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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农：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1月11日 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之际，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标志的第一轮反击。广州起义是这三大起义中最后一个爆发的，也是这些武装起义的最高峰，在中国革命由危机实现向土地革命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广州起义爆发于1927年12月11日，持续三天，活动区域是广州城区和近郊，这是对广州起义时限和活动区域狭义的界定。广州起义的筹备可以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广州起义发动时间的上限应该向前追溯。如果追溯到“四一五”事变前后广东革命军民的反抗运动，似乎有些牵强，但肯定可以追溯到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委会改组后，确定组织南昌起义和湘粤鄂赣秋收起义之时。与此相关，鉴于筹备广州起义第一阶段广东各地的革命斗争主要以迎接和配合南昌起义军为目的，对广州起义只起到预热和铺垫作用，我们倾向把第二阶段（1927年10月底）以海陆丰为代表的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及其活动范围，作为广州起义波及的区域。因为这一阶段的农民斗争是为广州起义而发动的，并且给予广州城内的暴动以直接的配合。当时的中央文件对此就讲得十分明确，所谓“海陆丰的暴动不过是广东总暴动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倾向于把7月中旬作为广州起义开始酝酿的起点，把10月底直至12月11日广州起义正式爆发期间广东省各地暴动烽火所及作为广州起义的活动区域。这是我们对广州起义开始的时间和活动区域的广义界定。广义的界定是根据客观历史事实内在联系的角度设定的，不仅可以拓展研究广州起义的时间长度和区域范围，更重要的有助于深化对广州起义的总体性认识。 第一，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是中共在革命的危急和转变关头，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步骤。“四一二”事变以来，发生在各地的一系列的反革命政变，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陷于失败，使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赢得解放和自由的希望再度被抛入黑暗的深渊。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崛起，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切合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动员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抓住了中国革命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而是唯一正确的总方针。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不仅是贯彻这一总方针的标志性举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在华中和华南的辽阔大地上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派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广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工农兵苏维埃的旗帜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这三大起义，就没有后来井冈山、中央苏区、海陆丰、琼崖、左右江、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第二，三大起义是一个整体，广州起义居于核心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首先在南昌领导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以回师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据有出海口，以获取苏联的援助，然后再度北伐，从而重振革命为进军线路图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中共中央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是与南昌起义夺取广州的计划连为一体的，这在8月22日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信中写得也很明确：“中央已加紧督促两湖暴动的实现。湘鄂暴动的实现，一方面即是对广东的声援”；广州起义有过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攻占广州和发动广东全省暴动占领广州两个阶段的变化，但是通过暴动夺取广州，建立共产党绝对领导并号召全国的工农民主政权，则是前后一致的。因此，三大起义不仅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而且就其终极目标看，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可以说是广州起义的铺垫，广州起义则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最高峰。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实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总方针的通盘方案。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第三，广州起义汲取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新的实践与新的创造。这主要是：其一，第一次公开以共产党的旗帜相号召。南昌起义是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起义的发动；秋收起义虽然在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就一再要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但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并极其严厉地指出：“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因此，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起义发动之初，按照中央的指示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在是否打出共产党旗帜问题上只好遵守中央的指令。而广州起义在重新启动后就一直是公开以共产党的旗帜进行号召发动的。与此相关，关于起义军的旗号，南昌起义是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秋收起义使用“工农革命军”，广州起义则干脆使用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其二，广州起义第一次将土地革命付诸实践。南昌起义的政纲规定没收20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其结果为未能起到动员广大农民参加的实际作用；秋收起义前，虽然毛泽东制定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可惜因辗转征战，这一政策一直到在井冈山扎下根之后才逐步付诸实践。而广州起义在酝酿的过程中，土地革命已经付诸实践。11月初海陆丰农民再度暴动后，立即开展了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斗争。而且“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这就赢得了海陆丰地区农民群众对广州起义的积极支持，并鼓舞和激励了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这也是广州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江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三，广州起义第一次建立城乡的工农兵苏维埃。通过建立各级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是中共领导工农大众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南昌起义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以号令天下。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曾提出过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设想，但他的建议因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和阻止，未能在秋收起义过程中推行。秋收起义拟建立的政权是以“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形式，比如在打下醴陵县后建立的就是“革命委员会醴陵分会”。