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箫白作者简介：胡箫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 内容提要： “莫愁”是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城市文化符号。考察一系列围绕“莫愁”符号的文化事件，可以细致体味晚清南京地方社会的集体心性。因为太平天国战中的湘军屠城史事，南京士人对湘籍人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纵使官方的操作和说辞不断试图淡化宁、湘籍人群的冲突，湘籍官员曾国藩对南京城市复建工作付诸多般努力，亦难以消弭南京士人的不满。一方面是清政府选择性的话语建构与形象塑造，另一方面是南京地方社会对湘军屠城难以忘怀的民间记忆，“莫愁”符号成为二者冲突聚焦之处。梳理曾国藩“进驻”莫愁湖的过程，还原“莫愁湖题联事件”的始末，可以呈现“莫愁”文化符号是如何承载并体现了晚清南京士人的地域认同。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南京莫愁 当一个文化实体在种种语境中不断被形塑，进而被“固化”成为具有高度“共享性”的“意象”而承担特定意涵时，便说明这个文化实体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①。文化符号的外在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记忆化”的民间传说、“文本化”的文学叙述，也可以是“实物化”的地理景观等等。而在不同人的眼中，同一文化符号的具体意涵又常有极大的出入。观照一个文化符号呈现态势的纷繁转换，考察其在不同接受者眼中的表现形式，往往能对相关的文化现象得到更加清晰的体认。本文即考察一系列围绕“莫愁”符号的文化事件，剖析清帝国官方与地方社会对文化符号解释权进行协商与争夺的过程及原因，以对太平天国战后南京的文化生态做一检审。 本文的观照对象是“莫愁”文化符号。“莫愁”符号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千余年的嬗变过程，而其文化意涵不断丰富的轨迹又涉及广袤地域，因此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具备了足够的文化厚度，使得此文化符号的表征形式多样，旁涉的文化元素亦极其丰富。徜徉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莫愁”符号，先是以“莫愁女”民间传说形式为人所认识。莫愁女民间传说故事曾先后存在过三个版本：石城(今湖北钟祥)莫愁、洛阳(今河南洛阳)莫愁、金陵(今江苏南京)莫愁②。三个版本的传说内容多有歧异，人物形象和故事梗概大有不同。然而她们却在中国文化史上齐头并进，共同衍生出数以千百计的文学作品③。由南北朝至清，数量浩繁的莫愁主题诗歌彰显了其被广为接受之程度，“莫愁”亦即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 然而自明代中期以来，“金陵莫愁”一家独大，影响力压过另外二者，究其原因，则与南京莫愁湖的逐步闻名有直接联系。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莫愁”与南京的关联，可见“莫愁”符号得以在南京落实并成为本地文化标识，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地理实景莫愁湖。作为实体“莫愁”符号的莫愁湖，位于南京城西南方，直到明中期才首次出现在南京的地志文献中；有明一代，此湖一直属魏国公徐达家族所有，为其私家汤沐之邑④。而明清鼎革后，湖区已基本对公众开放，成为南京城边质量优良的休憩之所。待到乾隆南巡以后，在南京丁忧的清廷官员李尧栋于1793年捐俸修葺湖边毁败建筑，使得湖区焕然一新，更作棹歌二十首，引得当时金陵名人如袁枚、姚鼐等纷纷唱和，传为一时盛事，莫愁湖地位自此确立，一跃成为“金陵第一名胜”⑤，更在地方文化谱系中成为了南京城市极具代表意义的文化符号。基于以上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将“莫愁”符号放置在“太平天国战后的南京”这一特别而典型的“文化语境”中展开论述，以期参与并推进城市史、文化史、记忆研究等相关议题的讨论。 晚清作为中国20世纪大变局发生的前夜，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充满了变数，吸引了无数学人的目光。而晚清的南京发生了什么？恐怕最为人熟知者便是太平天国在此建都，而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间的战争，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近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足以用“热闹”一词来形容。各类资料汇编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亦是汗牛充栋⑥。其中，“目光向下”的研究视角尤其让入耳目一新。此类研究剥离了附着于此一或称为叛乱、或称为起义、或称为运动之事件表面的外在因素，就大规模战争的最直接后果——对社会民生之破坏进行关注。而紧跟视角转换之后的，便是对材料的“另类”解读：对过去被认为政治性太强、充满过度夸张的情绪表达，以及和革命范式疏远的下层文人的记述，加以重视和重新检讨。暴力和纪念重构了战后的地方社会，而下层士绅的叙述则体现出平民百姓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⑦。本文所聚焦的“莫愁湖题联事件”以及可以视为背景的曾国藩“进驻”莫愁湖，即是以太平天国战后广泛存在于江南社会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张力作为背景，对晚清南京地区脆弱而敏感的地方文化生态的集中体现。 二、太平天国以后南京的城市重建 同治三年(1864年)，由曾国藩(1811-1872年)、曾国荃兄弟统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现江苏省南京市，为免繁复，下文多称南京)，太平天国运动遂遭平灭。湘军破城之后，奸淫掳掠、烧杀抢夺，南京城内横尸遍地，可谓经历了一场惊世浩劫。