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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在清代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天津水师曾经四度设立四度裁撤，第一次筹建于1725年，裁撤于1767年；第二次谕令复设于1816年冬季，裁撤于1826年；第三次、第四次分别筹建于1842年和1858年，均半途而废。探索这一奇特现象的成因，我们发现，无论是主张设立天津水师，抑或是奏请裁撤，地理环境的影响都很重要。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如何认识它。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能力影响着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程度。 关 键 词：直隶 内洋 外洋 天津水师 巡洋 Zhili inner ocean outer ocean Tianjin navy marine patrol 清代，直隶省同沿海各省一样，也曾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管辖。天津水师曾四度设立及裁撤，这是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由于地方史志留下的内外洋划分和水师巡洋制度资料不仅罕见，而且相当模糊，这段历史几乎已经失忆。探索这种奇特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乃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笔者主要依据宫廷档案，构建基本事实，然后寻觅其四度兴废的主要原因。 一、直隶的内洋与外洋 直隶省，地处华北，东临渤海。海岸线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港，全长约640公里。约有130余个岛屿，主要有月坨岛(由月坨、腰坨、蛇坨、西坨等7个岛屿组成，距离陆地4.8公里)、石臼坨、打网岗岛、翡翠岛、大口河岛、小王庄岛、灰台子岛、高坨子岛、葫芦头子岛、冯家屋子岛等，均为河海冲积泥沙和贝壳形成，大都靠近海岸，属于近岸岛屿。正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称：“自狼坨子至山海关袤延千余里，均在门户以内，较大洋水面狭窄，故俗称为海袖。中间并无岛屿，仅有近山海关之清风岛、金山嘴，亦系小岛。至于大沽迤南之祁口河、北塘以北之涧河口等处，稍可寄碇避风，无甚障蔽。不似东南洋面岛屿重叠，港汊纷歧，可以设伏藏舟。而各大小口门又俱有拦江沙为之钤束，船只吃水稍深者，出入即不灵便，是以从前水师屡设屡裁。”[1](P444-445)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直隶省所辖的外洋就是本省内洋以外的渤海海域。 1793年7月上旬，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船队经过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内外洋，到达山东庙岛附近的外洋。清乾隆帝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报，于7月9日传谕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等热心接待，妥为应付。“该贡船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须另换拨船，方能收泊内洋。而由内洋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拨运。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看来该贡使前来热河，已在七月二十(8月26日)以外。维时恰值演剧之际，该贡使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体宴赉，甚为省便。著梁肯堂、徵瑞俟贡使抵津后，即遵照前旨，妥为应付。”[2](P215) 山东巡抚吉庆得知英国使船到达山东外洋，立即委派登州府知府登船询问，然后向清乾隆帝奏报：“该国贡船于十四日(7月10日)在登州洋面候风开行，约计六月底七月初方可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须另换海船，方能收泊内洋。而由内洋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拨运。该国贡物甚多，辗转起拨，尚须时日。”[2](P132)在吉庆看来，英国使节团乘坐的大船无法直接进入直隶省的内洋，须换乘较小的海船才能到达；在内洋行驶的海船也无法直接进入内河，需要再次换乘小型驳船，才能进入内河。 长芦盐政徵瑞得悉英国探水船折返庙岛群岛后，也向清乾隆帝说明，英国贡船船身过大，无法直接驶进天津海口，而直隶外洋又无岛屿可以停泊大型海船，他们只好计划在山东庙岛起旱。他这样奏报说：“六月十六日(7月12日)，有英吉利国探水船一只到口，询据通事称：该贡使因船身过大，吃水三丈余尺，恐天津海口不能收泊。令该头目先来探量，现探得天津内洋水浅，大船不能进口，外洋又无山岛可以湾泊。贡物甚大，又极细巧，不敢冒昧拨运，只好就在登州庙岛起旱。该探水船即于十八日(7月14日)开行，仍回庙岛。已飞札山东抚臣速为料理，等语。”清乾隆帝接到徵瑞的奏报，立即指示：“该国贡船笨重，既因天津内洋水浅，不能收泊；而外洋又无湾泊之所，自应听其即在山东登州庙岛起旱，较为慎重。”[2](P132) 从山东巡抚觉罗吉庆、长芦盐政徵瑞的奏折和清乾隆帝的谕旨，可以看出天津附近的水面划分为三个部分：外洋、内洋和内河。是时，君臣对于外洋与内洋、内洋与内河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由此可知，直隶省的近海也是划分内洋和外洋的。