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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毅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范文澜被誉为由北京大学国文门出身的“旧国学传人”，又是公认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宗师”，在新旧之间经历了20余年的过渡。但对于其人学术路途上的此一重大转折，既有的解释并不见得完全充分。若自范氏著述生涯起始加以观察，或许是可行之道。学者咸认为范文澜在20世纪20年代于南开学校任教的五年，为其人生的重要阶段。而且正如蔡美彪所言，从此“确定了他作为革命者和学者的人生道路”。具体而言，范氏在1922年9月“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次年开始兼授南开大学之国文课程，步入大学讲堂，正值三十而立之年。根据资料显示，范文澜在1923年9月应南开大学部之聘，教授预科国文。范氏在此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龙讲疏》，于学界初试啼声。然而，当时范文澜是在怎样的学术典范下工作的，如何将其早期著述在民初的学术脉络中加以适切之定位，似乎未曾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就连当事人亦讳莫如深。本文拟对此进行详细考察。 一、 《文心雕龙讲疏》之成书及其评价 据《南开周刊》1925年10月的报道，范文澜所负责的“大学二年国文”，学程分三节，如下： 1、史观的中国文学以文学史为主体，附选历代诗文名著以资例证，俾学生于各时代文学状况，得有明白具体之概念。课本：自编 2、文论名著拟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课本：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 3、国学要略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三部，其目的在使学生明悉经史诸子之源流得失，考证不嫌稍详，条理务求昭晰，为探研高深者示途径焉。课本：自编 这门课从中国文学史各个时代的通盘解说，到经典文论选读，再延伸至集部以外的其余三部，循序渐进，可见其学术观念之梗概，大略仍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来部勒国学，而非采取现代西方的学术分科。但范氏已有平等的眼光，以及强调贯穿文学史的发展概念。规定使用的三节课本之中，唯有标明《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盖此书方于1925年10月1日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定价大洋一元六角。书前有梁启超为之序（题署时间为1924年11月），首先感叹：“晚近学子，好诋前修，而自炫新异”，“扬己抑人，甘于谫陋，其何能读古人之书，而默契彦和（按：指刘勰）之深意乎！”这或许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感而发。接着说明是编乃因张伯苓取而见视，“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按：亦指刘勰）也，爰乐而为之序”。梁氏于此前两三年即有在南开大学新校址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之议，最后虽似因经费困难，募款不易，以致未能实现该项计划，但已可毕见他与南开的特殊关系。当时在公开征求赞助的启事中，梁启超提示“教导以外拟办诸事”的第一项，便是“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译〔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此条尚在第二项“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以及第三项“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之前。范文澜此书之作，既暗合梁任公原有倡议，又有“通人之说”为己助，理当能获得他的赞赏。 事实上，范氏《自序》早已和盘托出其书之学术渊源：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辞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 在北京从学于黄侃，自然是指范文澜就读北大的时期。陈平原指出：“按照当年北大校方的有关规定，每门正式课程，都必须为学生提供即便是十分简要的讲义。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讲义修改后正式出版，往往便成了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氏所举实例即为民初代表桐城和选学两大文派的四部著作：林纾之《春觉斋论文》、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刘师培之《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及黄侃之《文心雕龙札记》。四者原先皆为北大的授课讲义。就北大国文门的学风而言，选学派压倒桐城派，也就意味着后两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传授的“文学史研究”，盖过前两者着眼于实际技能训练之“写作练习指导”。范文澜曾对蔡美彪表示，他大学本科那一班是“文选派”，自然就顺带承受了刘、黄二氏应用在教学法上之文学史概念，而思有以精进。范氏在南开更继承其北大师长编写讲义以成著作的传统，传扬黄侃之《文心雕龙》研究，因此其序言起始曰： 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 文末署为“中华民国十二年绍兴范文澜”。1923年范氏才刚开始兼授南开大学部之国文课程，既然此书乃历一年方得初稿，只能解释成他在南开中学部的国文教学，便是以《文心雕龙》为主。其后则以此“文学嫡传”作为“学术正统”，“逐食上庠”。 从《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史来说，生前出版著作不多的黄侃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其《文心雕龙札记》被公认为承先启后、开创风气的一代名篇。论者常引用黄门弟子李曰刚的话来加以说明：“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牟世金继而指出，此书“虽问世稍晚，但它是在1914年至1919年讲授《文心雕龙》于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换句话说，黄侃最得时代潮流之先，成就既高，影响又大，使《文心雕龙》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龙学”。 