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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长春解放70周年纪念。7月11日，纪念长春解放70周年史料征集启动仪式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举行。在长春围城中，作为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将军“临危受命”，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痛苦挣扎，最终经历了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迎来了北国春晓。 1948年10月，长春死气沉沉，天空中的太阳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字桂庭）眼里早已失去往日光芒。16日上午，两架P51战斗机飞临长春投下一个通信专用的红色布袋，“桂庭吾弟勋鉴：迭送函电，迄未见弟部行动，焦虑无已，中（正）为我全体官兵安危生死及弟等各将领前途成败荣辱计，熟悉至再，突围时机未有如今日之安全者，此诚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之良机，切勿延误。”郑洞国阅后略加沉思，当即电话通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第60军军长曾泽生、新7军军长李鸿和参谋长龙国钧等人召开紧急会议。 困守孤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中长铁路纵贯南北，长图铁路、长白铁路横亘东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奠都于此，改称“新京”。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1948年春天，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经获得解放，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长春、沈阳、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彼此互不相连。 郑洞国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一位具有朴素爱国思想的正直军人。大革命失败后，郑洞国在痛苦和彷徨中，与曾在东征、北伐战场上并肩作战过的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十四年烽火抗战，郑洞国不甘人后，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平汉路北段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反攻宜昌战役等。1943年2月，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旋又升任副总指挥，留下许多配合盟军反攻缅北的传奇故事。 抗战胜利，郑洞国认为“国家残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在这个时候，大打内战，无异是把国家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但是作为蒋介石的“天子门生”，郑洞国觉得政治上的事情，军人不应该多想，毕竟服从命令最要紧。卷入东北内战之初，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率领国民党精锐部队一直打到长春、永吉，几乎势不可挡。直到1947年5月，东北战场发生根本性转变，解放军越战越勇，连续发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勉强招架，还手无力。 东北局势持续恶化，蒋介石和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在撤与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郑洞国时任副总司令，他预感情况不妙，试图以胃病发作前往北平就医为由，请假离开是非之地。卫立煌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希望郑洞国坚守长春，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此时的长春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除了城郊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告中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老百姓更是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讲，长春我是不去的！”郑洞国有些动气。卫立煌解释说：“要你到长春，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委员长（蒋介石）也是这么主张的。” 许多年后，郑洞国记忆犹新：“我的一些朋友和身边幕僚都劝我不要接受这项危险的使命。我内心的斗争也很激烈，陷入重围之中的长春无疑是死路一条。但是，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和旧意识的束缚，我还是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前往长春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四面楚歌，“我再三哀请增加空投” 1948年3月，郑洞国正式宣布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第1兵团主要由新7军和第60军组成，合计约6万人。新7军下辖新38师、暂56师、暂61师，其中新38师最为精锐，虽然几次遭受打击，但基本上保存了驻印军时期的老底子。第60军属于滇军系统，下辖第182师、暂21师、暂52师，其中要数第182师战斗力较强，抗战那些年打过几场硬战。如果再加上长春警备司令部、吉林保安司令部等单位，长春守军兵力大约10万人左右。 长春军事力量构成复杂，蒋介石勉励郑洞国：“两军官兵和爱与团结之精神，而以高级将领间，更需同舟共济与生命整个不能分的觉悟尤为重要，对于曾泽生军官兵更应加以优先。”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郑洞国颇具儒将风度，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侍从副官李国祯说：“无论在前方后方，在战时或平时，从未见过先生正言厉色，而总是和善待人。对同辈将领，先生均能推诚相处，屈己待人。在嫡系与非嫡系将领中，始终起调和融洽作用，表现光明磊落。”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郑洞国保荐曾泽生升任兵团副司令官，仍兼军长。不过为了粮食补给问题，新7军与第60军的摩擦不断加剧。 解放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方针，5月19日一举攻占大房身机场，严禁粮食、蔬菜等入城，牢牢卡断了城内守军生活物资来源。新7军驻扎长春时间久一些，或多或少有点储备。第60军从吉林市调来长春，除了向新7军借粮外，只得去挖一些酒坊酱园的陈年酒糟充饥。