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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注释从略。 在认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不仅瞩目于英、法、德、美、俄、日等与自己有着密切往来的列强，也曾将目光投射到与本国有类似处境和经历的诸多弱国身上。土耳其就是人们在观察世界与反观自我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他者”。近代以降，中土两国官方及民间往来不多，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土耳其政府确立外交关系之前，双方长期缺乏正常、稳定的沟通渠道，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诸方面的记述却从未间断。在近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中，关于两国关系的历史认知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内容，它不仅具体反映了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世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构成国人持久关注和研讨土耳其的内在动力，更能由此折射出国人在走向世界历程中，其时代关切、他者认知与自我定位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的立体图景。 关于近代中土两国关系和国人的土耳其观，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虽然也有学者考察近代中国人通过土耳其的处境来观察远东的国际局势等，但更多的则是从民族命运相似的角度来关注中土关系。这也的确是近代中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下，昔日幅员辽阔、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疆土日蹙、利权渐失，先后沦为西人嘲笑的“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两国也因之面临着抵抗外敌入侵、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使命，只不过在空间上距西方更近的土耳其，先于中国数十年即经历了这一切。也正因此，近代国人十分看重土耳其史事之于自身的引鉴意义，或反复探究土耳其衰落的原因，提出适用的内政外交策略，以防中国重蹈覆辙；或借助土耳其先例佐证变法或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使之成为政治动员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有效资源。我们不妨将此种中土关系的认知视角，称之为两国“民族命运相似”论。囿于单纯的“民族命运对比”分析理路，学者的目光多汇聚于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甲午战后，尤其是革命与立宪相互交织、高潮迭起的清末十年，对此前洋务运动期间国人的土耳其观往往言之不详，对认知历程中一些关键节点、时代因缘的判定也存在偏差。更为重要的是，论者还因此长期忽略从更长时段来全方位考察国人对中土关系认知的演变历程，也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两国政治、外交、宗教领域的实际接触与摩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从而普遍轻视了近代国人在民族命运的比照之外，还曾以不断扩展的视野，逐步意识到中土两国之间在外交环境、国家安全、国际商贸、边疆民族事务上，彼此尚存在多种利害关系的重要事实。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考察中，国人不仅将此种远东、近东之内在关联性的认知提升为把握世界动态与自我局势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还曾对耳熟能详的两国“民族命运相似”论，做出理性反思，确立起“中国本位”出发的观察新视角，从而为日后适当地处理中土关系打下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当然，学界对上述议题并非完全漠视，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或多或少已有所涉及，这无疑为笔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总体观之，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类近代报刊、文集、游记、日记，特别是前人极少征引的原始外交档案，来重新勾勒近代国人对中土关系认知的演进轨迹，揭示那些曾被忽视的面向。 一、 俄土战争与近代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 近代国人究竟从何时开始关注土耳其？对此问题，以往学界囿于“民族命运相似”论视角的影响，一般从甲午战后谈起，认为亡国灭种危机意识的激发，使得朝野上下阐述各种救亡主张时，不约而同地回看土耳其先例，从而在清末掀起了言说土耳其的热潮。其中，吴伟锋的判断和解释颇具代表性，其硕士学位论文注意到国人在甲午战前对土耳其有所了解的重要事实，并勾勒和分析了史地学家、穆斯林、外交官、报人等不同群体的土耳其观，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但其整体结论依然为：“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土耳其基本上缺乏认识而又不太关注。虽然，在当时已经有《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书籍的介绍。然而，知道土耳其的仍然只有清朝的驻外公使或中国的穆斯林群体。”笔者认为，此一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近年来，各类近代史料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为我们进行资料检索和量化分析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笔者以“土耳其”“土耳基”“土耳机”“土耳叽”“土尔其”为关键词，分别对目前开发较为成熟的两种近代报刊史料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进行标题检索和全文检索，分别得到5193条、18991条有效信息，再逐年统计条目数，可以得知，近代国人关注土耳其的第一次高潮至少应前推将近20年，即1876—1879年时段，其峰值高于戊戌维新、接近清末立宪时期。彼时正是轰动世界的俄土战争时期。该战引来国内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战况、登载时评，作为大战之一方的土耳其因此成为舆论焦点。当时中国社会上自政府官员下至民间知识分子，均对战争的起因、进展、结局、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土耳其也藉此进入国人视线。1877年，《申报》的一则报道即指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十分关心土耳其在大战中的处境，“偶闻土败，即相聚而在教堂祷告”，印度回教徒甚至还代其向英国求助。阅报者自能从中体味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影响力。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昂扬斗志，也受到国人称赞，如熟稔世界大势的王韬就认为，俄国兼并土耳其的图谋一直难以得逞，不仅因为英法的庇护，还在于土人“崛强自恃，不肯遽下”。