事实上，《文心雕龙札记》虽以阐发《文心雕龙》的文论思想为主，但也有校注，更有搜罗补辑之功，故而在其《题词及略例》文末有云： 《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惟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迻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槷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 此文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尚在《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半年之前。因此范文澜不但全录上述引文，奉为圭臬，还更为引申如下： 窃本略例之义，稍拓其境宇，凡古今人文辞，可与《文心》相发明印征者，耳目所及，悉采入录。虽《楚辞》《文选》《史》《汉》所载，亦间取之，为便讲解计也。黄注有未善，则多为补正，其或不劳更张，则直书“黄注曰云云”；“黄注引某书云云”。 黄侃首先运用《文心雕龙》所倡“选文以定篇”的方法，纂辑该书所论及抑或未道的各式文章以发明其意。范氏师承此法，但将本师所不著之载籍重新录入。而其加以发扬光大之处，如直录乃师刘师培的数篇论文，黄著无有，亦不过如黄著之引用其师章太炎《国故论衡》中之一节，师法故智而已。至于《文心雕龙》原有通行旧注的弊病，范文澜所谓“今观注本，纰谬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辗〕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显系浅人所为……然则补苴之责，舍后学者，其谁任之？”而黄著《题词及略例》则曰：“《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氐〔抵〕成于幕客之手，故纰谬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辗〕转取载而不注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挩〔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范著未引此段黄文，两者比而观之，则范著承袭之迹甚为明显。当然，黄侃“不能一一征举”者，自有弟子愿意效劳，只是范文澜着其先鞭罢了。如果说《文心雕龙札记》的特点，依照今日学者所言，一是在于“系统整理了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的注释，择善而从”，二是作为“近现代《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第一部系统著述”。那么范氏的《文心雕龙讲疏》在这两点上确实是亦步亦趋，一方面有以增益，另一方面又是绝不放过。 根据蔡美彪所言，虽然《文心雕龙讲疏》“印数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也从此蜚声士林”。然而其中的具体情况，或仍有待发之覆，值得加以考察。范著出版当月，《南开周刊》于前引之《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年）》同一期上即有同步刊登的报道，全文如下： 只要是打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谁不知道看《文心雕龙》，还用著我来介绍——说费〔废〕话！不过这部书虽然是有价值，然而没有好注本。现在通行的黄注本，我实在不敢恭维：不但疏略，还有错误。 本校教授范仲澐先生也许是看到这步，所以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旁搜博引”，仔仔细细地著成一部《讲疏》。……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我们读他这部书，旁的好处都不算，至少也可以减少好些翻书的麻烦，经济了好些时间。 尽管是篇乃以广告性质为主的短文，倒也指出《文心雕龙》之前缺乏好的本子可供阅读此一事实，可见《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在当时的卖点所在。 除此之外，范著当年在学界中引起的反响，应从书评一类商榷文字来观察，但从未见有人自此角度加以讨论。因此，本文不得不重加笔墨，表而出之，试图重现范著出版后由时人评价所构成的历史情境。目前依照笔者所得见，至少有两篇专论《文心雕龙讲疏》之书评，皆在该书出版之后一年内便已出现，且刊于北京的报刊杂志之上，显见其颇动一班学者之视听。 首先是作者署名“章用”的范著提要，刊于《文心雕龙讲疏》方出版不及两个月的《甲寅周刊》“书林丛讯”栏目上。该文虽名为“提要”，但实质上却提出不少批评，起始便指出此书的师承来历： 绍兴范仲澐氏，撰《文心雕龙讲疏》十卷。仲澐尝受学蕲州黄季刚之门，黄君为太炎先生高第弟子，通训诂，善声均〔韵〕，以《选》学名于时。尝主北京大学文学讲席，撰《文心雕龙札记》如〔若〕干首，为衣钵以授生徒，于舍人论文秘旨，间有所阐明。故凡游其门者，莫不喜《选》学，谭〔谈〕雕龙。范君劬学，传习师训，广为讲疏，旁征博引，考证诠释，于舍人之旨，惟恐不尽，于黄氏之说，惟恐或遗，亦已勤矣。 此文点出范文澜为章黄之学的衣钵传人，系出名门正派，当然有为范著宣传加分的用意。然而，在说明古人注疏自有体例，《文心雕龙》旧注见訾士林之后，接着就对范著加以讥评，认为其内容过于繁杂，详简不当，又“囿于师说”： 《讲疏》之作，〔搜〕辑群书，考证根据，意求详赡，不惮裒集。乃其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总观全书，一以黄氏《札记》之繁简为详略焉。《札记》所曾涉者，虽连篇累牍，未厌其多；《札记》所不及者，只依黄注笺释，略有出入。黄氏《札记》，自为一书。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尚论昔贤，取则不远。今之君子，宜矜式焉。 在这篇极有可能是《文心雕龙讲疏》最早的书评里，迅即提出抄袭的质疑，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其意不尽然指今日之剽窃，因有师弟传承）。实则在现代的著作权观念大为流行之前，范氏本人当无此不良动机，而是依照中国历来的古书体例，进行撰述。况且范著中提及黄侃之名，殆不可遍数，只是未曾一句一注，一一加以注出罢了。该评作者章用若确为其人，则为章士钊次子，日后留学德国，为一著名数学史家。但此文发表时章氏年仅15岁，纵然天资早发，或不至于如此老到。反观其父曾短暂讲学北大，与黄侃有同校之雅，深知其人其事，或亦阅及《文心雕龙札记》流传之具体篇章。就个人关系而言，章士钊又曾经在北大哲学研究所指导过范文澜，为范氏之师长一辈。或如鲁迅之例，受赠《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因而为之撰写书讯（至少指导其子代笔），刊登在自己主编的《甲寅周刊》上。 其次是同为浙人、自学成材的李笠所撰较为正式的书评。该文起首即曰： 南开大学教授范君仲澐应社会之需要，别撰新疏，详赡宏博，学者便之。书成，邮以示余，以余亦尝从事于刘书也。《春秋》之义，责备贤者，笠于刘书，既已粗尝甘苦，而旁观者明，其亦何能已于言乎？管见所及，以为范书当增补者凡若干事，当整理者凡若干事，胪列如次。 李笠得书乃出自作者所寄赠，由此或可例彼，以见前述章士钊父子获书下笔之速，其来有自。何况《文心雕龙讲疏》本“印数不多”，或许不见得都能在书肆上购得。