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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明南京城市繁荣，商业发达，是一个以消费性、娱乐性著称的城市。以往研究多认为，这一变化既是16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也与南京政治地位的衰落相关。这种将“国家”与“地方”对立的研究范武，仍未能摆脱西方城市发展史观的影响。在文字与图像文本中，晚明南京的“地方性叙事”主动融入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对城市“政治属性”的关怀并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反映了时人对国家与城市共生关系的理解。 关 键 词：南京 国都史 历史记忆 地方叙事 国家与城市关系 晚明南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以往研究多认为，这既是16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也与永乐迁都后南京政治地位的衰落相关。随着城市政治氛围淡化、消费主义抬头，一种弱化政治性，强调地方性，并指向商业、逸乐与世俗趣味的城市观与都市意象日趋彰显。①这种观点反映了明清城市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的主流范式，即从工商业发展、地方主义中寻找城市“反封建性”或“早期现代性”的历史意义。该范式虽然意在摆脱韦伯对“东方型城市”的定义②，展现明清城市的多元面向，但在理论上则未摆脱韦伯学说的影响，隐含的逻辑仍是国家/地方以及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的对立。正如夏明方指出，以反西方中心论为目的的研究，却导致了西方中心论的延续。③在此框架内，被视为城市发展动力的工商业、市民运动、地方自治长期占据研究热点，而国家权力、行政控制则被视为城市化的阻力而较少引发学界兴趣。 然而，中国传统城市的主体是行政中心，只有了解国家行政与城市发展之关系，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与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传统行政中心城市并未被近现代化的浪潮淘汰，而是保持了在地方乃至国家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此类城市与都市化、现代性之关系。笔者以为，只有摆脱韦伯学说的影响，重新审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政治与经济对城市的影响，不作二元对立的简单预设，才能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城市理论。 明代南京是个典型的行政城市，永乐北迁后该城仍为东南政治军事中心。④正是这一城市属性吸引着跨区域的人力、物力及其他资源不断涌入，弥补了南京腹地自然地理条件的不足，为明中后期的城市繁荣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城市政治地位也是地方自豪感与认同感的基础。晚明南京的地方叙事非但没有“去政治化”的趋势，反而刻意强调“国都史”对“地方”的意义。⑤通过对相关文学与图像文本的再解读，本文试图揭示晚明南京“地方叙事”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国家与城市之共生关系。 国都记忆与城市叙事 16世纪既是明代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也见证了“地方转向(localist turn)”的浪潮：地方人士热衷于书写地方，建构/重构地方人文传统与认同感。⑥嘉隆万时期的南京文人留下了大量歌咏、记录城市之过去与现在的文献。如果将这些文本视为“地方叙事”，我们该如何解读时人对于城市传统的建构/重构呢？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指出，文本是作者有意识的交流行为，解读文本的关键是把握作者的意图，即其与当时的思想现实与目标读者之间的互动。⑦或者说，只有将文本回归到历史语境中，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作者介入讨论的目的、立场与策略。笔者以为，南京地方叙事的基本脉络是“金陵王气”说，而明初的国都史以及之后的迁都，造就了关于“金陵王气”的新历史语境。建构城市意象、地方认同以及赋予“地方”以“意义”的文本，都应置于这一语境下进行解读。 “金陵王气”说始于六朝，但六朝历史却为“金陵王气”蒙上一层阴影。至唐宋时期，借由“金陵怀古”诗建立起了文学中的“六朝意象”，“金陵王气”亦成为典故之一。作为诗歌母题的“金陵”既靡丽动人，又交织着战争、偏安与悲剧宿命，正所谓“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一旦诗歌中的金陵获得了完整意象，就成为一种静止、稳定，且无法回避的文学遗产。后世的作者注定要以固有的金陵意象来刻画金陵”⑧。 