甚且土国在若干局部战役中的获胜，还令一些时评家联想到其先祖匈奴、突厥人的雄风，并因此告诫俄人需“熟思而审处”。更有人从国际关系角度来定位土耳其，如驻外使臣刘锡鸿即视土耳其为英属殖民地的屏障，认为土国一旦为俄国占据，俄人将由红海建瓴而下，印度、亚丁、东南亚各埠均需设重兵防范，英人“将有跋胡疐尾之忧”。王韬则反向认知，强调土国同样也是欧洲本土的缓冲地带，“土存，俄何能西向而与欧洲诸国争哉？”以上种种议论表明，通过解析俄土战争，国人对土耳其强烈的宗教感召力、艰难的国际处境、不屈的战斗精神，以及显要的战略地位等，均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实际上，戊戌以后，国人对土耳其的有关言论和新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以俄土战争的有关信息作为思想资源的，是对该战中土耳其知识的重新利用与诠释。 18世纪以来，俄土之间经历了大大小小十数次的武装冲突，尤以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之战影响为大。以往国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各种史地论著或多或少也都有所记载。据学者研究，早在清代前中期，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满族、蒙古族官员就曾从俄国和中亚人那里获取过土耳其的片段信息，如18世纪后半叶满人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中，就有乾隆年间发生的俄土之战的扼要记述。鸦片战争后涌现的世界史地著作，更对俄土战争有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如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就不仅概述了“俄强土弱”的总体战局，还特别强调土耳其之所以未被鲸吞，乃是英法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用力护持的结果。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一书，还根据“土耳其与俄罗斯连兵前后近百年”的史实，判定《西域闻见录》所言“控噶尔”即土耳其无疑。清廷高层对此也有耳闻。1854—1855年间，主持涉外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综合西方报道，两次向咸丰帝汇报了克里米亚战事，并认定战争症结在于俄国的出海口诉求与英法海洋霸权之间的矛盾，强调列强的参战，“名为抑强扶弱，其实自为计”。不过总体来说，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俄土战争仅有浮光掠影式的记录，着眼点也只限于列强间的权势争斗，既缺乏对土耳其国情的细致分析，也未将中土局势联系起来讨论。叶名琛在奏折中，不仅称土耳其为“土夷”，甚至还荒谬地认为“土系俄之属国”，可见当时国人对土耳其了解的有限，以及传统夷夏之见的影响。 土俄之间虽然早有交兵，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俄土战争才真正激起国人对于土耳其的格外关切，这显然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 首先，此次争战不仅关涉土、俄双方，也将英、德、奥等列强卷入，堪称震动欧洲与世界的国际大战。而当时中国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边疆危机，尤以沙俄在西、北部边疆挑起的事端威胁最大，恭亲王奕等在1873年的一份奏折中即坦言：“各国之患，唯俄国最为切近。”故清廷十分重视搜集欧美列强特别是俄国的情报，以为现实的军事、外交应对服务。在此背景下，苦寻欧亚出海口的俄国与占据要津的土耳其爆发的武力冲突，自然吸引了中国官员的目光，土耳其的各类信息也就夹杂在战报中一并输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国人最初掀起关注土耳其的热潮，并非仅仅因为相似的民族命运，防范俄国侵略的现实需要，显然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在总理衙门，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官员对此次战局格外关切。据档案记载，1878年3月3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赴德国驻华使馆，向德使咨询：“土俄交兵之事现在如何光景？”对方答复：“总是从中竭力调停议和。前日各国彼此商量，现在尚无头绪。”时隔半月，美国驻华公使、参赞又与沈桂芬及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成林热议俄土之战。成林询问结局，参赞告知基本“算完了”，待各国协商一致，俄即可撤兵，并预测“俄国将来，必要夺土尔其京城”。沈桂芬则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吞并土国京师只是俄人的第二步棋，其当务之急则是夺取地中海海口，以破解冬季舰船无法出海之难题。这一见解深得美使赞赏。由此可见在当时，清廷高级官员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已了然于胸，这同时也表明，国人早期对土耳其的关切背后，实存在着强烈的俄国威胁之诱因。 其次，自19世纪70年代起，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强大宗教号召力的土耳其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中国的边疆民族事务中来，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土耳其的兴趣。1870年，云南回民建立的杜文秀政权，就曾对是否寻求土耳其之援助，展开过认真讨论和实际行动。差不多同一时期侵入新疆的阿古柏势力，更是与土耳其保持密切来往，并接受了土耳其苏丹的宗教封号和军事援助。1875年6月至10月，《申报》连续载文披露过阿古柏与土耳其勾结的事实，认为这给中国政府的收复新疆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土耳其外务大臣还在此间通过英国外交部，请求总理衙门帮助寻找在新疆失踪的土国官员。对此，清廷决策层亦十分警惕。李鸿章特向光绪帝奏报阿古柏“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一事，表示新疆问题扑朔迷离，“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左宗棠则不以为然，认为土耳其距新疆遥远，且国势分崩离析，不足为虑。尽管左、李二人对土耳其能量的评估有较大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涉土事件直接提升了中国官方的对土关注度，也推动国人去关心俄土战争中土方之表现，以便进一步判定土耳其的影响力。 再次，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加速，尤其是此后20年洋务运动带来的现代化事业之积累，有效提升了国人认知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这也为国人中的先进分子较多了解、全面解读俄土战争，发掘土耳其的认知价值创造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至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人了解俄土战争的机会较之从前明显增多了。1876年，清廷按照国际通行的外交法则，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指示他们“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早期旅欧的外交官们也开始利用各种方式大量获取有关土耳其的资讯。