李笠提出范著“当增补者”有八：书考、著者年谱、刘勰遗文、旁证、引书出处、注释、校勘、补辑。“当整理者”有二：正文与注疏之别异、注疏自身之区别。相较于章用提要之泛论批评，李文句句落在实处，或许更能得到受评作者的重视。如其指出“《讲疏》视黄注已为繁博，而重要之处，须补注者尚多”；旧校疏陋，范著仍之，因而流于“牵强附会”；或谓“《讲疏》搜辑诸人校注，至为赅博，但余闻剩〔胜〕义，杂见错出于各家札记文集者，尚多未及”；或是书中“仍有（引书）出处未明”，注释体例不纯者。以上所言“当增补者”，李文率皆加以举例说明，无一不有实指。而“当整理者”则是从方便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提出种种建议，当更为原书作者所欢迎。从这篇颇具功力的书评能够了解，范著可以改进之处仍多，难怪其后范文澜会花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再接再厉又著成《文心雕龙注》一书。 二、 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范文澜 与范著成书本身同样重要的是，该书作者所处时代环境的学术氛围。这也是既有无论文史的范文澜研究从未着意之处。之所以有如此缺漏，亦非无故。现有的《范文澜全集》第10卷，以收录范氏的单篇论文和公开谈话为主。但编者明言，选编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文章，不知何故忽略了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的文献。换句话说，范文澜自任教南开学校以来，曾经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讲演在其全集中不见踪影。学者不得研究之便，只得存而不论。笔者在此尽力拾遗补阙，希冀能稍补于万一，以增益我们对于范氏当时所思所想之了解。 《文心雕龙讲疏》之序中有言： 近时海内鸿硕，努力于文艺之复兴，汲汲如恐不及，高掌远跖，驽骀者固乌足以追之。然窃谓一切读书之士，亦宜从而自勉，不得专责诸三数名宿，以为可以集事也。本此鄙怀，致忘愚昧，敬持此编，进之大雅诸君子，乞予严正之弹评。 范文澜将自己的首部著作，界定为追随时人从事“文艺复兴”工作之一环，其急切的情状跃然纸上。所谓“文艺复兴”之说，在当时除梁启超以之比附清代的学术发展之外，就是用以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周策纵曾经说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最早是在1915年由报人黄远庸提出来的。从1915年至1918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洋历史上的意义与重要性，逐渐被介绍进入中国。但余英时着重指出，在世界各地宣扬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说，没有人比胡适更为重要。“从1917年起，胡适始终坚持，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或文化运动，必须被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不仅因为他提倡以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媒介，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历史连续性有深刻的体认。对他而言，‘文艺复兴’暗示着革新，而非破坏中国的传统。”胡适甚至力图为之追源溯始，不但接受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诠释，还进一步扩而大之，将清学视为五四以前中国史上的第三次文艺复兴。与其强烈反传统的公共形象不同，前后一贯鼓吹五四为第四次“文艺复兴”的胡适，其实与黄侃此时的思想并无二致。不过，胡适之宣讲似偏重于域外，尤其是当他面对来自国外的听众之时。 在中国境内，特别是考虑到为范书作序之梁启超，早在1904年写定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末章最后一节（刊行于《新民丛报》），将清代学术命名为“古学复兴”，开启了将清学视为中国“文艺复兴”之先河，其言曰： 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虽然，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包括胡适石破天惊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傅斯年同年在《新潮》上的相关论述，皆不能脱离其轨范。此种概念化的述说如潘光哲所言，“即将西方的‘Renaissance’时代为标尺，用以比附／述说中国自身的学术思想的时代性格，甚或悬为文化事业的理想目标，也是和同一时代的文化人同声齐唱的具体表征”。其后，作为蒋方震撰作《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言，梁氏在1920年又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将清学由原先之“古学复兴”，径自改为“文艺复兴”，而未做任何解释，其言再曰：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由于此书在梁氏生前身后皆畅销一时，其论断遂亦风行一世。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当梁启超与胡适在学界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因而后者在其1922年的日记中，查找引用前者早年之《新民说·论私德》，内有“痛诋汉学”之论，批评梁氏对清学本无定见，翻来覆去，“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已删之文（按：指前引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后一章）来自夸了”！两人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顶桂冠，究竟独属清学抑或是包括五四，由于各自在其中扮演要角，在两者心中皆属不可不加以承受之重，免不了力争到底。不过，至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肯定胡适“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号召“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那么无论梁、胡争持名分所有权的结果如何，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言中所提及，“努力于文艺之复兴”之“海内鸿硕”，便极有可能是包纳（但不限于）他们两人而言。况且除此之外，就连当时人在欧洲的蔡元培，也在1924年2月的《东方杂志》上畅论“中国的文艺中兴”。相较于梁、胡两人之各执一词，蔡氏则采其向来的折衷调和之论，结合二氏之说： 十八世纪起，有许多学者专门研究言语学、历史学、考古学，他们所用的方法，与欧洲科学家一样，这是中国文艺中兴的开端。