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江、浙、闽、粤洋面海盗活动开始横行，清廷传谕该四省督抚督率各水师提镇大员加紧镇压，同时担心海匪窜扰渤海，又谕令盛京将军琳宁、直隶总督梁肯堂加强战备。特别指出：“天津系属内海，虽向无盗匪，但亦不可不留心防范。至奉天牛庄等处向多盗案，最易藏奸，尤不可不严加堵缉。”[2](P790)这里的“天津系属内海”，是说天津附近的海域属于“内海”。在清前期，“内海”等同于“内洋”。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沧州近海发生多起抢劫案件，直隶总督琦善立即要求天津镇总兵督率地方文武上紧缉拿，并查明劫案发生地界，究竟是何营汛所辖？是内洋还是外洋？旋据天津镇总兵委员会同沧州知州、盐山县知县勘明：船户沙元善在沧州所辖之马相口对出之五十里洋面被劫，船户张怀统在盐山县所辖唐家铺对出之四十余里洋面被劫，寇姓船户在沧州所辖祁口汛对出之一百数十里洋面，均属外洋。事主一致认为，海盗皆操福建口音，属于外来海盗。“海洋失事，地方文武处分向有内外洋之分……应照外洋之例，文职免其参处；至武职，洋面疏防处分，系专指水师而言。天津水师久经裁撤，陆路无巡洋之责，因未便照水师之例开参。”[3]但因系连劫重案，琦善仍认为祁口汛负有一定责任，奏请将祁口汛外委杨殿臣、把总费增泰等一并摘去顶戴，勒限破案。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一艘商船在渤海洋面被劫。事发之后，直隶总督琦善一面委派官员前往洋面查勘，一面派遣官兵出海追缉。他这样奏报：“据委员会同地方文武勘明，被盗处所分隶天津咸山、宁河等州县对出洋面，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不等，均属外洋地方。”[4]又加派兵船，在海面梭巡。从这一条史料来看，即使远离海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也是划入该省“外洋”管辖的。商船在此“外洋”失盗，天津镇官兵仍负有缉拿盗贼的职责与义务。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初，讷尔经额奏请筹建天津水师营，配备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逻直隶所属内外洋，并与山东、奉天水师定期会哨。向来直隶与奉天会哨系在天桥厂地方，后因沙滩阻隔，曾经奏明停止。由于商船日多，沙线熟谙，均由天津直抵天桥厂，并无纡道，是直隶与奉天巡船会哨，自应以天桥厂为便。至山东蓬莱之庙岛实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约1000余华里，“直隶之船必巡至庙岛，始能得南洋有无来船消息，应请以山东庙岛为直隶、山东两省会哨之地……其配带之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员领之。每年自三月轮班出洋，至九月以后归坞。惟海洋风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为限，不能定其日期。两省巡船亦未必能克期俱到会哨处所。兹议天津哨船由天津镇给予印照，巡至山东庙岛，即将印照赴该管营汛呈验。该营汛于印照上注写某镇哨船，于某年月日巡至某营汛会哨一次字样，盖用印信，由领哨备弁持回呈镇，以杜匿近避远之弊。其通永镇哨船巡至奉天天桥厂，亦即照此办理。”[5](P89)这是强调直隶水师巡洋会哨不能沿岸曲折而行，必须在渤海中直线行走，径直到达天桥厂或庙岛。很明显，这是把渤海全部看成是外洋，看成是天津水师的管辖范围。 上述事例一致证明，直隶省沿海同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无论是说“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里”之遥，还是说天津水师巡洋1000余华里径直达到庙岛，都是强调外洋洋面十分宽广。由此可以推知，被山东、直隶、奉天陆地环抱的渤海全部对应该三省的陆疆划为内洋和外洋。也就是说，渤海在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经全部纳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凡是邻近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为内洋，凡是远离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 二、天津水师营的第一次设立与裁撤(1725-1767) 1725年(清雍正三年)，鉴于八旗兵不能在海洋作战的弊端，清雍正帝谕令在天津设立满蒙水师营，教习满洲和蒙古官兵操练水战，用意至为深远。“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已精炼，惟向来未习水师，今欲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分拨八旗前往驻防操演，似属有益。著详议具奏。”[6]旋即经兵部等议准，设立水师都统一员，驻扎天津塘沽芦家嘴(简称“芦嘴”)新城地方，满洲协领4员，佐领24员，防御24员，骁骑校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8员，防御8员，骁骑校8员；左右两翼共设前锋甲兵2000人，共有战船32只，大、小赶缯船各16只，分上、下两班巡洋、会哨和演练。所需战船，由福建、浙江和江苏负责修造①。 天津八旗水师营房位于塘沽芦家嘴，东边系火药局，西边是民居，北边临海河，墙垣南北226丈，东西260丈，内建官兵房屋、仓廒，共计500余间。1729年(清雍正七年)，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进京朝觐，清雍正帝谕令其捐资修建天津水师营内庙宇。“天津水师营城内官员兵丁二千有余，不可无祀享瞻拜之所，著修建庙宇两座：一座庙供三世佛、龙王海神，一座庙供城隍、土地。其神佛法像配合庙宇之尺寸，酌定式样，交庄亲王自内廷照式装塑送去，建造庙宇著巡盐御史郑禅宝于养廉银内捐修，毋庸记档。”