曾纪泽、刘锡鸿等外交官的日记显示，他们与同在派驻国工作的土耳其同行交往频繁，十分清楚土国衰弱与革新并存的近况。李凤苞还通过阅读西文报纸得知，英国对中国的所谓保护，“不过如今日据居伯鲁岛以保护土耳其而已”；张德彝则因观看了一场以俄土战争为主题的西方戏剧，增强了对土耳其的兴趣。此外，中西间的外交交涉有时也会传递土耳其的信息。如1878年，德国驻华公使为逼迫总理衙门官员接受其修约要求，竟以土耳其先例相威吓，称“土国办事甚奇，前者应让的不让，近来不肯让的亦须让了”。可见这一时期，包括外交官在内的西人之相关言说，也有助于国人展开中土两国之间关系广泛、微妙而切实的联想。 此外，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各类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日渐凸显。先数十年即遭遇类似问题的土耳其较之西方国家，其经验教训无疑更具针对性、参照性和实用性，于是循土耳其之路回味、反思“变革”，亦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1875年，《申报》因为土国“西化”改革产生种种负面效应，就以为中国的洋务运动大有“可采择而以为操持之鉴也”。张德彝、曾纪泽等也开始自觉以土为镜，提示改革应循序渐进、保持各领域的均衡发展。丁日昌、左宗棠等人则在讨论借外债一事时，不约而同地援引土耳其先例，剖析个中利弊。诸如此类关于借鉴价值的研判，既验证了此间国人对土耳其之多方关切，更直接引导国人去关注现实的土国局势。这也说明，即便是国人从“命运对比”角度把握两国关联性，也非始自戊戌时期，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展开。 值得一提的还有，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西人在华所办《申报》《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初名《教会新报》），国人自办《循环日报》等新式中文报刊初兴的重要时期，尽管在发行数量、地域、水准上，均难以与戊戌时期相提并论，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它们设置的各国近事报道与评论栏目，已经为国内知识精英及时了解俄土战争、走近颇为陌生的土耳其，提供了信息汲取、言论发表的新式平台。尤其是创刊于上海的《万国公报》，平时即常设“（大）土耳机国事”栏目，在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更增设“俄土战事”专栏。甚至连李鸿章这样的清廷高层亦表示，其掌握的土耳其讯息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新闻报纸。可以说，这正是此一时期报刊上论说土耳其首次达到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同步展开的新式学堂教育、西学翻译事业，更为人们放眼全球打开了新的窗口。1862年，曾就读于上海格致书院的瞿昂来与美籍传教士林乐知合译了英人麦高尔的《东方交涉记》，即对克里米亚之战及背后的列强纠葛有系统阐发。1864年，总理衙门聘请传教士丁韪良，组织翻译美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曾广为传播，书中即大量征引土耳其外交案例为国际法则做注脚。当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爆发之际，这些都很自然地成为国人阐释土耳其形势时可资调用的知识资源。 二、 俄土战事与中国外交局势的自我认知 如前所述，19世纪70年代以前，俄土战争已出现在国人笔下，且多属描述性质。但偶尔也有人点出战局之于中国边防的连带影响，如1855年叶名琛向咸丰帝叙及战争期间，英、俄在中国南海海域形成的剑拔弩张之势，需“勤加侦探，密设防维”；1865年夏燮初刊《中西纪事》时，亦预感俄人受挫于土耳其，会“迁其各埠货物于黑龙江之南北两岸，南岸逼近内藩，中国兵弁阻之不得”。但这些都还只是朦胧感受到俄土之战与中国局势有着某种间接联系，其着眼点仍是列强而非土耳其，尚缺乏将土耳其之国家情势与本国利害联系起来把握的自觉意识。至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情形逐渐有所改变。在前述诸因素的综合促动下，国人不仅关心战局进展和列强动态，还呈现出新的解读趋向，即能将分处远、近东的中土局势一体考察，开始多角度揭示土耳其之于中国的现实影响。在时人看来，土耳其与俄、英、法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及日趋激烈的军事战争，既会影响列强的远东政策，也将牵动中国的内政外交。只有以一种联系的、互动的观点看待中土关系，才能认清国际形势，做出有利于己方的正确决策。 实际上，当国人站在全球局势的高度审视土耳其时，不仅会对“近东问题”发源地的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有着更加成熟的体认，也能更为深入地体会西方列强的侵略意图和外交策略。受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于1878年至1879年间赴印度游历的黄楙材就曾指出，英、法共保土耳其，一如当年扶助希腊和埃及之叛土，表面上看是“昔则恶其强而抑之，今则怜其弱而扶之”，实则在于“维欧洲均势之局”。王韬亦揭穿英、法对于土耳其“非有所爱惜”，乃是“以欧洲安危大局之所关，其势不得不然也”的实质。 国人还进一步意识到，土耳其的安危实际也关涉中国的外交处境。俄土战争不仅意味着当事国之间的彼此交战，还广泛牵连西欧诸国，当近东的土耳其局势吃紧，处于远东的中国局势自然会有所缓和。1876年，《申报》的一篇评论即循此思路指出，尽管“土之存亡原与中国不相干涉”，但此次大战引发的欧洲内部矛盾会使列强各自为谋，无暇东顾，中国“可稍纾防御”。差不多同时，王韬也推测无论战局结果如何，都将给欧洲带来动乱：“俄既胜土，则入其国都，据其土地，抚其民人，收其财帛，列国必共起而谋之，欧洲将不能共享太平。俄不胜土，则失之东隅，将收之桑榆，其祸乱相寻，又不惟欧洲之不幸也。”他进而强调，关心国事者应该正视土耳其局势之变动，早为预备，正所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绸缪于阴雨之前，备敌于疆场之外”。诚如其所言，土耳其的情势与动向，不仅同国际也与中国息息相关，在当时已然成为国人进行国际国内形势判定和外交抉择的重要参考点。 不仅如此，国人还围绕这场俄土战争，对自己下一步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展开思考，普遍认为俄土之战是中国外交、军事上的一次绝佳机遇，应利用列强在对土问题上的矛盾纠纷，谋取最大的利益。1876年中英磋商《烟台条约》之际，适逢土耳其宫廷政变，薛福成即敏锐地察觉到，俄人伺机对土开战，英人为此四顾踌躇，“香港兵船已有调归之信”，此刻断不敢轻易用兵远东。故其告之于李鸿章，建议可利用这一机会在谈判桌上争取主动。 当是时，涉外事务中最引人关切的无疑是中俄伊犁谈判。中方官员意识到同时进行的俄土之战使得俄国深陷近东之泥潭，一时难以在远东地区有更大的作为，这将为中国创造相对宽松的谈判环境。1877年10月，库伦办事大臣致函总理衙门俄国股，称自俄土构兵以来，俄国为了应对巨额军费开支而滥发纸币，导致货币严重贬值，如今“钞纸不能凭以取银，执以办货”。他以此推论俄国实已空虚，故“伊犁交收似未可急”，尚有与之周旋的余地。次月，俄国股将此情报和建议一并转发陕甘总督左宗棠，表示“苦无兵费，计无所之”的俄人妄图通过伊犁交涉“思索重资”，我方应采行“静以待动”的策略。同时期，张之洞在陈述交涉原则时，也以俄国“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殚，臣离民怨”为由，揣测其行将自毙，认为我方宜趁此良机，理直气壮地处理中俄纠纷。接替崇厚具体经办谈判有关事宜的曾纪泽，更是对俄国财殚力竭、“不欲再启衅端”的艰难处境了如指掌，他向清廷提议应利用俄国休整之空隙，加紧办结各案。中国官员的上述考虑并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而是确有见地。当时，俄国外交官之间的往来书信和电报，也一再暴露俄方不愿且无能力继续打仗，而只是期望通过谈判获取物质补偿的窘境。