……直到最近三十年，在国内受高等教育与曾经在欧美留学的学者，才把欧洲的真正文化输入中国，中国才大受影响，……这是中国文艺中兴发展的初期。现在中国曾受高等教育而在各界服务的人，大多数都尽力于介绍欧洲文化，或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术，俾适用于现代。 在这两位言论界骄子及北大校长的鼓吹之下，范文澜得以不改所学，继续“追踪乾嘉老辈”，并且孜孜矻矻以文艺复兴“从而自勉”。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范氏为其著述所赋予的价值，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是在什么样的典范／论域之中运作的。 三、 整理国故的内外需求 相较于文艺复兴意在沟通中西的公开称述，整理国故之口号似更为本土化，也更具可操作性。周策纵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五四运动史》中曾论及“新思想及其后的争论”，以说明“后五四”的思想学术状况，列举出古史辨、整理国故和非宗教三项运动，以及东西文化问题和科学与玄学两项论战。其中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乃以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为开端的一种古籍研究领域的活动。有学者尝在不疑处有疑，提出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为何会迅速转变成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运动呢？对此，正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之于胡适一样，还是得回到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导师身上，才能求得确解。逯耀东早先根据胡适于1919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简要勾勒其规划如下： “整理国故”，是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第三个发展阶段。胡适分析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意义，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即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作一个重新的评价。一个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应该从三方面进行：一、是研究当前社会、政治、宗教、文学、道德等各种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二、输入学理，就是输入海外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帮助解决上述面临的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三、则是“整理国故”，也就是对中国固有文明作系统的严肃批判与改造。经过这三方面的努力，必然产生第四方面的结果，那就是“再造文明”。 逯氏认为，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者之中，胡适将整理国故视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环节，“象征着新文化运动由狂飙朝着潜沉转向，经过一阵激情煽动以后，现在要作理性的思考了”。笔者以为，整理国故此一环节之所以最为重要，正是“文艺复兴”的规划定位有以致之。 细察胡适原文，他的确一再强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也就是“评判的态度”，并引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来加以解释。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分开来说则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胡适进一步解释何谓“整理”：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具体步骤则是：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找出每种学术思想如何发生及其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的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针对清末以来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旗帜鲜明地以整理国故一语取而代之，因为“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1920年5月，即将于北大毕业的顾颉刚受到胡适的影响，决心在毕业后投入整理国故的工作，并拟订好了具体计划： ……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就是“中国书籍目录”。这目录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我想有了这一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钩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由此可见整理国故口号的动人之处，在于结合新旧中西学术，既可令读书人安心重理旧业，又不至于失去“关联呼应”时代的意义。学者有谓，近代中国的学术观念有过几次变化，首先是清末流行的国粹主义，接着是国学时代。而新文化运动以后则进入国故时代。在此一阶段中，“‘国学’与‘国故’常常互用”。不过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派认为传统中仍有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派是以国学为国故之同义词，而他们使用‘国故’时，用的是章太炎的概念……并不带有保存的意味”。胡、顾师徒显然偏向的是后者。纵使范文澜起初不认为《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真出路”，但当新文化运动转入整理国故的沉潜阶段，从而引发风靡一世的国学研究热潮之后，由于范氏职业为国文教员之故，大概也不得不如风行草偃，与世推移了。 此中缘由，陈以爱曾指出，改革中学的国文教育，亦即普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乃是胡适积极提倡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学国文教学的实际需求，也是此一运动得以开展的外在因素。缘于胡适在1920年9月的《新青年》上曾刊登过一篇演说词，阐述他对中学国文教授的看法。