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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代与民国时期新疆天山北麓地区移民社会研究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人口迁移、区域土地与农业开发等方面，对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移民社会本身的结构性研究还较为薄弱，这种研究内容上的倾向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反映新疆地区移民社会具体状况的资料比较缺乏，二是由于有关“移民社会”的概念与界定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理论。本文试图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主要依据天山北麓各县市地名图志所录地名为资料【1】，发掘聚落地名作为移民社会研究的资料价值，简述天山北麓地区区域地名发展史，对地名分类、命名规律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借鉴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清代以来边疆移民社会的研究理论，尝试探讨地名中所反映的移民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特点，以期从这一角度增进对新疆区域社会历史的认识。 一 天山北麓移民社会的形成与汉语地名的出现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2】。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当地的人类活动、历史演变、人口迁徙等密切相关，在诸多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有人说“地名是文化的镜像”【3】。以往有关新疆区域地名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以广义上的古代西域地区为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考订古代地名的方位、沿革及辨析地名的语源等【4】，清代以来在新疆北疆地区形成的晚近地名几乎未被列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自清政府于乾隆中期开始向新疆进行移民实边以来，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到乌苏一带的区域内【5】，以汉族移民为主的移民社会逐渐形成，移民在这一区域命名了大量新的汉语地名，成为当地地名的主体。这些地名在命名方法与结构方面，在读音、用字、意义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一些因人、事、形、方位、数字、传说等因素而标定下来的地名，蕴含着诸多的移民社会文化因素，是地方历史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反映。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这一时期天山北麓地区的地名进行了类型划分方面的研究【6】，对蕴含其中的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还有待更深层次的探究。 清政府击败准噶尔蒙古统一新疆以后，制定了在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经营方针。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清政府以兵屯为先，后又组织内地农民迁入新疆移民垦殖，这些举措也带动了大批关内人口自发流向新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由此展开。经过乾、嘉两朝广大移民的辛勤垦拓，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至玛纳斯河流域的沙湾、乌苏一带形成了连片的以汉族人口为主的新兴农业区，由此奠定了天山北麓地区移民社会的基础，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同治二年（1863年）新疆发生战乱之前，人口数量达到约46.4万人的历史高峰【7】。经同治年间新疆严重的战乱，当地人口损失殆尽，社会发展出现巨大倒退。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之后，清政府努力在该区进行恢复和重建，天山北麓地区再次迎来了一个移民高潮阶段，并延续到民国时期。据学者推算，民国中期新疆全省汉族人口数量达到50万人左右【8】，大部分也分布在此区域。清代以来迁入天山北麓地区的移民人口以汉族农民为主，迁出地以邻近的陕甘地区为主，还包括山西、直隶、湖南、四川、河南、山东、东北等地区，移民的职业构成以农民为主，还有商人、手工业者等。清代与民国时期移民持续迁入，加速了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增强了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同时也形成了近代新疆以汉族为主体的移民社会。