其国内民众特别是商界人士，对于政府开征新税计划也是惶惶不安、议论纷纷。1880年，代行外交大臣职务的吉尔斯（Giers）在给其下属也即曾纪泽的谈判对手若米尼（Jomini,A.G.）的信件里，就透露了眼下政府难以支付高昂的军费开支，且随着英国舰队逼近君士坦丁堡，俄军事力量还将不得不继续由中国转移至土耳其的实情。他说：“如果对土耳其采取全面行动，则需加强我们的舰队，如欲加强我们的舰队，则只有从中国领海上召回我们的舰队”，故亟待结束在远东的争端。这些都证明，当时清廷的情报获取工作及其分析还是较为成功的。尽管伊犁交涉曲折丛生，中国最终仍然遭受领土主权之损失，但相对于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其他丧权辱国条约，毕竟还是从俄人手上夺回了些许利权。这显然与中国外交官准确把握俄土战局、及时抓住对手弱点、制定相对有利的谈判策略分不开。 中国官员不仅意识到土耳其局势之于本国外交谈判的积极意义，还由此催生了相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即考虑到一旦土耳其问题得以解决，俄国及其他列强将会重新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故务必提前做好防备工作。1877年，署理吉林将军铭安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尽管目前土俄战局走势仍不明朗，但无论“孰胜孰败”，终将对我东北边防形势产生不利影响，他因此奏请朝廷必须早做筹划。清廷高层对此亦有积极回应，恭亲王奕为此特地向伊犁将军金顺询问土国情形，详细了解土耳其与诸国构兵之事。国人甚至还将此种危机意识传递给邻邦。1878年，李鸿章致朝鲜国相李裕元的一封书信中，即言“迩闻俄国与土耳其和议已成，西事方蒇，将图东略”，告诫朝方宜小心提防。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俄土战争期间，还有人以土耳其曾在大战中受英国援助为据，向朝廷奉上“联英策”。1878年，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张焕纶就明确主张“固结英好以弭俄患”，他以“英人阳护土而阴蔽欧洲，俄之不得志于欧洲”为立论之基，阐述了中、英、俄的三角关系，认为中国新疆与英属殖民地印度接近，一旦俄国得志于新疆，将对英国构成极大隐患，英国定会像保护土耳其那样助中国一臂之力以对抗俄国，故中国要做的乃是“厚结英好”。1880年，左宗棠也指出，昔日土耳其受制于俄国，英国援助之，俄人遂“无能逞”。如今，俄国已陷入国债堆积、饷粮极绌的境地，若此刻英国再对中国施以援手，俄人侵略中国的计划便断无实施之可能。此种中土局势的联动认识，既表明“英国助土拒俄”之事已成为时人谋求国家安全的典型国际案例，也再次印证了这场战争在国人构建中土关联性过程中所起到的促动作用。 当然，俄土之战对于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外交战略的调整，还延及内政的整治方面。李鸿章、张佩纶等有远见者均清醒地意识到，俄土衅端为欧洲大战之始，此时列强无暇顾及远东，恰是中国奋发振兴的良好契机，“厉兵练甲”“整饬吏治”等各项事业，正应渐次展开。只可惜，后来的历史证明，清王朝并未能真正利用好这一良机。 俄土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想全面把握国际局势、准确定位自我，不能沦为井底之蛙，应尽可能地开阔眼界，透过国与国的空间距离把握彼此之间的国际关系，即便国家之间暂时没有过多接触，也并不代表没有实际关联。对中国人而言，此时的土耳其已经不再是模糊不清、远隔万里的国度，而是与中国有着微妙而实在的利害关系之国家。1890年，驻外公使崔国因就根据欧洲国家素以土耳其为屏蔽的做法，感悟到现代边防观念已与古代完全不同，所谓“古之筹边者，筹之于数千里外，以为远矣。今则筹之数万里之外，并于本洲之外。非好为驰骛也，时势不同也”。这正是在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之际，国人涉外思想和理念逐渐迈向近代化的生动体现。同一时期，对蒙元史、亚欧各国兴衰史极有研究的外交官洪钧，结合当时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推论“今土耳其亦突厥一类人也”。他由此对过去国人因缺乏基本的世界常识，未能及时厘清中土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从而造成长期的认知断层深表遗憾，并由衷感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惜哉古人此言，为误不浅也”！昔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通过对土耳其在内的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的间接记载，而意识到八荒之外尚有“宇宙之大”，洪钧的论述无疑更具学理层面的考究与思辨。尽管有关土耳其人的族源问题，迄今尚未有一个众所公认的解答，洪氏的推理与结论自然也未必准确，但在当时仍是国人揭示中土关联性时世界眼光得以扩展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三、 世纪之交中土双边关系定位认知之转变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国人更多的还是隔空感知中土两国之间的间接关联，背后彰显的主要仍是列强近东决策与中国的关系，并未真正揭示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诸方面直接联系的话，那么到19、20世纪之交，随着两国在诸多领域的碰撞与交流，土耳其正由此前列强斗争中背景式的配角，转变为中国外交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前台主角之一。于是，如何定位和发展中土两国关系，便逐渐成为大清朝野上下审慎思虑的重要议题。 19世纪70年代前后，由于对土耳其的重要性缺乏深度了解，加以现代外交观念的淡薄，早期派驻西方的中国外交官对来自土方的联络、建交讯号不仅反应冷淡，甚至怀有一丝敌意。早在1868年至1877年近10年间，土耳其就曾多次主动向中国驻外使节表达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如1868年，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团的重要成员、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在华盛顿会晤土耳其使臣时，对方即表示“有冀与中国交际之意”，言明“土耳其国实回之根本”，若与联属，对解决中国回民问题当颇有助益。1875年，驻法公使曾纪泽在日记中又曾记述，“土国公使称中国为天朝，言欧洲及俄、美、日本等邦，皆有天朝公使”，土国甚欲“与中国结好”，并提及土国驻英公使亦曾向郭嵩焘表示“欲与中国通好，欲得天使俯临其邦，以为荣也”。1877年，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也记录了土使默苏拉士“欲援系中朝”的通好之请。同年，张德彝还记下了土耳其公使穆素乐斯巴沙“亚细亚各国皆当和好会盟，同心御敌”的倡议。由此可见土方在此间，曾不断通过正当的外交途径传递往来沟通之意。然而当时的中方官员，却仍以上国的心态看待尚处外交舞台边缘的土耳其，这仅从他们“天朝”“俯临”之类的用词便可见一斑。加之彼时土耳其开始有对华宗教渗透之举动，这就愈发使得中国外交官们顾虑重重，更难有积极响应，曾纪泽仅以“必有此一日”之语搪塞，志刚则表示“漫听而漫应之，以俟再商”，当总理衙门向其询问土使来京之事时，他更是直言“究之纵可引虎拒狼，犹当思何以待虎”，实际上都未能从现代外交的整体格局出发，认真思考联络土耳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利弊得失究竟何在。 时至19、20世纪之交，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土两国相似或相关的民族命运之联想、比照感日渐凸显，国内各政治势力随之掀起了关注土耳其的新一轮高潮，他们或从亡国史角度感慨两国国势之衰颓、或对照与诠释双方改良和革命之情势，以为各自的主张和行动张目。