曾国藩自己的记载即为：“分段搜杀，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⑨而事实上，天京城破时，“城中兵将只万余人，城破之夜，余众由忠王(李秀成)率领从城阙冲出”⑨。所以曾国藩口中的“毙贼共十余万人”，应基本是无辜百姓⑩。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亦对湘军的暴行有所记述：“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11)南京百姓纷纷以“兽军”指代湘军。曾国藩自己亦坦承：“昨者东来金陵，目睹万室焚烧，白骨山积，益复惨不成欢。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迨无逾于今日。”(12)其时南京城内建筑尽遭焚毁，大批财富被湘军劫掠，曾国藩自己却假装不知：“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乃克复老巢，而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全无财货，实出意外。”(13)又除却大批百姓被杀外，大量妇女亦被湘军掠走，整个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以至于1865年李鸿章感叹道：“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著手……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14) 南京甫一收复，曾国藩即开始了对这座东南重镇的重建工作。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极其严重，曾国藩甚至难觅像样的办公场所，只得挑选一间还算完整的平房将就，所谓“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公乃于水西门内择房屋稍完者，委员葺治，以为衙署”(15)。足见其时南京的损毁程度。而曾国藩主持的南京城市重建工作，又按时间顺序具体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同治三年，即收复南京不久。此一阶段的建设重点有二，一为恢复科考，稳定人心，以带动经济复苏：“(同治三年七月)十七日，巡视江南贡院，委员修葺，出示晓谕士民复业，核定金陵房产章程凡八条。”以求达到“庶冀土[士]子云集，商民亦可渐归”的目的；另一则为修筑驻防营，并裁撤湘勇：“驻防旗营，俟贡院工竣，以次修理”。“(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公札撤湘勇二万五千人，留万人防守金陵。”目的是遣散外籍兵勇，恢复社会秩序：“湘勇召募之初，选择乡里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臣以为勇则遣回原籍，兵则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复始，庶经久而可行。” 在对经济和军事问题进行处理后，第二阶段的恢复措施主要集中在同治四年，重点在于文化领域。具体表现则一为表彰湘军忠烈，二为恢复文化设施，包括书院、祠庙、寺观。先是同治三年年底，“(十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又折奏：请于江宁省城建立昭忠，汇祀湘军阵亡病故将士……十一月初一日，委员择地修建昭忠祠、靖毅公祠……次第修复学宫，及群祀祠宇。”此类工程基本于同治四年完成。“正月，金陵昭忠祠成。”“(二月)二十七日，札委工程局员，修葺江南钟山书院、尊经书院。”“(五月)二十一日，公诣晋臣卞忠贞公祠，祠新茸成也。” 第三阶段为随后的同治五年至十年，内容基本延续前两个阶段，而引人注目者为加入了对南京本地昭烈的立祠表彰，以达收复人心之效。“(同治六年)八月，议增修金陵昭忠祠，祀江南殉难官绅。”同治七年八月昭忠祠成，曾国藩亲撰碑记。除却表彰南京昭烈，曾国藩还颇有亲民之举，对地方耆老很是照顾，如“公携酒就饮吴公廷栋之宅。吴公僦寓金陵五年，居宅甚隘。年八十岁。足病不能行步，终日端坐一室，校书不辍。公每月必一再过访，谈论移时。”可以说，至于同治十年，曾国藩主持的南京城市重建工作基本完成，效果亦值得称道，如“(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日，(曾国藩)泛舟城北元武湖，回入秦淮，见商民稍复业，为之欣然。” 同治五年至十年期间，即在上述复建南京的第三阶段中，曾国藩较为细化地对城市中遭损毁的文化设施进行恢复，大量的古迹名胜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而有“金陵第一名胜”之称的莫愁湖亦在其中。 三、曾国藩“进驻”莫愁湖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江宁知府李尧栋捐俸修缮莫愁湖区，并作棹歌二十首，引得金陵文士纷纷唱和，莫愁湖“金陵第一名胜”的盛誉亦得以确立。作为“莫愁”符号的实体表征，在太平天国以前，与莫愁湖相关的“文化元素”包括莫愁女、梁武帝萧衍和明朝大将军徐达，这些“文化元素”定位了名胜景观的文化基调。 先有莫愁女，关乎她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为莫愁湖提供了文化语境，莫愁湖之得名亦与她有关(16)；其次是梁武帝萧衍，“莫愁”传说三个版本之一的“洛阳莫愁”的出处——《河中之水歌》即传为他所作，后世文人在引“莫愁”入题，尤其是进行美人书写、闺阁忿怨主题创作时，往往采用《河中之水歌》中的意象与典故(17)。莫愁女与梁武帝的关系因此建立，以至于在现存的数则莫愁女传说中，有一则即以莫愁女和梁武帝为男女主角进行叙述(18)；再次是明朝大将军徐达，他与“莫愁”符号建立联系，实因莫愁湖在明代归属徐氏，为其私家汤沐之邑。笔者曾以莫愁湖畔胜棋楼传说故事的编造为中心，细致探讨了南京徐氏逐步将莫愁湖据为己有的过程(19)。而后世文士在创作诗文时亦多以徐达入题，与“莫愁女”相对，取“英雄对美人”的格局。如“湖楼名号千秋定，一属英雄一美人”(20)；“名湖昔日卢家妇，输与中山一局中。如此风光闲不得，半归红粉半英雄。”(21) 作为南京城内首屈一指的名胜佳地，莫愁湖在太平天国乱局中亦难逃毁败的命运。南京克复后，享有“金陵第一名胜”之誉的莫愁湖，自然被曾国藩视为亟待修缮恢复的名胜古迹，以达到稳定人心、恢复地方文化之目的。《莫愁湖志·序》记载： 粤寇鸱张，鞠为茂草。