胡适在文中提出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除了第一条是推广白话之外，其余都和古文有关，显示胡适并未在中学的国文教育中排斥文言，独尊语体。至于教材方面，“国语文”以看小说为主，古文则在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其后三年广读古人的古文。由于胡适认为古文选本既零碎又不成系统，因此缺乏趣味，也就没有成效，应以学生自己“看书”来代替“讲读”。 两年之后，胡适再次演说同一课题，并修改前说，强调“国语文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阅读古书依然必要，但写作古文则必须加以排除，因为“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关于自己过去“教授古文，注重自修”的办法，胡适自承失败。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相当的设备”： 我提倡学生自读古书，但是有几部古书可以便于自修呢？我曾举《资治通鉴》，但现行的《资治通鉴》——宋本，百衲本，局本，石印——哪一部可以供普通中学学生的自修呢？……我又说过《诗经》，但是《诗经》不经过一番大整理，是不配作教本的。……现在有几个中学国文教员能用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一班汉学家的笺疏呢？……这一部书，经过朱熹的整理，又经过无数学者的整理，然而至今还只是一笔胡涂账；专门研究的人还弄不清楚，何况中学学生呢？……总之，我说的“没有相当的设备”，是说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古书不经过一番新式的整理，是不适宜于自修的。 至于整理古书的方法，文中提出七项要件：（1）加标点符号；（2）分段；（3）删去繁重而不必有的旧注；（4）加入必要的新注；（5）校勘；（6）考订其假；（7）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内容应包含作者小传，该书来历及其价值。整理国故从文化普及的角度出发，自易收功。 范文澜在南开任教的五个年头，至少前三年还在中学部开课，更被校方任命为“中学六年国文计划书”起草员，不得不涉及中学国文教学的规划（其中有文白之争），而非自囿于一己的班级经营之中。与此同时，胡适上述之言论既为世所瞩目，又不专以消灭古文为言，反而道出“整理”古书的教学用途，及其入手的实际方法，应可合理推测，其议当日已为同处京津一地的范氏所深知。三年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正式出版，《南开周刊》的报道已如前述，将之誉为“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读之“可以减少好些翻书的麻烦，经济了好些时间”，仿佛此书之作，与胡氏的提议有如桴鼓相应，乃迎合“整理国故”运动之风而起。令人深感兴味的是，范氏书成之际，似也一改昔日对于白话文之鄙薄，而重新有所估价。书中一条有谓： 世亦有以文不雕琢，难免鄙悖为疑者，此大惑也。文之雅俗，固在慎选字句，市井浅陋之语，不可出于学士文人之口，然非谓捃摭古字陈语，眩人耳目，乃始程雅也。且所贵修辞云者，欲使理明辞达，句必妥帖，字必从顺而已。即施彩饰，亦以合自然之美为原则，初不可误会雕琢丧真者谓之美，亦不可误会语体文必不雅也。 既然语体文亦可能雅，则无必然排斥之理，亦已明矣。 更进一步而言，南开校史曾记载范文澜的一次校内演讲，题目正是“整理国故及其方法”，惜其内容不但未见，具体时日与相关报道出处亦且不明。笔者考得其演说日期应为1923年12月7日。除此之外，目前仅能找到鲁迅刊登在1924年1月17日《晨报副刊》上的一篇回应文字，使我们得以间接了解范氏的演说内容，全文如下： 范仲澐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份，其第三节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第四节就有这几句：“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从此文中之引文所见，范文澜明显反驳的是顾颉刚在1923年5月6日发表在《读书杂志》上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因为在该文中，顾氏认为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禹，《说文》云：‘蟲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其实在此说提出之后，随后接连两期的《读书杂志》便分别刊出钱玄同、刘掞藜和胡堇人的三篇回应文字，对大禹是条虫之说表示反对。顾颉刚则坚持其“禹为动物”的旧说，只是不再主张“出于九鼎”，而是将其假设改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刘、顾诸人的论辩在该刊物上持续到1923年12月才告一段落。这场论战显然吸引了范氏注意，又因顾颉刚在关键之处丝毫不让的态度，使他决心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读书杂志》本为《努力周报》之增刊，乃胡适基于对乾嘉之学的憧憬，为了推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创办的。而引起论战的顾颉刚的原文，也正是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而开启绵延十五个年头的古史辨运动之关键篇章。由于范文澜明确反驳《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演说文字，亦即鲁迅所见诸报章者，未被纳入《古史辨》第1册（1926）而出版，以致今日该文处于若存若亡之间，无异失佚，我们才无从得知范氏的完整看法，也就无法清楚察知古史辨运动对于其人最初的冲击和影响。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观察，逯耀东曾提出，“胡适似乎认为考辨古史在学术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顾颉刚个人的成就，而是他所发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更是他“整理国故”理想的实践。范文澜针对整理国故问题所做的公开演讲，内容既然涉及针砭顾颉刚之论旨，可见时人观感的确与胡适的自我认知一致，将古史辨视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环，甚至是其方法的具体演示。“整理国故及其方法”此一演讲之选题，恰好是范氏在20世纪20年代为整理国故运动所笼罩而做出一己反应的最佳例证。 除此之外，南开大学的特定环境，尤其是该校与梁启超的特殊渊源，也是范文澜难以摆脱整理国故运动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就在范氏开始任教南开的前一年，梁启超在1921年9月的南开大学部开学式上应邀演说，勉励南开师生要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研究学术就须注意如何搜集材料，梁任公认为：“这种材料外国人不能收集，因为他对于中国的情形不大清楚……且不能参证中国的古书。”