[7]奉旨之后，郑禅宝立即前往水师营，会同都统拉锡共同踏勘。在街北选中地基一座，计划修建佛寺一座，供奉三世佛，两旁列坐罗汉18尊，前供龙牌，东西配殿六间，作为各官瞻拜会集之所，前殿三间供奉弥勒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背面韦驮，两边耳殿二间，供龙王海神，钟鼓楼二座，旗杆一对，山门三间，左右四天王，门房六间，后院为僧房四间，共盖房二十九间。三尊佛像与龙王海神法身由内廷塑造，其余神像均在天津塑造。在西门选中地基一处，计划修建城隍庙一座，正殿三间供奉城隍、土地，二门外两边盖房四间，庙门一间，共盖房八间。城隍、土地神像，由内廷塑造运来，本地塑造从祀各神。“每岁应支俸饷、马干等银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三两，米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七石四斗五升，截漕支给。”[8](卷10，P2-3) 天津满洲水师营从南方调集总领教习1员，教习官16员，水手320名(正舵工、正缭手、正椗手、正阿班、正舢班、副舵工、副缭手、副椗手、副阿班、副舢班，各32名)。“每岁应支俸薪、工食等银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九两一分一厘九毫九丝二忽，米一千九百二十九石六斗，截漕支给。”[8](卷10，P3) 1730年(清雍正八年)规定，天津水师营赶缯船制造尺度和材料：身长七丈四尺，板厚二寸九分；身长八丈六尺，板厚三寸；身长六丈五尺，板厚二寸六分。以上每板一尺概用三钉[9](卷40，P37-45)。 清雍正后期和乾隆初期，天津水师营装备大小战船20只(其中16只大赶缯船，4只小赶缯船)。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又裁去小赶缯船4只，大赶缯船8只，仅保留大赶缯船8只。满洲水师营仍保持官兵2000人(其中满洲兵1600人，蒙古兵400人)，设有满洲协领4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8员，计满洲协领，每员管兵400名，蒙古协领每员管兵200名。满洲佐领每员管兵66-67名，蒙古佐领每员管兵50名[10]。每年自四月起，到八月止，分为两班在海口和内河演练水战技艺。九月至来年三月，在陆地演练旱操。在满洲水师营建立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端。 首先，兵部任命水师将领不顾专业技能。1737年(清乾隆二年)，直隶总督李卫对兵部不顾专业技能互相调拨海陆将领的现象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水师将领比较特殊，非经过海洋长期磨炼者不能胜任。“武职官员有水师、陆路之分，非但服官之后职掌不同，盖自本身生长之乡与从初食粮之始，其耳目之所习，即有迥然各异者，非如骑射弓马，凡属武员俱可时常随身操练而不离者也。盖水师之用，非船不行。其在江湖内地，已有风波之险，驾驶敏钝，地势险夷，非平素习惯，即不能深知。至于海洋则茫茫沧溟，一望无际，以言天时，则四季台飓之期候尚有记载，可以预备，而风云星日之占变，狂飚异物应于顷刻，若非阅历之久，不能趋吉避凶。以言地利，必先知岛屿之向背，而后南北风之湾泊可定；必先识沙线之顺逆，而后险礁绝岸，不至触沉。且定盘之针，纤毫哨偏，即内外洋面隔越万里。加以同一战船，而修造如式者驾驶方灵；杠具坚固者，冲激无患；遇敌而占上风，全在折戗借势之巧力；临危而涉波浪，每借片板断木异偷生。凡此，水师技艺皆从艰苦得来。若陆路之员从未出洋者，海道不知径路，登舟即至昏晕，站立不能，饮食俱废，一切巡哨调度焉能洞中肯綮!更为人易欺骗，即欲尽心，而限于知识，措置失宜，不足以收实效。”[11]总之，李卫认为，水师人才应当培养于平时，海防兵制应当预备于无形。水师人员未可轻于改调陆路，“庶紧要海疆咸收得人之效，建威消萌，有备无患”[11]。 其次，水师操演走过场。由于国家承平无事，天津水师用处不大，成为养尊处优的处所。“平素操演，甚属懈怠。”水师营都统阿扬阿年已76岁，兼有痰疾，出入需人扶掖。每遇操演之期，多有不能亲身看阅。“以致兵丁技艺生疏，营伍渐致废弛。”由于都统约束不严，养成骄兵悍将。副都统常久抵任之后，稍加整顿，立即引起骚动。“兵丁纷纷怨望，投写无名揭帖。”[12]清乾隆帝于1743年(清乾隆八年)得到天津镇总兵傅清密报，立即谕令副都统常久会同天津镇总兵傅清查明满蒙水师营操演情况。“天津水师营兵丁平素操演，甚属懈怠。自设立以来将近二十余年，至今海内行驶尚未熟知。每年春、秋开操之期，将战船停泊海口之内，逢都统查看之时，略为撑驾，潦草塞责。及至看后，兵丁随在船中吃酒玩钱，并不上紧演习，以致有名无实。著寄字与常久、傅清查明，据实回奏。”[13] 常久、傅清会同查阅水操的结果是，不仅各兵所放鸟枪参差不齐，施放炮位亦不便捷，且扯蓬使风、驾船掌舵之类仍借教习之闽兵及雇募之水手，技艺实属生疏。“复又调集官兵，阅其旱操，其间虽然有一二人技艺熟练，然而大半弓箭、鸟枪平常者十居八九，而能射马箭者每一佐领下不过十数人，亦俱未能娴熟。”[12] 在天津设立满蒙水师营，清雍正帝的本意不仅在于拱卫京津，而且用意甚远，主要目的在于训练和保持一支属于满洲统治者的海上机动作战力量，一旦遇到军事需要，随时调往各地。但是，担任天津满蒙水师都统的阿扬阿不知皇帝的用意，昏庸无能，不能严格要求将士认真训练，以致满蒙水师“有名无实”。这样的水师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1742年(清乾隆七年)，直隶总督高斌奏请天津满洲水师营扩编，增设副都统，增添满兵1000名，合计旧额，共3000人。清乾隆帝明知满洲水师航海水平太低，而仍对其寄予厚望，当即批准了高斌的扩编计划。但天津满洲水师营是扶不起的阿斗。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清乾隆帝东巡，校阅天津水师，大为失望，遂下旨裁撤。“该营官分别罢斥，兵丁概行裁撤，以原驻大沽营之陆路游击移驻新城，改名葛沽营。其中军守备移驻大沽营，分辖营汛。自是海口一带，但有陆路弁兵，不设舟师。”[14]满蒙水师营分为六起，经由运河、江海等水路分别迁移到福建、广东和甘肃等地[15]。