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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骛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实猎是近代来华的关键外国人之一。他是中国境内第一本华语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是义律和璞鼎查的中文秘书，是中国最早的内地传教会——福汉会创始人。凭借超常的语言天赋，他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中、英、德、荷等国语言撰写论文和游记，在中西方都富有影响。他倨傲狷急的个性、夸张高调的募资手段和真假难辨的传教业绩，当时就让西方传道会及其信徒感到不解。当然，他在中国所引起的论辩至今也未消停。原因何在呢？利用第一手文献，辨其德文原名的汉文自译和他译过程，或许是解读郭实猎的一个有趣而可靠的视角和路径。 中外文文献中出现过的郭氏姓名至少有34个。他自己先后用过的有：爱则蜡、郭实猎、甲利、爱汉者、爱汉（Gaihan）、善德者、善德等；别人给他起的中文名有：郭士立、郭士力、郭叻、郭士笠、郭士利、郭子立、郭士林、郭实腊、郭实拉、郭实烈、郭施拉、郭甲利、吴士利、吴士拉、吴士拉付、咭、吉士笠、甲士立、古特拉富、古兹拉夫、古茨拉夫、居茨拉夫等；外文中出现的还有：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Charles Gutzlaff、Karel Gutzlaff、Carl Gützlaff、Philo-Sinensis等。 此前，并非没有中国学者注意到郭实猎汉名众多这一特殊现象。早在1997年，黄时鉴就根据见于Marty Gregorys Catalogue的郭氏签名，敏锐地指出他本人用的是“郭实猎”三个字。但由于后续研究所依靠的文献多是二手，直到2000年以后，学界仍在使用的郭氏姓名，尚有郭实猎、郭士立、郭实腊、郭施拉、居茨拉夫等十数种之多。我们究竟该如何称呼他？那些数量庞大而又区别明显的中文姓名从何而来？本文通过对郭氏姓名、笔名、译名以及讹传的梳理，展现出郭实猎起汉名与其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其汉名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变化。 一、 原名与中文姓名 1803年7月8日，Gützlaff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Pommern）的小城佩日采（Pyritz），父亲为他取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Gützlaff表明这个家族来自于一个位于北波美拉尼亚，名叫Gützlaffshagen的村庄。其氏族可以追溯至Eilenburg的Werner Gützlaff。在波美拉尼亚地区，这一姓氏至今仍在使用。 在英文中，郭氏的名拼作Charles，这是他的教名。又因英文中没有字母ü，所以在英文中，郭氏的全名一般拼为Charles Gutzlaff。在荷兰语中，郭氏的名字还有另外两个版本，1828年出版的Geschiedenis der uitbreiding van Christus Koningrijk op aarde（《基督教王国全球扩张史》）中，作为著者，他将自己的荷兰名字拼为Karel Gutzlaff。在荷兰传道会档案中，郭氏的名字有时也被标注为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由于西方各国语言所用的字母略有不同，德文名字转换为英文名或其他文字，将K变为C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是在华语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有人将郭氏之名写作Karl Gutzlaff，则明显混淆了他的德文与英文姓名。 1826年年底，受荷兰传道会派遣，郭氏来到东南亚传教。得益于麦都思（Medhurst）的帮助，他在巴达维亚结识了大量当地的华人移民。1827年的春节，郭氏第一次目睹了当地华侨聚集在庙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盲目至极的迷信”（blindest Aberglauben），并且深受刺激。他由此决心要学习中文，向中国人宣教。1827年1月30日是大年初三，在写给荷兰传道会的传教日志中，郭氏用极其生硬的笔法，描下了他的第一个中国名字：“爱则蜡”。在日志里，他没有向荷兰母会解释这三个汉字的涵义，也没有说明是谁为他选择了这个名字，却记录下了他初学中文时的痛苦感受： 我今天忐忑地开始学习中文，如果主不指引我的话，我想我是学不会这门语言的。