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前，天山北麓地区的地名主要是蒙古语、维吾尔语、突厥语地名。清统一新疆之初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编撰了《西域同文志》一书，编撰的目的是将西域当地少数民族语地名对译为汉语和满语地名，从而便于清政府对西域的统治和管理，是一部带有地名词典性质的工具书。由此可见，当时西域地区只有上述几个民族语言的地名，使用极为不便。随着内地人口移民新疆，该区汉语地名逐渐产生，数量也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迁入和衍散而不断增长，地名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以至于扩大到整个区片。清代新疆第一部官修志书《西域图志》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书中记载了哈密、镇西府、迪化州等地许多较大聚落的汉语地名，大多沿用至今，反映了天山北麓地区移民垦殖三十年后的地名形成。乾隆朝以后至清末是天山北麓地名命名的高峰期，随着移民活动的持续开展，清末时汉语地名已成为该地区地名中的主体。根据对清末编纂成书的《新疆图志》中聚落地名的统计，天山北麓东自镇西，西到乌苏一带，各府厅州县的汉语地名占了绝大多数，在昌吉和迪化地区接近或达到100％，比较而言，处于天山以北新疆西部的伊犁地区所属宁远县和塔城，所载汉语聚落地名分别只占聚落地名总数的5．26％和44．44％。（见表1） 表1 清末天山以北各地区聚落地名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清］王树楠《新疆图志》卷1《建置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3－251页。 民国建立后至1930年，天山北麓地区社会安定，经济逐渐发展，人口不断恢复增加，汉语地名的数量仍不断增加。编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各市县地名图志中所载地名的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产生，对其中“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地名”进行统计，可以大致反映出民国后期聚落地名中汉语地名所占的比例；此外，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名胜古迹地名中也存在大量汉语地名。（见表2） 表2 天山北麓地区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地名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各县市地名图志所收录地名统计。 人们在命名地名时有意或无意地记载了当时生产、生活的时代信息，也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地名的命名规律，一旦长期存在下去，在人们头脑中沉淀下来，便形成文化模式，会影响人们对新的地理实体的命名。因为地名具有这种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因而可以成为研究地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上述各种文献中所载地名记录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和风土人情的信息，能够为分析研究该地区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移民社会提供新的视角和解读材料。 二 地名文化中的天山北麓移民社会形态 以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陈孔立对移民社会的定义及其社会结构的特点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理论。他认为“移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凡有较多外来移民的社会都称为移民社会……狭义的是指那些以外来移民为主要成分的社会，它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或土著社会……”陈孔立进一步提出，移民社会与定居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有所不同，移民社会的社会结构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移民以祖籍地缘关系进行组合；第二，移民以地缘关系进行合作开垦；第三，移民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都比较简单；第四，早期移民社会的经济往往是单一种植经济【9】。上述特点也可以成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的依据，而随着一个移民社会从过渡形态演变为定居形态，上述移民社会结构特点也必然发生改变。