天津八旗水师营存在时间为42年。 三、天津水师营的第二次设立与裁撤(1816-1826) 乾嘉之际，中国沿海盗匪猖獗。1799年(清嘉庆四年)，直隶总督梁肯堂奉谕，立即饬令天津镇总兵苏宁阿带领营弁前赴直隶与山东交界海面实力巡逻。并饬山永协副将调派将士前往各海口侦探[16]。由于没有水师，没有战船，直隶官兵显然无法直接进入海洋堵截盗船，无法剿除海盗，京津门户可能遭受严重骚扰，直隶的海防空虚全部暴露出来。 为了防范海盗结伙袭扰渤海，为了京津海上门户安全，清廷决定加强天津海防，重建天津水师。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冬季，直隶提督徐焜查阅天津营伍后，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今天津复设水师，其海内巡缉必须船只合宜，岸上控制亦须炮位得力。所有须用各船，似应仿照闽省大同安梭船式，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成造。其新设水师官兵，除抵裁陆路兵额外，尚须添募若干名。每年需用粮饷亦宜预筹长久之计。”[17]他建议，满洲驻防水兵应由京口、乍浦、福州、广州按其兵数之多寡酌量抽拨。绿营水兵亦由江、浙、闽、广外海水师中酌量抽拨。在各省则衰多益寡，在天津则聚少成多。并以原营抽裁之额粮作为津营移驻之新粮，似此转移，不致糜费帑项。将来水师缺额可以在附近居民中召募。炮台安设大炮以及战船配置大炮则从闽浙收缴的海盗炮位中调拨。“如此酌筹办理，则以江、浙、闽、广抽拨之水兵驾坐各省代造之营船，并将闽省收缴投诚之炮位酌拨若干，装载该省所造船内，一同运送来津，似觉一举两得。”[17] 徐焜的奏折到达北京后，清嘉庆帝于12月18日(十月三十日)批交大学士会同兵部议奏。12月29日，兵部官员认为，天津海口一带为内河、外海之冲，地方扼要，“应请如该提督所奏，添设天津水师绿营兵一千名，立为专营。惟天津新城地方，现本设有葛沽陆路营，其大沽海口两处亦设有陆路营汛。此时既设水师，则陆路无需重设。所有该处陆路游击一员、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兵四百四十二名应请一并裁汰，即改为绿营水师。此外尚缺兵额五百五十八名，据该提督所奏，请于江浙闽广内河外海水师营分抽裁、改拨来津……臣等查沿海一带居民，向多以出海捕鱼为业，即葛沽等营陆路所裁之兵亦本系生长海滨、狎习风涛。此次新设之水师兵一千名，除葛沽等营裁缺兵内有愿改水兵者，即令带食原粮充补外，其余缺额兵，即于附近地方陆续召募。”[17] “其大沽海口等处原虽设有营汛，此次改设两营，其官弁衙署、兵丁营房俱应添建……臣等查大同安船驾驶海洋，较赶缯船差为便捷。此次新设水师兵一千名，应请设大同安船四只，小同安船四只，各随杉板船一只，已足敷用。应如该提督所请，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承造，所需工料银两由各该省照例报销。”[17]亦应按照该提督所请，饬令闽浙总督查明所贮各炮内将五六千斤、三四千斤之炮两位，再选择大炮六位以备安设大沽炮台之用。此外，再选若干炮位配置大小同安梭船，一同运到天津。 清嘉庆帝看到兵部奏折后认为，安设八旗水师驻防，各项事宜过于繁重，而抽调各地绿营组成天津绿营水师方案简便可行。遂于1816年12月29日(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谕曰：“著两江、闽浙、两广总督各就该处地方情形，共抽裁名粮一千名，交天津新设之水师营官弁照额募充，分营管辖。”[18]而后，兵部议奏：调漳州镇总兵许松年为天津水师总兵官，并在大沽建造两座炮台。 此次设立水师，营房仍在新城地方，部分官兵、大炮和船只由各省调拨，部分士兵在天津召募。水师营房由盐运使陈文骏会同天津道李于培勘估，由长芦盐政嵩年与李于培负责督修。按照设计，在海河入海口南岸改筑旧炮台一座，在原址基础上加高加宽，“俟海运炮位到日，即可安设。”海口附近洋面有拦港沙一道，绵长宽广，俨若海河外卫。海船前来，必须经过拦港沙之东北，方能迂回进口。因此，计划于海口北岸添建一座炮台，与南岸炮台对峙，以为掎角之势。同时，勘得新城地势开阔，可以驻扎天津水师镇营官兵，需要修建营房1800余间。此外，还要建筑船坞、火药局等，工程浩大[19]。 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福建、浙江和江苏分别为天津水师建造了大号战船4只，小号战船4只，共8只，陆续驶抵直隶洋面，交付使用[20]。每船派定千总、把总、外委一员，并将福建拨兵84名分派各船，添配新募兵丁，饬令管船之员教习新兵驾船技艺。经过许松年两年督率训练，天津水师粗具规模。除了本处召募的兵丁尚欠娴熟之外，“水陆兵丁骑射技艺可观”[21]。 然而，四年之后，即1821年(清道光元年)，新任直隶总督方受畴建议裁撤天津水师。他说，天津水师镇总兵驻：扎新城，距离天津100余里。该处海口虽通外洋，因有拦江沙一道，延袤宽广，俨如外卫。如有大船前行，必由拦江沙之东北迂折进口，且须换船，守候风潮，方能行驶。“该处名虽海口，实系腹地。比来海疆安静，洋面肃清，似无须驻守多兵，徒滋糜费。”[18]裁撤的员弁应回各省候补。先裁闽省派拨104名，再裁本省募兵393名，合计497名，剩余500余名归天津陆路总兵管辖。裁撤大号战船2只，小号战船2只，由裁撤的福建官弁驾驶回闽。其余大战船2只，小战船2只，留津备用。将天津水师镇总兵移驻大名，以资弹压[22]。这一建议得到清道光帝批准。 太常寺少卿曹师曾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天津为畿辅左掖，添设水师官弁、炮台、营汛、衙署、兵房，在在悉臻完善，尤为海口扼要至计。现今直隶总督奏请移驻、裁减，不妥。“臣窃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事未具而创始为难，法大备而更张之未便。”[18]在曹师曾反对下，天津绿营水师未能全部裁撤。 1825年(清道光五年)，河间协副将克什德代替直隶总督蒋攸铦于5月20日抵达天津海口，查阅天津水师，分列战哨船只，盘旋折戗，演放排枪，俱各如式。船只联络驾驶轻快，兵丁下水，施放鸟枪，演舞刀牌杂技，爬桅兵丁放炮放枪基本精熟，哨船坚固，巡缉得用，旗帜炮械鲜明整齐。蒋攸铦札饬天津镇总兵音登额随时督饬操练，实力巡防，“务期外海内洋一律肃清，以收添设水师之益”[23]。