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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纳是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他的研究专长是古希腊罗马史，其名著《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1983）和《古罗马的性与权力》（2005）都已经被译成中文。由于在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韦纳于1975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荣誉教授。但鲜为人知的是，韦纳还是一位见解独到的史学理论专家，他著有《人如何书写历史：认识论随笔》（1971）和《福柯：其思其人》（2008）等，就在今年，这两部著作同时被翻译出版。 《人如何书写历史》这部译著其实是由专著《人如何书写历史：认识论随笔》和长论文《福柯引起历史学的革命》（1979）两部分构成。作为历史学家，《人如何书写历史》写得相对通俗易懂，他经常借助其史学专业知识，以事例来阐释某个具体的理论。不过，《人如何书写历史》绝不是一部毫无新意的通俗理论著作，该书出版虽将近50年，但其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 与德国现代历史哲学有关 又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有关 虽然韦纳摆脱了德国式历史哲学的程式化，但我们还是清楚地看到，其核心议题仍未超出德国现代历史哲学的范畴 法国现代史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史学，正如1897年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出版的《史学原论》，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和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同样，20世纪的法国历史哲学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德国历史哲学。 雷蒙·阿隆是法德历史哲学最早的沟通者之一，她曾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学习，其早期的《德国当代社会学》（1936）、《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1938）和《批判的历史哲学：论德国当代的历史理论》（1938）以及晚期的《历史意识的维度》（1961）和《历史讲演录》（1972—1974，出版于1991年）都将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历史哲学（阿隆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下文称“德国现代历史哲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对话者。这一鲜明特点在亨利·马鲁和保罗·利科等学者身上都有所反映。 战后的二三十年，随着德国现代历史哲学的影响力衰退以及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崛起，法国历史哲学也开始借鉴后者以作为另一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一点在阿隆的《历史讲演录》和利科的《时间与叙事》（1983—1985）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阿隆的《历史讲演录》重点考察了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范式转变，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吸收了二战后（尤其是1973年《元史学》出版之后）英语世界关于历史解释和历史叙事的相关研究。 在此学术氛围中，韦纳与阿隆、马鲁和利科一样，深受德国现代历史哲学影响。从《人如何书写历史》的章节安排来看，虽然韦纳摆脱了德国式历史哲学的程式化，但我们还是清楚地看到，其核心议题仍未超出德国现代历史哲学的范畴。比如，韦纳在讨论历史学中的因果关系和价值关联时都大量引述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尽管韦纳不完全赞同韦伯的观点，但在其心目中，韦伯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以他才不吝惜对韦伯的褒扬，认为“我们世纪最有典范性的历史学作品是马克斯·韦伯的著作”。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韦纳引述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著述和观点也不少，比如，他引述了柯林武德、汤因比、卡尔·波普尔、爱德华·卡尔、加德纳、威廉·德雷和阿瑟·丹托等学者，这些学者在“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学术谱系中都举足轻重。 就此而论，在20世纪法国历史哲学的学术谱系中，韦纳这部《人如何书写历史》讨论的很多问题既与德国现代历史哲学有关，又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韦纳只是一味借鉴和吸收外来历史哲学而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 是一种历史认识论而不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 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只存在具体的历史，于是历史学可以借鉴戏剧和小说的手法，展示行动中的人们 从具体论证来看，韦纳绝不是外来历史哲学的传声筒。虽然他从德国现代历史哲学和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借鉴了大量理论资源，但他对外来历史哲学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立场。作为一位法国学者，他并不盲目照搬，而是从法国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实践出发，在自身的地基上重新思考由外国学者，特别是战前德国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历史哲学问题。 在《人如何书写历史》的序言中，韦纳展现了他的雄心抱负，他开篇就提出，“历史学是什么？根据在我们周围所听到的加以判断，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接着，他先破后立，否定了历史学是一种解释、一门科学，认为历史学没有方法，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最后得出结论说，“历史学家讲述以人为表演者的真实事件，历史学是真实的小说”。 