此外，张世明以“边疆地区的移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疆化”的概念，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边疆社会”这一概念工具，透视边疆移民社会中“边疆化”的诸多现象。他认为边疆社会存在许多内地社会所不曾具有并且往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文化现象，而移民社会与边疆社会的特征交织重叠在一起，使边疆地区的社会特殊性更为突出【10】。上述有关移民社会的理论概括，给我们审视天山北麓移民社会形态与结构的特点提供了概念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途径。依据上述理论，通过分析解读天山北麓地区清代和民国时期地名的内涵，或许有助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管窥移民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历史面貌。 1.祖籍地地名的搬迁与移民社会地缘关系 （1）搬迁祖籍地地名是移民来源地的直观反映 当人们从旧地迁移到新的地域，首先要做的便是按自己的意愿命名，天山北麓区域文化属于移植型文化，移民在命名新垦土地时往往将自己祖籍地的旧地名移到新地，同时也将原乡地名文化直接移植至天山北麓地区。这种搬迁祖籍地地名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移民对故乡怀恋的感情，是历史上移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天山北麓地区移民来源地广泛，内地许多省区的地名被重置于新的移民聚落之上，其中以陕甘两省地名最多。如以甘肃地名命名的聚落及其他地理实体的地名有兰州湾子、凉州户、凉州工、凉州滩、凉州渠、庆阳湖（最初称为“庆阳户”）、山丹户、宁州户、林州户、庄浪户、镇番户、河州工、甘州工等，还包括原隶属于甘肃省的现青海省地名如羊毛工（源自现青海省湟中县羊毛沟）、西宁大庄子等；以陕西地名命名的有陕西工、武功街、渭户地、渭户沟等；以其他省区地名命名的如河南庄子、天津王庄、广东户、广东地、广东庄子、湖南村、山东地等；城市街道地名如奇台县的镇番巷、乌鲁木齐的山西巷子等。此类搬迁地名通常是因为最早聚居此地的移民来自同一迁出地而得名，是表明移民来源地最直观的历史证据。乾隆年间遣戍新疆的纪晓岚在其诗作中也反映了天山北麓地区这种有趣的地名搬迁现象：“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诗后自注：“户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来者，官府仍谓之某州户，相称亦然。”【11】从各县市地名图志中所记述的地名产生时间来看，清乾隆年间移民之始、同治战乱后的移民潮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内地难民在新疆的安置过程中，都产生了许多此类地名。这种搬迁祖籍地地名的命名方式在其他移民地区也很常见，例如雍正初年，清政府曾从当时甘肃全省56个州县移民两千户，迁至敦煌地区，也大量照搬了甘肃各州县名称以命名新的村落【12】，再如清代台湾地区大量搬迁福建地名等。 （2）大量搬迁祖籍地地名是移民社会地缘关系紧密的表现 首先，搬迁地名现象体现了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组合的社会结构特点。天山北麓移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清政府与民国政府都曾招募和组织进行移民，许多移民来自同一地区，集中行动，到达新疆后又被集中安置。这种计划性与组织性较强的移民方式是天山北麓地区出现大量搬迁地名的重要原因，也奠定了移民社会以祖籍地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其他移民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例如明初迁山西移民于华北平原北部后，形成了很多以原籍县、乡为单位的聚落【13】，清初迁入两湖或四川等省的移民在地理分布上有一个同乡聚居的特点【14】，清代以来的内地移民大批迁入的内蒙古地区也出现同样情况【15】，这些都是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社会组合的典型例证，因此也被视为是移民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其次，移民在新居住地仍以祖籍地地缘关系为纽带进行合作开垦，共同防卫。天山北麓地区移民在同乡聚居的基础上也常常形成以祖籍地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吉木萨尔县大有乡有一河滩地被称为“大夹滩”。据当地传说，光绪年间该地附近的渭户沟村主要居民为几十户陕西渭河地区移民，与其相邻的广泉村则以甘肃移民为主，两村因争夺水源而发生械斗以至发生人命官司，其械斗地点即在渭户沟东面半山坡下的开阔地上，当时被称之为“打架滩”，今人称之为“大夹滩”【16】。不论其地名源自对械斗的真实记录，或者仅仅是得名于对该地自然地理特点的描述，光绪年间两村之间的确曾经发生械斗。与此类似，阜康县滋泥泉乡八户沟村最早的定居者是同治年间随白彦虎进入新疆的八户陕西回民。