于此可知天津水师营仍保持一定兵力，并负有巡缉任务。 是年，清道光皇帝谕令沿海水师保护漕船，提及天津水师。“著山东、直隶各督抚转饬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多拨哨船，分派将弁、兵丁巡防护送。”[24](P411)1826年(清道光六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又以大名镇存城兵少，不敷备战，再次奏请将海口水师官兵全部裁撤，改归大名镇管辖。那彦成认为，天津名为海口，实系腹地，与江、浙、闽、粤情形不同。海口之外有沙一道，沙船驶至此处，非熟悉海道者，不能进口。“洋面宴安，无所用其防范。此项水师岁糜帑金，无裨实用。”[25]天津水师因此奉谕全部裁撤。此次天津水师自1816年12月29日谕令复设，到1826年下令裁撤，前后不满10年。 四、天津水师营的第三次设立与裁撤(1842-1843)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英国兵舰、商船开始在中国沿海频繁活动，闯人中国内外洋面，京师官员感到压力日益增强。翰林院侍读鄂恒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他认为，天津海口虽然号称腹地，乃是京师之保障，较之闽、广、江、浙诸海口更为重要，从福建到天津，顺风七天就可到达，天津海口尤须重兵防守。请皇帝饬下直隶总督，悉心筹划，“于天津沿海诸营重设水师，以为预防之计”。清道光帝朱批：“兵部议奏”[26]。 兵部复奏指出：“那彦成折内所称海口数十里外有拦港沙一道，现在有无塌涨，洋船是否不能进口，有备无患，应否添设水师，抑或天津原有炮兵驻扎陆路弁兵足资防卫，臣等碍难悬断。议请旨饬下直隶总督察看情形，从长筹计，勿惮更张。”[27] 1839年7月，昌黎发生一起重大海盗抢劫伤人案件。海盗抢劫赵姓、周姓商人白银41130两，连伤6人，待营兵追至，两只海盗船只已扬帆远去。风闻海盗船只8艘，继续在天津海口一带来往，伺机劫夺，遇货船则劫掠，遇客船则砍断蓬索、舵尾，任其漂流。“似此肆无忌惮，实属愍不畏法。”[28]陆路兵丁望洋兴叹，对其无可奈何。清道光帝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就添设水师之处，剿灭海盗事宜，悉心筹划。 1839年11月25日(清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直隶总督琦善经过实地考察，对于复设天津水师提出异议。在他看来，天津海口二十里外的拦江沙，袤延宽广，自然天成，犹如海中外卫。沙中有沙槽一道，闽广商船于夏秋季节乘潮水高涨之时可以内渡。外洋巨舰无法越过此沙，进入内洋和内河。“此外，近接天津，有口门可以通海者，惟顺天海宁沙县属之北塘汛一处，其海口迎面也有拦江沙横亘阻隔，只有赴奉天贩粮商船守候潮汐出入，概无别项船只来往。其余沧州静海、青县、盐山、庆云等县，处沧海而不通海者居多，且其近岸多系流砂。惟该处世居乡民自幼练习高跷，方可循至水滨，捕鱼为业。至于永平府之遵化县所属，除淤塞外现尚有海口十一处，内惟昌黎县之浪窝口，即前此被劫之区，系属滦河尾闾，平日水深四五尺，迨涨潮时深至八九尺不等。凡海船过境，因该处觅水较易，每在距岸数里外洋停泊，另用小船人沙取水，大船亦系不能进口。”[29] 因此，他对于复设天津水师一事，明确表示反对。“至应否添设水师之处。伏查永平府一带向未设立水师，惟天津地方从前虽有水师营分，而北人不谙风涛，放洋本非所长，其拦江沙以内无大船前来，是以屡设屡裁，未始不由于此。现在如果议请复设，自系专重防范盗匪。而本年洋盗远来肆劫，除昌黎县一起外，其余均在外洋。纵使查找嘉庆二十二年旧章，添设水兵一千名，战船八只，分为两班轮流巡哨，而东接奉天，南达山东，其间直隶洋面共八九百里之遥，仅借巡船四只，即弁兵均肯实心实力，亦恐势难周匝，仍不免有此缉彼劫之虞。”如果江、浙、闽、粤水师均为劲旅，盗匪无从北上。如果设立水师，水兵需要从南方各省调拨，船只需要福建修造。现在江、浙、闽、粤海防正在吃紧之时，未便抽拨调用。“臣愚昧之见，直隶各路海口应请仍循其旧。臣惟有严督镇将，就陆路严加防范，遇有洋盗上岸，悉数擒拿。”[29]复设天津水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此再次搁置。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谕令沿海各省督抚筹议善后章程。1842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善后章程中提出天津海口应当水陆兼防的战略方针——“有陆兵防之于岸，不可无水兵防之于海”。在他看来，天津海口必须复设水师。“向来天津原有水师，业经两次裁撤，此时若以复设，则须增添总兵以下参、游、都、守等官不下数十员，建衙署，造战舰，募教习，旷日持久。无论经费浩繁，其究竟能否得力，尚不可知。”[1](P445)此处，讷尔经额尽管提出复设天津水师的设想，却认为水师复设既需要一定时间，又需要充足的经费，当下难于公开着手筹建。为此，他提出首先训练一支善于凫水的军队设想。“臣愚以为所贵乎水师者，以其能出入海洋，于水中取胜也。现在沿海各营兵丁生长水滨，大半皆习水性。若择其善于凫水者，在海河之内勤加教练，使之由浅而深，由暂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制水带系之腰间，令其演习。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编为水队。盖御贼于水中，斗力不如斗智。既有熟娴水艺之兵，或扮商渔以诱之，或乘夤夜以扰之，皆可出奇制胜。其船上舵工以及阑头、守桅、牵篷、摇橹、抛碇、炊爨诸色人等，均以水兵选充，如此则不必有水师之名，而已收水师之用。”[1](P445) 关于战船，讷尔经额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建造适合在渤海航行的船只。在他看来，奕山进呈的广东成造的五种战船未必适合天津。他说：“南北省海岸、口门深浅不同，即以大沽海口而论，拦江沙上大潮水深丈余，小潮水深仅止数尺。如长十余丈，宽二三丈，高深二丈以外之船，吃水一丈五六尺者，即不能出入。