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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王鹏辉，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skqy201608)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中国自有国家文明起始，逐渐形成文明等差的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天下世界观体系，具有典型的边疆国家特征，有关国家疆域边缘的“四裔”知识史不绝书。学术界对近现代中国边疆的研究脉络有三次高潮的认识，[1]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起持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呼声，[2]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倡议得到众多学者的共鸣。[3]在中国边疆学之外，学术界又有建立“一般边疆学”的观点和学术实践。[4]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想催生了探索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专著，尤其以边疆政治学的架构比较突出。[5]毋庸讳言，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经典仍然属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所著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开创了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拉铁摩尔以“长城边疆”为中心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变迁及其动力，对西方中国边疆研究影响广泛而深远。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资源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启示和挑战并存。[6]近年国内中国边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成就斐然，评述者从构筑边疆学的理论高度进行了纵向宏观的考察，理论与现实相互观照，包括的学人文献容量巨大，最新的综述涵盖了从传统到新兴话语的诸多主题和领域。[7]但具有“边疆中国”视域的研究成果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学研究多专注于实证的考据，研究工具陈旧落后而不甚致力于理论的构建，以致本身与美国边疆史研究同样具有膏腴沃壤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至今没有如美国以特纳为代表的绵延久远、蜚声遐迩的“边疆学派”的崛起。[8]因此从学界中国边疆研究丰硕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呈现出真知灼见，为后续的研究建立科学参照，依然需要学术评论的往复对话。本文拟对近几年的“边疆中国”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述评，固陋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边疆中国”的专题研究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规模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改革动力释放出全球溢出效应。与此同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区域也受到内外双重的社会冲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征兆，并与历史上遗留的民族分裂主义相互激荡。学术界对此有敏锐的反应，边疆、民族、宗教等议题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然而，边疆区域的分科并进的传统议题研究显然已经难以认识和解释新的时代现象。近年，《学术月刊》与《文化纵横》期刊都专门开辟了“边疆中国”专栏，组织学人围绕边疆、民族、族群、社会与文化等议题展开跨学科与多视角的讨论，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与研究视野。 《学术月刊》“边疆中国”专栏的主题为“边疆中国：从地域族群到文化政治”。编者按指出，如何处理现代国家要求的统一性与天下遗产带来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消解这种内在张力，以实现统一性和丰富性的和谐共生，关键是从边疆自身的逻辑来看待和理解边疆问题，并指出边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完成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 黄达远梳理了西方学界的内亚视角，认为内亚性之于中国史实际是常态化的现象，指出18世纪以来中国在新疆形成了具有内亚特色的边疆体制，是一种深受地缘政治变迁影响的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形式。[9]韦兵抓住“认同”与“建构”两个关键概念，解析20世纪西北边疆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国族缔造的关系，认为边疆问题的解决极大程度依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完成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10]关凯指出“发展”之于边疆包含着一种单向度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认知逻辑，“稳定”之于边疆始终有种不言自明的政治敏感性，认为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和人的观念构成当下中国边疆话语政治的三个面向。[11]纳日碧力戈提出以“地天通”式的“生存交互性”定义“边疆”，借鉴萨林斯提出的“生存交互性”对中国作民族共生的解释，认为唯有自我超越，超越旧有的“种见”，才能推出民族新政治，推出民族和睦的新理念。[12]刘琪指出超越民族的共同体构建与维系是“迪庆经验”的核心，解析迪庆“边疆”的塑造与地方性知识的遮蔽，认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的边疆地方性知识，可能为中国当代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重要启示。[13] 马戎则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有一个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提出中国民族研究学术史上也有一个尊重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向“中华民族论”的某种回归，结合“族群”和“民族”概念的辨析，认为中华民族属于现代的“国家民族”；其次回顾自己通过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许多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聚焦“汉族—少数民族二元化结构”，提出“中国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议题，得出塑造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观点；然后回到当前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现实政策，认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促进“三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明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最后以国际国内比较的全球视野从国家建设的高度坚持民族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远利益。