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门语言有多难，我开始和中国人交流，用中文布道，我想这样困难会慢慢地变小吧。 从郭氏传教日志的内容推测，最初帮助他学习汉语的人，很可能是麦都思本人，或者麦氏推荐给他的福建籍华侨。“爱则蜡”或许就是麦都思为他取的。在用字上，“爱”字后来被郭氏拼作“Gai”，恰好用到了Gützlaff的首字母，在表意时，“爱”字的作用也与同时期伦敦会传教士取名时所用的“思”“逊”“怜”等字类似。“蜡”则表示郭氏德语姓氏的闽南语谐音。在清代，使用“蜡”字作西文“La”音音译的例子很多，比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便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译作“黑蜡”；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刘继庄传》中称拉丁语为“蜡顶话”；郭氏等人在《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中称翻译底本为“希蜡原本”。这种使用姓氏谐音取名的方法，至今仍是西方人选择中文名的重要途径。传教士如艾儒略（Aleni）、马礼逊（Morrison）、裨治文（Bridgma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的名字皆是如此。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爱”“蜡”二字分别被释作“The operation of 仁 Jin, or a Benevolent mind”和“The wax formed by bees”，“则”字的解释则接近“A particle denoting that which follows next in order”一条。考虑到郭氏当时可以从麦都思处接触到这本字典，以上释义应该较为接近郭氏对这个名字最初的理解。 但时隔不久，郭氏就更换了自己的中文名。至迟到1827年4月15日，也就是在他离开巴达维亚，独自登上民丹岛（Bintang）之后的第三天，郭氏便已经开始使用“郭实猎”三字来落款，给西方的差会写信了。8月12日，这位刚刚立志要献身于“上帝对中国事业”的传教士在日志中再次记下了他的这个新名字。在寄往欧洲的信件或者赠予友人的画像上，他常于自己的西文姓名旁边，用钢笔直行书写下这个中文名字。在他后来出版的一些中文书籍的序言里，也会用这个名字落款。除之前出现的一处“爱则蜡”之外，现存郭氏的所有中文亲笔签名，均为“郭实猎”。这些签名多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而又以郭氏去世之前的1850年最为集中。这证明“郭实猎”一名应是他一直使用的中文姓名，直到他1851年去世时，都没有再改变过。 在8月12日的传教日志中，郭氏在这个新的汉语名字后面加上了注释。“郭”字之后注有荷兰语“voornaam”，在“实猎”之后注有“eigennaam”。他似乎想以自己的中文名为例，向荷兰母会展示中文姓名的结构。在荷兰语中，“voornaam”意为“名”，与“achternaam”也就是“姓”对应；“eigennaam”的意思则是“自己的名字”，既不用来特指姓，也不用以特指名。学习中文已经近7个月，这位年轻人对于汉语中名和姓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读音方面，他称“郭实猎”三字读作“Koet Sit Lap”。这与德语中郭氏本姓的Gützlaff发音完全吻合，也比较接近闽南语的发音。 西方传教士在中文名具体用字的选择上，常倾向于较为雅致的“儒”“礼”“文”“雅”“德”等字。郭氏选择“实猎”二字，明显有悖于这种传统。由于在巴达维亚停留期间，郭氏主要跟随社会底层的华人学习汉语口语，并没有相对固定的老师，所以其名的用字，不如其他传教士雅训也在情理之中。郭氏以“实猎”二字作名，是对之前所用“爱则蜡”一名中“蜡”字谐音的继承，但相较后者，含义显得更加明确：“实猎”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放猎逐禽”的意象，将“实猎”倒读即为“猎实”，似乎又体现了一种争取实际成就的期望。“实猎”二字连用的情况，在典籍中并不多见。不过，唐人熊执易在《武陵郡王马公神道碑》中曾有“太尉仗剑万里，建绩二府，实猎边陲，振扬公阃，塞外诸蕃，莫不内侮”句，不知是否与郭氏本意相合。 日志手稿中“郭实猎”的“郭”字漏写了“子”部，形成了一个介于“郝”字和“耶”字之间的形状。直到1827年12月9日的日志中，郭氏才较为娴熟地写下了正确的“郭”字。这一天应该是这位传教士最终确定选择“郭”姓的时间。至于原因，他自己解释说： 整个中国可分为100多个宗族。每个宗族都会有一个特殊的姓氏。我要是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为了避免很多不利因素，我必须选择一个姓氏。