可是，“材料虽多，乱如纷麻”。解决之道，端赖“整理国故”。不过相较于胡适前述说法，梁氏对于如何“整理国故”却是语焉而不详： 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这样，责任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至于用怎样的一种方法，整理国故，过几天讲历史时，再与诸君详为讨论。 此篇记录稿虽通篇未提胡适其人，但既有输入学理，又有整理国故，实属拾人牙慧之举。论者指出，胡适早年为学深受梁氏之启迪。但是自1920年以后，情势为之逆转，“梁启超不但受胡适影响，回过头重理学术旧业，甚至在后者盛名的威胁下，几乎无时无刻不以胡适为其主要对手”。到1923年年初，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在中国的学术领导地位已经完全巩固了。该宣言诚然是一份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但在此之前，依照梁启超前引的南开演讲内容来看，他早已接受胡适在一年多前发表之《新思潮的意义》的看法了。演讲纪录稿的结尾，有份识语如下： 梁先生对于国学很有研究，自从去年游欧归来，即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并且说欧西文化还需中国文化去调剂，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所以他将他研究历史二十年的工夫，来作一部《中国文化史》，他在我校讲的是《中国文化史纲》的第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我很盼望梁先生教我们怎样去研究国学，我更希望梁先［生］不要给我们一块块手点的金子，但不知梁先生肯把他的手指头给我们否？ 胡适以北大为基地暴得大名，梁启超不甘寂寞，力图经营南开为其据点急起直追，于是有本文前述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之议，此次演讲实发其先声。其后，整理国故的口号已传遍校园，连南开学生在校外参加演说比赛，亦声言“学问独立”的办法之一，是要“专门从事于整理国故的事业”。处于此一整理国故业已演变成流行语的境地，范文澜身为国文教师，大概很难置之不理，必须针对学生之要求加以回应。特别是前引以“手指头”指代“方法”之喻，故而有其演讲题目之拟。 四、 国学研究之归类与认可：兼论“朴社”与《群经概论》 如果说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同样由他执笔之《〈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却已代表了1922年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同仁，也就是范文澜昔日北大师长（除了黄侃、刘师培和陈汉章以外）的共同看法。在该文中，胡适于肯定清学有整理古书和发现古书及古物的研究成绩之余，复提出三项缺失，以及今日治国学应补偏救弊的三个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其中，首尾两条偏向新观念和新眼光的提倡，似有稍嫌理论化之虞。真正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占文章篇幅最大的却是第二条“系统的整理”。 此条细数三种不同的整理方式：“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以及“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结账式的整理以《诗经》为例，应包含异文校勘、古韵考究、训诂和序说见解等内容，使人人能读古书；专史式的整理则是达成国学的目的，亦即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必经之路。胡适所列出的“中国文化史”十项子系统，分别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希望大家能以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就整理国故运动而言，此一宣言可谓纲举目张，十分完备。 陈以爱同意胡适日后所言，认为这是一份“新国学”的研究纲领（因学术不再以经学为中心），并以其精湛的研究指出，此文1923年1月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登时并未署名，直到来年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出版之后，才被后世研究者视为胡适个人学术思想的表述。但事实上，为了顾及其他同事们（如沈兼士和朱希祖）的不同见解，胡适不但在文中避谈他素来主张的疑古辨伪，也不再以三年前他在《新思潮的意义》所提出之“评判的态度”为主调，转而强调“历史的眼光”，认为应首重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真相。这种稳重持平的态度，相较于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挑衅刺激，无疑能为整理国故运动求得最大程度的各界支持。从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能得到其他并不特别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太炎门生之首肯，即可见一斑。陈以爱更认为，由于此一宣言“非常具体地列举了研究国学的几个方针，故发表后指引了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这不仅是“对史学现代化的一份革命宣言”（逯耀东语），由于其讨论范围“实际上是对国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目标作一个全面的说明，故其影响实远远超出史学的范畴，而触及到国学领域中的各个层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之出版，颇有条件被人视为整理国故运动的成果之一。前引李笠对于范著之批评，“当增补者”第一项为“书考”，其中略谓： 宋明以来，略录之学不讲，凡注释古书者，类不以书本之来历为意。清儒极力提倡，注书家始渐重书评……近人著作，复多忽此：刘文典之《淮南集解》，与范君《文心讲疏》胥同此失。 此一书评将北大教授刘文典在两年多前出版之《淮南鸿烈集解》与范著并列，透露出一点不寻常的消息。依据陈以爱的考证，刘著之作反映出其人所面对的巨大心理压力。因刘文典本出于陈独秀之援引而入北大任教，当陈氏被迫离开北大之后，刘氏颇不自安。而与他同时进北大的胡适（亦为皖人），复因《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而广获好评，建立了稳固的学术地位。为了寻找出路，“刘氏也朝这方面努力，以诸子学为范围，选定《淮南子》一书，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废寝忘食，卒成此书。书成之后，刘文典又急于出版，请胡适作序协助。后者“为之多方揄扬，又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为刘氏奠定其学术地位。