韦纳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意味。在他看来，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只存在具体的历史，于是历史学可以借鉴戏剧和小说的手法，展示行动中的人们，因此，“在人类心灵的认知和文学的美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关系”。 韦纳的论证具有前瞻性，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韦纳的《人如何书写历史》属于后现代主义。其实，韦纳在序言中提出的观点在正文中并没有获得充分展开，而且根本不具备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整部著作中，韦纳聚焦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对因果关系、价值关联、概念在历史学中的适用度以及“理解”和“描述”的讨论莫不与此中心议题有关。诚如《人如何书写历史》的副标题所提示的，这部著作是“认识论随笔”，是法国视角下的一种历史认识论，而不是一种叙事主义历史哲学。 或许韦纳的结论在全书最后一节体现得更充分。彼时，韦纳在评述韦伯的历史学成就时顺带指出，“历史学必须摆脱三个局限：当代的与历史的之间的对立，连续性的成规和只叙述事件的视角”，也就是说，历史学需要研究非事件性历史，建立一种人类行为学。乍一看，此处的观点与韦纳在序言中提出的观点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却是客观存在并可以接受的。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韦纳赞同源自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具有特殊性，与此相对应，他才得出历史学要以作为表演者为中心以及历史学是真实的小说的结论，在此意义上，他肯定了德国历史主义；另一方面，他并未将特殊性推向极致，他强调了非事件性历史的重要性，即强调历史的“特征性”，所谓“特征性”就是结合了特殊性和普遍性，与此相对应，他倡导历史的纵向和横向比较，肯定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但它还是一门艺术 德国社会学重要代表的韦伯被韦纳视为历史学家，“韦伯的社会学，事实上是一种以更加概括和简明扼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学” 韦纳的观点看起来怪异和矛盾，是因为他想在外来历史哲学与法国历史哲学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即利用本土资源来“驯化”外来历史哲学。在此过程中，他又必须面对思想语境的差异提出的新问题。 在《人如何书写历史》中，我们除了看到从德国现代历史哲学和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借鉴的理论资源，还可以明显识别出法国历史哲学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法国见长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二是年鉴学派；三是福柯。 在法国历史哲学传统中，跨学科是其典型特色，从阿隆、马鲁、利科到韦纳概莫能外。阿隆作为社会学家，从社会学中借鉴了不少理论资源，而作为哲学家的利科，则从精神分析学、文学理论和诠释学等相邻学科借鉴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在这部著作中，韦纳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否定社会学的价值，试图以历史学取而代之。德国社会学重要代表的韦伯被韦纳视为历史学家，“韦伯的社会学，事实上是一种以更加概括和简明扼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学”。韦纳的观点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它间接表明，韦纳对社会学十分熟悉。年鉴学派往往成为法国历史哲学的重要驱动力，利科的《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就特别强调了年鉴学派对法国历史哲学的影响，而韦纳在《人如何书写历史》中也回应了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史学家的结构史学观念。在否定德国历史主义的连续性观念时，韦纳也从福柯那里获取了灵感。 思想语境的差异容易导致韦纳的观点被误解。比如，韦纳强调，“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只是一种描述”、“福柯是第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这些说法都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而引起误解。 对19世纪的一位德国史学家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个别历史学家在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同时还强调它是一门艺术。德语的Wissenschaft与法语的Science含义不同，德语的“科学”是指有系统的知识，凡是能形成系统知识的学问都可以称作科学，因此，在德语中有“历史科学”、“文学科学”和“艺术科学”的表述，而法语的“科学”与英语的“科学”一样，都是指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这种差异造成了如下奇特的现象：当韦纳或一位法国史学家强调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与一位德国史学家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其论证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当韦纳评价“福柯是第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时，他似乎是要回到兰克“如其实际所是”书写历史的阶段，但细读韦纳对福柯的论述可知，韦纳所谓的“实证主义”是指历史学家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雾，看到社会活动背后的权力机制或断裂，由此可见，韦纳用来定义福柯思想的“实证主义”概念与普通用法不同，与19世纪的用法更是差异甚大。有鉴于此，读者在阅读韦纳这部著作时要特别留意思想语境的差异。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人如何书写历史》 [法]保罗·韦纳著 韩一宇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