我选择了郭家，“郭”因此就是我的姓。拥有同一个姓氏的人就是我的亲戚了。我们之间必须互相协助，我就像他们的侄子，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因此面对很多从未谋面的亲人我们也交谈甚欢。 “郭”姓华侨在东南亚分布广泛，且影响力较大。直到今日这一姓氏的华侨仍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特别是商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郭氏最终选择这一姓氏“归宗”，与郭姓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的分布与影响不无关系，而他对于中国宗族的这种认识，也可能来自东南亚福建移民的风俗。 他很清楚，要想在中国顺利地传播宗教，没有华人的认同是不可能的。在现存郭氏的中文著作中，最早使用的笔名“爱汉者”，正是他争取华人认同、对中华文化示好策略的直接体现。但郭氏并非这种做法的首创者。米怜（William Milne）在1815年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使用的笔名为“博爱者”，后来麦都思编印《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使用的笔名为“尚德者”，用意都大体类似。 1833年8月1日，郭氏用“爱汉者”之名，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中国境内西人开办华语期刊之先河。此后他在《赎罪之道传》（1834年）、《大英国统志（燕京本）》（1834年）、《是非略论》（1835年）、《正教安慰》（1836年）等1836年以前出版的著述，以及部分未注明出版日期的著作中，所使用的都是这一笔名。 1837年之后，郭氏“开始使用‘善德者’或‘善德’作为笔名，意为‘美德的爱慕者’（Admirer of Virtue），来代替以往的‘爱汉者’”出版中文著作，但是“爱汉”的两个西文版本，直译的“Philo-Sinensis”和音译的“Gaihan”却仍旧被他沿用了下来。“Philo-Sinensis”在他的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Part I上使用过。而“Gaihan”，则常出现于郭氏寄往欧洲的一些信件中。这个名字被郭氏解释为为“中国的朋友”（Freund China’s）。他常自称为“Gaihan”，甚至用这个名字代替原来的姓氏Gützlaff，将落款写成了“Karl Gaihan”。在一些后人纪念他的文章中，也会用“中国人的朋友”（Freunde von Chinesen）一类的称呼来特指他。 在中文出版物中，郭氏用“善德者”（美德的爱慕者）之名代替“爱汉者”，已经显示出他对华态度的微妙变化。但是当他面对西方读者时，却用“爱汉”替代本姓的方式来显示他对中国的“热爱”。这种现象非常有趣。作为独立传教士，由于活动经费仰赖他人资助，郭氏在西文媒体上表现出的对华态度，自然要服从于他资助人的立场。 大约在1836至1837年间，郭实猎开始翻译日文版《约翰福音之传》。在这部作品的封面上，郭氏署下的也是这一时期他惯用的汉语笔名“善德”。但在作品正文的首页，他的落款却是使用片假名“ギュツラフ”音译的Gützlaff。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上层社会对于中文阅读并没有太大障碍。但郭氏在这部《约翰福音之传》中却弃用汉字，通篇仅以片假名拼写。是因为： 中文书籍在那个国家（日本）可以被上层的阶级所理解，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书必须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音节来表述。相对于其他两种，我优先选择片假名，因为它简单得多，且不易被误解。 这是新教传教士将《圣经》翻译为其他语言时常有的思路，显然，郭实猎的传教目标并不仅是日本的上流社会，因此他的日文名字，自然也要选择下层日本民众更易识读的片假名来拼写。 郭氏中文名的选、用与他学习汉语的历程、对华认识的变化以及他个人对传教事业的定位和需求都有紧密的联系。他选取中文名的标准，在深受同时期伦敦会传教士影响的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个人的追求和目标；至于他在不同时期所选用的几个笔名，更是在体现他对华立场微妙变化的同时，将传教士们面向本土和异域时，所需展现的不同脸孔，形象地反映了出来。 二、 晚清多种译名与讹传 作为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最活跃的传教士，郭氏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清政府的官方文献，或者官员们的往来信函之中。