[14]范可首先关注挪威人类学家巴特的英国结构功能学派学术传承和过程理论的创新，指出巴特的主要观点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族群性实为不同主体的分类实践，族群边界是不同群体在互动过程中制造的；其次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显示研究中国边疆实际上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当今边疆地区国家与次国家主体并存，边疆作为文化接触区域，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族群多样性；最后点明巴特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边界的流动性，启迪中国的“边疆”应当“去边疆化”，通过切实的民生建设来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15] 《文化纵横》“边疆中国”专栏贯通传统、近代和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出边疆在传统中国是围绕儒家礼乐体系，通过华夏中原与“夷、戎、蛮、狄”这样的文明等级秩序安排的；近代中国革命则以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动员与整合帝国疆界，以利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阶级划分吸纳民族区分，以经济平等弱化民族的文化抗争；而1978年之后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则使“利益”成为民族矛盾升温的催化剂，进而推动民族/宗教认同的激进化。编者按提出从文明—民族—阶级—利益—民族/宗教认同的轮回与强化概括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发展逻辑，认为“边疆中国”不仅涉及如何重新理解中国，也是在当代全球化与中国大转型背景下，如何重新再造中国的核心历史命题。 付佳杰把四川凉山少数民族典型范式地区界定为“内地边疆”，指出少数民族经济边缘化的现状被少数民族表述为宏观的国家歧视，认为通过国家力量主导的再分配方案，才能弥合由利益分化与争夺导致的社会原子化进程。[16]关凯提出“边疆”的社会意识有被以恐怖主义为中心的政治与社会叙事淹没的风险，尤其需要关注边疆社会的精神世界，在国家内部消除主流与边缘的界限，将国家建构为一个基于共同的公民身份的“人的共同体”。[17]王明珂评估“边疆”的边缘性主要来自被核心的人们观看、描述强化，主张中原与边疆的相互观看，进而期望具有反思性之现代“国民”个人，应是理想中“多元一体”中国的主要构成“单元”，而边疆在这样的“新多元一体格局”中自然将化为无形。[18]郑少雄观察多吉堪布在北京、印度、美国的个人经历，反映了康区特征正在于这种卷入并处理多重关系的智慧，边疆精英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互动，以此争取外部的经济、政治及道义资源，共同塑造了地方的独特面貌。[19] 类似《学术月刊》与《文化纵横》期刊的“边疆中国”栏目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组织具有共同边疆意识的多种学科背景的边疆研究，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并对边疆地方社会的主体性给予高度尊重。其中边疆具有开放性，从边疆理解和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知识情怀，本质上更切近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心，并不排斥国家的力量。正如王明珂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学者常无力反驳国外学者对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的典范中国民族史的解构，试图透过“华夏边缘”的古今变化理解及反思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创造现代国民以期能构造更好的人类生态体系。[20]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理念通过参与性的考察，体验边疆族群自身的历史观、世界观与国家观来理解和解释他们的社会生存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带有“主体间性”的历史认识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王铭铭重新沉浸于边疆概念封闭与交流的双重性意境，将“边疆”转述为“三圈说”中的“中间圈”，以“中间圈”界定包括政治实体在内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并以之形容作为内外关系纽带的边疆的地域化情景。[21]“边疆中间圈”的概念富有理论思考，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任何形式的中心论，赋予边疆主位与客位的双重能动性。总体而言，“边疆中国”视域的研究根据中国历史的意境从边疆看中国是边疆研究的新范式，打通边疆、民族与族群研究的区隔，体现了历史观更新后的知识创造。 二、“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海疆”互动的命题 相比域外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与理论建构，国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以考据见长，长期以实证研究为主流，中国边疆各个区域、少数民族及丝绸之路的诸多历史面向的史实积累了厚重繁多的成果。[22]中国边疆研究难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和处理，呈现出的是边疆地方各自的历史与现实，各个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族源流变、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民族史面貌。王鹏辉近年的系列论文提出“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学术命题，试图从中国历史空间的经验寻找基本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到中国历史空间史实中去验证命题，尝试建立边疆中国的宏观分析框架，提出中华民族整体从传统天下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空间道路问题。 中国的国家疆域历经千年的自然发展，最终奠基于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历史时期的中国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这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23]《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指出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龚魏”共通发明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24]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峙空间结构的转移，从龚自珍到魏源的整体边疆观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 晚清中国在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的时局中危机深重，催生了变法革新的社会运动。康有为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把今文教学改造为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进而提出许多建设“新中国”的设想。《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论述康有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的边疆危机，把握了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和内地的联动关系，洞察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主张包含边疆建设方略的国家建设成为近代中国大势所趋的一个内在动力。[25]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学习今文经学，思想日新月异，缔造新学，一生致力于创造“新中国”。龚自珍、魏源的边疆史地学与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自然出现在梁启超的学术视野中。《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表明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发明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2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作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宣扬并身体力行现代国家的革命建国。