寿安上人病之。湘乡曾文正既威大憝，百务修举，弭节湖上。上人以为请，公乃下所司，是营是度，左城右平，一举而更新之。或曰：“府寺之制，祠观之领，未有复其初者，胡汲汲是为？”公曰：“江宁控带吴楚，屹然为东南重镇，一旦王臣奉使，与四方宾客之来会者，泯焉无游眺之所，是示之陋也。且此邦人士，拔豺虎之余，其气尝郁伊于悒，不足以自舒；而亦无山泽之仪，以相娱乐，则其天不畅，而其生不遂。如若所云，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公言若是，信乎然见其大矣。(22) 按曾国藩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多年，他对于莫愁湖之“城市文化名区”的定位非常清楚，因此急切于恢复湖区，以示对地方文化的重视。而他此番“一举更新”中很重要的举措，便是恢复湖区建筑，其中又以胜棋楼为重点。胜棋楼是明代南京徐达家族后人为祖先在湖畔所建的纪念景点，并为之附会上了“朱元璋与徐达对弈，输棋赐湖”的历史故事，从而强调景观的传奇色彩。修缮胜棋湖楼显然被曾国藩视为象征意义充足的“文化工程”，其后他更召集文人幕客前往庆祝，诗酒雅集(23)。而地方文人对曾国藩的修湖之功亦相当感念，创作了不少诗文图画。更有文士绘曾国藩像，附于胜棋楼后，春秋致祭(24)。 经过对湖区的一番修缮，曾国藩亦被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放置进了关乎莫愁湖的“文化元素”组群中去。徐达是明太祖的开国元勋，首先复建用以纪念徐达的湖楼，透露出曾国藩与之较量的意味，即都是对国家有定鼎功劳的重臣。原本用以纪念大将军徐达的胜棋湖楼，到了此时反而成了曾国藩的“纪念馆”。“曾国藩”作为一个文化元素，已经和“莫愁”符号产生愈来愈频密的关联与互动。 曾国藩一生三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卒于南京寓中。对于他的去世，朝廷震动，下旨各地建立专祠以资纪念：“上震悼，辍朝三日……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25)南京龙蟠里即有曾文正公祠，后世学者更编撰《曾文正公祠百咏》对其进行赞颂。仅在原籍与南京建立专祠，充分说明了南京之于曾国藩事业武功的重要性。《莫愁湖志》中亦不乏对曾国藩修缮湖区的感恩之语： 曾文正凡三莅江南，郊迎薨位之日，虽里巷妇孺，无不感恸陨涕，及闻殡归，扶老携幼，焚香爇楮，悲声咽塞于清凉石城之间，盖遗爱之入人深也。湖楼落成后，公尝宴客其地，今奉公遗像于上，修髯竦立，神采赫奕如生时。全椒薛观察撰联云：“出西州门迤逦而来，看桑麻遍野、花柳成蹊，十万户重睹升平，遗爱难忘，白叟黄童齐堕泪；与中山王后先相望，幸湖水波恬、石城烽靖，五百载刚符运会，大名并峙，衮衣赤舄更图形。”(26) 又南京城西、莫愁湖北有曾公坊，《曾文正公祠百咏》中的介绍是：“江南百姓思公遗爱，建石坊于旱西门外，题曰‘民不能忘’。联云：系亿万家父老讴思堕泪碑宜留岘首；挽十二载干戈劫运大功坊合配中山。”(27)按旱西门即石城门，这与《莫愁湖志》悼语中的“悲声咽塞于清凉石城之间，盖遗爱之入人深也”雷同。而从曾公坊题联中的第二句亦可看出，曾国藩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成功“进驻”了莫愁湖，成为“莫愁”符号的次一级表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曾国藩将南京百姓从太平天国十二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丰功伟业“合配中山”。中山是徐达的封号，而大功坊则是其受朱元璋所赐的住所。作为文化元素的“曾国藩”，此时已经和作为文化元素的“徐达”平起平坐了。 从上引诸多文段看来，“金陵第一名胜”莫愁湖与作为文化符号的“曾国藩”颇为顺利地产生了联系。修缮莫愁湖区原是曾国藩“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而在这之后，他本人却被绘像、题诗，甚至设立专祠而被记入湖志，被建构为与“莫愁”符号相关的文化元素。莫愁湖在官方记忆中，也随之成为曾国藩伟大功业的见证。 推而广之，对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南京城市的复建，曾国藩实际上承担了“国家”代言人的角色，这亦使得以上种种官方记载呈现“一边倒”的价值取向情有可原。然而笔者的疑问在于：湘军屠城才过去不到十年，南京民众真的已经忘却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了吗？因为曾国藩代表“国家”主持了南京城市的战后重建工作，南京地方士人就原谅了湘军的所作所为，进而原谅了湘军统帅曾国藩，并且开始为其歌功颂德了吗？足以代表南京城市文化的“莫愁”符号，真的因为“曾国藩”文化元素的进入，就被轻易“收编”了吗？按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可由至今尚未为人关注的、当时南京文化圈中发生的一件轶事、笔者概括为“莫愁湖题联事件”入手。 四、“莫愁湖题联事件” “莫愁湖题联事件”的焦点人物是王闿运。王闿运(1833-1916年)，湖南湘潭人，晚清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号湘绮。少通经史，百家学术靡不诵习。曾于肃顺府中任教读，颇受礼遇。肃顺遭诛后，又入曾国藩幕府。后游历四方，专事讲学，晚年于湘绮楼开课授徒，桃李千人，杨度、刘光第、杨锐、齐白石等皆出其门。1916年卒于乡，时任总统黎元洪亲撰神道碑文，可谓倍极荣宠。他生平坎坷，性情狂狷狭谐，颇好戏谑，关乎他的轶闻极多，“莫愁湖题联事件”即是其中之一。 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运会试南归，于清江浦邂逅曾国藩。王闿运曾任曾国藩幕僚，深受器重。二人相遇后同游徐州，又于南京盘桓数日。彼时南京城破已经七年，然而损毁严重的城市仍在进行种种复建事宜，文化活动亟待复苏。莫愁湖区亦新经曾国藩主持修缮，焕然一新。其时正巧江宁藩司桂嵩庆(字芗亭)召聚江南名士同游莫愁湖，恰逢王闿运逗留南京，遂邀其同往。 关于游湖经历，王闿运在其日记中有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三日，早起。桂香[芗]亭来照像，因约游莫愁湖。先至书局访戴子高、张文虎，出水西门，登湖楼小坐，循步檐至小亭。香[芗]亭要饮其寓。戌，散。闻子偲之丧，过吊其庐。