仅在林则徐一人笔下，郭氏就至少被提到过三次。有意思的是，三次提到郭氏，林则徐使用的却是“甲利”“吴士拉”和“唔 ”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 最早的一次是1832年。林则徐由东河总督调任江苏巡抚时，他尚未赴任便碰到郭氏乘“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商船来沪： 臣林则徐赴任过镇会晤，商及驱逐，所见相同。初八日抵任江苏，复加札飞饬速办。即［据］该镇道等报称：……见沿海一带塘岸布列官兵，颇露惶惧。该船有胡夏米、甲利，略通汉语，即向巡船声称：“伊等并非匪人，因想求交易而来，今蒙晓谕，伊等已经悔悟，不敢再求买卖；现值风狂雨大，实在不能开船，只求俟风色稍转，即速开船回去”等语。 文中的“甲利”就是随船翻译郭实猎的化名。而那位“胡夏米”，原名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他是“阿美士德勋爵”号此次航行的负责人。林德赛称“郭实猎先生化名甲利（Kea Le），这就是他的教名查尔斯（Charles)的中文写法”。更确切地说，“甲利”应该来自Charles的昵称“Charlie”的音译。 “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的目的，是为东印度公司调查中国北方港口贸易的可能性。该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各停留了十数日，与各地官府皆有冲突。由于处置不力，各省多有官员因此被责罚。林则徐在赴任之前专程来到上海，同苏松太道吴其泰、苏松镇总兵关天培等人“会晤”，也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然而与林则徐后来奏报的情形不同，自6月21日在上海登陆之后，林德赛、郭实猎等人进入上海县城，又游历了吴淞、崇明，甚至还参观过苏松镇士兵的操演。他们在江苏境内一共停留了18天，活动极少受到有效的限制。离沪后“阿美士德勋爵”号一路北上，途经山东等地，最终达到朝鲜方才返航，震动朝野。关天培因此被“交部议处”，林则徐也被“交部察议”，都受到了处分。 可奇怪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再次搭档的林则徐和关天培，却没能认出“甲利”这位昔日的对手。1839年5月8日，在林则徐写给怡良的信中，把郭氏称为“吴士拉”： 昨参逊语冰怀云：廿五可到一小船，三日内可到三大船，即足全数，并遣吴士拉驾三板迎催，谆恳各委员勿散。 文中冰怀即广州知府余保纯，参逊是义律副手，第二商务监督约翰逊（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因余保纯本人不通英文，所以这则信息应是某位译员或行商口译的。从“吴士拉”三个字的发音判断，余保纯最终听到并告诉林则徐的，似是“郭实猎”的闽南语读音，或者“Gützlaff”的某种带有口音的官话读法。 1840年8月16日，当林则徐向道光皇帝奏报英军占据定海的情形时，郭氏第三次出现在林则徐的笔下。这一次，他的名字又变成了“咭 ”： 因粤洋现有船，自必常通浙信，是以屡经设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觅得夷信，译出汉文，知此次领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咘啉嘛。其统兵之夷目一人，名曰咖咥，系东印度水师督。……现闻该逆中有咭一名，伪作定海县官，其人能为华言，更需防其诡计。 “咭”三字，应是林则徐手下译员按照粤语发音对“夷信”中的“Gutzlaff”所作的音译。林则徐强调，此人“能为华言，更需防其诡计”，可见他对这位“伪县官”的重视。但遗憾的是，林在折中并没有给出此人的更多信息。 对于这位在鸦片战争中表现抢眼的“夷人”，林则徐理应有所了解。何以他三处提及郭氏，竟会使用三个来源、用字、发音皆相差甚远的名字呢？ 问题可能出在林则徐的翻译身上。只要将林则徐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与英文原文稍加对比，便不难发现，林则徐手下译者在翻译西人资料时，对译名的处理，并没有统一标准。《澳门新闻纸》中的人名、地名、船名，时而用官话音译，时而用粤语音译。这一现象，与林则徐所用译员的来历大体吻合。林则徐的翻译班子共有四名译者组成：阿曼（man）、袁德辉（shaou Tih）、阿伦（Alum）和梁进德。比起生于孟加拉的阿曼和原籍四川的袁德辉，会以“咭”音译“Gutzlaff”的，更可能是广东籍的梁进德或者阿伦。而且自幼成长在裨治文身边的梁进德不但认识郭实猎，还在新加坡为郭氏校改过中文著作。他应该见过“郭实猎”这个名字。作为上奏皇帝的重要情报，以林则徐的谨慎，他应当认真核实过译文的准确性。