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如今谈所谓的“国学”已是一种时髦，儒学似也成为一种“显学”时，讲孔孟老庄、佛经禅修之类，也多见有那些暗藏求名闻利养之心者，总难免会让人生出走调、异样之感。当然，这并不意味凡谈论儒佛之道者都成戏论。凡热闹处，必掺嘈杂。越是杂音乱耳，真假混淆，也就越需要有纯粹。既然眼前一时难遇，那就不妨在前贤中找。真求学问者，往往孤寂，也甘于冷清。如能纯以一种如张载“四句教”那样的使命与情怀去探究儒佛之真精神者，那一定是与热闹场相疏离的。刘静窗先生就是有这种情怀、这种自觉，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传扬的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读书人。 刘静窗先生生于民国初年，卒于1962年，属民国时代的一类学人。在这一代学人中，依然有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虽无力回天，却能恬退自守，独立思考，不落“平庸”（借用阿伦特的概念）者；依然多有对传统文化有真同情真体认者，也多有纯粹为学求道怀抱济世之志者。如刘先生以为，读书人所以要读书，要读孔孟圣贤之书，首要的是树立气节操守，做一个能尊重自由尊重民主、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士）。他“斥责乡愿”，赞叹那些“在高压面前能坦荡胸怀和不受屈辱的人格气节”之士（参见《刘静窗文存》所载刘任先《父亲的精神境界与独立人格》），既是有感而发，又是自我警示，透出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一种道德自觉意识。对传统文化，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者”，乃“久经释、孔教化熏陶也”，职是之故，先生特强调，“身为中华民族儿孙，将承先启后鉴古而开来，则于儒、释两家之学，无论赞成与否，都不可不虚心研究”（《自述三章·示子侄》，《文存》页7）。同时，先生论衡古今中西文化的特点，辨识各家文化的长短，结合时代与人心人性问题，究明体用，“厥在如何而提高人类文化生活水准”（《自述三章·庚寅遗言》，《文存》页6），“唯在发掘真理”，以揭示“生命的积极义、向上义、前进义”（参见《默识随笔一、二、三》，《文存》页48）。体现出一个读书人的自觉与责任。而这样的一种态度与精神，如结合刘静窗先生一生的言行出处，可以明显看出孟子对他的影响。 孟子乃得中国文化之正者 说到孟子，他的伟大，他在儒家中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无需多说的。千百年来，孟子精神对中国读书人（士、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知识阶层性格的形塑，确是非同一般。刘静窗先生一生推崇孟子，即使以后刘先生的生命投向主要转入佛教，依然不变。所以刘述先以“出儒入佛”来定位静窗先生的学问归趣，只是套语，似不相应（下文具说）。 自汉以后，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就一直很突出，尤其到了北宋，一改之前尧舜禹文武周公，再孔子孟子这样承接下来，而开始直接以孔孟并提。如此，道统出来了，独立了，儒家的内在精神由是得到进一步豁显。当然，孟子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当代新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说这是宋儒对中国文化的大贡献，也因此而奠定了之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主基调，树起了文化脊梁。刘静窗先生推崇孟子，他以孟子类比于佛教中的龙树菩萨，指出“仲尼之有孟轲，犹释尊之有龙树也”（《默识随笔四》，《文存》页52）。龙树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发扬者，或更确切地说，佛陀的菩萨道精神是在龙树菩萨的抉扬下才得以在世间全面地彰显。 刘先生认为孟子倡扬自由精神，激励独立人格，怀抱平等民主的思想、坚持民本立场（民本与民主是互通的）等，实为得中国文化之正，得人心之正者，也是契合时代的。刘先生以“理性自由”“人格独立”为孟学的精髓，点出“儒家只是就伦常日用处，指出良知，令人自解”，并引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加以申发，认为这种自由精神不仅是为学之道，同时也是为政之道（见《默识随笔一》，《文存》页41）。此实为一有历史感有时代感的认识，真切又透辟。顺便一提，静窗先生的许多见解与观点，如与他同时代的顾准相比，可以说是别有深刻处。 刘先生对孟子的孝道思想也十分认同，特重家庭伦理，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始基，所谓治国平天下都是以家庭伦理为本的，这也是传统，他说：“吾华自昔之教在孝，其行在家，其制在宗法。至于久，宗法不得不移，封建不得不废……虽然，宗法移矣，而孝弟之道犹存；封建废矣，而家族之制未替。”且认为不仅传统中国如此，实乃人类社会的通则，他说：“人群社会之间，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东西无二致也。” 还值得一提的是，刘静窗与熊十力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刘先生不同意熊十力所谓的“奴化”说，而对熊十力以提倡“孝道”为“奴化”之因，并将此归罪于孟子，更不苟同。认为这既不合历史的事实，更与孟子扯不上。只不过，因碍于辈分（这其实是静窗先生的谦德），刘先生当面的表达比较委婉。