复访梅村，喜其健在也……(28) 这段日记，对其莫愁湖之游并未展开细节描述，然而从他人的著述中，却不难发现在莫愁湖游览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记载： 同治十年，桂芗亭藩司重新莫愁湖亭，王壬秋题楹联云：“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此联一出，江南人士大哗，谓王壬秋关帝庙题联，已骂倒江南男子无余地矣。其平日持论通函，谓湘勇携江南女子回籍者，络绎道路，身衣文绣，随蠢伧颇自得，彼俗女子奴役其夫，故有是报(此文尚载湘绮楼卷中)，已侮辱江南女子尽致矣。今又作此联以嘲弄江南儿女，不许悬挂，群情愤慨，几致兴师问罪。桂芗亭出而调解，王壬秋乃易“无颜色”三字为“生颜色”，又易下联“只青山依旧”为“只青山无恙”，以谢责难者，此一段公案遂了。(29) 刘成禺是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追随孙中山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学者，著述颇丰。他对太平天国史事颇为了解，所著《太平天国战史》还由孙中山作序。《世载堂杂忆》作于1946年，为其辑录之轶闻合集，记述了大量晚清民国史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按上引文中提到的“骂倒江南男子无余地”的关帝庙联，指王闿运题于南京新竣工关帝庙中的对联：“杯酒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赴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30)联中虽把“温酒斩华雄”之典误成了“斩颜良”(31)，但对江南名士的羞辱程度丝毫不减。而到了莫愁湖联，王闿运更在骂尽江南名士之余，转为讽刺江南佳人。本来，太平天国遭平灭后，得胜湘军在南京城中劫掠财宝，更大肆羞辱地方民女，又将她们掳回湖南老家。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文士来说，实为奇耻大辱，更是言论禁忌。而王闿运则毫不忌讳谈论此事，甚至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洋洋自得，认为掌家的江南女子在家中压低了男性的地位，遭此横祸，实为报应。如此评价，真是刘成禺所谓“已侮辱江南女子尽致矣”。终于，王闿运对江南才子佳人的调笑之辞，在莫愁湖题联后，遭到江南士子的一致反对和声讨，“江南人士大哗”，“群情愤慨，几致兴师问罪”。由此可以想见，当日的游湖赏景活动当不那么愉快，南京士人对湘军暴行的愤怒情绪，均借此导火索一并宣泄了出来。王闿运成了“替罪羊”，险些下不了台，直到桂芗亭出面调解，劝他将联语修改之后，才算是稍微平息了众怒。 从王闿运日后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情实际是耿耿于怀的。《湘绮楼日记》载： (十月)八日，晴，泊姑塘……午初开行，顺风。扬帆过彭蠡，作诗一篇，如有神助。又寄莫愁湖亭一联，云：同治十年，重新莫愁湖亭，桂芗亭司使邀游索题。余案《乐府》词，莫愁河中人，嫁卢氏，亦北方名族。而石城艇子，说者歧异，盖丽质嘉名，流传词赋。如宋子、齐姜之比，不宜侪于苏小、真娘也。故为附引，以谂好事云：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生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无恙，春时(32)桃李又芳菲。(33) 上文提到，“莫愁湖题联事件”发生在同治十年九月廿三日，而由日记可知，九月廿四日王闿运就离开了南京。虽然不能确定其离宁是否和题联事件有关，但笔者以为，“题联事件”对其心情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是合理的推测。而王闿运在离开南京近半个月后，又重新题写莫愁湖联，并加了一段按语放在日记里，还特地注明“以谂好事云”，想必是对“莫愁湖题联事件”心有余悸，也说明了这件事情在其心中实是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江南士子的角度来说，在莫愁湖题联这件事上，他们也算是给了信口开河的王闿运一个严肃的教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次“莫愁湖题联事件”？它仅仅是一次发生在雅集活动中的本地文人与外来文人的斗气吗？问题的答案似不这么简单。 除却王闿运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厥词，不妨回到此次争端的核心问题——莫愁湖联上来。如果对前后两则对联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的话，不难发现，王闿运前后两联的改动并不大，“青山依旧”改为“青山无恙”是出于平仄考虑，而最主要的、使得前后对联含义大相径庭的改动，是改“无颜色”为“生颜色”。前联为： 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后联为： 莫轻他北地燕支，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生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无恙，春时桃李又芳菲。 按燕支即胭脂，北地燕支指北方女子，借喻莫愁湖之名的由来——莫愁女的身份。王联此语，其实点出了“莫愁”文化符号的嬗变进程。在三个版本的“莫愁女民间传说”中，“金陵莫愁”的概念最晚出，而“莫愁”符号的“南京化”则很大程度上与明朝才出现的莫愁湖之声名卓著有关。在“莫愁”“落籍南京”之前，文人们所接受的“莫愁”主要为来自传为梁武帝所作《河中之水歌》中“洛阳女儿名莫愁”的典故，即“洛阳莫愁”。相对于南京来说，地处中州的洛阳当然算是北方了。可以说，王闿运对这一情况非常了然，他实际道出了莫愁女原本来自北方的事实。至于“画艇初来”，则是化用了北宋词人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中“莫愁艇子曾系”之语，该句原应是个误会，却阴差阳错地建立了莫愁与南京的联系。王闿运此联，彰显了北方女子莫愁女在辗转“落籍”江南后，竟于后世成为南京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之一，反而南京土生土长的诸多佳丽，声名都被莫愁女盖了下去。