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误译呢？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并非孤例。在《澳门新闻纸》中，就出现过将梁进德熟悉的马儒翰（Morrison）用粤语音译作“马礼臣”的情况。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两则误译均出现在中英冲突之后——“马礼臣”源于报道九龙海战后英方动向的报纸，而“咭”则来自定海失陷后“觅得”的“夷信”。 当然，这些间接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是梁进德为了淡化自己与西方人的关系，而在译文中故意误写了马儒翰和郭实猎的名字。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个翻译班子并没能将他们掌握的重要信息都提供给林则徐。在“屡经设法密探定海情形”之后，这位封疆重臣恐怕并不知道那位“伪县官”的确切身份。他更难意识到，“甲利”“吴士拉”和“咭”，其实就是郭实猎一个人。 不清楚状况的并非只有林则徐一人。1842年，奕经竟然还向道光皇帝报告过郭氏在宁波“被人砍死”的消息。在这封奏折里，郭氏的名字又变了： 逆夷郭士力，最为著名酋目，近据各处探报，纷传该逆业已身死。查该逆多有一人数名，而此亡彼代，恐不能得其确实。兹据宁绍台道鹿泽长禀称，确探称郭士力业已受伤身死。 由于在鸦片战争期间，郭氏主要负责英军占领区的民政与情报搜集等工作，是英方与华人接触最多的人，所以奕经才会称他作“最为著名酋目”。而后面一句“该逆多有一人数名，而此亡彼代，恐不能得其确实”则充分地表现出了清政府的官员们面对这些西洋人名的懵懂和困扰。鸦片战争后，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尚且有“马礼逊，官名，非人名也”之说。也就难怪在奕经向道光奏陈的“汉奸供词”中会有“鬼子头目姓名，往往不对”的感叹了。 恰恰与奕经的奏报相反，因郭氏曾在宁波严惩淫掠的英军，为当地居民主持公道，当地民众还尊称他为“郭太爷”。在同治年间编写的宁波地方志中，他的名字被记作“郭士利”。时间推迟到八年之后，1850年，初次来到中国的丁韪良进入宁波城时，依然能听到当地百姓对郭氏的褒奖： 宁波人对待我们（丁韪良等）的态度很友好，因为就像他们所说的，宁波居民曾经在“鸦片战争时期受到了英国人的善待”……在战争发生之前，他们曾经惊恐万状，因为他们既害怕“红毛蛮夷”，又恐惧那些清兵。他们现在总是叨念那位前香港的传教士郭实腊（即郭实猎）博士是如何受命接管宁波府衙门，以及他如何巨细必究地主持公道的。即使英军士兵只偷了一只鸡，他也会命令士兵把鸡还给失主，并且进行赔偿。 与四处抢劫的清军溃兵和土匪相比，英军士兵只偷了一只鸡也要进行赔偿。当地人用一个“利”字来称呼郭氏，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上述译名外，在伊里布、裕谦和一部分奕经、耆英的奏折中，郭氏也被称作“郭士立”；在他们呈奏给道光的汉奸供词中，又出现了“甲士立”和“郭士林”两个版本；在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为传闻英人似有不能久占定海之势请饬确探折》后附的《舟山英人信》中，他时而被称为“吴士拉”，时而又被称作“吴士啦付”；而在张喜的《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中，郭氏则被称作“吴士利”“郭实烈”或“郭士力”，名字在一封文件内都不统一。 鸦片战争以后，郭实猎成为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依旧参与了大量对华交涉事务。照说“万年和约”已订，两国交涉又不断，身为“最为著名酋目”的郭实猎，应该为清政府的官员们熟悉才是。可是在1843年和1846年，管遹群、梁宝常前后两位浙江巡抚的奏折中，他的名字依旧被误写作了“郭施拉”“郭叻”与“郭士拉”。甚至是在南京和香港两度直接接触过郭实猎，而且使用过“郭士立”一名的耆英的折子里，不知何故仍把郭氏错称为了“郭实啦”（有时亦写作拉）。《南京条约》已经签订四年，面对这位重要的对手，朝廷的大员们非但没有弄清此人真正的汉名，甚至连一个统一的称呼都不曾有过。 细究起来，这种姓名混乱的情况也并非郭氏独有，只不过郭氏与华人接触频繁，行踪又跨越江、浙、闽、粤四省，讹传的姓名版本自然要比寻常人多。此时的朝廷官员，奏报西人姓名，仅凭音译，多不核实具体文字，再加上各地方言的影响，一人数名，或者数人一名的情况，都不少见。这种现象显示出清政府翻译人才的匮乏。奕经之所以会感叹“该逆多有一人数名”，正是因为他手下无人能够根据译名逆查出对应西人的姓名。王宏志曾说：“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译者的情况下，中方无论在战争情报以及谈判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实际上也影响到了战争的成败以及后果。”