直到井冈山时期第二次打下茶陵后，才于11月27日建立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广州起义在酝酿发动期间，就于11月13日和18日分别成立陆丰、海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最早的县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建立广州苏维埃，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城市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是中国城乡第一次创建起全新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共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深入土地革命的伟大斗争之初所取得的最重要政治成果。它们把中共的领导、工农群众当家做主（国体）和工农兵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政体）融为一体，不仅为中共和各苏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和经验，而且奠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与政体的雏形。 第四，广州起义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共的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和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纠正。勿需讳言，广州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联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并遭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但是必须看到，“城市中心论”作为苏联成功的革命经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没有人剥削人制度的新型人民政权，当然值得效法和弘扬；中共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发动广州起义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其行动本身英勇可嘉；在武装斗争之初只有苏联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广州起义采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方式，无可厚非。这和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后，“城市中心论”因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造成的危害已经日渐显露，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已具雏形，并已取得开辟中央苏区等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左倾教条错误的推行者们，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是有原则区分的。不仅如此，在客观上讲，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余部辗转至海陆丰等地（其中有一小部分汇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经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还有少数人进入左右江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发展和开辟了海陆丰、琼崖等革命根据地，扩大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与实践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区域和内容。与此相关，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共中央直接组织的三大起义中，广州起义是唯一由共产国际直接参与决策，并寄予厚望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曼参与筹划广州起义的始终，并在起义时机的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人员参与起义的具体指挥和战斗（一部分在广州的朝鲜和越南的革命者也参加），最终拍板决定发动广州起义的就是斯大林本人。因此，他们对广州起义前后的经过和情形十分了解。中国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英勇斗争及其被残酷镇压的现实，以及各地相继而起一系列暴动接踵失败的惨痛教训，为正确判断中国革命形势，提供了最直观最具说服力的典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和共产国际在华的代表，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有了比较冷静的认识，有助于纠正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时推行的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于1928年2月4日明确指示中共中央“绝对禁止进行没有准备好的过早的发动”，强调“没有广泛的准备、组织和工农之间的联系，暴动注定要失败。”指示传到中共后，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于同年4月被纠正。 第五，中共在系统总结广州起义意义与失败教训的过程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其中有些观点对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问题、选择适应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广州起义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围绕起义失败的原因和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反思与总结，一直持续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才告一段落。这场讨论涉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主力军和参加者及其对象，中共的组织建设、工人运动新特点，武装暴动的发动区域与方式，革命军队的构成和建设，没收地主土地的范围和分配办法，城乡工农兵苏维埃的组成等等。用后来经过检验被认定为正确的历史结论审视这场讨论中所阐述的各种观点，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还有正确与错误参半的，其中不乏能够丰富或深化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认识的思想火花，加深了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正是基于上述的思辨过程，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既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弥漫的右倾投降错误，又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盛行的左倾盲动错误，正确地断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基本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并制定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十大革命纲领”。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苏维埃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广州起义失败后围绕广州起义意义与教训的大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转折时期，中共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近半年来，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革命实践的全面总结和反思，是对新的革命形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革命道路的深入思考。这是广州起义留给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和历史贡献。 对于广州起义后一直纠结争辩不清的中国革命究竟是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时期的问题，也是在经过对广州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入反思之后，最终由斯大林做出权威的判断：“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他说“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由南昌起义为开端的中共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第一波高潮，到广州起义失败为标志宣告结束。正如毛泽东在1932年12月2日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36号命令中所指出：“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新阶段”，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以深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