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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工作者刘锡诚（1957——1977） 背景：大学毕业后，刘锡诚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也担任过新华社的记者和编辑。1977年6月，刘锡诚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做编辑，任评论组的组长，次年参与了恢复中国作家协会和复刊《文艺报》的工作。这期间他与江绍原、钟敬文等文化人和学者有了交往，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友谊。 （一）与江绍原、钟敬文的交往 王：您毕业后踏入社会，就跟民间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期间和一些老一辈民间文艺家有过交往吗？ 刘：江绍原在世的时候，和我关系非常好。江绍原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他20多岁上就成为北大的教授！《歌谣》周刊时代，被推荐为“风俗调查会”的主席。远远超出于像我们熟悉的这些人的水平。他写的《发须爪》《中国古代之旅行》这些书，观点独到。他老年时还每天到图书馆，人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全国解放后，他自学了俄语，翻译了不少苏联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1952）、《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集》（1957）、《鹦鹉讲的故事》（1958）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们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他也不把我看成小孩子，他还帮我在科学出版社出了书，1959年出的（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整理者注）。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我提交给《民间文学》杂志，发表在该刊1961年第9期上。 王：您在生活中和他交往多吗？ 刘：我常常到他那里去，他很有学问，但非常平易，他的儿子在50年代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家庭很凄惨的。就一间屋子，当时鲁迅离开了八道湾以后，最外头一间房子，一进去以后，南房是周作人住的，北房他住着。就是一间屋子！他的二儿子就在当屋的一个床上，他妈妈每天去图书馆给他借书来。“文革”后，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审和顾问。他逝世时，我正好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刚办了手续没有多久，商务的领导要我给做的悼词。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江绍原身后留下的书不是很多，但都是很珍贵的，包括北大早期的《国学门周刊》，上面写着，他送给周作人的，周作人送给他的，毛笔字都写着。我让王文宝去把他的这些书转赠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我特批了500块钱给他家里。这些书一部分交给民研会了，在民研会保存着。王文宝大概也拿走几本，他自己编辑出版了，记得天津的渤海湾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迷信信仰》。 王：您大学毕业后在民研会就与时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有接触了，20世纪80年代后，又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上成为同路人。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眼中的钟敬文吗？ 刘：钟敬文最早是散文家。抗战时期他加入了部队，做记者写过报告文学，转战在华南地区。后来他到了大学，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时候主编的第一本杂志叫《民间文艺》，一共出了一年。后来不出了，改成《民俗周刊》。钟敬文从一个文学家转到搞民间文学。（20世纪）30年代到杭州后他也要搞民俗，但是严格来讲，他是一个文学家出身的。他去日本学习回来以后，他更重视德国、法国的经验。过去我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在文艺界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抗战晚期他跟一些进步人士逃到香港，因为国民党当时迫害他们。在香港组成了达德学院，他在达德学院当教授。学校以外，他又成立了中国方言文学研究会，讨论用方言研究民间文学的问题。 王：您在《文艺报》工作时发过钟先生的稿子对吗？ 刘：1978年恢复《文艺报》以后我是编辑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想发表钟敬文这个左派写的东西，我就到钟敬文家里去约他的稿子。他给我一篇大概是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的《民间文学谈薮》这本书的序言。我拿了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当时我没有用他原来的题目，改成了《民间文艺生涯六十年》。正好这一年（1983年）他是80岁寿辰。现在经我改的这篇原稿我还留着，发了这个稿子以后，我同时给胡乔木和周扬各写了一封信，我说，党外民主人士钟敬文今年80岁，建议你们给他写一封信，对他80岁表示祝贺。胡乔木有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但是周扬接到我的信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延泽民（此前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民研会的事，我跟延泽民说，钟敬文80岁，咱们是不是给他搞一个庆祝会？