就郭氏译名的选用而言，除了先后两任两江总督伊里布和裕谦，似乎有过较好的情报交流之外，其他几乎所有官员奏报的郭氏姓名皆不相同，正反映出清政府不但没有组织过统一的情报汇总机构，甚至在地方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也缺乏系统的情报沟通，而且这种状况在鸦片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依然没有得到改观。 另一方面，较为常用的几种的郭氏译名如“郭士立”“甲士立”“郭实烈”等，都比较符合中国人对于姓名的审美习惯。尽管郭实猎身为侵略者，他身边的西方人对他也总是褒贬不一，但这位为老百姓主持过公道，能说流利汉语的外国人，给中国人，特别是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却显然要比他周围的其他西方人好。这可能正是中文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如律劳卑、渣顿之类带有明显贬义的郭氏译名的原因。 三、 中西文献中对郭实猎的记录 鸦片战争以后，郭氏任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此时，他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港英政府的工作与传教方面。他的名字在清政府的官方文献中就很少再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所创办的第一个中国内地传道会——“福汉会”的相关记录。 在伯明翰大学所藏“郭实猎收藏”（Dr. Karl Gutzlaff Collection）中，有福汉会成员或者书商写给郭氏的中文信件和账单，在这些文献中一般称他为“郭牧师”或“郭牧师大人”，有时也有人称他“郭先生”，他的夫人则被称之为“郭师母”，福汉会的成员们一般都自称“门生”某某。 作为郭实猎“门生”之一，福汉会成员王元琛在《圣道东来考》中还提到郭实猎的另一件事： 郭士立未逝时，英官在中环立一街，名曰郭士立街，以志景仰云。 以郭氏之名命名街道，可见他为港英政府所作的贡献。但王元琛的这段记录，其实并不准确。香港早期的街道只有英文名而没有中文名，这条街实际的名字应是“Gutzlaff Street”，它坐落于香港岛中环附近，位于皇后大道与威灵顿街之间。相传“福汉会”即坐落于此。19世纪后半叶，香港逐渐开始用中文命名街道。起初，“Gutzlaff Street”被命名为“郭士笠”街，后来又根据它粤语的谐音改作“吉士笠”街，均非王元琛所述的“郭士立街”。郭氏在1851年病逝于香港。这位在那个时代最善于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来华传教士，去世不久，他的中文姓名即被遗忘。他在华人中的影响力消退之迅速，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郭氏之名在英文领域的影响力则要持久得多。除了“Gutzlaff Street”之外，在中国境内，以Gutzlaff之名命名的地名或者机构至少还有三处。 最重要的一处，是位于上海与嵊泗列岛之间的“Gutzlaff Island”。这是1832年郭实猎作为随船翻译乘“阿美士德勋爵”号路过上海时，同行的其他英国船员们用他的姓氏命名的。该岛原有中文名，叫“大戟山”，但在西方的地图与导航设备上仍习惯标注它的英文名。这个最大直径仅约400米的小岛是杭州湾内重要的航标。在港英政府早期的政府公告、近代西人的旅华日志中，经常会提到这座岛。在1922年的《申报》上，这座“距沪约六十五哩”的岛屿也被中国人直接称为了“Gutzlaff”。人们似乎忘记了它本来的中文名字。 另外两处是，至今仍坐落于上海外滩南端的外滩信号塔，和上海最早由华人创办的西医院——体仁医院。外滩信号塔所属的信号站始建于1865年，目前尚存的结构则建于1907年。这座塔的英文名“The Gutzlaff Signal Tower”就是在表达纪念郭实猎之意，但命名过程已经难以考证。体仁医院创办于1872年，位于上海市宁波路，后并入仁济医院。因初建的经费来源于一位名叫Agnes Gutzlaff的盲女的遗赠，所以这座医院的英文名被称作“Gutzlaff Hospital”。这位连中文名都没有的盲女，其实是中国人。大约在1837年，她被郭实猎收养，并由郭氏的夫人玛丽照顾到五岁多，于1842年送往英国接受教育。1855年Agnes Gutzlaff回国，受雇于“宁波女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过正规训练的盲文教师”。 