对此，学界从两国“民族命运相似”论视角，已有充分揭示和深度阐释，毋庸重复。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时期朝野内外对土耳其国事民情的关注，实际上也与两国在外交领域的实际接触与摩擦的增多，不无直接关系。1907年，土耳其政府在荷兰海牙世界保和会上诘问列国，要求提升排位之举，就曾令清朝外交专使陆征祥欣赏不已，建议清廷效仿之。1908年，当德国宣称要代管“无约国”的土耳其在华事务时，清廷外务部严正声明，“寻常事件可代转达”，但土国在华居住或游历者，“中国仍保持施行司法权，与待中国人无异”。1900年前后，土耳其愈加频繁地派遣使者赴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甘肃等地从事非法宣教活动，不仅引来护照发放和管理权限的诸多外事纠纷，还让国人感受到其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对此，《申报》《清议报》《东方杂志》《万国公报》《外交报》《广益丛报》等知名报刊当时都有详细报道和评论。正是这些直接或间接的中土交往，开始引发国人重新思考与定位中土双边关系。于是，如何正确评估中国发展之路中的土耳其因素，如何才能趋利避害、面向未来地构建新型中土国家关系，就成为了有识之士们需要加以把握的问题。 当时，有关中土关系的思考，大体沿着两种思路展开。一方面，国人有的仍延续先前的分析手法，进一步从列强入侵角度，来认知和把握两国形势与关联。如1897年，满人寿富便将两国安危直接挂钩，声称“土势岌岌，危在旦夕，土亡将及我矣”。延至1908年，中日在延吉地区发生龃龉，外务部考虑到当时正值土耳其诸附属国纷纷反叛和独立，欧洲各国“注全力于土耳其一区”，若此刻远东有变，恐欧洲列强“不暇分顾”以制约日本，对中国极为不利，故严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对日人的挑衅“惟有严切交涉，勿轻用武力”。同时，一些有洞见者甚至还反其道而思之，意识到中国局势亦会反作用于土耳其。如1898年，梁启超就认为内乱不已的土耳其之所以尚能保全，主要原因在于今日欧洲诸雄专注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倘若退回十年前的国际形势，土耳其必亡。1909年，驻意公使钱恂亦持双向互动的相同思路，提醒清廷注意“近东安则远东或不免多事”“远东不安则近东安”的自然之势。可见此时，即便从列强侵略和彼此安危的相似或相关的民族命运角度来认知中土关系问题，双向互动的思考也已渐成习惯。 另一方面，也是更能体现此期国人认知特点和变化的方面，则在于国人此时已强烈认识到土耳其所带给中国的军事和外交上的现实压力，并对土耳其不友好的“冒犯”之举表现出忧虑和不满，并且公开发出批评之声。如戊戌时期，谭嗣同在阐述列强瓜分豆剖之势时，就绘声绘色地描绘到：“土耳其亦攘臂于其间，明目张胆而言曰：‘我情愿少索希腊赔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国，分一块土地也。’”唐才常也因此不满地声言：连“无赖之土耳其”亦对中国心生瓜分之念。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更明确地指出，土国此时只是因宗教孤立而受各国排挤，暂未能来中国“开埠通商，利益均沾”而已，一旦情势变化，则亦将危害中国。针对土耳其使者来华事件，立宪派所办《清议报》甚至表示，连力量微弱、政治不独立的土耳其都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宗教问题相刁难，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东方杂志》《外交报》更对土耳其政教不分、染指中国之野心，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并提醒世人注意此事背后的德国阴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人已经意识到土耳其的潜在威胁，但此时一批有识见者却没有采取单一和片面的防备、猜忌与对抗姿态，而是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试图通过加强彼此联络、正式建交的现代外交方式，来重新构筑中土双边关系，以便因势利导，妥善解决两国间的既有矛盾，寻求未来可能的合作共赢之路。此实为世纪之交国人对于中土关系重新定位乃至涉外思想有所转变的一大表征。谭嗣同的有关思想可为之代表。他作于1896年—1897年的《仁学》一书，虽然延用西人对土耳其和中国之“近东病夫”“远东病夫”的称法，却又别出心裁地提出“病夫”联合互保的新方案，即将同在北纬30°—40°间的诸病夫之国联络起来，修筑一条“东起朝鲜，贯中国……达西土耳其”的横贯亚欧之万国公路，以便各国加强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抵御强霸之俄国。这里，以往西人带有歧视意味、国人用于表达哀其不争、自我看轻心态的负面称谓，竟被他赋予鼓舞弱势国家彼此协作、携手抗衡列强的积极意义。1906年，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向清廷郑重提出联络土耳其的建议，认为中国应统筹亚洲大势，与土国“立约通好，以树远交而广联络”。这与30年前的前辈外交官轻视、抵触土耳其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显示出此时国人初步具备近代外交的大视野，也表明土耳其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在20世纪初众多有关中土关系的讨论中，生平不详的酉阳于1908年、1909年在《申报》上发表了《论土耳其立宪与中国之关系》《论日土外交之起点》两文，值得格外关注。文中将土耳其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土耳其对于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商务场上的国际竞争力均有切实重要之关系，主张国人应更新观念，全面把握中土关系的发展趋向，当确认土耳其“为吾国之友，非吾国之敌”。这在中土关系的认知史上，实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首先，酉阳从立宪与否的角度，对1908年中土国际地位的变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土耳其使者来华事件上，他对一味指责土耳其人自不量力的陈腐论调十分不满，更愿意将其放到土耳其立宪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给予考察。作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土使来华绝非一般所论的调查回教、干涉中国内政那么简单，而是蕴含着中、土国际地位转换的象征意义，即昔日同为欧人讥讽的病夫专制国的土耳其，已经“一跃而登于立宪之大舞台，占吾国之先著”，造成未立宪的中国国际地位的相对下跌，世人将不仅因此嘲笑中国不如列强，更会耻笑中国不如土耳其，他警告国人道：“吾国资格日形坠落，恐此后弭兵会中，将无容我占席之地”。 其次，酉阳辩证分析了行将崛起的土耳其会给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可能的应对之道。他阐明了两国在种族、宗教上的渊源，认为“土耳其人种，本回纥裔，由中国西趋，故以回教为宗教。小亚细亚一带，大半回民仰土耳其之保护，其东趋者，偏于中国西北各省，今且偏于东南”，并预言土将援引《万国公法》，以立宪、自主国身份要求与中国立约，进而利用其在西北诸省穆斯林群体中的影响力来扩张势力，此举可能会再度引发西北内乱，如此则“土耳其得其利，而吾国承其害也”。但酉阳并未将土国势力东来之因应，仅停留在批评、对抗的简单层面，而是希望通过构建中土友好关系，以求得西北之安宁。在他看来，若土耳其保持独立国资格，则中亚细亚或可为其势力范围，反之，此地则为欧人掌控。无论情形如何，中国西陲均不免遭受冲击，两权相害取其轻，酉阳以为势力强大的欧洲人对中国威胁更大，“既据中亚细亚，则逾葱岭而东，可占天山南北，青海川藏，为西陲之大患”。