这其实颇为符合历史真相。的确，莫愁女在宋以后，尤其是在明清两代的历史记忆中，比起南京诸多的“土著”女性，如桃叶、桃根、青溪小姑等的名声都卓著不少，大有“金陵佳丽”之代表的味道。换言之，可以说在事实陈述方面，王闿运此联并不存在硬伤。 至于王闿运将对联中的“无”字改为“生”字，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文意亦欠通畅，但竟然得到了南京士人们的认可，这背后得到纠正的究竟还有什么？笔者以为，这一字之差，实际表现的是莫愁女“身份从属主体”的不同。具体而言，若用“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则对文句的理解应为：莫愁女原非本地人，她作为外地人来到南京，作为北人来到南方，却将本地的女性全都比了下去，大有“比美”之后夺魁的味道；而用“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生颜色”，那么潜台词则为：莫愁女虽然原籍北地，但在金陵“落籍”已久，身份早已本地化，成了地道的南京女子。她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并活跃，是为地方文化资源增光，是对地方文化特色的确认与强调，更多行使的是“锦上添花”的功能。质言之，这前后两联的一字之改，实际是对莫愁女“本地身份”的认可。而对莫愁女承担地方文化标识之功能的肯定，对莫愁女身份的争夺，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南京士人对莫愁女所代表的“莫愁”符号的捍卫。这样一种对“莫愁”符号的捍卫，其实彰显了地方社会对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抵制和抗拒。 五、“莫愁”符号所见之地域认同 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战火，给普罗大众造成了深刻的戕害和难以忘怀的惨痛记忆。事实上，此类流离、战乱和杀戮对于个体的打击以及影响，在短时间内是难以磨灭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很难痊愈。 有学者在研究移民的地域认同时曾强调：“通常而言，人与自己的家乡具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使得原乡情感非常稳固。但另一方面，在真正的故乡，或没有‘外人’参照的情况下，它是无须证明因而也未必强烈的。只有在与外人相对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乡，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因此，‘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更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34)也就是说，人对于自己家乡的认同，往往需要受到类似“冲击—回应”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如此，南京人的“原乡认同”，可以说在遭到湘军屠城之后，得到了充分甚至过度的刺激。而王闿运恰恰又代表着湖南文人群体，他们的高姿态、他们对于南京人事的嬉笑怒骂，也就颇似一种“在伤口上撒盐”的行为，大大刺激了南京士人对于家乡的认同情感。进之，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士人对本地文化资源的捍卫，也就上升到了对乡土家园的捍卫；对“莫愁”符号的认同，背后即是南京文士的地域认同。 前文提到，原乡认同只有在受到“冲击”之时，才会产生激烈的勃发，甚或形成集体心态。同治十年，湘军平灭太平天国后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仍然残存在地方文入脑海中，因此湖南人任何高姿态的行为，都会被南京士人激烈而忿恨的情绪渲染、放大，并受到猛烈的回击；只是体现此种激烈态度的民间情绪，往往在官方的说辞中被刻意淡化和隐藏，一如罗尔纲所言：“(这种记载)终给那些颂德歌功的使臣与文士之笔埋没了，于是战时一切罪恶，不管是土匪干的，还是清军干的，一概都加在太平军身上。”(35)然而一旦寻找到突破口，此类集体心性即会非常猛烈地进发。湘军的屠城使得偌大的南京城中伏尸遍地，号哭之声震动四野，南京士人因之对湖南人心怀憎恨甚至仇视；“莫愁湖题联事件”遂成为一个导火索，南京士人面对湖南文士对本地代表性文化符号的调侃而奋起发难，通过对“莫愁”符号的捍卫而表达他们的地域情结，“莫愁”符号也因此承担了本地士人的地域认同。 南京本地士人的集体心态通过“莫愁湖题联事件”得以一目了然，如此再回过头来看待“曾国藩”元素与“莫愁”符号的关联，则别有意趣。曾国藩作古近二十年后，他的旧日幕僚之一、江西奉新人、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许仙屏重游莫愁湖。想起当年与曾国藩共赏湖景之事，许仙屏睹物思人，因之捐资，在湖区内专修了一座曾公阁。有关此阁的情况如下： 曾公阁，光绪十四年夏，许仙屏方伯建。在郁金堂后。周以回栏，下临湖面。《滕王阁序》所谓“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者也。移胜棋楼文正公像于此。六、七月间，荷风送香，最据一湖之胜。方伯题额曰“江天小阁坐人豪”，其跋略曰：“此惜抱先生题中山王旧园诗也。咸丰九年，太傅曾文正公驻军临汝，振袆与合肥傅相、平江次青方伯同居幕下，尝从登晚霞楼，公因诵此句，谓能写出英雄气象，使江山增重，意若不胜慨慕者。贼平，公来金陵，即修复湖楼，祀王像。公薨后十六年，振袜来藩江宁，则公像已并祀王楼，云‘吴民之欲’也。振袜因为公别建此阁，都人士益谓宜然。则公实百代人豪，公慕王，不知人慕公，且甚于慕王也……”(36) 更有“都人士”卢崟特别作记一篇，以纪念是阁之成(37)。该记洋洋洒洒，将曾国藩与江宁、与莫愁湖的关系做了细致的爬梳。有意思的是卢崟的叙述口吻及其反映的价值判断。比如对于湘军攻克天京、屠杀百姓的史事，卢崟的叙述是：“我公亲提义旅，再活吾民。十井十连，皆公之精神所奠；一楼一阁，皆公之经济所成。”(38)此外，卢崟还将南京城、莫愁湖表达为成全曾国藩“武功”与“文治”的见证，所谓“削除巨憝，公之武功以金陵终；管领平泉，公之韵事以莫愁始”(39)。