清代末年，因渠水水量分配不公的问题，八户沟与周边四川籍及其他省籍汉族移民为主的中沟、东泉、南泉等村庄争斗多年。八户沟村民徒步到兰州告状，以陕甘布政使司衙门所存嘉庆年间的配水红册为凭打赢了官司，终得以按地配水终止了纠纷，此事在八户沟一带广为流传【17】。此类事件及其地名的产生，可以看作是移民们以祖籍地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例证，这也是移民社会结构的另一特点。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天山北麓地区，移民之间常常互相认“同乡”（称为“老乡”），同乡关系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可见以祖籍地为纽带的地缘关系在移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内地传统定居社会结构模式下，宗族血缘关系尤为重要，人们往往按宗族聚居，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地名也很普遍，因此有学者认为“地名印证汉族人重宗族的观念”【18】，而在一个以地缘关系为重的边疆移民社会中这一论断却未必适用。姓氏地名在天山北麓各地也随处可见，与内地无异。以奇台县、木垒县、玛纳斯县为例，依据地名图志所载地名统计，奇台县有姓氏地名79个，木垒县28个，玛纳斯县51个，分别占其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名称总数的16．5％、12％和17．3％【19】。但是天山北麓地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家大族并不发达，一村一姓的血缘聚落绝少见，均为一村多姓的地缘聚落。甚至经过历史时期的社会动荡、人口迁徙，原有家族逃亡和断绝，有些最初定居于某地，并以其姓氏来命名地名的家族可能已经后继无人。未形成宗族的社会状态在文献资料中也得到反映，清末所编的《新疆乡土志稿》载天山北麓各县乡土志中“氏族”一门，几乎全都注明“本境无世家巨族……”【20】直接证明了该地区无宗族聚居的现象，至多是某姓氏家族的人口较多而已【21】。这一现象在其他移民地区，例如在台湾、宁夏中卫地区近代社会结构中也同样存在【22】。因此，虽然在天山北麓地区出现了大量姓氏地名，但均是以当地较早开垦者的姓氏作为地名标记，“地名印证汉族人重宗族的观念”并不适用于边疆移民社会，以祖籍地为纽带的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仍远大于宗族血缘关系。 2．农垦地名与移民社会经济形式单一化 天山北麓地区移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农业开垦史。与内地大多数定居社会经济形式和人口职业构成的多样性相比，通常清代边疆地区的移民人口职业结构更加单一，农业种植经济一直在区域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经过长达近两百年的农业垦殖，沉淀了大量与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相关的地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反映农业屯垦形式与规模的地名农业屯垦地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以屯垦组织单位“工”、“屯”命名的地域特色聚落地名。兵屯是清政府直接经营的军事化屯田组织，屯兵按军队编制，由各级军官统带，以屯为基本生产单位从事农业，“屯”亦称“工”，建有屯堡。以“屯”、“工”命名的方式最早可见于甘肃河西地区。《安西县新志》记载，清雍正年间吐鲁番回民8000多口在安西筑城安置，四里见方筑一工堡，依次取名为头工、二工、三工以至十工【23】。这一命名方式在清代新疆移民屯垦活动中也被使用，并且现在各县市保留了许多此类地名，反而成为天山北麓地区特有的地名现象。此类地名往往在通名“工”前加上序数词，如头工、二工乃至九工、十工等；或在“工”前加上方位词，如东工、西工；又因重复率较高，或在序数词前又标以方位加以区别，例如上头工、东五工、西五工、上三工、下三工、小三四工（位于三工与四工之间）、二六工（位于二工与六工之间）。以“屯”字命名的聚落地名也很多，意义与“工”字相同，如头屯、二屯、三屯、上三屯、下三屯等。 第二，以屯垦者的身份命名的聚落地名。天山北麓地区移民屯田的形式多样，有兵屯、遣屯（流遣人犯组成）、户屯（一般民户）等，许多聚落地名反映出屯田者或垦殖土地的出资者身份。如反映兵屯的聚落名有：军垦地、军户、兵户、协标工（最早由绿营协标长官领兵开垦）、中营工；反映商户认垦的有：商户地、商户塘、商户；反映安插户【24】屯垦的有：安南工（乾隆时内附的安南王国莫氏一支，作为安插户安置于今昌吉市头屯河一带）、上移户、下移户（实为“上夷户”，后因“夷”带有歧视含义而改为“上移户”，也属安插户）【25】。还有反映原本属于清代满族旗人占有土地的地名，如四旗户等；反映由政府出资组织军队或民户开垦土地的地名有：“皇渠”、“皇宫”或“皇工”（当地称为官地）【26】；而名为“杂工”的聚落，意即垦地者身份混杂。此类地名也反映了天山北麓地区屯垦方式的多样性。 第三，以屯垦土地面积大小命名的地名。此类地名中最典型的是在通名“户”的前面加上数词加以命名，“户”原本应为“斛”或“戽”，是土地面积的计量单位，也是粮食的计量单位，如六户地、六户半、七户、十三户、五十户、上十八户、下十八户等。