倘若换成是土耳其，反而可能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若我国推行开放门户之政策，既能使其“与吾交通，以谋互市之利益”，实现开发西陲之目标，又可“借其势力，均欧人之势力，保中亚和平之局，保帕米尔之屏障”，诚不失为可取之策。 再次，酉阳从地理形势和全球经济角度论证了中土商务贸易方面的关联性。他非但不觉得土耳其远隔千山万水，反倒认为土“与吾国相隔者，仅一小亚细亚，不交通亚洲则已，交通亚洲，非吾国而谁属欤”，他将两国之间的宽阔地带视为欧亚中间的一大市场，认为“从吾国至土耳其，逾葱岭而西，取一直线，南可与印度联络，北可与蒙古联络”，并大胆预测他日世界铁路交通网建成，土耳其将会成为东半球商务之中心点，“东联亚洲，西联欧洲，北联俄罗斯，南控阿非利加，四通八达，占重要之势力”。故土耳其可谓将来中国谋求域外生存空间所应当瞩目之地。尽管历史发展进程与酉阳的推断并非完全一致，土耳其迄今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商务的中心，但在当时就具备这种以中土两国为端，尝试打通欧亚商贸之路的战略眼光，今天读来实仍觉其目光之深邃。 最后，酉阳提出了加快发展中土两国关系的建议，并表达了两国建交已刻不容缓的迫切心情。当1909年东邻日本捷足先登，与土国商议互设使署、签订商约的消息传来之时，酉阳对中国长期漠视在外交、商务、边疆、民族问题上均有紧密关系之土耳其的浅视行为大感不满，痛责吾国“只知人来，不知吾往，今虽稍稍觉悟，而遇事麻木，坐失事机”，实在不该对土耳其这样的唇齿之国“冥然罔觉”，一如延宕十余年的南洋侨民问题，始终不知设置领事以实施有效保护的愚蠢行为。他提醒国人，“土耳其之利害，犹在数年之后”，切不可“以小国轻之”，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考量，我国终究要与之交涉，宜早不宜迟，“失今不图，他日必丧失种种权利”，故当前“急宜派公使，订条约以争先着”，不可让“越国鄙远之日本，急起直进”。其对中土关系重要性的深刻揭示，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两国外交关系之定位，毋宁说乃是对中国整体的外交思想与涉外战略做出的富有反思性的批判和前瞻性的预测。其力图纠正朝廷以往那种鼠目寸光的狭隘视野和固步自封的消极态度，以寻求以一种更加开放、积极的姿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正是清末国人涉外思想现代转型的重要体现。遗憾的是，清朝很快覆亡，酉阳这类富有远见的外交建议，最终未能得到清廷的重视，自然也没有在清末得到实施。 需要强调的是，酉阳关于“吾敌”到“吾友”的概括，实际上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时人对中土关系定位的转变，即从普遍漠视、防备、批评的“敌意”态度，转为正视双方的切实联系，希冀以主动、友好的外交往来加强沟通、化解矛盾、寻求发展。当然，清末只是这一认知转折的嚆矢，少数先觉者的论说固然予人启发，但就深刻性与普遍性而言，显然不如民国时期。 四、 民国时期中土关系认知之发展 延至民初，国人继续从中土两国局势互动的角度，来观察接踵而至的边疆危机，并力图将此种把握世界与自我关联的视角方法化、常规化。这一时期，能够意识到土耳其在中国外交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官方学者与民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围绕“对土外交与国家安全”的议题，展开了多维论述和深度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还逐步萌生和确立了“中国本位”的评判立场，在透视他者与反观自身之时，凸显出既能放眼世界、又能立足自我的视野和情怀。 在列强环伺、边事危机不断的恶劣环境下，由远东、近东之内在关联性来分析国内外局势，已成为民初知识精英非常普遍的做法。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虽认为意大利与土耳其之间的利波里之争即与中国无直接关系，却不忘指出这一国际状况的骤然变动，将“间接使各国对于极东之政策因之更易”。亦有人表示，应及时从对土耳其落魄境遇的感伤中清醒过来，认真思考本国的处境，若获胜的意大利挥师东进，问鼎中华，“吾人其何以待之乎”？ 1912年，蒙古危机与巴尔干问题同时引爆远东和近东，叶楚伧便十分娴熟地将两起事件联系起来一并考察，见俄军倾全力于巴尔干时，便推断俄一时难以增兵远东，中央政府可藉此良机消弭蒙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政府早做预防，一旦近东战事了结，“俄人掣师东向，蒙乃真危矣”。 人们不难发现，此种全球关联性的分析方法早在清末时即已习见，其具体见解并未见深刻，真正值得重视的一点实在于，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此种世界眼光的观察方法加以系统总结和大力实践，使之上升为一种较为固定的解析国际关系与自我关联的成熟思路。比如叶楚伧在点评蒙古危机时，就不仅分析了远东、近东的间接联系，更以宽广的全球视野指出，“觇国者不应仅于一方面加以单纯之眼光”。20世纪10年代，为引起国人对土耳其问题的重视，戴季陶撰文详加讨论了巴尔干诸国混战的远因近由，明确表示：“深望吾国民放大其眼光，注意此事件之结果，须知此事之关系于欧洲全局，至重且大。而其结局也，则亚东之形势，将受其影响，而大有所更变。”此类论述不仅着眼于中土局势的联动性，更注意将其自觉置于范围更大的全球视野中来加以观察和考量。这种世界视野和全局性的观察法，实际上成为此期国人有关中土关系的思考更加符合己方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有助于其相关认知带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 在清末民初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土两国沟通最大的障碍之一，在于土方的宗教渗透容易挑起或引发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民初以降，国人在涉土问题上依然持有高度的戒备之心，如新疆省长杨增新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土耳其对新疆事务的干预，就采取了清查整理在疆土耳其人户籍、规范疆内宗教、教育活动、严格邮电检查制度等一系列举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马君武、李大钊、孙中山等也曾担忧此举或与德之盟国土耳其形成对立关系，进而诱发西北回民动乱。与此同时，中土双方长期缺乏正常沟通机制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因没有互设使馆，荷兰政府竟要求代管土耳其在华侨民事务，中国外交部对因战事而陷入贫困的在土侨民也是爱莫能助，只得委托友邦代为保护。《旅居土耳其华侨现极困苦请保护由》（1915年6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03-31-002-04-001。至于无约国土耳其在华战俘、商人及产业的处理方式，也成为外交部颇感棘手、需要审慎决策的问题。可见，酉阳之前的诸多担忧正逐渐成为现实，而当时的北京政府也由于漠视与土耳其的官方往来，最终导致自身陷入外交困局。可以说，仅靠担忧、防备与对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代外交需要的是在潜心钻研对手的基础上，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化解矛盾，增加互信，寻求互利互惠的合作之路。此后，北京政府外交部明显增强了土耳其问题研究。1918年，其下设的议和筹备处为了应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不仅认真研讨了“巴尔干诸国问题”“回教国对待之方法”“达旦等海峡”诸涉土议题，还特别邀请魏宸祖公使专为与会人员讲解“巴尔干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魏氏将中土联系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命运地位之相似，认为尽管世界上最重要问题之一的巴尔干问题，关系中国之处甚少，但因巴尔干为土耳其问题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所处地位颇有与土耳其类似之处，故吾国对于巴尔干问题亦不能不注意也”；第二个层面为两国因空间距离的拉近而形成的切近联系。