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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革命 作者：张宏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影响。 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便主编《时务报》，成为大众舆论界的骄子；戊戌之后，更相继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梁启超一生的贡献，主要不在文学成就，而在宣传业绩。他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和鼓吹者，在本世纪最初几年里，梁启超明确提出系统的创作主张，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戏曲改良”。他不仅用自己的实际创作加以响应，而且影响了一大批追随附和者，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积极的影响。 一、小说界革命 近代首先注意到小说重要性的，乃是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提倡“语言与文字合”，认为小说最宜担当这一任务：“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变更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而后，康有为也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康有为在1897年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也提过“幼学小说”。他说：“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理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稗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同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实为中国近代第一篇小说专论。 梁启超对小说的关注开始得很早。早在1897年，梁启超受到黄遵宪、傅兰雅、康有为的启发，撰写维新派改良大纲、世界化蓝图的《变法通议》时，便在“论幼学”一章中把“说部书”列为学校教育的七种科目之一，并讨论其教育功能： “古人文学与语言合，今人文学与语言离，……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慈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未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2] 梁启超注意到小说“变易风俗”的功效，主张利用来对付当时中国社会上鸦片、科举、缠足等积弊，又明确指出小说的对象应包括“妇孺农氓”。第二，梁启超强调要把小说作为教育工具。这显然也融合了康有为的看法。第三，由于小说的教育对像锁定了是童蒙和知识低下的民众，梁启超便像黄遵宪那样，不得不面对文学的语言问题，而确定了创作小说该“专用俚语”。第四，梁启超把从前的小说定性为“诲盗诲淫”，然后提出改良小说应有的内容，在鸦片、时文、缠足之外，再加上了“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等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便亡命日本，25岁的他受此打击，心情忧郁。然而面对明治维新后改革富强的日本，梁启超又升出一种新的希望，那就是以日本为师，继续走完未竟的维新之路。早在维新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推崇备至。他们建议光绪皇帝进行的变革，就是希望大清帝国走明治维新的路，为此特意向光绪进呈了黄遵宪著的《日本国志》。1897年秋冬间，大同译书局在上海创立，梁启超作为幕后策划者，特别重视翻译日本书籍。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马上开展他的文学改良计划。他乘日本大岛舰逃亡到日本，途中偶然得到日本作家柴四郎(1852-1922)的小说《佳人奇遇》遣闷。此书日文原著自1885年开始连载，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是非常有名、广受欢迎的“政治小说”。珍柴四郎写此书时任职农商相的私人秘书，后来当过国会议员、大阪《每日新闻》董事、农商副相。他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翻译英国政治小说的影响，以小说形式寄寓他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在1897年撰写《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全盘否定传统小说，这时他终于找到取而代之的模范，他一边看《佳人奇遇》一边动手翻译。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旅日华侨的帮助下，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的宗旨是：“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意；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898年底《清议报》在横滨创刊，《佳人奇遇》译本即在其上连载发表，至1902年初(第35册)止。 在开始连载发表《佳人奇遇》中译的同时，梁启超也写了序文《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改名为《译印政治小说序》，一起在《清议报》的创刊号发表，时为1898年12月23日，距离他逃出北京仅两个多月.距离他发表《变法通议》“论幼学”则已近两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八百字，却是梁氏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小说理论之一。文章是很明显要面向世界的，一开头就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清楚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的意向。梁氏说： “欧西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赏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3] 梁启超主张小说要用“俚语”(白话)。1899年，他尝试用广州方言为横滨大同学校生徒创作“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班定远平西域》。1902年初，他写了文白夹杂的《劫灰梦传奇》，又在《新民丛报》第2号起连载用白话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此书原为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作，日本人森田思轩据英文译本重译为《十五少年飘流记》，梁启超和罗普又据日文译本重译。梁启超在第四回后的译者按语说：“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侯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4]可见他刚开始用白话翻译时的艰难。不过，同年稍后他写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时，己能纯用白话了。《新中国未来记》是一本很特别的小说。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未来记》实在是显得粗糙和稚嫩；但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贡献来看，它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创新之作。梁启超对此书的写作非常看重，甚至为了发刊此书而出版《新小说》。《新小说》杂志于1902年创办，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在这之后，《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等专门性刊物才陆续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对创立小说杂志的开山之功，实不可没。 在《新小说》问世之际，梁启超刊发了著名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当即发生深刻影响，黄遵宪即写信相告：“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世界末日记》。”