浙江沿海图说》、《江苏沿海图说》和《福建海图说》各一卷。 例如，《浙江沿海图说》刊刻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如同《广东海图说》一样，作者也按照“极冲、次冲、又次冲”三个等级，区别海口重要地位和防守难易程度；然后说明行政上、军事上管辖机构，距离临近城镇里程，海港宽狭深浅情况，潮汐涨落规律，沙线岛屿位置，再说明海口形势险要，海港停泊各种船只情况，最后说明炮台设施，军队部署情况。唯一不同的是，将原书“海防成案”栏目，改名为“杂识”，作为备录，置于最后部分。[51] 结语 古往今来，战场上的胜利天平并不总是倾向于优势。优势的军队未必能够在战争中获取绝对胜利，劣势军队在战争中也不一定全然是失败。但是，优势军队获取胜利的概率总是要高得多，劣势军队获取胜利的几率要低得多。故而，所有的军事家都在千方百计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没有一位军事家甘心长期居于劣势地位。战略家的重要任务在于不断寻求优势，发展优势，利用优势。只有平时对本国的海岸、海道、海岛和海港等情况真正做到了如指掌，战时才能充分利用自然赋予的地利条件。海防地理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寻求地理方面的各种优势，扬长避短，为海防战争和军队部署提供科学的依据。 张之洞不仅分析了广东海防地理位置、地理特点、海港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考察了军事设施现状和军队部署状况，还提出了海防战争的具体设想。张之洞不是海防战略家，而具有海防战略思想。这种海防战略思想启发于前人，又影响于后人。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就是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交流和传递，不断聚集着能量，然后再释放出万丈光芒。 注释： [1]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2 pp. 249-250. [2] 张之洞：《越南日蹶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折》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张文襄公全集》卷4，第8页。 [3] 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9－10页。 [4] 高攀龙“《春秋辩义》卷25，载《文津阁四库全书》第5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页。 [5] 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9－18页。 [6] 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9－18页。 [7]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总叙》，《广东海图说》，光绪十五年（1889）广州广雅书局刻本，第2-3页。 [8]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总叙》，《广东海图说》，第2-3页。 [9]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总叙》，《广东海图说》，第3页。 [10]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2页。 [11]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页。 [12]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28页。 [13]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0页。 [14]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2-33页。 [15]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1－32页。 [16]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3-34页。 [17]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0页。 [18]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7页。 [19]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8页。按语：另外，沙汕头旧炮台近于市区，溪东港、小坑两旧炮台在放鸡山口内，弓鞋石旧炮台在汕头南对岸角石山下，河渡门旧炮台在汕头南磊石门别支港口，海门、钱澳两旧炮台均在汕头南海湾山，头仔、新港两旧炮台在汕头东北横陇溪分支港口，大莱芜旧炮台在韩江东孤屿上，以上旧炮台大多无用，年久失修，多已圮废。 [20]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39页。 [21]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1页。 [22]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2页。 [23]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3页。 [24]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3页。 [25]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4页。 [26]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5页。 [27]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6页。 [28]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8页。 [29]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9页。 [30]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48页。 [31]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0页。 [32]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3页。 [33]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3页。 [34]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4页。 [35]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5页。 [36]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7页。 [37]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59页。 [38]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0页。 [39]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0页。 [40]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1页。 [41]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2页。 [42]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3页。 [43]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4页。 [44]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5页。 [45]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5页。 [46]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第66页。 [47] 王宏斌：《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史学月刊》2002年8期。 [48] 《谨陈海防事宜折》光绪六年七月初十日，《张之洞全集》卷2，奏议2，第51页。 [49] 张之洞：《致张幼樵》光绪八年四月，《张文襄公全集》卷214，书札1，北平，民国十七年刻本，民国二十六年重印本，第34页。 [50] 施在钰重编：《防海节要》序，光绪十年广州龙藏街业文堂刻本。 [51]朱正元：《浙江沿海图说》，光绪己亥（1899）上海聚珍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