随着贯穿欧亚的巴格达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德国势力必将东进扩展，“近东问题与远东问题，在今日几无远近之分”，国人更应该留心土耳其情形。魏公使对中土关系的解读并不见得全面透彻，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已充分意识到，随着现代交通事业的突飞猛进，中土之间不再限于隔空比照的相似国家命运之联系，而是存在着日益紧密的实质性国家关系，这两条线索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如何充分利用外交途径，有效解决与土耳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各种现实困难，成为民国时期国人思考最多的课题。在议和筹备处第二次会议上，一位曾姓外交官即预测，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回教各国将握有更多的发言权，穆斯林众多的中国，也应积极谋取代回教国发声的国际地位。他提出的首要方案即是从伊斯兰大国土耳其身上汲取国际智慧，需选派精通欧洲语言者游历土耳其，研判其能否成为回教之宗主国，并分析中国联合土耳其的利害关系。一批拥有在土游历、学习和生活经历的回族知识分子也积极建言献策，在中土关系建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4年，曾于清末觐见土耳其国王的穆斯林学者王宽，即从种族、商贸角度陈述了两国立约的理由，强调中、土为“同种之国”，土耳其人对中华物产最为欢迎，“果能中、土结约，互通商旅，将见庄严民国称霸亚洲，而雄飞世界矣”。1928年，旅土华侨代表、回民王曾善、马宏道等联名致电中国外交部，请求与土耳其议定条约、互派使领，因为同属东方文明之邦的两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有彼此联络、互相提携之必要”，尤其是土耳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历，足为中国镜鉴。凡此种种，均为1934年中土两国正式建交，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延至1935年，首任驻土公使贺耀组还在一篇序言中，从政治、经济层面讲述了构筑中土友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土耳其在处理新疆问题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土耳其与新疆的贸易往来和宗教接触久已频繁，视土耳其为圣地的新疆穆斯林迁往土境者不下三四千人，两国可趁订定通商条约之机，适当约束居留之民。在经贸领域，贺氏认为“中土两国地势气候，迥不相同，物产亦随之而异，贸通有无，相需甚殷”，故可于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际，强化经济上的密切合作。至此，酉阳等先觉者自清末以来倡导的构筑新型中土两国关系、统筹解决西北边疆民族问题、扩大国际商贸往来的设想，终于迈出了缓慢但又坚实的第一步。 1935年以前的民国时期，最能体现国人中土关系认知之高度和水准的，恐怕是对“民族命运相似”说的反省。当人们由两国差异性面相入手，对以往略显空泛甚至带有理想化、模式化的关系建构仔细甄别，不仅能够纠正某些几乎已被奉为圭臬之观点的荒谬，更能体现论者可贵的本位立场和理性精神。批判与反思的过程看似是对中土两国关联性的一种解构，实则是对该论题原则和边界的重新约定。 这一反思并非完全始自民国。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曾提醒国人，中土两国国内外形势悬殊，不可随意比附，切忌以土耳其在列强夹缝中尚能苟延残喘的命运，来臆断中国也必将受到西人庇护。1903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上海格致书院的公开演说中，虽认可两个病夫国的笼统提法，但却特别指出了双方在政治制度、自由权利、宗教事务上的明显差别。清末最后几年，清廷官员、革命派、立宪派在将1908年土耳其立宪革命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个有效武器时，对土耳其复杂的民族构成、艰难的斗争历程、险恶的国际环境、失败的革命结局，进行了丰富各异的解读，形成“革命与立宪孰优孰劣”“革命后果是杜绝瓜分还是陷入混乱”“革命是否应止步于君主立宪”的论争。尽管各方言论都带有自己的立场和目的，但同时却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土两国内外形势的差异性，为人们重新审视“中土命运相似说”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进入民国后，这种反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精英们越来越试图揭示中、土两国的差异性，进而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绝不会像土耳其一样走向衰亡。1912年，《大公报》即有记者从宗教、人种、实力等角度分析指出，巴尔干问题与蒙藏危机“大势似同，而由根本上论之，则性质绝异”，中国并无土耳其那样严重的宗教对立情形，民族融合政策也更为奏效，所遇敌手的实力也相对较弱等等，着意引导国人去感知与避免土耳其的前途与命运。1915年，对于世人动辄将中土命运归于一途的习惯认知，梁启超从立国之基、民族融合、宗教思想三方面加以批驳，重申“吾国决非土耳其之比，谓我将来与土耳其同一命运者，实梦呓也”。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近东问题解决后，中国将沦为下一个土耳其的言论，梁启超颇不以为然，强调“此言似矣，而非其真也”。在他看来，两国国内矛盾、国际环境均不可同日而语，土耳其民族成分复杂、难以同化，中国则无“截然相异之人种”，而列强亦需喘息之机，十年之内未必能集中力量于远东，故中国“尚有自立之余地”。其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民国政学界还藉此对以往国人观察土耳其的立场和方法进行总结和反省，在中土关系的认知中，开始自觉凸显出有别于西人视角的自我本位立场。1919年，外交总长陆征祥在议和筹备会上，便明确提出了“用中国眼光”研究中土关系和土耳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他虽认可西人以自己的眼光观察远东、近东问题的做法有其意义，承认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巴尔干问题“极与中国蒙古满洲西藏之利害相类”，但却不认为中国人应该不假思索地沿袭西人的眼光看问题，特别强调“外国人著书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今以巴尔干问题用中国眼光研究甚有益也”。也就是说，陆征祥已经意识到只有真正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不亦步亦趋地盲从西人，才能从土耳其身上真正找到符合本国利益与需求的启示和经验，这实际上已经抓住了国人独立研究土耳其、自主思考两国关系这一构建中土关联性问题时应当坚守的根本原则。 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领土几乎被瓜分殆尽，只余伊斯坦布尔周边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部分地区。