从各县市地名图志所载的地名起源来看，此类聚落地名多数是以当地最初开垦土地的面积而得名，或是以该地最初科粮纳税的数额来命名，大多数被改写为“户”流传下来，以至于通常被讹传为因移民的户数而得名。（实际上也确有少数地名以当地移民的户数来命名的情况，现已无法分辨属于何种情况。）与科粮纳税相关的聚落地名还有“悬粮地”和“悬户”（也有的称“悬斛”，即每年谁种就由谁缴粮纳税）、荒公地等。此外，军屯转为民屯时因分田份数得名的地名大多以“份”为通名，如昌吉市二六工乡有十二份（清代住有十二家，每户一份地），其他还有聚落名为小份子，意思是不够份额，或是正份以外再分配的份地【27】。 第四，以垦种方式而命名的聚落地名。如玛纳斯县六户地乡、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都有名为“闯田地”的村名，反映了种闯田的耕作方式。“闯田”即指农户随水种地，水在哪里，就种到哪里，收获并无保障【28】；木垒县白杨河乡、原乌鲁木齐县都有的“地窝铺”等地名，原指种闯田时移民临时居住的窝棚；还有园户、园丰、菜园子、南园子、北园子之类的聚落地名常见于城郊地区，是种植蔬菜瓜果供应城镇人口而遗留下来的地名。此类地名可以反映出垦种方式与内容的不同。 （2）水利灌溉及井泉地名 由于天山北麓地区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绿洲农业垦殖主要靠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流及泉水灌溉，屯垦必以兴修水利为先，开渠筑坝也成为移民们重要的生产活动。因此，与水利灌溉相关的地名种类和数量都很多，成为天山北麓地区地名中独具特色的一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坝”、“渠”命名的地名，现存的此类地名分布广、数量多，如二道坝、三道坝、佃（垫）坝、仰坝、上大渠、下大渠，大西渠、小西渠、公盛渠等。此类地名也与甘肃河西地区类同，“坝”是河西地区对水渠的惯称，在天山北麓地区，这类地名多分布在绿洲南部的山水灌溉区，称“渠”的地名多分布在绿洲中部和北部的泉水灌溉区。其他与水利灌溉设施相关的地名还有大龙口、南坪、三坪、三岔坪、闸滩村、小闸村等地名。“坪”在内地多是指称山区和丘陵地区局部的平地，而在河西和天山北麓地区则指引水渠坝上横跨的木头，可以决定水量的分配，这一指称方法颇具地方特色。奇台县、呼图壁县和原乌鲁木齐县都有称为“澄槽”的村落地名，分别得名于咸丰、光绪年间在此修建的引水渡槽，当地俗称“澄槽”。引泉水进行灌溉是天山北麓农业用水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当地绿洲农业的一个特色，因此井泉地名特别多。如三个泉、大泉、小泉、一碗泉、吉三泉、滋泥泉、牛毛泉子、泉子街、泉水地等，有些还被反复使用，重名很多。吉木萨尔县所属大有乡在光绪年间称为“大有渠”，“大有”即地大水足之意。当地泉水多，耕地多，有“七大泉、八小泉、二十四个子母泉”之说。这类地名实际上是对于当时丰富的泉水资源的反映，现今许多泉眼已干涸，井泉地名却因为历史久远而得以保留。上述几类地名反映了当时水利设施与灌溉技术的情况。 移民们因长期进行农业屯垦活动而留下了大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地名，类型多样，数量较多。依据各县地名图志中“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名称”一项进行统计，上述与农业屯垦相关的各类地名昌吉市有113个、奇台县75个、吉木萨尔县68个，分别占三个市县“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名称”总数的28．9％、15．63％和21．73％，可见其数量之多【29】。相对而言，地名中反映手工业生产与商业集市等方面的地名稀少，仅见少数几处被命名为油坊庄、烧房庄子、烧窑庄子的聚落地名。农业屯垦地名的数量庞大反映了天山北麓移民社会中农业种植是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手工业不发达，地区经济形式单一，移民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职业结构比较简单，这些都是移民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 3．方言俗语地名与移民社会的文化移植 （1）方言地名与原乡文化传承 内地人口迁移到新疆的过程也伴随着一种原乡文化的移植，原乡文化要素将其具体内容烙印在方言上，又通过方言习语表现在地名上。通过研究清代与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名中方言、习语等文化要素的积淀，可以反映移民与祖籍地文化传统之间紧密的移植与传承关系。 移民命名新居住地时往往不仅照搬祖籍地地名，而且也使用带有方言特色的原居住地的地名通名或者习语来命名。例如天山北麓地区聚落地名多用“庄”为通名，如上庄子、下庄子、大庄子、楼庄子、朱家庄、油坊庄子、柳树庄等，以“村”为通名的聚落几乎不见【30】，并且与内地许多称为“庄”的地名含义不同，这里所谓的“庄子”并非指村庄聚落，而是指最早建于该地的宅院、屋舍，这种以“庄”为通名命名习惯与甘肃河西地区相一致【31】。受河西地区影响的通名还有畦、户、沟、滩、堡、墩等聚落名称，如三畦、四畦、红畦、四道沟、芦草沟、九家沟、夹滩、东滩、阿魏滩、乏马塘、黑家塘、上堡子、十里墩等。这种通名之间的一致关系表明，甘肃河西地区方言随大批移民传播至天山北麓地区，对当地的影响大大超过其他内地方言。 陕甘方言的构词特色也被带到了天山北麓地名中。