当然，卢崟曾深受曾国荃赏识，在重建南京城的过程中亦出力甚多，这也许是卢氏成为后太平天国时代南京一大望族的原因，因此卢崟采纳如此口吻也情有可原。不得不承认，不少南京士人记忆这场战争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身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所决定。选择性地遗忘湘军屠城之事，而将曾国藩树立为拯救南京城民的恩人，可以理解成士人们在社会秩序重整过程中向官方献上的一份“投名状”。但让卢崟没想到的是，作为“表忠”行径的边际效应，“曾国藩”由此进入“莫愁”符号的文化意涵组群，并成为重要文化元素之一，从而改变了城市景观原有的文化气质。 看来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官方与民间力量体现在“莫愁”符号文化诠释权上的争夺尚未停止。曾国藩当年的幕僚如许仙屏、曾国荃赏识或被曾氏“收编”的“都人士”如卢崟，仍然在为收编“莫愁”符号进行努力，其用力的方式，一为添加实体建筑，以拉近与“莫愁”符号的距离，彰显“曾国藩”文化元素的存在感；一为改变历史叙述，淡化曾公领导下的湘军之屠城史实，而将他们塑造为拯救南京百姓于水火之中的英雄。可是这样苦心孤诣的效果又如何呢？ 湖南浏阳谭嗣同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路过南京，其时上距湘军破城已经三十二年，然而当年的屠杀所造成的肃杀氛围，仍然笼罩着这座城市： 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40) 而评论起当年湘军在南京的暴行时，谭嗣同尤有义愤之气： 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41) 与此集体心性相关联者，有光绪年间由江苏无锡人邹弢编纂的《三借庐笔谈》中的一则笔记。是书采录十九世纪末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故事与轶闻，在其卷二“智女”一节，记叙了南京女子黄淑华在太平天国后复仇的故事。黄淑华本为南京地方民女，太平天国统治南京时，其与家人安然生活，合家喜乐。然而湘军在天京城破以后，尽戮其家人，并将黄掳走，远至湖南。黄淑华一路忍辱，终于在湘军返回故里、放松警惕并开怀畅饮时找到机会，设计杀死将之掳走的湘军，而她本人亦在其后自经而死。纵然此则故事的真假无法考订，更像一则民间传说，但却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太平天国以后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心性。邹弢自己便暗示道：“余不奇官兵之死于女手，而独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贼手，而反死于官兵之手；更奇女因计死官兵，遂缢而死，亦不啻死于官兵之手。”(42)这可谓对战争期间由官军犯下的暴行进行了有力的讽刺。美国学者Rania Huntington亦曾撰文，探讨黄淑华故事在历史记忆层面的不断传衍嬗变，并着重关注其进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民间戏曲的过程，以期对其时江南士人愤恨于官军暴行的集体心性做一检审(43)。看来，屠杀造成的惨痛记忆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去。只是在官方文本的话语霸权之下，这一类“政治不正确”的叙述很难找到，惟在私家文献中能够窥到些许的痕迹。 六、作为历史语境载体的文化符号 相较于帝国晚期其他重要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苏州、扬州等，学界对南京，尤其是清代南京的城市史研究显然存在不足。近年来，缘于对新出版史料的细致剖析，对常见史料的另类解读，此种状态有所改变(44)。循着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提出的问题，即“太平天国战争如何反映在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记忆太平天国内战”，本文意图讨论的是太平天国战后南京的社会生态和集体记忆问题。本文从一个文化符号——“莫愁”入手，看太平天国战后官方叙述与民间书写的冲突，“莫愁”符号的文化诠释权则成为了双方争夺的对象。事实上，由于针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解释权多被清廷官方占有，本文所述的民间私家记忆常被埋没在历史的“宏大论述”中，因此相关的文献材料颇难获取。本文能够寻得围绕一处文化景观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对太平天国战后南京的文化生态进行勾勒，既是幸运的，亦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本文的学术意义。 对于所谓“历史”与“记忆”的关系，美国学者罗威廉曾如此进行理论总结与范式反思：“历史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其实相当尴尬。虽然‘鲜活的历史’这样一种说法与‘记忆’的概念更加切近，但作为文本的‘历史’反而与‘记忆’因目的之不同而两相背离。‘历史’被一群职业专家所垄断，而‘记忆’则更像是人所共有的财产。‘历史’致力于客观、真实，而集体记忆则毫无疑问是主观的。‘历史’着力强调意义的明确，而‘记忆’则因其诠释面向之丰富而令人着迷。‘历史’对线性时间提供一种定论，意图‘让过去留在过去’，而‘记忆’则试着贯连古今，希冀将过去置于与现在的持续对话当中。”(45)针对此种二元对立的论断，罗威廉以麻城的研究为例提出异议。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与“记亿”的关系其实更多是一种“互补”，而非“对立”。我们无法，也根本不需要将二者剥离开来，单独进行审视。正是源于“历史”与“记忆”的不断纠缠和互动，我们才能看到如此之多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并对过去产生更加全面而丰满的认识。 记忆是建构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处在与“历史”对立的立场。相反，“记忆”承担着补充“历史”的效用，它串联、丰富甚至合理化“历史”的复杂性，为今日的读者呈现了一幅错综杂驳的画面。