因为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搞祝寿，我就说他是民间文艺60年，搞一个活动。他同意了。人都是我请的，因为他们都不了解这些人。我请了对外友协的主任林林，请了林默涵，请了周扬，我还亲自跑到新华社去请了文教记者郭玲春。林默涵还问我，你怎么又管起民研会的事来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到了《文艺报》了嘛。 钟敬文来了以后，周扬就问我，你问问钟老，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先生好？我就去问钟敬文，我说，周扬同志问你，是称同志还是称先生啊？“称同志！”，他说。我就去把现场那个会标上的“先生”改成“同志”。就在这个会上，周扬讲话，后来《民间文学论坛》的杂志发表了周扬给他的信里边的两句话，评价他：“成就卓著，众所共仰”。 王：哦！原来是这样开始交往的。 刘：是，我跟钟敬文通过这件事才认识了。我的老伴（马昌仪）第一个研究钟敬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曾经到他家里去做访谈。后来因为钟敬文的学生太多了，在西山的会议回去以后，他们对我有意见，张紫晨就说，你还挑一个旗帜？我们开完这个会，他们回到北师大又接着给钟敬文开了一个会，照了一张相，其中外人只有一个人，贺学君，其他全是北师大的。就说我来夺他们这个旗帜。张紫晨、乌丙安他们都是这个看法。所以我老伴儿她就把他开了头的钟敬文研究放下，不再继续研究了。 但是钟敬文和他老伴儿跟我们关系非常好，因为过去我发表的比较好的文章有几篇，一个叫做《钟馗论》，钟敬文看到后，收到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50年》里，他在《前言》里专门提了这篇文章。我还写过一篇《歌谣搜集的首倡者》，钟敬文看了以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很高兴，收到他那个书里。他写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那个打印稿，小本本，他给我送过来，叫我谈意见。那时还没有公开出版呢。 王：您之后和他还有哪些交情？ 刘：钟敬文对我呢，是很器重吧。1998年我63岁生日那天，他和马学良两个人跑到我家里来看我。就坐到这个沙发上！那时他已经95岁高龄啦，你想想，他对一个晚辈……2013年在追思他诞辰110周年的会上，我作过一个追思他的发言文章叫做《一个愿意做泥土的人》。我说：钟敬文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本师，却是我所崇敬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想象。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诗人钟敬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荫圆。”他的“舍得将身作泥土”的献身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受他的道德文章所感，在他健在时和逝世后，我先后写过好几篇散文和纪事，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倾慕、评价和思念。计有：《莫道桑榆晚》(《深圳特区报》1992年6月22日)，《钟敬文的杭州情结》(杭州《文化交流》1998年第3期)、《西湖寻梦》(《钱江晚报》1998年6月13日)，《步履蹒跚到百年》(《热风》2001年12月号)，《仄径与辉煌——为钟敬文百年而作》(纽约《中外论坛》中文版第1、2期)，《送钟先生远行》(《文艺报》2002年1月26日)、《与大山同寿》(天津《今晚报·今晚副刊》2002年2月1日)。他这样一位愿做泥土的人的学者，对我这个后辈，非正宗的学生还是很看重的。钟敬文晚年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亦师亦友，堪称莫逆之交。 （二）下放与改造 背景：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思潮下，刘锡诚都亲身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1960年他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劳动锻炼，“四清”时期到山东曲阜“改造”别人，再次成为农民。 王：您在大学期间就入了党，也是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也好，可是也接连到内蒙古劳动锻炼，到河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再次接触农村对您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刘：我在大学里第二年就入党了。因为在大学里边我跟城市学生没什么交往，我所能交往的都是干部转业的、参军的这些人，跟我比较友好。应该讲，我的出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我1950年就入团了，54年就入党了，我也是学生干部，还可以。但是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啊，我们生活的时代恰恰是毛泽东主席很重视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不断地搞运动。 王：您工作三年就到内蒙古去了？ 刘：对，我第一个经历就是1960年下放到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去的时候七个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是单位内定不要的人。张敦同志原来是办公室主任，中宣部的干部，是早年时候的归国华侨，老牌的共产党员。但反右的时候他上万言书，中宣部把他精减下来，放到民研会来做工作，他是一个。