最典型的如地名中叠音字的用法。仅见于木垒县地名图志收录的村镇聚落地名就有馆馆子、街街子（方言称ｇａｉｇａｉｚｉ）、城城子、湖湖井、楼楼庄子、西坡坡、坑坑庄子、井井弯等，其他县市地名图志也收录许多此类地名，未被地名图志收录的小地名难以计数。这种叠音词在西北方言中经常使用，多指称较小或者令人喜爱的对象。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甘肃方言中的重叠词无论从涉及的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都多于普通话。研究表明“兰州方言里的叠音名词是相当丰富和发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方言叠音名词的状况”【32】。叠词后面再加上“子”字用于表示名词，在甘肃的兰州话、河州话里是一个突出的方言特色【33】。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地名中出现较多的叠音词地名可以说是受这种方言特色的影响，所表达的含义也相同。此外，西北方言中以“子”为后缀音的词汇非常多，由陕甘地区迁入天山北麓的移民在地名命名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很多地名以“子”为后缀，如小渠子、下泉子、刘家槽子、长山子、下小分子、庙湾子、中庄子、上堡子、园城子、菜园子、桥子、头道树窝子、甘河子等。上述典型的方言地名表明，天山北麓地区在语言文化方面与祖籍地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有些构词方法已经被新疆汉语方言所继承和吸收，成为新疆本地汉语方言的一种构词特色。 （2）地名命名方式与移民社会俗文化的表现 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之一。天山北麓地区最初的移民多数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贫苦农民，移民社会在文化特点上主要表现为下层民俗文化较为发达，天山北麓地区的地名也是当地民俗文化的形象反映。首先，地名命名简单、直观、实用，多为一种直观的描述和区别，取名时随意，地名重复率也较高，如大量地名以地形地貌、环境特征为命名，如东梁、东戈壁、西槽子、柳树庄子、榆树沟等；其次，还表现为一些地名较为粗俗鄙陋，如哑吧庄子、烂店、咬牙沟、乱扒口子等【34】，让人很难想象竟然能够成为正式地名；第三，还表现为产生了大量口语色彩浓厚的聚落村庄地名，如因常年积水，春秋季节野鸭成群而得名的鸭洼坑，因当地最早有一家饭馆而命名为东馆子地，还有诸如半截沟、溢水窝子、王家夹道庄子、三间房、蚂蚱湾、老鸦（方言读ｗａ）窝子、野猪窝子等。可以看出，移民们在垦种定居之初，随意以当地自然或人文景观的特点作为标记指称，而后演变成为村落正式地名；甚至有的聚落长期无正式地名，直至政府科粮征税时便以土地面积或赋税数额为地名入册，这大约是前文所述以一些“斛”或“户”成为聚落名的真正缘由。总体来看由于取名简单随意，口语色彩浓厚，因而地名中方言俗语保留较多，书面语言较少，这也在无意中保留了地名最原始的面貌，是一种移民社会“俗文化”的表现。就雅俗文化的不同来看，雅文化加工精细，欣赏者少；俗文化加工比较粗，和原生态距离不远，容易取悦受众，接受者多。天山北麓地区地名多属俗文化性质，其中也有少量雅化地名，多来自政府对各府厅州县行政单位的命名，如迪化、阜康、孚远、绥来、镇西等；或者对由政府组织修建的城垣或水利工程的命名，如巩宁城、靖远城、宁边城、恺安城、康吉城、景化城、绥宁城，永丰渠、安宁渠、太平渠、公盛渠等。有学者称此类雅化地名为“寓意地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一种命名方式，“寓意地名在得到朝廷重视或是关乎国家经济利益的新开拓边疆区域继续使用，比如18世纪中叶乾隆时期的新疆或伊犁，或者19世纪末期的东北省份”【35】。这类地名包含较强的政治寓意，表达了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建立地方秩序、长治久安的一种意愿，是一种带有边疆特性的命名方式。总体上天山北麓地区聚落地名命名方式体现出从实、从简、从俗的特点。从实就是真实反映当地的地域环境特征，从简就是地名简短易记，便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移民交流使用，从俗就是地名命名来自当地的语言习俗。 4．军事地名与移民社会的边疆特性 天山北麓移民社会地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历史上民族关系、国际关系远比内地复杂。清代前期清王朝与准噶尔蒙古的战争持续数十年，近代以来英俄等列强环伺新疆，侵犯领土，争夺利权；同治年战乱，新疆被各方军事力量争夺与控制；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匪患不绝，1930年代又经历马仲英窜乱新疆等战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作为边疆地区，历代政府都非常注重加强军事上的防卫和政府的控制，战争与军事活动对这一边疆区域影响很大，移民社会与边疆地域的特征交织重叠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社会特殊性。清代以来的战争、兵屯等活动在天山北麓地区留下了大量带有军事色彩的地名，许多沿用至今。