但在他自存的《随笔》中，给予的批驳就毫不含糊了。刘先生举例说理：“本于天性以言父子，舜尽事亲之道，斯可以弃天下如弃敝屣。君臣依职位分，桀纣残贼仁义，则为人人可得而诛之匹夫。”此为正例。至于“朱元璋始移孟子出孔庙，后复从而尊之，帝者之心，昭然共见。其于孟学，直如冰炭之不同器，风马牛之不相及也”，这更说明孟学对那些专制独裁者所具有的巨大压力，也说明了孟子的光辉掩盖不住。接下来，言辞更为鲜明：“时贤非难帝王专制，并议及孟子孝论，可谓不知本矣。责噎而废食。噎非食也，专制可弃，孝论不可夺也。”（《默识随笔四》，《文存》页52）这些观点与提法，都是纯而正的。 何谓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 关于读书人，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是指那些真为探究真理而读书的人，是达理、明理又知礼的人，不是一般看看书，乃至读了不少书就能相称的。 刘静窗先生早年“特别喜欢宋明理学……但宋明理学对他来说并不够”，后又学打坐、学太极，“却仍然感到不满足”，再后转向学佛，始“若有所悟”，尤在遇到沪上高僧应慈老人后，皈依佛门，从此服膺华严（参见刘述先口述“家世”，《文存》页3-4）。于是，就容易落于表象地被人以“出儒入佛”来指认他的身份与文化立场。身份执著与分别，此为人所常有，给一个标签，一个符号，这的确方便指认归类，但未免简单化。尤其是像刘静窗先生那样以尊尚自由，喜欢独立思考，一辈子念兹在兹探求人生社会真理的读书人，无论是用儒或用佛来限定他的身份与理想都不合适。在刘先生那里，儒佛之间并不相悖。于佛法，虽叹服“（佛）理极精微”，但学佛不在于玄理，还是要落实到“本分寻常间”（见《正法眼藏编余囋语二》）。而他在临终之前嘱咐儿辈：“要顶天立地，挺起脊梁骨做人。”（刘任先《父亲的精神境界与独立人格》）高扬的，依然是孟子精神。说到“挺起脊梁骨做人”，刘震先先生有个很好的说明：“纵观父亲为人，褒顾（亭林），贬钱（谦益）、吴（伟业），可见他心目中以孝悌为重，但名节更是重中之重，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骨”（见《文存》“别册”页48）。重名节，为宋明儒所提倡，也是对孟子精神的发扬，这也是传统读书人（士）所看重的基本操守。可见无论学儒学佛，都在人生的真实受用，这一点，儒佛既不相悖，更无需分别。不仅如此，即使刘先生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儒佛两家的学问，但因此而说“他走的是结合儒佛的路子”（《文存》页4），我认为还是欠妥。 刘先生一生关注学问，但这个学问是生命的学问，而不是那些学院式的、与现实生命脱节的书斋里做出来的学问。刘先生孜孜于探究传统文化的意义，这个意义也是对世道人心的意义。他对今人所推崇的所谓的学术、学问是有保留的，因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与自己的真实生命相隔离，与生命不相干，这不是生命的学问，用他的话说：“没有情感的理，只是空理。”（《文存》页57）刘述先说他父亲“根本反对”他念哲学，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老先生的本意不是启发儿子去建立什么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不是期待儿子将来成为一能留名于世的哲学家，而是希望他能“理明”“志立”，“知所以为人，知所以应务”，能将学问落实在现实人生上（参见《寄长子述先家书》，《文存》页325）。这就是刘静窗先生心目中的真正的学问，也是传统读书人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学问。 关于什么是刘先生眼中或心目中的学问，其子刘任先通过对他父亲与熊十力的比较有一个很好的揭示：“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熊公的终极归属在立言，成为当代新儒家的祖师；父亲的终极归属在亲证，成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典范。”（页33）亲证就是身体力行，强调做人第一，这才能称得上“献身”于真理。 因为心态开放，无所执著；因为一心于社会人生的真理的探寻，所以刘静窗先生所学广泛，都不拒斥。其论衡儒佛中西的学问，不设门户，没有成见，不预置高低，见好说好，惟善是从，惟理是从，体现出一个真正读书人的理性。如刘先生论儒佛之异同，确是不带立场，相当的中肯，他说：“自彻法源底言，佛家是极高明的，而儒有所不及。自致世治平言，儒家似较切近可行也。”（《默识随笔一》，《文存》页40）又谓：“释氏见到处，儒者不曾见得；儒家理会处，释氏却不曾理会也。”（《默识随笔·语录数则》，《文存》页69）但刘先生认为这种不同也只是表现在“用”上“迹”上，且亦非全部。完全不像一般所泛论的，以为“佛家讲‘空智’，儒家则讲‘性理’，一虚一实”，“不能会通”。首先，刘先生认为佛家的理想固然“非一切世间常情所可拟议”，“是不可思议的”，但绝非“虚妄”，如“依于现前身心，毕竟可证信故”（《默识随笔一》，《文存》页40）。如置于一个更大的真理层面下，那么，儒佛没有扞格轩轾，佛教所“揭示同体大悲，和儒家的仁体思想极为类似。《华严》说理事无碍、周遍含容，和中国的《大易》，多有相通。”（《默识随笔·日记及偶感》，《文存》页66）。 即使论中西文化，刘先生同样没有那些民族主义之类的情见，而能各见长短，无所偏执，认为“东学足以救西方之穷，西学亦可以济东方之偏”（《默识随笔一》，《文存》页42），心态完全是开放的。论学究道，首先得从大处着眼，放平心思，十字打开，然后再较量长短得失，依违取舍，这样才能如实如理，真正见到问题，研究学问也真正有其意义与价值。诸如此类，足见一位读书人的眼界、襟胸及其严肃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