还有一个女同志，进城之前在东北就当过区长，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这个，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家乡在1958年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怎么进入呢？就是男女分开，女的一拨住在一起，一块儿吃饭，男的一块儿吃饭，分开了，家庭没有了，个人的锅灶都砸了。我的伯父，伯父的女儿，即我的堂姐姐，他们都是在59年饿死的。我自己的妹妹大便时掉到粪坑里头。 所以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要检讨、受批判，党内检讨、批判。运动结束后，我就被下放了。下放的地点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达拉特旗。这次下放是带户口下去的，北京户口被注销啦。到公社办手续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36斤定量改成29斤。我立马从一个国家干部变成牧民、农民了！我先是在草原地区的一个蒙古族的家里住着，后来旗里把我调到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去当生产队长。1960年是三年困难的第一年，全村人没有粮食吃，我有责任啊，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村民就要到那个队房外头排队领明天的粮食，国家给的粮食，一个人几两，一家给你两斤、三斤粮食。当着面过秤称了，这就是明天的口粮。 王：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吗？ 刘：把我们这些干部放到鄂尔多斯高原去劳动锻炼，不知道是什么人、怎么决定的。刚出发，我们的态度是很高昂的，记录经历过很多的考验，第一个考验，是在包头下了火车，走到黄河边上，要渡黄河，而这时正是冰封开化、大量流凌涌流而下的时期，从北岸到南岸足足有十里地远。我们没有渡河的船只，只好扛着行李下水踩冰过去。第二个考验，是生活考验。1960年始三年困难第一年，缺少粮食，强调“瓜菜代”，老百姓有瓜菜代，他们可以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们没有啊。我住在一家以畜牧为业的家里，和他的全家睡在一个炕上，他们也不种庄稼，靠养羊牧羊为生。我的心情逐渐变坏了。领导上也觉得我们在牧区下放不行了，便把我们调到农业区的生产队去。我当了大圐圙村（生产队）的队长。但我每月就只有29斤定量，而我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天与村民们一起下地干繁重的体力活，锄地呀、抢收呀，而我却没有瓜菜代，天天吃不饱。与我合作的那位名叫张达的副队长，他是另外一个村子的农民，他看在眼里，很同情我，就领着我到他家里去拿些咸菜副食来给我吃，让我度过了缺粮这一大关。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王：接触的过程中接受和感受到了来自民众的情意。那你们对当地有贡献吗？ 刘：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是我们的任务，但我们还是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了些事情。譬如，配合宣传，我们到过各公社去采访调查好人好事，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撰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高原骏马》。为此，我去过远在库布齐沙漠边上的解放滩公社调查采访，进过沙漠，增加了很多见识。又譬如，我们向旗委宣传部建议，把当时流浪在包头打杂工、讨饭吃的青年作者贺政民在旗里安排个工作，旗委宣传部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贺政民的长篇小说《玉泉喷绿》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韦君宜同志的重视，给予出版，并在《文艺报》上写了评论文章。我自己，在旗里也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奖给我一个笔记本，至今我还留着。一年后，我有幸被单位调回来继续工作了，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作为历史记录，我的户口本上写着1961年从内蒙古迁来。 王：之后又去哪儿了？ 刘：第二次就是1964年的“四清”。参加四清不是纯粹锻炼，主要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去清查和改造别人。我在山东曲阜孔村公社担任队长，但我那时候也带有严重的“左”的思想，在村里整那些有错误的农民和干部，把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农民当成是路线斗争，当成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我住在老百姓家里，和他们个锅里吃饭，同样会参加劳动，我也帮助他们怎样种好地瓜。在曲阜前后一年多的时间。 王：知识分子改造，是个老问题。 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当年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检讨、批判。下放劳动只是一种方式。像我们下放鄂尔多斯，连户口都带下去，下去以后啊，就把自己完全当成农民了。在底下干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表演，得真干。在民间，时间长了，既了解了农民，也变成了农民。在内蒙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还能回到城市、回到机关里来。事实上，有几位同事，就没有被回收到原单位来。 有一次，我生病了，去包头看病，过黄河后，住在夜店里。过去我们读高尔基的《夜店》，只是想象农民在夜店里是怎么回事情。这次到包头看病，真的住进了“夜店”——马车店，就是像个礼堂那么大德房子，住在地上，躺着的，坐着的，光着身子的，穿着衣服的，男男女女都在一起，从夜店看到了在夜店里老百姓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