清廷统一新疆后，开始向新疆地区派军驻防并从事军屯，这些军队官兵服役期满后便在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军事驻防与屯垦其实是新疆天山北麓地区最早的移民形式，因此而遗留至今的军屯地名有军户、滨湖（兵户）、协标工、满营湖等；军事要塞地名如老满城、营盘、老营盘、西营盘、营盘滩、土炮营等；清代军塘、台站地名如乐土驿、军塘湖、三塘湖、三台等；饲养军马、开办军马场产生的地名如四马场、五马场、四厂湖、马料村、马房村；还有阜康市有清代转运粮食等军需物资军队的驻地，后来以其番号命名当地村落，名为五运、六运、七运、八运、九运、十运、东八运等【36】。为适应边疆地区特殊的生活环境，汉族移民的生活样态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呈现基层社会军事化的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民国后期社会动荡时修筑了大量“屯庄”，即农户为躲避战争和土匪而修筑的防御性院落建筑，墙体厚实高大，庄院内存有武器和粮食以便据守防御。现今遗留地名中的屯庄、团庄、屯庄梁、垛口庄、楼庄子等聚落名，都是因当时修筑的“屯庄”而得名，这种注重武装自卫能力的社会生活样态与内地常态社会有所不同。带有军事色彩的地名在天山北麓各地广泛留存，说明了这一区域军事活动的重要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成为天山北麓移民社会边疆特性的表现。 天山北麓地区汉语地名是移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产物，上文从聚落地名的种类、命名方法及特点入手分析后认为，天山北麓地区在清中期直到民国末期，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合作开垦、共同防卫，经济上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经济形式单一，文化水平落后，印证或体现了移民社会结构一些典型特征和边疆特性。 参考文献 【1】文中列举地名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于《昌吉州地名图志》、《奇台县地名图志》、《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地名图志》、《吉木萨尔县地名图志》、《阜康县地名图志》、《呼图壁县地名图志》、《玛纳斯县地名图志》、《乌苏县地名图志》、《乌鲁木齐县地名图志》等资料，由各地成立的地名委员会编写于20世纪80年代，为内部资料，篇幅所限未能逐一注明出处。 【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地名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3】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第1页。 【4】杨利普：《新疆地名一般规律》，《新疆地理》1983年第1期；牛汝辰：《新疆地名的语言考察》，《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牛汝极：《新疆地名中的文化透视》，《语言与翻译》1989年第2期；戴良佐：《乾隆与新疆地名研究及疆域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贺灵：《新疆各市县名称演变考议》，《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天山北麓地区在本文中指东起伊吾西至沙湾的天山北麓中东部地区，行政区划在清代为镇西府与迪化州组成，在民国时期为迪化行政区，相当于今天的伊吾县、巴里坤县、木垒县、奇台县、吉木萨尔县、阜康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石河子市和沙湾县。 【6】阚耀平：《近代天山北麓人口迁移形成的地名景观》，《干旱区地理》2005年第6期；罗佳：《清代新疆移民地名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 【7】张莉：《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第66－70页。 【8】李洁：《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126－139页。 【9】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0】张世明、龚胜泉：《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78—87页。 【11】纪晓岚著，郝浚等注：《乌鲁木齐杂诗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1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1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14】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15】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16】张文新：《大夹滩》，政协新疆吉木萨尔县委员会编《北庭文史》第六辑，第47—50页。