(《与饮冰室主人书》)近代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也热情地称颂：“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月月小说》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梁启超明确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因此被后人称作“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观点，认为它对政治、社会、人心关系至巨，作为至大，因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今天看来，这种见解自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在当时的历史进步意义却显然不可以否认。除极力推崇小说对社会的作用外，梁启超还提出许多文学研究方面的见解，如认为小说大体可分“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等，为小说的现代化发展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未来记》从1902年11月起在《新小说》连载，在第1，2，3号(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刊登一至四回。1903年2月梁氏离日赴美，小说暂停。到第7号(1903年8月)续刊第五回，以后即没有下文。梁氏在此书绪言中开宗明义便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徐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侯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为此编也。”[5] 在《新小说》出版前三个月，梁启超以“新小说报社”名义在《新民丛报》刊登预告。标题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对《新中国未来记》内容和写法作了介绍：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焉。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匈加(牙)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6] 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艺术构思上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性，进行了大胆的设想与推测，尽管这部小说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就其创作构思的大胆与恢弘气势来说，在中国的小说里无疑是空前和惊世骇俗的，甚至同当时已经出现的西方政治小说比较也毫不逊色。 《新中国未来记》以倒叙法开始(《新小说》中称为“倒影法”)，一开头就介绍六十年后“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及种种风光场面，然后回述六十年前维新志士的艰苦奋斗史。梁启超以黄克强、李去病这两个不同政见人物的论辩去寄寓他当时徘徊于维新与革命之间的仿徨，希望透过小说中人物的论辩，引起现实中读者的思考，为中国的前途寻找一个答案。也就是他在“绪言”中所说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可以说，梁启超和《新中国未来记》对近代小说发展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忘记的。 二、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近代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文学运动，因梁启超极力推崇黄遵宪对这一运动的贡献，人们往往将其与黄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梁启超才是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 早在1895-1896年之间，梁启超便和夏曾佑、谭嗣同尝试写异于传统的新型诗歌。为了用诗歌的形式去表达他们接触西方思想的感触和意识，同时为了标新立异于传统诗歌，他们喜欢引用数量繁多的译书中的“新学语”来嵌入诗作。这些新学语由于尚未为国人所熟悉，也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同的汉语意义与阐释，因此这些新型诗歌出来，往往读者不知所云，只有志同道合的同人才有可能了解，有时甚至只有作者才知道诗意。 由于时代的变迁，今天后人已很难领会这些诗歌的意义，更无法评估其内容与艺术的高下与好坏。现在看来，梁启超等人当时作“新诗”，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宣扬“新学”。这样的诗，外人很难读懂，自然很难作下去。1896年春，夏、谭、梁三人分手之后，便很少再写这类诗作。所谓“新诗”，便就此销声匿迹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于1898年年底开始主办改良派机关刊物《清议报》。在《清议报》上，梁启超开辟了改良派第一块公开的诗歌创作阵地“诗文辞随录”，用以发表改良派及其同情者的创作。“新诗”只是梁启超与少数挚友间的相互唱和，“诗文辞随录”则要面对范围广大得多的读者。形势发生了变化，改良派的诗歌创作需要有新的突破，而“诗文辞随录”专栏的创办，又给改良派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公开的阵地，将许多作者集结起来。于是1899年年底，梁启超逐步在黄遵宪诗歌创作与理论的影响之下建立了可概括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歌理论。在去夏威夷的途中，他认真总结了“新诗”创作的教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朗(即麦哲伦)然后可。……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夏威夷游记》) 梁启超同时对“诗界革命”进行了审慎的思考与规划。他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显然，虽然强调旧风格，梁氏的诗歌理论仍是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像他推行“小说界革命”先要透过翻译向外国取经那样。他视向西方文学学习为改良中国诗歌的途径，并明白指出有那些诗人是值得学习的。他译《渣阿亚》是用自由诗体，译《端志安》则用散曲之体，都是形式较自由的诗体。梁氏是最早把拜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曾经借黄克强之口颂扬拜伦说：“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又在《新小说》的第2号刊出拜伦的肖像，称之为“大文豪”，并介绍说：英国第一诗家也，其所长专在清，所作曲极多。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犹为摆伦派云。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摆伦又不特文学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在梁启超的介绍与推崇之下，拜伦成了其后中国许多文学青年的偶像，而梁氏所译的《渣阿亚》和《端志安》也是中国最早的拜伦译诗。 在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以后，梁启超以他相继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为阵地，不断地推进诗界革命运动，直至走向高潮。诗界革命走向高潮的标志，是对通俗体“杂歌谣”及白话歌词(有人称为“歌体诗”)的提倡。这固然与黄遵宪的倡议与创作实践相关，但也与梁启超的附和响应与积极鼓吹相关。 梁启超通过对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比较得出一个发现，认为中国诗歌缺少了类似于西方史诗那样的作品。因此他特别推许黄遵宪诗，在《饮冰室诗话》一再介绍甚至大量载录黄遵宪的长篇作品如《锡兰岛卧佛》等，并称其为“诗史”，表达了他借鉴西方文学，希望把“史诗”带到中国的意愿。他自己所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便是这方面的创作尝试。此诗长约千四百言，以歌行体出之，包容了整部人类历史，重点是写中国当时的危殆处境，诗以“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开始，作者在诗歌中毫不掩饰地宣扬以救国为己任，其理想是“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扬”。