兹就北洋情形度其最稳最灵而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之商船。”讷尔经额之所以选择本地商船，固然是因为这种船只便于在本省洋面活动，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服务于他的群狼战术设想，即以众击寡。“盖水上决胜，但宜以小制大，以多制少，以虚制实，以暗制明，较为得力。今拟用商船，不加彩绘，不用战舰规模，惟取其木料坚厚，驾驶灵便，令彼自洋面见之，仍与寻常商船无别。则我可以施其机谋以操胜算。”[1](P446)这种战术设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有很多人提出，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作用。在战后继续坚持这种战术，则明显是不识时务。 “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则彼之趋避无准；击贼于内洋，而勿使近岸，则我之藩篱自固。”这是明朝人提出的海上战术原则。讷尔经额为此提出了天津水师的巡哨问题。他说：“兹拟水陆兼防，实用其意。”[1](P446) 讷尔经额关于上述《天津善后章程》的奏折到达北京后，经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详议，清道光帝于是年12月6日(十一月初五日)发布上谕明确指出，各省水师积习，仅于近海处所虚放枪炮，遇有匪船滋扰，不能出奇制胜，辗转效尤，几成故套。此次所练水兵，要求讷尔经额明定章程，酌筹赏项，务必实事求是，不得装点虚文。关于战船式样以及配兵若干等，著该督详晰核议具奏[1](P535)。针对天津水师巡洋会哨问题，清道光帝是日谕令盛京将军禧恩和山东巡抚托浑布：“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即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饬该兵弁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巡洋兵弁一体梭查。倘有洋匪窃发，果能于出洋会哨之时擒捕击获，准予加等鼓励。其有畏怯风涛，仅知泊船近洋，不能驾船远探者，一经查出，即严加惩处。务使稽查得力，洋面肃清，是为至要。”[1](P538) 12月18日(十一月十七日)，盛京将军收到上述谕旨后，认为三省水师巡洋会哨连为一体，用意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他看来，山东水师与奉天水师按例巡洋会哨，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与天津水师会哨？向来奉天水师是夏初出巡，秋末回汛，往东巡至凤凰城与朝鲜搭界处，往南巡至隍城岛以北与山东搭界处，往西巡至与天桥厂与直隶搭界处。1746年(清乾隆十一年)，前盛京将军达勒当阿以金州旅顺口设立水师营，请求于每年六月所派兵船与天津水师官兵会哨于天桥厂，而天津都统复称：天津海口东北至天桥厂900余里，其间有草蒲甸等处沙滩，仅止水际七八尺，大船不能行走，必须往返旋绕2000余里。经户部、兵部会议，奉天玉天津水师在天桥厂会哨应毋庸议。不过洋面浅滩、航道沙线今昔情形不同，如果直隶巡船现在可以巡至天桥厂、觉华岛等处，金州水师自然遵照谕令按期会哨[1](P606)。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初，讷尔经额奏请天津水师营配备战船六艘，分两路巡逻直隶所属内外洋，并与山东、奉天水师定期会哨。“向来直隶与奉天会巡系在天桥厂地方，嗣因沙滩阻隔，曾经奏明停止。今商船日多，沙线熟谙，均由天津直抵天桥厂，并无纡道，是直隶与奉天巡船会哨，自应以天桥厂为便。至山东省蓬莱县之庙岛实为海道咽喉，距天津海口约一千余里，直隶之船必巡至庙岛，始能得南洋有无来船消息，应请以山东庙岛为直隶、山东两省会哨之地……其配带之兵丁，一船或五十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员领之。每年自三月轮班出洋，至九月以后归坞。惟海洋风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为限，不能定其日期。两省巡船亦未必能克期俱到会哨处所。兹议天津哨船由天津镇给予印照，巡至山东庙岛，即将印照赴该管营汛呈验。该营汛于印照上注写某镇哨船，于某年月日巡至某营汛会哨一次字样，盖用印信，由领哨备弁持回呈镇，以杜匿近避远之弊。其通永镇哨船巡至奉天天桥厂，亦即照此办理。”[5](P89)这是强调天津水师巡洋会哨此次不能沿岸而行，必须在渤海深海区取直线行走，径直到达天桥厂和庙岛。很明显，这是把渤海全部看成是外洋，看成是直隶、奉天和山东三省水师的管辖范围。 这一建议经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奉旨讨论，认为：“既书定界址，宽其期限，分班巡还，周而复始，并于哨船到处呈验印照，注明月日，以杜规避，立法甚为周密，应如所议办理。”[5](P89)因此，清道光帝采纳这一建议，下达谕令：“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既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饬该弁兵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兵弁一体梭查。倘有洋匪窃发，果能于出洋会哨之时擒捕、击获，准予加等鼓励。其有畏怯风涛，仅知泊船近洋，不能驾船远探者，一经查[实]，即行严加惩处。务须稽查得力，洋面肃清，是为至要。其应如何分班轮转及出哨、回哨日期，如何认真稽核之处，并著明定章程，奏明办理。”[30]这就是《清史稿》作者所说的，“定期会哨，以登州、岫岩城、锦州三处为呈票考验之地。有畏避风浪、巡哨贻误者，严惩之。”[31](P4099) 就上述君臣之间往返的谕折来看，从1832年开始提议复设天津水师，历经十年酝酿，到1842年冬季正式开始筹议直隶、奉天、山东三省巡洋会哨办法，标志清廷已经决定复设天津水师。