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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刘兴林教授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农业与乡村》)是一部体系完整、资料翔实、新见迭出的农业考古学专著。全书分为七章,从农具体系、牛耕起源与发展、农田形态、农田水利、农作物结构、粮食储存、乡村聚落和农民生活等方面,对先秦两汉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刘兴林教授从事农业考古与农业历史研究近30年,《农业与乡村》一书,反映了他对农业考古学科的系统反思,反映了他对先秦两汉农业历史的最新认识,是近年来中国农业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的一部力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在研究视野与方法方面,该书的研究具有以下优长之处: 鲜明的问题意识 独特的研究方法 牛耕是传统农业定型的主要标志之一,它的起源、发展及推广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但牛耕过程中牛与犁的结合方式,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在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基础上,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牛耕的关键要素——畜力的套驾问题,指出商代虽已有牛耕,但其推广却在战国至秦时期,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犁具结构或套驾方式问题,导致此前人们尚未从牛耕中看到明显的效益对比。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利用汉唐丰富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等实物资料,对牛耕图像作了系统分析,归纳出汉代牛耕套驾方式主要有二牛抬杠式颈索系衡套驾法、单牛独辕式偏系套驾法和一牛一马并耕式套驾法,系统而全面地解决了汉代牛耕套驾问题。 唐代以后牛轭与套盘、套索等新式用具得到改进和推广,但二牛抬杠的牛耕方式仍然比较常见,针对这一现象,作者指出“新技术、新方法出现并不能反映生产力大的变化,只有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和普及开来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前者是技术史的发展所着眼的,后者则是经济史研究所要关注的”。这种将技术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农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项农耕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且与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汉代铁官“大器”(铁犁)的推广,从普及新技术角度讲,具有必要性,但限于当时耕牛普及的程度,“大器”推广过程中,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大地主庄园和富裕农民之家,耕牛已经是必备的生产资料,“大器”能够发挥作用,但对那些养不起耕牛的贫困自耕农而言,官营铁器自然会出现“不给民用”的现象。故此,作者将技术史研究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发现了汉代牛耕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即“牛耕的普及存在阶层上的差异”。《农业与乡村》一书以独特的方法,抓住关键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其结论自然是可靠的。 严谨的微观研究 科学的系统认识 农具,作为人类农业劳动形式的物化表征,不仅可以反映一个生产周期内整地、种植、中耕、施肥、灌溉、收获、加工等环节的特征,而且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过程。《农业与乡村》对种类繁多的农具作了细致的微观研究,从形制差异到功能异同逐一梳理,并引入“工具套”的概念,系统地归纳了先秦两汉农具体系演变的过程,指出“西汉开始,农具已基本定型并成系统,确立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基本要素、指导思想与技术体系,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定型期”。汉代,铁犁的形制构造也已基本完备,但学界对其安装与使用方法存在不同的认识,作者认为无论是大铁犁还是中小型的犁,使用时都应是脊面向上安装在木犁底上的,主要依据有三:其一,文献无铁犁脊面朝下使用的记载;其二,技术上,铁质犁铧及其一面凸起的形制适应了安装犁壁的需要,符合犁具发展的规律;其三,三杨庄遗址发现的大铁犁及农田遗迹从考古上证实了脊面向上的安装与使用方法。这一个案研究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解释了铁犁的安装与使用方法,结论科学、严谨、可信。 随着植物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植物遗存被发现。作者对作物遗存时空分布特征和不同地区作物组合演变的分析,直观地反映了作物随时代变化而形成的布局与结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了农田杂草研究的意义。根据作物与杂草伴生规律,在考古实践中,可以依据杂草与作物的常见组合关系来判断与其相伴而生的作物种植情况。作者根据距山东济南唐冶周代遗址直线距离不到20千米的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有碳化水稻和水稻植硅体的情况,结合唐冶遗址发现的水稻田中常见的莎草科杂草,推测唐冶在周代应存在水稻,并指出唐冶遗址未发现水稻种子遗存的原因,可能是取样的偶然性和取样范围造成。这虽然只是一种学术上的尝试,其结论正确与否有待考古工作的证实,但其方法论意义十分重要。 考古发现的农具和农作物遗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水平,然而它们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分散性,只有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发掘出其蕴涵的农史价值。在宏观视野下,《农业与村落》对农具与农作物遗存开展了严谨细致的微观研究,在研究视野和具体结论上均有创新性的突破。 扎实的理论基础 精准的学术前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历史研究,必须具备扎实的农学理论与知识。《农业与乡村》对考古发现的农业遗迹、遗物和间接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按照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它们整合为:生产工具——劳动方式(牛耕等)——田地形态——田间管理(灌溉等)——作物构成——储藏和加工——聚落和农民生活,这一农业社会有机系统。这样一个宏观的体系,将农业生产过程与农民生活状态结合在一起,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先秦两汉农业、农村、农民的整体状况,反映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 针对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趋冷的局面,作者指出应当跳出考古证史的旧圈子,在对考古与文献材料分析过程中,不能紧抱证、补的目的而刻意地向文献或考古材料靠拢,为它们做注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出现新的生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打通了史前农业考古与历史时期农业考古之间的界限,将各种农业考古资料还原到农业社会系统之中,明确指出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的方法与目标:“把农业遗存、遗物看作是农业社会系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解释考古材料,把农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落实到具体的生产方式、农田形式、村落组织和从事农作的人群。”在这样的史学理论与思想指导下,《农业与乡村》精准地把握住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对先秦两汉乡村聚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班固《汉书·食货志》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等资料反映百姓居住在里门、垣墙等建筑设施完备的封闭性闾里内,这是否是当时民居形式的真实反映,其普遍性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作者在新出简牍与聚落遗址等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秦汉时期乡村聚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有大城中带有围墙的里居、有围墙的邑里、没有围墙的相对集中的里居、散居形式的自然聚落等多种形式。关于文献中出现较多的聚,作者认为它与乡均在里之上,但尚未被纳入国家正规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是乡邑与里居之间的中介,作用类似于今天介于乡镇和村之间的管理区。先秦两汉聚落形态的演变可以反映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先秦两汉社会性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农业与乡村》将聚落研究纳入视野,所作的开创性探索,必将推进先秦两汉聚落研究的进展。 资料与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凡是取得了突破的学术领域,要么是发现了新的资料,要么是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农业考古学,其结论均建立在坚实的考古资料基础上,故此资料的缺乏往往导致有些问题的研究不能充分展开。《农业与乡村》一书虽然已经指出先秦两汉基层聚居包括里、廛、聚、落、格、屯、乡、邑等多种形式,但在探讨行政里与自然聚落关系时,仅仅分析了行政里与聚之间的关系,其他形式或名称的自然聚落与行政里的关系如何,并未详加研究。此外,长沙东汉简牍所见“丘”与里的关系,是汉代里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需要将其纳入先秦两汉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研究之中。《农业与乡村》关于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重两汉轻先秦,其主要原因正是资料的缺乏。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创新,相关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上所述,虽然《农业与乡村》一书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仍然存在继续深化的空间,但是从学术研究视野与方法论角度看,该书具有鲜明的学术史和问题意识,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将微观分析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对学术前沿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成果丰硕,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在当前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趋冷的局面下,这样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的专著出版,必将激发学界对农业考古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推动中国农业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发展。 《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刘兴林著,文物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定价18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