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淮南鸿烈集解》两者极度雷同的问世过程，陈以爱推论，这两位《新青年》最早期的投稿者兼核心分子，面对北大文科因太炎门生盘踞而重考证的学风，被逼着“不得不寻求自处之道”。除了刘文典发愤著书的心曲之外，此处更重要的是该书所获得的定位。 胡适为刘书所写的序言，开头即重申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言，提出“整理国故，约有三途”，随后再分别加以说明： 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顺序，部勒紊乱之资料；或依韵目，或依字划……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总账式者……同一书也……历时既久，异说滋多。……辨各家之同异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华，于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若商家之终岁结账然。 专史云者，积累既多，系统既明，乃有人焉……择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类别，或以时分，著为专史。专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实为通史之渊源也。二千年来，此业尚无作者。 在以上三者之中，《淮南鸿烈集解》既非“索引”，又非“专史”，当然就属于“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了。特别是《淮南子》本身亦为总结之作，而通行注本又不完备，亟待整理： 淮南王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者也。其书作于汉代，……当汉世已有注释之必要。历年久远，文义变迁，传写讹夺，此书遂更难读。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迄乎近世，经师旁求故训，博览者始稍稍整治秦汉诸子；而淮南王书，治之者尤众。……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殊不便于初学。以故，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 胡适接着便花了不少篇幅，对刘著之精审谨严，颇致美言。若将《淮南鸿烈集解》和《文心雕龙讲疏》取而并观，不禁令人惊异两者之性质何其相似！不但所注之书皆为集其大成之作，而且当时的通行注本又已过了百有余年，不惬人意。李笠之比论两书，绝非率性随意之举。 梁启超在胡适序言之后一年多所撰之范著序言有曰： 吾国论文之书，古鲜专籍。……求其是非不谬，华实并隆，析源流，明体用；以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含飞动之采，极瑰玮之观者；其惟刘彦和之《文心雕龙》乎！ ……“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虽为论文之言，而摛翰振藻，炜烨其辞；杼轴献功，整齐其语……文术虽同，标名则殊，读者不察，或生曲解，或肆讥评：其故一也。加以征引之文，间有亡佚；辗转传钞，讹夺滋甚。苟不辨订错牾，网罗散失，以诠释之，读者自易致迷：其故二也。 有此二故，《文心》一书，领悟者寡，诚无足怪；然窃尝深惜焉！ 胡适所谓的“文义变迁，传写讹夺”，和梁氏此处所言之“文术虽同，标名则殊”，“辗转传钞，讹夺滋甚”，正是如出一辙。如此说来，批注《文心雕龙》，何尝不是“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呢？而梁氏对范著之称誉，已如前述，兹不赘引。笔者但论其翼护“背书”之效，正与胡适之于刘书类同。两书前后相继出版，性质等同，相距时间又如此之短，两位作者年岁亦相近，无怪乎时人会加以比较论列。在考据蔚为主流的价值层级，以及教育体系对于古籍整理的内外需求之下，《淮南鸿烈集解》和《文心雕龙讲疏》两书以及其他无数著作在“整理国故”的时代风潮下逐步涌现。况且范文澜之作又导源于北大，纵使不若刘文典直接在北大著成，亦为其派生之支裔无疑。撇开范氏本师黄侃抨击胡适提倡白话的文体之争不论，如果将范著视为承继整理国故运动的风潮而作，同样隶属胡适所谓“结账式”或“总账式”之国故整理，应不至于太过勉强。 继《文心雕龙讲疏》之后，范文澜正式出版的第二部著作为《群经概论》，1926年由朴社发行。《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记载，范氏前一年“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组织朴社，编辑出版书刊”。对于“朴社”这间现已不存的同仁出版社，今日学者了解不多，最可信的材料为顾颉刚本人之回忆： 1922年夏天……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天，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个个〕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 郑振铎这批文人（包含顾颉刚在内）在有机会进入大学执教之前，实与叶文心笔下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职业青年”（vocational youth）相差无几。他们“是对现实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因为缺少在新式经济体系中担任高层职位的必要资格，从而不具优势，在初级入门工作中受到剥削，直接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由于他们是学徒或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得以成为店员和公司职员。“‘职业青年’每天算计着，既担心从现有的社会阶梯中滑落，又极力想要在上司下属的阶层制度中获得升迁，他们属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严重焦虑、备受折磨的阶层。”郑氏有此自立门户的提议，集体投入“印刷资本主义”之时代大潮，就某个程度上来说，乃属理有必至之举。 依照《顾颉刚年谱》所记，范文澜是到了1927年才入社的。对于《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记载为1925年的不同说法，在未有更直接的证据出现之前，笔者倾向于主张应为1926年的可能性较大。此因顾氏日记在1926年9月16日曾记载：“写介绍范仲澐等通告，送朴社。”或许这就是介绍新社员之通告。在此前后，两人密切往来通信。换句话说，范文澜不但是在朴社总部迁至北京之后，更且是在门市部景山书社于1925年11月开设之后，才加入由顾颉刚主持的朴社（此时范氏人在天津）。朴社以“朴学”得名，说明范、顾两人皆能接受标举的共同旗帜。如果说范文澜在两年多前的演讲中，对于顾颉刚所主张之“整理国故及其方法”尚不无微词，到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1926年6月11日）之后，态度却大为转变，以致顾氏日记在1926年8月2日下载：“莘田谓予治学精神不可及，态度甚好。