这些带有纪念性的地名，似乎述说着郭实猎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Gutzlaff Island”代表着他赖以成名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Gutzlaff Street”则是港英政府对于他在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所立汗马功劳的回报；至于“The Gutzlaff Signal Tower”和“Gutzlaff Hospital”，恰是他在华传教与开拓事业所留下的遗音。时间跨越百年，这位在中国传播新教、开辟殖民地的“闯将”并未被西方世界，特别是来华西人和宗教界人士所遗忘，他们在淡化郭实猎所受争议的同时，仍旧记得他的功劳和慈善事业。 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对郭氏的记忆却多是他的负面形象。直到1929年，当郭实猎的中文名字再为中国人提及时，他已然被纳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在武堉干著《鸦片战争史》中，郭氏被称作“郭子立”。书中将他描述成一位“英国产，而久居中国天津”的中国通。因他与义律“互相勾结”，于是“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之鸦片愈多”。武堉干之说虽然缺乏文献支撑，影响却颇大。40年代中期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称郭氏为“在天津经营鸦片业的英国人郭子立”就是引用武氏的说法。这似乎是郭实猎形象在中国的分水岭，自此以后，郭氏的名字，便逐渐成为了间谍、强盗与鸦片贩子的代名词。由于他直接参与过侵华战争，郭实猎的形象迅速地恶化，从“饱受争议”的人物彻底地变成了“反面人物”。直到近年来，郭氏本身的复杂属性，才逐渐得到华语学界的关注。 在公开出版的文献或著作中，也有不少使用Gützlaff的音译来代指郭氏的情况。此类音译在1915年恽铁樵、徐凤石翻译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时就已开始使用，但绝大多数出现在1949年以后。在《西学东渐记》中，恽、徐二位所用的“古特拉富”明显不是德语发音，或许是受到原文称郭氏为“英教士”的误导，可见译者并不清楚郭氏的具体情况。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1958年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中，Gutzlaff Island被译成了“古茨拉夫”岛。潘光旦则称郭氏为“古兹拉夫”。最常用的音译“居茨拉夫”最早见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该书出版的时间是1959年4月。以上三个音译使用了德语的发音，证明后来的译者至少知晓郭氏的原籍。至今“居茨拉夫”仍旧是“马克思”相关研究领域内，使用频率最高的郭氏译名。 另一个在学界常用的郭氏姓名“郭实腊”，至迟在1954年齐思和所译利洛的《缔约日记》中已经出现，后来顾长声在1985年出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书中沿用此名为郭氏作传。由于顾书影响较大，此名才渐为学界所传用。而在上个世纪末重要的研究参考《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中，仅罗列了“郭施拉（郭实腊，郭士立，郭甲利）”四个译名，却遗漏了郭氏的自用之名。 四、 结 论 严格地说，“郭实猎”是郭氏本人一直公开使用的唯一中文姓名。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这个名字来代指他，自然更为适宜。 作为记录个人形象与经历的重要载体，郭实猎的原名、笔名、化名以及其他讹传的版本所构成的变迁史，恰好向人们描绘出了他极富争议的个人经历的缩影。倘若说，郭实猎选择中文名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学习中文、认识中国的艰难历程；那么，他笔名的变化过程正好能体现郭实猎本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与态度的变化。那些大量使用雅化汉字的郭氏译名证明，这位被长期指为间谍、强盗、鸦片贩子的传教士，在晚清部分中国官、民心目中很可能留下过不错的印象。而数量庞大的谐音与讹传，则折射出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翻译人才的匮乏和情报机构的落后。至于这些谐音与讹传的遗响，竟能跨越百年延续至今，并且不断衍生出新版本，则反映出，对于这位近代中西交流史上举足轻重而又异常复杂的人物，我们的认识还相当有限，有关他的历史实相尚需重新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