此次天津水师营的复设至少在公文程序方面完成了准备工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嗣后的奏折和谕旨中却看不到天津水师营的任何巡哨活动。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次天津水师的复设最终是半途而废。 五、天津水师营的第四次设立与裁撤(1858-1859) 1858年(清咸丰八年)春季，英、法等国公使要求驻扎北京，清廷坚决拒绝，双方外交观念尖锐对立，战争风云开始在渤海上空密布。是年4月，英法载有2600多人的军舰抵达大沽口。5月20日，英法联军以炮艇掩护陆战队登陆，清军发炮还击。双方激战的结果是，南北炮台陆续被英法联军攻占，清军大约300多人战死，杀伤联军士兵近百名。5月26日，英法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6月中旬，清朝大臣被迫与英、法、美、俄公使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舰队撤走，清廷谕令礼部尚书瑞麟署任直隶总督，并谕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天津海口防务。 鉴于天津海口清军不堪一击的严峻形势，瑞麟于是年9月7日奏请复设天津水师，以济燃眉之急。他强调：“现在海口大沽两营，仅止额设陆路弁兵一千六百余名，本形单薄。历年防堵，均系临时征调，现在海氛未靖，设或再有警报，仍复仓促调度，既虑缓不济急，且调来陆路之兵，于防海亦不得力。思患预防，因时制宜，惟有复设水师，方可捍卫海疆。”[32]拟设立水师弁兵21300名，步兵800名，马兵200名，合计3000名。除原驻海口二营1300名之外，再增兵1300余名，可从天津镇古北口地方移驻。至于战船4艘，则奏请由广东、福建两省调拨，配带炮械，酌派熟谙海洋将领2名，精选水兵40名，管驾前来，借资教习。一面在天津附近招募土著乡民， 补足兵额，发交该提督加紧训练，迅速成军。其经费则由长芦盐政每斤加价二文筹集[32]。 清咸丰帝在外患逼迫之下当机立断，谕令：“天津海口原设水师，于道光元年、六年先后将水师总兵及水师营裁撤，现值海氛未靖，自应亟筹复设，以重防务。本日已谕知黄宗汉、庆端等于闽广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备齐器械，派员管带，设水师二千名，与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将原额抵补外，共添兵一千三百余名。及添盖兵房等，均照议办理。”[33](P1114)这道谕旨追溯历史，明确指出天津水师在清道光元年和六年两次分别裁撤情况，却并未提及清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天津水师复设情况，由此可以判定，第三次天津水师复设限于公文讨论，并未真正着手实施。 同日，清咸丰帝向两广总督黄宗汉、广东巡抚毕承昭、福建巡抚庆端和继任巡抚瑞殡等发出谕令：“瑞麟奏筹办海防善后，请于闽、广抽调战艇各船只，天津现筹复设水师，以备不虞，所需派调各船，自应及早筹备。著庆端、瑞瑸、黄宗汉、毕承昭于各该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艘，配带炮械，酌派熟谙海洋将弁二员，精选水兵个四十名，管驾迅速赴津，以资调遣。”[33](P1115) 这一谕旨到达福建时，瑞殡已接替庆端为福建巡抚，闽浙总督为王懿德。王懿德复奏说：“闽省水师各营向无设立艇船，其额设战哨船只间多在洋遭风击碎及被会匪毁失，同[安]小号各艘不堪调派。且闽省至天津水程数千里，必须慎调甫经修竣最为坚固者，方可远涉风涛，以资调用。刻即冬令，北风顶逆，戗维艰，须俟来岁春夏之交南风盛发，始能操驾北上。”[33](P1233-1234)这是说福建当时不仅没有合适的战船可供调派，即使有船，而因为北风盛行，福建船只也无法立即调往天津。不过，他为了应付清咸丰帝的谕旨，还是奏报说已经筹集了经费，饬令加紧修造大、小同安梭船共4只，“赶于明年三四月间南风司令之时，小心操驾赴津，听候调遣”[33](P1234)。 1859年(清咸丰九年)夏季，福建派往天津的战船并未按计划成行。拖延至8月，这四只战船终于完成修造任务。是时，闽浙总督王懿德认为财政困难可以通过大量铸钱来解决，在没有铜材料的情况下他下令铸造了大量铁钱，然而这些铁钱在福建无法顺利发行。为此，他将库存的12万串铁钱准备分批运到天津来销售，其中6万串铁钱搭装在4只战船上，6万串铁钱准备雇佣商船运输。清咸丰帝接到王懿德奏折后当即下令阻止其运输计划。他说：“现在天津一带民间并不行用铁钱，若雇觅商船运解，跋涉长途，徒滋靡费，所有师船胯运之铁钱六万串，如业经启程，即毋庸议。其余铁钱六万串，著庆端、瑞殡即饬令停止起解，以节靡费。”[34](P210)但是，在直隶总督庆端等奉旨之前，这12万串铁钱已先后运到天津。清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无可奈何，著令天津道恒福察看情形，“如果壅滞难行，亦可作为废铁暂为存储，预备铸造一切防具，亦有裨益”[34](P250-251)。从这一事件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出，福建派拨的天津水师战船于1859年秋季驾驶到天津。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清咸丰时期有关复设天津水师的最后一个公文。 清咸丰帝颁发广东督抚的谕旨根本没有下文。1857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当了俘虏，广东巡抚柏贵当了傀儡。清咸丰帝任命黄宗汉为新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毕承昭任广东巡抚，要求他们驱逐英军，收复广州。黄宗汉到达广东后，驻扎在惠州(治今惠阳东)。清咸丰帝关于调派四只广东水师战船的谕令到达广州时，黄宗汉已奉谕调任四川总督。因此，我们既没有看到黄宗汉的复奏，也没有看到毕承昭的奉旨情况。 1859年秋季，好像被彻底遗忘了一样，复设天津水师一事再无任何公文提及。抑或是战争形势没有给予天津复设水师的机会，抑或是新任直隶总督庆祺对于此事不够热心，不再催促。