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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一座战国墓出土大量古简。经当时学者整理、考订，成书75篇，其中《纪年》12篇，史称《汲冢纪年》或《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记述夏代至战国史事，西周以后采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则用魏国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实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唐时期，《竹书纪年》有13卷，后在流传中亡佚。后代学者为恢复其原貌，从宋代以前古籍中辑录出断语残篇，形成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古本”）。此外，明代开始流传两卷本《竹书纪年》，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今本”）。围绕今本的真伪和价值，学界有两次较大争论：第一次从清代中期到民国初年，主要在中国学者间展开；第二次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争论遍及海内外。 清中期到民国初年对今本的认识 今本最迟在明代中期已出现，清代学者对它信疑参半。信者使用它来证史，并专门考订、注释今本。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和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出今本所依据的文献出处，尤其是徐文靖在笺注中指出今本中沈约注并见于《宋史·符瑞志》，但他们并没有怀疑今本系伪书。1812年，陈逢衡写成《竹书纪年集证》，这是清代对今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同时，一些学者则认为今本为伪书，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今本《竹书纪年》乃是宋以后人伪托，非晋时所得本。”乾隆年间编订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详列证据，认为今本是“明代人抄合诸书以为之”。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推测是明朝天一阁主人范钦伪造而成。道光年间，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序》中罗列出12条证据，求证今本是伪书，并指出“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为今本之《纪年》”。受其影响，1917年王国维发表《今本〈竹书纪年〉考证》，对信任今本的学者提出质疑，并用惠栋辨伪《古文尚书》的方法，把今本的“伪文”逐一析出。现以帝禹夏后氏几条为例，以窥梗概（前为今本原文，后为王国维考证） （八年）秋八月，帝陟于会稽。（《史记·夏本纪》：“十年，帝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禹立四十五年。（《预览》八十二引古本《纪年》如此。今本既云“八年，帝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足见杂综诸书，未加修正） 因此，王国维认为：“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有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则废此书可。” 王国维的观点影响了许多学者，今本系《竹书纪年》原本的看法逐渐消失。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竹书纪年》出土后即作伪，西晋学者借古书来非尧舜、薄汤武，宣扬自己的政治看法。（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今本非伪书说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力图证明今本并非王国维所说的“无用无征”伪书，他们认为王国维重点在于证伪，似有预设的前提，即今本的出现不早于元明时期。这些学者则着力求证今本并非仅见于元明，而始出于宋代或更早。他们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分歧，但一致认为今本虽经后人窜改、增饰，然与《竹书纪年》一脉相承。 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期，1985年）反驳《竹书纪年》亡佚的说法，并历述南宋以后未被征引的《竹书纪年》条文，说明南宋以来《竹书纪年》流传过程，以此来确定今本与《竹书纪年》有密切关系。杨朝明（《〈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对比今本、古本中西周时期周厉王以前22条材料，发现今本与古本相差不大。推测今本“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张富祥则认为，“今本来源于唐代开元年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整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变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他肯定今本史料价值，并利用今本来考证夏商周年表。 美国学者倪德卫《三代年代学之关键：今本〈竹书纪年〉》（《经学研究论丛》第10辑，学生书局，2002年）指出，今本可能是《竹书纪年》原本的一个副本，即西晋学者整理的一部尚未完成的本子派生而来，并利用今本求证西周诸王实行“两元年”（第一个元年是新君即位；第二个元年是新君守丧完毕，正式登基）。倪德卫的假说得到夏含夷的支持，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以荀勖《穆天子传序》中“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为假说基点，推理今本在编排上存在错简，把周成王纪年的竹简误置于武王纪年末尾，他发现类似的错简共有4条，只有原本竹简整理者才能犯这样的错误，借此证明今本是从最初的整理本流传下来。 今本伪书说 另外一些学者继续否定今本，他们除阐发先辈辨伪方法和观点外，进一步从历法、列王年数、思想倾向、著作体例以及具体史料的辨析等方面，证明今本是后人增益重编。 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从《竹书纪年》未亡佚辩、编年体例辩、今本注文义例考、今本重辑考、今本编定于宋代说辩、今本史料价值辩等六个方面辩难，分析陈力为今本“翻案”证据并不充分。此外他也和夏含夷讨论对“错简问题”的一些看法：按照夏含夷假说，把周武王十五年、十六年的内容共四十字设定为一简，其他有关周武王的条目则按每简四十字格式重编，发现第1简开头为“元年春正月王即位”，把今本此句前“成王名诵”丢掉了。这不符合史书惯例，如加上“成王”二字，第1简超过40字，照此排列到错简之行，难以安排。 另外，邵东方进一步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方面讨论今本真伪问题，他指出，今本有关灾异、感应的记载较少符合宋代以后的史学特征。又列举今本对古本记载“舜篡尧位，尧为舜所囚”“益干启位，启杀之”等事件的改写，显现今本儒家正统观念倾向。从著述体例上，今本记事东周以前较详细，作为魏国史书，今本安排很不合理，暴露了晚出的事实。 从著述体例上思考今本真伪的还有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他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系年》和古本记载西周末年幽王宠信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导致王朝灭亡的史实比较，发现“《纪年》《系年》叙事体例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而不是如《春秋》那样逐年胪列。今本《纪年》则把古本这一段割裂，分裂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显然是不对的”。 张培瑜《〈大衍历议〉与今本〈竹书纪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从天文和年代学角度，发现今本新增的某些天象并非《竹书纪年》原有，而是宋元以后学者增加的。所增年月和岁名，多依据《大衍历议》而今本编者又不熟悉历法历术，其年代方枘圆凿，扞格难通。 以前学者多侧重古本的辑佚和今本的辨伪，程平山《〈竹书纪年〉考》（中华书局，2013年）的研究范围远超以往，他系统梳理《竹书纪年》学术史，考证了《竹书纪年》的版本、流传具体情况，揭示今本来源与伪谬及其难以被信任和利用。 总之，虽然今本系《竹书纪年》原书的看法早已被否定，但围绕今本真伪与价值问题展开的争论，仍在激励学术界不断探索。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