另一说认为“大夹滩”即两股河道中间所夹的滩地，称为“夹滩”。 【17】李永生：《博格达峰脚下的滋泥泉往事拾零》，政协新疆阜康委员会编《阜康文史》第1辑，第72页。 【18】李力：《地名文化现象透析》，《长春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81－85页。 【19】根据各县地名图志所收录地名统计。 【20】参见《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新疆乡土志稿》之《昌吉县乡土图志》，（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104页。其他乡土志中有《迪化县乡土志》《氏族》：“………其汉民由内地迁徙而至者，或军遣，或防戌，或贸易，多系只身流寓，并无富村巨族及宗祀谱谍可纪。”《阜康县乡土图志》《氏族》：“无世家大族，以见在言之，李杨高段王五著姓。叩其所以著，不过曰或博得青衿一领，家有牛羊数百而已。”参见《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新疆乡土志稿》第20页、第30页。其他各县乡土志所记略同。 【21】天山北麓移民人口的发展因同治年间十多年的战乱而中断，从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到同治三年（1864年）约为一百年，如果以25到30年为一代人计算，繁衍人口大约三至四代，但在同治战乱中几乎损失殆尽；后一时期从光绪初年收复新疆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约为七十多年，人口的再聚集与自身的繁衍最多也不过三代人，因而大的宗族尚未形成，以直系亲属关系为主的小家庭居多。 【22】“在中卫的地名统计中，出现姓的地名达82个，占所有地名的11．68％。其中共涉及43个姓……这实际上是历史时期多次向中卫地区移民融合所造成的。……由于移民来源分散，多次反复，必然造成中卫地域内的姓氏多样化，而且不易出现家史久远，占绝对优势的望族。”参见李建华：《基于ＧＩＳ的宁夏中卫县地名文化景观分析》，《人文地理》2011年第1期，第100－104页。 【23】转引自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24】清代因触犯刑律较轻或未触犯刑律而被政府发遣边疆的内地人犯，身份介于遣犯与一般民人之间。 【25】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委员会编：《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图志》（内部资料），第32页。 【26】天山北麓地区称为皇工的地名有多处，《乌鲁木齐县地名图志》载青圪达湖乡也有一个皇工村，是1927年省教育厅召集农民开垦的地，因而被称为皇工，可见这一习惯叫法在当地流传影响之久。 【27】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委员会编：《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图志》（内部资料），第34、137－143页。 【28】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委员会编：《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图志》（内部资料），第56页。 【29】根据《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图志》、《吉木萨尔县地名图志》、《奇台县地名图志》所载地名统计。 【30】现有地名志中所称的“村”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推行地名标准化过程中加上去的。 【31】河西聚落地名常以堡、寨、庄为通名，而三者之中以“庄”为通名的使用频率最高，仅今金昌一地含“庄”的地名就达375条，占金昌地名总数的31％。参见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32】高葆泰：《兰州方言的叠音名词》，《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24－31页。 【33】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叠字》，《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11－12页。 【34】据地名图志记载：原米泉县古牧地镇有村落被称为哑吧庄子，因民国时期一家三代哑吧居住在该村落而得名；乌苏县九间房乡位于民国时期通往塔城的交通要道上，因当地有一家被废弃而坍塌的车马店，在此建立的村庄被命名为烂店；木垒县城以西有一段低山丘陵地带，中间仅有一条道路曲折难行且民国时有常有土匪出没，被视为险途，遂称为咬牙沟；原乌鲁木齐县所属青圪达湖乡有村名为堰坝口子，因为民国时期人们常在此地水渠上扒口子引水，原名实为乱扒口子，1983年建了坝堰后才在原有地名上转音为堰坝口子。 【35】［德］罗志豪：《朝廷的地方关注：地名的证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33页。 【36】解玉忠：《地名中的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