《孙中山的边疆革命与国家建设方略辨析》指出孙中山实施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的国家领土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方略主张又包含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地区，并规划陆海互动的国家建设方略。[27]章太炎与孙中山一起成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并且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巨人和宗师。《章太炎的革命方略与边疆建设》论述章太炎深知中华王朝“夷夏尽有”的国家疆域结构，但章太炎“攘夷匡夏”和民族主义结合而成的汉族族裔民族主义形成现实中的国家疆域与想象中的国家疆域内在的冲突，中华民国创建之后，章太炎投身东北边疆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28]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一起成为革命性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他的政治实践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东南”革命与“西北”建设：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指出清末黄兴确立在湖南“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革命道路，跟随孙中山实施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方略，辛亥革命之后，黄兴展开对满、蒙、回、藏等族聚居的西北边疆的国土规划和社会民生的建设事业，“东南中国”的革命和“西北中国”的建设构成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29] 清王朝的“藩属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发生碰撞，“藩部”地区转变为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属国”演变为和清王朝的国际关系，开始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30]中国近代疆界的确立采取了源于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中国丧失的主要是疆界之外的封建相对主权，中国获得的则是疆界之内近代绝对主权。[31]靠近疆界之内的领土区域成为近现代中国的“边疆”。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在近代转型为主权领土，国家结构和功能都有宏观变化。中国在经过了近现代近两个世纪的转型、革命、战争的洗礼以后，仍然处在一种“边疆国家”的状态。[32]即便如此，中国疆域空间的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的合璧空间结构仍然稳定，具有对中央政府的民政及领土空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长时段影响力。 “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具有中国疆域深远的“西北中国—东南中国”合璧空间结构的历史地理机制。“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空间经验概念和历史地理话语，近现代的西方地理知识和技术推动了中国国家领土空间形态的塑造。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的“瑷珲—腾冲”线，[33]历史学家黄仁宇强调“十五英寸等雨线（381毫米等降雨量线）”划分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34]都是从东北到西南把中国疆域空间分成西北半壁与东南半壁，更以科学的精准力量刻画出“西北中国—东南中国”合璧空间结构。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的互动形成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海疆的轴向成为中国历史长时段的基本动力轴。“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试图扭转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碎片化”的趋势，进而整合陆海边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因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边疆中国整体，从而构建一个以地球世界观为背景的宏观的中国边疆分析框架，从边疆中国的历史观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古今中西的历史变局。 三、边疆与民族：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论说 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新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先声，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潮流。“边疆民族”原本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的主要指称之一，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拒斥欧洲、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现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具有异于“少数民族”的时代特征。[35]民族学的边疆研究以新中国建立后识别的55个民族为研究对象，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研究成为民族研究的重心。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疆区域，“边疆民族”遂成为少数民族的专称。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的边疆民族领域有东北民族史、北方民族史、西北民族史、青藏高原民族史、西南民族史和东南民族史。[36]姚大力从中国民族史的角度，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深度论说。刘东认为，姚大力的讲稿聚焦于“全球化”背景反照下中国民族关系的独特性格，论说了传统中国国家建构的特殊历史进程，当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归“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化立场，同时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多民族国家的观念。[37]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的文章无疑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殊性研究方面是一大创获。 该文回顾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如何形成、发育和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并用“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三个空间流动来概括上述历史过程。该文运用分子人类学提出史前人类走出非洲自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形成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和交互影响的灿烂画面，最终造成整合一体的华北各史前文化跨入文明的门槛，即著名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华北的突起。[38]随后，中国历史运行进入一个新的空间结构。华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把自己的强大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扩散开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南宋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39]中国历史活动的空间在不同王朝政权更替之间基本覆盖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广阔的区域。