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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史坛独树一帜，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堪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鼎足而立。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成长，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密不可分。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小组是一种真正的合作团体，其成员通过持续的交流发展了高度个人化的研究。汤普森也认为历史学家小组是知识分子开展研究的一种理想模式，“他们有自己的期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心”，他们“只为社会变革而工作”。二战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以历史学家小组为中心，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和书写历史，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合法地位。历史学家小组孕育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摇篮。 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建立，缘于1946年为讨论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问题，它既是“人民阵线”精神胜利的结果，也是对冷战产生的痛苦的一种回应。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这迫使共产国际改变阶级对抗政策，转而于1935年公开支持“人民阵线”，要求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和战争。二战的爆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是一次验证机会，它证明了所有爱国阶级为激进目的而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汤普森曾回忆这段经历：“一支坚毅而灵巧的平民军队，对传统的军事德行日益憎恨，这是一支反法西斯和自觉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这些军人的选票使英国工党在1945年获胜……很多人充满了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他们比现在的工党领袖要早很多……我们的希望也许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过度理想化，没有充分提防在我们背后出卖我们的人。”汤普森所说的“出卖我们的人”是指工党政府，因为战后上台执政的工党并没有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革，而且工党政府的反苏外交政策预示了冷战的到来。战争期间在“人民阵线”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人们在冷战面前变得冷漠，英国共产党甚至感到自己被认为是国家内部的敌人。这样，在“人民阵线”精神鼓舞下取得的反战胜利与冷战带来的痛苦形成了剧烈反差，历史学家小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 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思维模式，使英国共产党和历史学家小组必须选择一个阵营，他们选择了苏联阵营。时任历史学家小组主席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在1948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中指出，研究历史是为了改变未来。霍布斯鲍姆后来回忆道：“对我们和党来说，历史——资本主义发展到当前阶段，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将我们的斗争放到它的议程上，并且保证我们最后获得胜利。”历史学家小组坚信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思想的战役”，是“在人的意识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历史研究在这场战役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为摆脱美国对英国的文化威胁，1952年时任历史学家小组主席的罗德尼·希尔顿建议，历史学家小组以英国历史传统作为争取国家独立的武器。他在《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传统》一文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右翼已经将国家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因此动员民众的爱国本能来反对这种出卖行为具有首要的政治重要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为了愚弄人民，已经从小学教科书开始篡改英国历史。资产阶级把战争美化成建立伟大国家的插曲，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无视被剥削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作用。为此，希尔顿呼吁将英国人民真正的历史——人民反抗和人民作为创造者的历史——还给他们。希尔顿认为，历史学家小组必须“广泛地传播我们理解的历史”，“必须公开英国人民辉煌而富有斗争性的过去”。简言之，历史学家小组要赢得“思想的战役”，要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历史书写反击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版本的历史解释，这集中体现在历史学家小组关于英国内战的历史书写中。 历史学家小组之所以关注英国内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20世纪的二战之间有一些可供参照比较之处：英国民众投入二战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击败纳粹与法西斯主义，而是为了创建一种更加公平的社会秩序。如同“以武力获得自由”的思想启发了1647年内战时期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新模范军”中的基层官兵。此外，两个时期的地缘政治也有相似之处：内战时期英国面临清教阵营与西班牙（天主教）阵营的抉择，二战后英国面临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选择。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前者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后者则是反动的、好战的和反民主的。他们通过诉说英国内战中选择清教阵营而成功粉碎了天主教反动势力，呼吁英国现在应该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为了证明英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政策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小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英国内战，反对辉格派和费边派史学家对英国内战的传统解释。辉格派史学家承认内战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也不否认内战的性质是革命的，但他们强调这场革命是由非革命性的因素所引发。在他们看来，英国内战与阶级无甚关联，这自然成为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批判的对象。与之相比，费边派史学家则沉醉在渐进主义传统之中，故意舍弃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性内容，为工党的政策背书。面对辉格派和费边派史学家对英国内战的解释，历史学家小组认为“坏的历史”导致“恶的政治”，因此必须重新检视英国内战的历史，发掘其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涵，接续有利于工人运动的英国激进政治传统。希尔在1940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中，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他的观点得到道娜·托尔等人的支持，获得历史学家小组的认可。1948年，历史学家小组发表《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国家与革命》一文，采纳了希尔等人的看法，认为1640—1649年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使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是观之，在冷战的氛围中，历史学家小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立场与诉求。历史学家小组在从1946年成立到1956年重组的十年间，积极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历史与为英国共产党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持续地与资产阶级史学家争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提升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初庆东，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与形成研究（1931—1956）》［17CSS0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