此诗丛形式上是长篇巨构，在内容和气势上也大气磅礴，是他在西方“史诗”观念影响下尝试创作的“史诗”式作品。 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目的和他宣称小说革命一样，是为了宣扬维新思想。但是和小说不同的是，这种通过“旧风格”的载体来承载新思想的诗歌，虽然是旧瓶装新酒，却很难为普通的读者所能理解和普遍接受。因此梁启超在诗歌改良方面用心良苦，他在《饮冰室诗话》中用了不少篇幅介绍配合音乐教育的诗歌，附以西式简谱，这些诗歌近乎于通俗的儿歌与民谣，其目的是在不放弃旧诗格律的同时，达到浅白和容易接受。 三、文界革命与新文体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与“诗界革命”的口号一起，由梁启超于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要用平易畅达的文字，输入西方思想文化。1902年，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介绍严复所译《原富》，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见解：夫文界宣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巧之名誉也。既如此，主张通俗化，乃至实现“言文合一”，自然是“文界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标。1902年于《新民丛报》发表译作《十五小豪杰》时，梁启超便于评语中提出：“可见语言文学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在《新民说·论进步》、《小说丛话》等文中，也反复论证“言文合”之利与“言文离”之害，并在《清议报》上转载裘廷梁的长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着意加以宣传。对于《蒙学报》、《演义报》这样的白话小报问世欢欣鼓舞。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创作，“务求平易畅达”，可谓“文界革命”的具体样板。 梁启超影响深远广泛的“新文体”，也是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的。“新文体”又称“新民体”，是报章文体。报章杂志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是新兴事物，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当时报章文章的功能、写作环境及读者对象，与传统文章(如当时仍具势力的桐城古文)大不相同，报章有传递讯息及新知的功能，涉及中国以外世界的种种新事物，写作往往有时间性，也有截稿和版面篇幅的种种限制，而读者更广及社会各阶层。要适应这种种的新处境，传统文体显然已非变不可了。梁启超早在1895年就投身报刊的编撰事业，编辑《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1896年任《时务报》主笔，开始大量撰写报刊文章。戊戌政变后避居日本，抵达后不足三月即创办《清议报》。1902年又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已成“舆论界之骄子”。其报刊论著，不但数量惊人，影响更是深远。“新文体”发展成熟，成为一代模仿对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1902年)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侄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低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7]在这里梁启超亲自宣布：新文体是对当时左右文坛的桐城古文的彻底解放。这种文章是浅白的、生动的，因此不避白话；是开放兼容的，因此有时也不妨押韵；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因此说话不保留，也不避忌说得过了头；是以传播新知为目的的，因此夹杂了不少外国的新学语、新名词。他这种文体是有影响力的，在社会上引起了竞相模仿。 虽然梁氏远在1895年就从事报章文体的写作，但“新文体”到了1902年左右才成熟，形成一种特殊风格。这与他学习西方文化、师法外国特别是日本经验的经历有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学以辅天盖地之势涌入中国，为知识分子群体输入了新的思想和知识。与19世纪中后期所不同的是，在这些西学知识中，大多数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是由日本首先翻译成日文，然后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在日译西学的传入过程中，梁启超有着独特的作用，并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维新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推崇备至。他们建议光绪皇帝进行的变革，就是希望大清帝国走明治维新的路，为此特意向光绪进呈了黄遵宪著的《日本国志》。1897年秋冬间，大同译书局在上海创立，梁启超作为幕后策划者，特别重视翻译日本书籍。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称：“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规定“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8]逃到日本后，梁启超下决心过语言关。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梁启超的日文水平进步很快，已经可以较顺利地阅读日文报刊和书籍。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兴奋地说：“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梁启超所谓的“畴昔未见之籍”、“未穷之理”，指的是西方著名思想家康德、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日译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关于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著述。正是这些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文化，使梁启超耳目一新。他到了日本以后，学习了日文汉读，有能力直接阅读日文报刊及作品，也可以透过日文的翻译和介绍汲取西方新知。他迫不及待要向中国读者传播新知。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传播者，因此其文章中外国名词也就特别多。自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与严复、黄遵宪、欧榘甲等人，以翻译为手段，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和宣传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梁启超仅在1902年，介绍和论述西方学术的文章就有《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者略》、《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多篇。梁启超对日译西学的介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有哲学、社会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文学等。他汲取“诗界革命”的教训，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大量借用现成的日本译词，并尽量把这些译词代表的概念解说清楚。他借用过来的译词，许多后来都以外来语的形式成为汉语中的固定词语，广为国人所接受。 “新文体”是很富有生命力的。它取代了桐城古文，成为当时主要的传意工具；它也起了过渡的作用，让五四的白话文跟二千多年的古文之间有一个平稳交接。二十世纪初年许多涉及新学的文章，便是用这种文体写的，如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即是一例，而胡适和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文学奠基论文《文学改良当议》和《文学革命论》，也正是以新文体风格写的。“五四”以后，它仍是报章和公文、书信中的传意工具。梁启超为这种文体所立的典范，也因为对新文学家的深远影响而留在新文学作品里。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