该文随之分析胡焕庸的人口密度分布线“黑河—腾冲线”，并赋予雨养农业与牧业经济的分界地带和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划分线的历史地理意义，中国的国家建构从东向西覆盖到今天的全部中国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非汉语人群所创建的“边疆帝国”式中原王朝，特别是元朝和清王朝来实现的。[40]该文据此提出几点洞见：其一，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凸现出超越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其二，几千年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由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其三，尽快缩小东西部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使西部广大地区越来越紧密地变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长程历史遗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庄严历史使命。[41] 近现代中国不仅是继承王朝历史遗产的结果，而且同时还是在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之下从事现代国家构建活动的产物。该文通过中国历史实例予以说明，概括为三点：第一，民族的诞生需要由一种出于主观构建的民族观念来承担催产的功能，促成它的生成、发育和成熟，确实具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第二，这样的现象远在近现代社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第三，民族主义则是近现代的人类社会才产生的一种观念、思潮和理论，而它的出现又的确极大地改塑了现代民族对于自身的观念、意识和期望，从而使现代民族获得一种与历史民族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形态。[42]现代国家内部被民族主义思潮引发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纠葛和冲突，随着民族主义思潮本身一起传入近代中国，深刻地影响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塑造当代中国的边疆政治与民族关系。[43]该文比较明朝和清朝国家建构之间的不同，认为明朝疆域由“中国”的本部、“土司”建制地带和“羁糜”建制地带以及朝贡地区三部分构成，很难囊括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辽宁以北的东北地区，而清朝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引入它的统治体制。[44]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百分之十的少数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地域面积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一半有余，主要原因是由元和清引进的内亚边疆国家建构模式决定性地改造了中国版图结构和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国对清代政治遗产的继承。[45] 最后，该文认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到早期民族主义曾最予强调的主权在民原则，超越民族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均质化”，拥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该文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特殊性的一种精炼概括，并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表达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现实关怀，强调对少数民族主体意识、自我叙事和“民族意愿”的高度重视，需要用中国智慧和理解的同情去维护包纳着数十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46]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关联着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顾颉刚明确指出国家领土“四境首当其冲”，学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满、蒙、回、藏、南洋、中亚，俱得其人”。[47]21世纪中国的边疆建设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国内学界近年回应西方历史学对“何为中国”的挑战，聚焦点正是中国边疆。葛兆光讨论中国“从天下到万国”与“纳四裔入中华”两个历史进程的交错，认为现代中国就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把周边各族纳入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庞大多民族的现代国家。[48]现代中国传承了“大一统”的理念，创造了“五族共和”的国体，其领土直接继承自清王朝的国家疆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形成特定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至于清代则更有效更合理地将生活习性迥异的众多民族以及差异极大的地理环境统一于一个大帝国之中，形成一幅盛京（满洲）、直省与藩部三部分地域并存的复式的疆域地理面貌，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国家行政治理局面。[49]周振鹤指出，近代以来，西有列强觊觎，东有日本窥伺，其最终目的均要以肢解中国为目的，于是于中国疆域创为本部说，以为中国的领土只有本部而已，满洲与藩部皆原非中国所有，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日本与西方学界热衷以“本部”或“Proper”来指称中国清代的直省地区或是有意或是无心，但中国学者却不宜跟随其后也将“本部”作为习称。[50]陈波进一步澄清“中国本部”概念于16至18世纪在欧洲起源、塑造和成型，指出明治时代的日本受西方影响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51]多民族的中国边陲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古今之变中既有连续又有断裂，全球史的视野有益于打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充分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多民族的统一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民族张力，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团结。中国少数民族边疆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边疆中国”历史观所给予我们理解和处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启迪意义。《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吸收日本东洋学、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成果，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历史认识做出了穿透千古的解析，并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未来命运给予特殊关怀。 四、结语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特别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命题和思想的时代。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自己的边疆概念与历史话语，借鉴和反思西方的中国边疆概念及理论体系，[52]批判性地继承中国边疆历史资源，可以产生独特的中国边疆研究话语。中国边疆研究尤其需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凝炼出符合中国历史经验和逻辑的概念、方法、命题和理论话语。学术史的观察表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基础在于边疆史地，并广泛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文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融合。