总之，复设天津水师一事再次如泥牛入海，不能不令人感到当时政治的诡异，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完成了公文旅行就结束了任务。此次筹议复设天津水师，自1858年秋季咸丰皇帝谕令调集广东、福建战船开始，到1859年秋季以后，复设水师又被束之高阁，时间不过一年有余。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 首先，清代朝廷十分重视渤海的战略地位，始终把控制渤海看成是国家海洋安全的首要任务。因此，清雍正帝开始，就将渤海划入内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控。在此我们必须指出，其一，由于渤海以内没有能够设置州县衙门的比较大的岛屿，在此划分内洋和外洋的唯一标准就是距离海岸线的远近；其二，无论是从追究“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里”的失盗疏防责任来看，还是清道光时期规定水师白天津出发径直巡逻到庙岛或天桥厂情况来看，整个渤海均被纳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区，即内洋和外洋。 其次，天津水师四次设立，又四次裁撤。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导致天津水师旋设旋撤的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就局部来说，天津作为京城的海上门户，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为了京师的安全，必须在天津设立水师。因此，朝廷多次酝酿在此设立水师。然而就海防全局来看，只要在军事上控制了蓬莱、庙岛群岛和铁山一线的渤海海峡安全，也就确保了整个渤海的安全。渤海处于安全状态，天津作为海上门户自然是安全的。因此，天津水师的设立就显得无足轻重。一方面是京师门户，必须重点防卫；另一方面是渤海之内的各个海口，与渤海海峡相比，其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这正是天津水师旋设旋撤的根本原因，要求设立天津水师，是基于京师安全考虑；要求撤销天津水师，加强渤海海峡的水师活动，同样也是为了京师的安全。二者的着眼点虽然有所不同，但目的却高度一致。如果说，在清前期人们还比较重视天津门户的价值，雍正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把天津海口看成是“腹地”，越来越重视渤海海峡的战略地位，天津水师旋设旋废，就是最好的证明。晚清时期，中国海防危机不断加重，尤其是在1860年和1900年外国侵略军两次直接侵入京津地区，震动朝野。尽管如此，人们在思考海防问题时，无一不从宏观战略考虑京畿的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渤海海峡的军事控制。例如，作为晚清国家头等大事，北洋海军的筹建，威海和旅顺军港的修筑，乃是朝野的共识。局部战略必须服从于全局战略，这是最典型的例证。笔者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只是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人类则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环境包含着各种可能性，它们的被利用，则取决于人类对于环境的认识能力。人与地的关系，并非是天然环境单方面之作用，人类对于天然环境，亦有自由选择与自由活动之余地。在天津设立水师是为了京师海上门户的安全，撤销天津水师，加强渤海海峡的军事力量，同样也是为了京师的海上门户安全。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地理因素。距离天津海口10余公里，有拦江沙一道，水面隐约可见。“沙埂积宽三四里不等，潮长水深一二丈，潮落水仅尺余”。由于这一沙埂的存在，形成天然屏障，大型船只很难直接驶进海口，天津因此处于相对安全状态。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情况，导致天津水师驾驶大型战船出入海口相对困难。清乾隆初期，天津水师官兵无所事事，从不认真巡缉。每遇操演，无不敷衍了事。固然由于八旗子弟积习，同时也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清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由于山东水师和奉天水师控制了渤海海峡，海匪很少进入渤海活动，很少滋扰天津海口，天津水师的兴废因此变得无足轻重。直隶总督方受畴一语中的：“该处海口虽通外洋，第有拦港沙一道，延袤宽广，俨如海沙外卫。如有大船前行，必由沙之东北迂折进口，且须换船守候潮风江盛，方能行驶。”[14]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天津水师或轻或重的位置，是否值得大量投入军费，一直成为直隶总督撤销天津水师或者反对复设的重要因素。唯一的例外是雍正时设立天津水师，当时主要是基于全国军事部署的需要，着眼于训练一支满蒙海上劲旅，并非仅仅为了天津和京师的安全。 [收稿日期]2017-05-18 注释： ①例如，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闽省奉文承造天津大赶缯船五只。经臣分未福州厂盐法道菩萨保、泉州厂护理兴泉永道厦门同知辆须缏、漳州厂升任汀漳龙道雅尔哈善委员在省立厂办料承造。于本年五月内竣工，六月内委令督标水师参将刘便等驾送天津，交收在案。所有五船工料，按照船身丈尺等则，每船致应准销正项部价银五百九十两四钱零，又加七津贴，并另加三分银五百九十两四钱零。五船正价、津贴，共银五千九百四两五钱零。”参见《福建巡抚周学健奏为闽省奉文承造天津水师大赶缯船不敷银两请仍照实需工料核销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36-0021-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