本文透过一个文化符号——“莫愁”，看晚清以来官方与民间对“莫愁”文化意涵解释权的争夺，而管窥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地区的社会生态和文化认同。一个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决于其对文化元素汇集、聚合的功能，它就如放大镜一般，使得透过它而对特定文化语境细细品味成为可能：毕竟文化符号的生成与嬗变，源自其所处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而考量文化符号不断被形塑的过程，即是对该“语境”的检审。具体到本文，家国兴亡的“大历史”对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南京的文化生态在时代的漩涡中经历了怎样的改造与重塑？若要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以为一个可行的路径，即是对城市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符号进行深度的解读和诠析。“莫愁”即为一例。 标题注释：本文获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项目“Religious Life in Ming-Qing Nanjing”(“明清南京的宗教生活”，RGC编号：1140-5617)补助。初稿成文后，曾于香港大学The Fifth Spring History Symposium会议上宣读，得到与会教授、博士生诸多可贵批评，在此一并致谢。 ①本文中“文化符号”的概念，接近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意象”(image)，而非语言学中的“符号”(semiotics)概念。关于前者，张伯伟的研究非常细致，他认为：“意象”的低级层次称之为“物象”，具体定义是由“一定的物象所构成的具有暗示作用的意义类型”。如果其意义超越了简单的指涉，还包含了价值判断、立场抉择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使用者的范围也超越了一时一地，甚至兼跨了不同的艺术门类，这样的意象就可以称作“文化意象”。张伯伟：《东亚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意象》，石守谦、廖肇亨主编：《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74页。在中国文化史上，此类文化符号比比皆是，又以不同的表征形式呈现。如石守谦做过如下列举：从理念层次的超越现世之理想世界想像(如净土、桃花源等)，到具体典范人物、景观之形象(如苏轼、寒山、拾得、维摩诘、西湖、潇湘、普陀山等)，甚至诉诸物质性形式存在的用器用物、消费货品之样貌(如折扇、陶瓷、织品、茶等)……他们之间虽然在“形象化”的具体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则是他们分别由知觉的不同层次上形成一种共享事物的“结果”。石守谦：《由文化意象谈“东亚”之形塑》，石守谦、廖肇亨主编：《东亚文化意象之形塑》，第8-9页。 ②钟祥市体育文化局编纂：《〈阳春白雪〉与莫愁女》，内部资料，2013年7月实地调研所得。关于三个版本的“莫愁”关系，参见程章灿：《千面女人——莫愁形象在后世文学中的衍变》，[南京]《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3期；刘航：《莫愁故事演变的三部曲》，[郑州]《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③夏振明、胡凤英：《莫愁女与莫愁文学》，[南京]江苏占籍出版社1992年版；涂佩铃：《历代莫愁诗歌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6年。 ④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考述：以“胜棋楼”传说故事的编造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⑤[清]马士图：《莫愁湖志》，《金陵全书》，南京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23页。 ⑥檀江林：《十年来太平天国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开封]《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朱春悦：《2008年国内太平天国相关问题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刘晨：《关于深化太平天国研究的思考：兼对2005-2014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天津]《历史教学》2014年第18期。 ⑦胡箫白：《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书评》，[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年第2期。[美]梅尔清(Tobie Meyer-Fong)近著是此一研究的典型。Tobie Meyer 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梅尔清又有专文讨论了太平天国战争记忆重述过程中，发生在合肥的官方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是本文在方法论上的平行研究。Tobie Meyer-Fong,“Urban Space and Civil War:Hefei,1853-1854”,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vol.8,issue 4(2013),pp.469-492. ⑧[清]曾国藩：《金陵克服全股悍匪尽数歼灭折》，[清]李翰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9页。 