从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转型，不只是内容和研究范围的简单扩大，而是研究视野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53]无论是中国边疆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转型的核心在于历史观的继往开来和创新，尤其需要从“中国边疆”历史观到“边疆中国”历史观创新对“历史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认知。 “边疆中国”历史观的内在理论脉络遵循着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呈现出中国历史运行的深层结构，显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国家建构的空间结构和多元治理结构的统一。“边疆中国”历史观进一步的思考即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实现需要国家基本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根本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西北陆地边疆区域与东南海疆区域的不平衡，要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然具有陆海边疆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仅仅“东南中国”不能完全支撑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成为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评判，因此“边疆中国”历史观还在实践中蕴含着道义逻辑，也是价值与实践的逻辑统一。由此，“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就可以通观“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空间实践过程和未来趋势。 “中国边疆”历史观以“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逻辑理念、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来认识、理解和阐释边疆历史的概念和微观的分析思维，易于造成“中原（中央）—边疆”的空间区隔和各边疆区域之间的孤立研究。近现代以来，历史观的每一次嬗变都折射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变化。近代中国的领土属性转型造成“边疆中国”同一个主题下的附属国变为外国和藩属地域变为边疆少数民族，[54]由此衍生出国内边疆与域外国际关系的研究新领域。中国边疆研究的前两次高潮都在“中国边疆”历史观的影响下与边疆危机导致的亡国危险直接相关。“边疆中国”历史观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疆域不同区域的观念应该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动态开放的、反思的知识生产、累积和扬弃的过程，树立起体现时代精神的新观念，形成叙述中国边疆整体格局与国家建构的宏观分析框架。“边疆中国”在新时代的最新表达即为“一带一路”，架设起历史中国西域为枢纽的陆地丝绸之路和南海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当代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梁通道，奠定国内和国际统筹的方略格局。当今之世，中国高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实处境是力图复兴中华民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实现现代化强国。“边疆中国”历史观指引下的边疆中国研究则直接关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由此，“中国边疆”的历史观和“边疆中国”的历史观形成了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张力，两种历史观的互动有益于认识二者之间的张力，建立“共通”的历史叙事和理解。“边疆中国”的历史哲学高度能够转换中国的历史方位，推动中国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超越中国边疆研究的碎片化局限，创新中国历史“古今中西”叙事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观照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中国并构想中华文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厉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2] 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历史演进》，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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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系列，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边疆研究学术史论文系列，厉声，贾建飞：《60年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吕文利：《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部边疆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于逢春：《60年来东北边疆研究论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孙宏年：《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6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张永攀：《边疆史视野下西藏研究6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方铁：《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李国强：《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参见《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系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丛书系列；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3]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24] 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5] 王鹏辉：《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26] 王鹏辉：《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人文杂志》2014年第11期。 [27] 王鹏辉：《孙中山的边疆革命与国家建设方略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 [28] 王鹏辉：《章太炎的革命方略与边疆建设》，《近代史学刊》2015年第2辑（总第14辑）。 [29] 王鹏辉：《“东南”革命与“西北”建设：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西北民族论丛》2016年第2辑（总第14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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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cast All Under Heaven：Revolution，War，Diplomacy，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New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0，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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