郑洞国焦急万分，“我再三哀请蒋介石和卫立煌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十几架，以后减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 蒋介石1948年6月12日致电郑洞国，强调军粮或可保证，“惟民粮无法，断难空运接济，故应劝导民众向各乡区疏散，或用半强迫性亦可”。当年8月，蒋介石再次命令郑洞国疏导长春市民出城。郑洞国遵命执行，“但因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困集在南郊和东郊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欲出不得，欲退不能”。随着长春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童，郑洞国发动地方慈善机构尽量收容，又竭力动员军队眷属抱养。“无奈，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如何收容得过来？” 巨大压力之下，郑洞国曾于9月中旬致电蒋介石：“自午东（7月2日）因感冒而患心脏衰弱、头晕目眩之症以来，迭经诊治头病，近虽稍痊，而心脏病迄未痊愈，据医嘱再三，若不静心调摄难望全愈。”提出辞去本兼各职，以“剿总”副总司令名义留在长春指导，“藉此就地休养”。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后因解放军猛攻锦州来不及人事调整。 突围无望，“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曾泽生接到电话不免担心起来：“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原来第60军早已和中共取得联系，秘密酝酿起事之中。“司令官准备怎么办？”曾泽生开口问道。郑洞国叹着气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曾泽生心事重重，“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的话，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新7军军长李鸿病重，副军长史说代表出席，表示“只能依兵团司令官的决定去做”。 当日深夜，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暂52师副师长欧阳午密报第60军不稳，已向新7军派出警戒。10月17日，曾泽生派人致书郑洞国，“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公乃长春军政首长，望即共襄义举”。此外又找《民国日报》记者杨治兴传话，“桂公，曾军长要我转告您，说他决不向您开第一枪”。郑洞国态度平和：“知道了，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毫无疑问，郑洞国内心是挣扎的，曾泽生信中说的都是事实，但蒋介石对自己有着多年“知遇”之恩，实在难以跨出那一步。据杨治兴回忆，郑洞国曾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说过，“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因此革命能够成功，现在的国民党已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到处失败。国家经济不振，政府贪污腐败，实属民族和国家之不幸”。突围无望，郑洞国心情沮丧到了顶点，突然曾泽生打来电话，“有人同你讲话”。郑洞国拿起听筒，对方开门见山，“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畏的牺牲了”。郑洞国仍是转不过弯来，“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然而，杨友梅、李鸿、史说、龙国钧等人都已不想再打，只是碍于郑洞国的反对而不敢明说。杨治兴身份特殊，急于促成和平，根据郑洞国平时对国民党的一些不满言论，故意放风：“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龙国钧“心领神会”，18日早晨瞒着郑洞国派人去找解放军接洽谈判。此时，第60军已经按照协议撤离长春，市区东半部事实上已为解放军和平接管。蒋介石按照原定计划派来一队轰炸机掩护守军突围，机上指挥官不明真相，“市区东半部正有大批部队向城外开出”，请示是否轰炸。郑洞国婉言拒绝：“那些以前都是自己人，况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算了吧！” 北国春晓，“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 滇军顺利起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还老实，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 新7军政工处长杨天挺等四人奉命谈判，找到城内解放军临时指挥所，要求集体投诚，不必零星接收，保证不破坏武器、仓库，所有机要文件一律交出。解放军认为杨天挺等人职务偏低，须有几项先决条件：应出具郑洞国亲笔信函；交出全军所有人员、枪械、弹药、仓库的详细统计；首先交出所有重武器。谈判代表返回军部，史说、龙国钧分析情势，新38师部分官兵死忠得很，全体起义缺乏号召人物，怕出乱子，不如消极放下武器，要突围的也不加阻拦。 接洽和平的消息不胫而走，郑洞国或许微有所闻，18日下午“突击”新7军军部。李鸿躺在床上默不作声，史说只说“眼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新38师师长陈鸣人见风使舵，“我听副军长命令。”史说回忆当时情形：“郑洞国看看我，我不作声，我知道双方都有话不便出口，想留郑在军部吃晚饭，然后再告诉他已与解放军接洽的情况。”郑洞国误会部下企图挟持，立刻夺门而出。 入夜，新7军为表诚意，先行交出4门105毫米榴弹炮，增加两位副师长参与谈判。双方围绕投诚细节展开具体协商，直至19日晨5时30分完成协议签署。几个小时后，解放军陆续开入市区西半部，最后只剩下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所在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大楼。史说顾念郑洞国待人谦和，委派龙国钧再作委婉争取，“史副军长正主持会议，但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郑洞国情绪激动：“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何苦这样逼我！” 解放军独立第9师第1团负责包围郑洞国兵团部，根据上级指示，电话联系杨友梅及参谋处长郭修甲，杨、郭答应放下武器，提出“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等要求。20日晚上11时，郑洞国给蒋介石拍发了诀别电报，声称司令部与特务团固守央行大楼，“曾部突变，李部覆灭，大局无法挽回”。21日凌晨，杨友梅下令特务团对空鸣枪，“发出最后一弹”。郑洞国百感交集，精神恍惚，企图自戕，卫队长文健呼喊卫士将郑死死抱住。住在隔壁的吉林省政府秘书处长郑安凡是郑洞国的本家侄子，直挺挺跪在地下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 长春解放，郑洞国在解放军安排下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从此开始了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晚年每忆往事，郑洞国总是念念不忘，“我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煞费苦心的安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