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台北]实践学社1951年版，第149页。 ⑩关于湘军破城时南京城内的人口问题，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有详细讨论。参看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 (11)[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61册，第653页。 (12)[清]曾国藩：《复冯鲁川》，[清]李翰章编：《曾国藩全集》，[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册，第132页。 (13)[清]曾国藩：《复恽次山中丞》，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 (14)[清]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8页。 (15)本节以下引文，皆见[清]李翰章、黎庶昌合编：《曾文正公年谱》，收入[清]李翰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277页。据年、月、日检索即见，不再逐条出注，以免繁琐。 (16)湖箫白：《南京莫愁湖之得名与成因考》，[南京]《学海》2014年第5期。 (17)《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20页。又关于《河中之水歌》的产生背景和文化意涵，可参胡箫白：《“莫愁”意象的地域迁转与〈河中之水歌〉的文化诠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大河之魂：中国襄阳·汉水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8)吴福林、王崇辉：《南京的民间传说》，南京出版社1996年版。 (19)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考述：以“胜棋楼”传说故事的编造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0)[清]管镛：《秋前游莫愁湖》，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21)[清]章攀桂：《和李松云太守莫愁湖棹歌，率成六截》，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第156页。 (22)(24)[清]薛时雨：《莫愁湖志·序》，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第3页，第3页。 (23)(26)[清]甘元焕：《莫愁湖志·杂缀》，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第139页，第140页。 (25)[清]李翰章、黎庶昌合编：《曾文正公年谱》，《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280页。 (27)胡祥翰：《金陵胜迹志》，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28)[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84页。 (2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86页。 (30)[清]王闿运：《联语》，《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952页。 (31)所用之典，盖出自《三国演义》；事实上，据《三国志》，斩华雄者为孙坚。 (32)作者按：《湘绮楼诗文集》“时”字作“秋”。 (33)[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85页。 (34)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北京]《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证集》，第152页。 (36)[清]三山二水吟客：《添修莫愁湖志》，《金陵全书》，南京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323-324页。 (37)[清]卢崟：《莫愁湖新筑曾公阁记》，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第33-35页。按卢崟，祖籍丹阳(今江苏镇江)，祖父卢安庭迁江宁(今江苏南京)。同治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云南学政，致仕，主讲南京尊经书院。 (38)(39)[清]卢崟：《莫愁湖新筑曾公阁记》，吴小铁编：《南京莫愁湖志》，第34页，第34页。 (40)[清]谭嗣同：《上欧阳中鹄》，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6页。 (41)[清]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45页。 (42)[清]邹弢：《三借庐笔谈》，《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6册，第320页。 (43)[美]Rania Huntington,"The Captive’s Revenge:The Taiping Civil War as Drama," Late Imperial China,Vol.35,No.2(December 2014),pp.1-26. (44)[美]Chuck Wooldridge,City of Virtues:Nanjing in an Age of Utopian Vision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5. (45)[美]William Rowe,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9. 无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