此言仲澐亦言之，［萧］一山亦言之，予以为知言。较之言予学问好者迥不侔矣。”这或许皆因得睹《古史辨》第一册长达7万字之《自序》而发。顾颉刚一意强调“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想必亦能获得向来崇尚“好古”之学的范文澜首肯。 顾颉刚在朴社成立之初，邀请郭绍虞入伙的信函中有云： 我想，现在整理国故的声浪极高，但大家只是喊，没有实做整理的事。我们几个人如能切实在这方面做去，每人每年标点一种书，斟酌校订的妥善，便可有永久的价值。……朴社中择人极苛，非看极切实的人，可以自己做书的人，又是赞成我们主张的人不拉。你心目中如有这类的人，也请留意。 由此看来，范文澜在顾氏心目中亦为“极切实的人”，又是赞成其主张，“可以自己做书的人”，应无疑义。如顾颉刚信中所言，朴社的组织本是一班学人有鉴于商务印书馆因编辑出版教科书而大发利市，见机而作，为了因应整理国故之商机而生。日后朴社一再为范氏发行《群经概论》，乃是出于牟利的动机，不言可喻。但除此之外，亦当显示顾、范两人在整理国故方面的确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而朴社之立，意在出版同仁著述，由《群经概论》的初版年份1926年看来，也能部分证明本文所主张的范文澜入社年份，绝非为该书出版之后的1927年。况且在《文心雕龙讲疏》于1925年10月1日出版之前，现存的《顾颉刚日记》中亦未有任何提及范氏之处。两人在北大毕业以后重新恢复联系，应当是1925年年末至1926年年初。 《群经概论》之名，有如本文初始所引，最早见于范文澜在南开大学所授之大二国文课程，属于“国学要略”此一部分之授课讲义。此书与《文心雕龙讲疏》相同的是，同样继承清末民初北大教授流行的著述传统，由讲义以成书。该书以专章分别说明《周易》等典籍注疏之内涵及其作者和篇章传授。蔡美彪评论曰：“书名《概论》，但并不是概括的评论，而是对诸经的性质、内容、篇目、存逸、真伪及相关诸问题，分别作深入而具体的评述。编纂方法遵依述而不作的宗旨，以汉学家注释经书的体例，旁征博引，解释群经。”蔡氏已注意此书“摘引前人精萃之论，彼此贯通”。卞孝萱则更具体指明该书第1章第5节“今古文家法”全录陈汉章文1万余言，第5章第3节“《周礼》不伪证”引陈氏“《周礼》行于春秋时证”6000余言，第7章第7节“《仪礼》行于春秋时证”亦录其1000余言。此外，第9章第24节“三《传》平议”则全录黄侃两千余言。事实上，根据笔者考察，范氏此书采录最多的是刘师培之文章和课堂讲授，包含刘氏论《五经正义》、论《易》之说、《驳孔子改制说》一文，他如第4章第16节“毛诗词例举要”、第9章第8节“《左传》时月日古例”、第13节“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第14节“周官、左氏相通考”、第15节“《左传》《荀子》相通考”、第20节“《公羊》《荀子》相通考”、第22节“《穀梁》《荀子》相通考”等章节全录其文，总计超过4万余言，几占全书近1/7，间引及章太炎之说。其余引录清儒之论亦不在少，包含王国维之《观堂集林》。统而言之，刘师培、陈汉章和黄侃三位范文澜亲炙之北大师长，相关论述在《群经概论》全书所占篇幅至少在1/5（7万字左右）。蔡美彪评其宗旨曰“述而不作”，乃信而有当之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书当然更是属于对儒家经典“结账式”之国故整理了。 五、 结语 综上所论，与其将范文澜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的发展，因为出身绍兴的地缘因素而归诸“浙东学派”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不如将之置于当时知识界风起云涌之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中求解，更为恰当。前此的既有研究之所以计不及此，除了由于过去对整理国故运动的了解有所不足之外，当与范氏本人的政治表态有关。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之中，范文澜在权威的《历史研究》上发表长文，痛批胡适是个“汉奸卖国贼”，“整套连篇累牍的胡适文集是‘历史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方法’而表现出来的各种毒物，篇篇有毒，句句有毒，决不可等闲视之”。在范氏笔下，胡适简直就是人类公敌，罪无可逭。在胡适已遭官方定调为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反动人物，从而大张旗鼓地加以批判之后，任何与胡适思想的牵连都必须加以清除，或者自我否定，范氏自非例外。在其自白的激烈抨击之下，当不会有人思及范文澜早年的学术业绩与胡适（乃至梁启超）提倡之整理国故有无关联。然而，纵使范氏与他们两人之间的个人交往确实不多，学术思想上的无形影响要不可掩。这或许类似王汎森以“铜山崩而洛钟应”之喻来说明思想史上许多实际呼应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对一式的发生。更有价值层级下的无数竞争，使得人们逐渐趋同。本文即希望透过整理零碎残存的蛛丝马迹，重建此一当事人所讳言之历程。 当然，专家如陈以爱之眼光，洞中肯綮，因而极力分辨在20世纪20年代扩大为新旧混杂的国学运动当中，真正的整理国故派之特质：必须是本着胡适“评判的态度”所从事的国故整理工作，以革新思想为目的而研治旧学者，方足以当此名。否则的话，如以汪东和黄侃为首的太炎弟子，奉乃师章氏为首，于北方的《国学季刊》之外，在南方创办《华国月刊》（亦即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主要的发表园地），主张研究国学当以“发扬国光”为宗旨，便与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截然异趣。再如梁启超当时对传统文化的卫护态度，即便与胡适同倡整理国故，亦是貌同心异，绝非同调。不过，正如陈氏同样注意到，胡适为《淮南鸿烈集解》写序，故意以文言下笔，又未曾有一语道及他原先大声疾呼之“评判的态度”。此一迁就现实的策略性手段，“不免大大模糊了‘整理国故’与‘发扬国光’者之间的差异”。新文化巨子笔下此一模糊空间的存在，无论是有意或是无心，无疑使得众人可以各取所需，各安其业。何况若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新文化运动”之名原非胡适所能独占，至少梁启超一派文人亦思有以尸之。 由本文的梳理可知，范文澜当时与以上各派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游移于两者之间，而或一时偏向于“发扬国光”，寄望“文艺之复兴”；一时又因与顾颉刚等朴社诸人的密切交往，偏向于狭义之整理国故。我们若能抛开当事人在30年后设下的偏见和迷障，正可得见历史发展洪流中的复杂实相。笔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能浩浩荡荡，有沛然莫之能御之势，正不可忽略像青年时代的范文澜这般依违两可的人物，有似沈尹默笔下太炎门生的“中间派”，对“守旧派”和“开新派”皆以为然。他们对于整理国故的核心理念未必完全认同或了解，有时甚至心知其非，却又在实际行动上吊诡地有所响应，进而在未曾事先预期的情况下为之推波助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