所幸的是，土耳其人民在其民族英雄凯末尔的领导下，与希腊、英国、法国等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不但光复了土耳其本土，还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用很短的时间，就甩掉了“近东病夫”的帽子，初步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土耳其的巨大成功，给依旧处于国难的深渊之中，苦寻民族救亡之路的中国人以强烈刺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反复陈述和探究土耳其革命和改革的历程，不仅赞其为“现代化国家”的模型，视之为鼓舞中国民众奋起的精神动力，更从中提炼出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和改革举措，直接服务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学习土耳其”的呼唤声中，尚有一批有识见者带着反思的眼光重新审视土耳其之路，如实指出其复兴历程存在的种种困境和缺失，对中国移植他者之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都有着较为全面、成熟的考量。 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残暴侵略激起民族意识的高涨，以及中国本位文化论争的兴起，知识界的“中国本位”意识空前自觉，在吸收欧美文化之时，开始既注重保持本土文化的特质和独立，也注重使其符合时代特征与当下需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西文化真正进入了沟通融合以创造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新阶段”。与此相一致，对于如何认知和处理与土耳其的关系，国人此时也越来越自觉地强调，无论是在吸取土耳其的教训还是在学习土耳其改革复兴的经验时，都要始终保持一份警醒，充分考虑国情之差异，努力回归自身的国家立场和时代关切。1931年，曾赴土耳其考察的外交部特派员程演生针对以往国人动辄援引土耳其先例的做法，强调两国革命的背景和历程迥然不同，“中国人喜引证土耳其事，乃非常误解”。这种中国道路特殊性的自觉在中土建交后依旧延续，且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愈显强烈。1937年，驻土公使贺耀组便明确表示：“对于土耳其的一切，除某些部分有可效者外，大多只能收观摩比较的利益，不可无批判地，无选择地，囫囵吞枣似地去学他。”致力于国家统一论研究的刘平更是强调，土国革命经验固然可贵，但因时代、国情不同，只可借鉴而不能一味模仿，在看清他者的成功和失败的同时，中国人“要走自己应走的路”。在这种理性自觉之路的探索历程中，河南新闻界的领袖人物彭家荃的有关见解，或许最具学理性。他在1933年为河南大学王善赏教授的《土耳其民国十周国庆纪念之感想》所作序言中，鲜明地提出了立足“中国本位”把握他者的认知总纲。他指出：“站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尤其是处在中国，欲把世界的智识，能切用到我国，必先有民族的自信力，才能耸身天空作鸟瞰，着着看透世界，处处取舍由我，适应由我，表现自我，才能掇人之长，补我之短。”若失去自信力和鉴别力，则只能粗制滥造、效颦仿行域外智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变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人们很少以中华民族为本位而自定其取舍从违，斟酌损益。由此出发，他强调国人在取法土耳其时，应该“认识自我，适应自我，把自身昂头天外，目光四射一切，才能得有用的智识，有效的方法”。唯有具备不肯枉己徇人的精神，“才能配谈国际政治，才能配谈世界知识，才能配运用世界知识”。这种立足中国本位，从实际国情出发，客观、冷静地把握和分析世界知识与形势，辩证地看待他者的经验教训的土耳其认知观，标志着国人对外认知和外交思想的真正成熟。这无疑得益于抗战时期国人民族自信力得以部分恢复的强大助力。这种深沉的民族自信力与自信心，也是未来中国人得以自处的根本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史，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史，是近代中国人从失去自我、到逐渐找回自我，从思考救国之途到寻求发展之路的独特的探索史。 结 语 在近代西学东渐浪潮的强劲冲击下，固守天朝上国心态的中国人被迫尝试在新的知识体系和时空环境中，重新定位世界、他者与自我。人们的参照系不仅有对己施以侵略，却在客观上推动自身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列强，也有长期保持朝贡关系、在近代先后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周边近邻，更有像土耳其一类少有接触、在外交版图中处于边缘地位，却有着相似民族命运的弱势国家。中、土两国在近代遭遇类似的外敌入侵和民族沉沦，也同样面临学习西方与振兴国家的紧迫任务。可以说，“民族命运相似”论，不仅是近代国人关注和理解中、土两国关系的重要着眼点，也是迄今学界把握两国历史关系的主要视角。但是，单纯的“民族命运相似”仍属隔空相对的参看与比附，既非近代国人瞩目土耳其的唯一动因，亦非两国在近代构成紧密联系的唯一要素，从而决定了这一观察视角仍存在明显局限。 本文通过长时段、多角度的历史考察，不仅将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由甲午战后前推至19世纪70年代的俄土战争期间，还勾勒了国人之中土关系认知形成的多维复杂的时代因缘。文章还指出，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观，不仅限于一般论者所言的“同病相怜”或“引以为鉴”，有洞见者更将土国动态与自身内政外交联动考察，并逐渐揭示出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切实的利害关系，从而将土耳其视为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新空间、谋求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凭藉。这一认知演进过程，既是国人逐渐突破和超越传统的天下观、夷狄观，全球视野和认知空间不断得到拓展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涉外思想与实践在近代相互促动、实现现代转型的典型案例。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和不断强化，一批民国知识精英对源自西人的中土“民族命运相似”论也不再持简单的认同态度，而是怀着理性反思精神，在考察土耳其民族复兴历程之时，自觉揭示两国国情的差异面相，逐渐确立了一种自我本位的评判立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由全球眼光把握国际动态和格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是以本国的利益和诉求为旨归，否则，所谓全球视野的观照也不过是拾西人之牙慧，往往陷入他人预设的某些陷阱，危及自身而不自知。诚如著名外交家张忠绂在1942年所言，西人所谓近东问题与远东问题的眼光，无不“是以帝国主义的观念作出发点，就好像中国是为欧美列强而存在的”。对于舶来之学，中国人不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加以利用，应有自己独立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坚守，既不可撇去中国问题来谈世界问题，亦不可脱离世界问题来谈中国问题，“必须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问题的背景中，去讨论，去研究”，但首先要保障自身的繁荣和安全。这一论断，也为今人审慎把握中土关系，准确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基本而又关键的立足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