然而明人并未完全受制于这一“文学遗产”，而“以固有的金陵意象来刻画金陵”。朱元璋建都南京，“独壮京华之外观，用昭天下之共主”⑨，为重塑金陵意象提供了可能。作为天下一统时代的都城，应天“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⑩。洪武初，高启(1336～1374)即在雨花台上咏叹：“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11)可南京的国都史毕竟过于短暂。永乐迁都后，金陵意象逐渐具有了双面特征。一方面，“新金陵”意象依然有其拥趸。景泰元年(1450)丘濬(1421～1495)过南京时作《金陵即事》，结尾有“此日江南非昔比，吴山辞赋莫兴衰”之句，次年得见高启之诗，“不意暗与之合，有如剽窃”，甚为尴尬。(12)正嘉时期，杨循吉(1458～1546)《金陵篇》中盛赞：“浑浑国初风，根本重南畿。仰思受命主，功德天地垂。”(13)直至崇祯年间，范景文(1587～1644)仍在《金陵》诗中写道：“莫比风流六代时，周官礼乐汉威仪。前朝离黍今丰芑，不作金陵吊古诗。”(14)另一方面，迁都也导致对“金陵王气”的再度质疑，“六朝意象”有回头之势。如郑晓(1499～1566)言：“南京城大抵视江流为曲折，以故广袤不相称，似非体国经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内又迫东城，且偏坡卑漥，太子、太孙宜皆不禄。江流去而不返，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15) 而南京本地文人则更为积极地介入这场论战，其作品中常充斥着敏感、焦虑与急于自辩的复杂情绪。如周晖《金陵琐事》中称：“郑淡泉谓金陵形势，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亦无状元、宰相者，因世禄之官太多，亦被他夺去风水。余极喜其论。及万历己丑、乙未，连中状元，乃知书生之言不足深信。”(16)然而更多人则从明初国都史中汲取历史与文化资源，于是在地方意识上升、离“圣祖开国”时代愈来愈远的晚明，“国都记忆”与“新金陵”意象成为了地方叙事的核心内容。如盛时泰(1529～1578)在《南京赋》中使用大段篇幅证明，金陵临江通海，为京师大利，足符“体国经野，辨方正位”之意： 唯我圣祖，在淮之阴，据河之阳。曲淮泗而奠金陵，亦以此为足王也。是故九州之内，四渎环绕，今之畿土，得其三焉。河入于淮，汉入于江，皆东入海，以为势雄。……时或经营四方，此为重地。赤山长淮为东南之成皋伊洛，大江钟山为西北之黄河曲阜。三吴为门，荆蜀为户，闽广蜀海又为之府。江汉二水之朝宗，金焦两山之雄峙。高辛云阳，世代邈漠，不可得而称矣。(17)继盛时泰之后，顾起元(1565～1628)又进一步阐发此观点。顾氏引用王宗沐(1523～1591)之言：“唐都长安，有险可依，而无水通利。有险则天宝、贞元乘其便，无水则会昌、大中受其贫。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无险可依。有水，则景德、元祐享其全，无险，故宣和、靖康当其害。”由此，顾起元总结到： 要而论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师，而京师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师惟有潞河与海可以挽漕耳，且河势逆而海势险。南都则长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銮江、瓜洲，东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由东坝以通苏、常，或由西坝以通宣、歙，所谓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会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险，则可与京师并巩固于万年，而唐、宋真不及万万矣。(18)而南京人余光在所作《金陵赋》中则极力渲染“金陵当南北之均”的地理区位特征： 以今观古，度其广仄，形偏北而不中，民恒劳而不息。相惟兹今，际运丕恢，疆域极于八表，幅员遍于九垓。金陵当南北之均。气运钟倥黄之胎。西南东北各疆七千有余，西北东南各疆五千以上。北陆车骑，平达江壤。万艘云趋，千廪积穰。贡琛浮舫，既富斯强。万邦丕享，洞视俯仰，猗欤都哉!(19) 为了树立“新金陵”意象，地方文人不仅要论证“金陵王气”的合法性，还要处理另一历史遗留问题，即业已深入人心的六朝意象。对六朝历史的复杂心态，是晚明南京文人特有的情结。如果说“在影像时代之前，一个地方主要是通过文本及特殊意象，而为人所认知、记忆，并获得声名的”(20)，那么六朝历史无疑是构成国人对南京认知的重要部分，六朝遗迹、掌故也是地方文化中不可割弃的宝贵遗产。然而“新金陵”是建立在对六朝意象的批判之上，二者不能并存。正如施纯琳(Catherine Stuer)指出，对于晚明南京地方文人而言，“六朝”既非定格于过去的历史，亦非仅靠时间累积起来的记忆，而是用以建构并表述当代认同的符号，正可衬托南都的辉煌。(21) 盛时泰《南京赋》中即直白地表述了对六朝历史的批判： 虽有航名朱雀，桥号乌衣，渡称桃叶，台纪凤仪，繁华靡丽，为世所悲。惟夫茅君以弃官而入道，葛玄以白日而上仙。稚亭留子文之续，宝志著灵异之信。紫岩勒天玺之谶，左思著吴赋之编。东山胜谢安之筑，西塞传翠微之牵。史女以投金名濑，习母以树桔为贤。何姬以养孤为义，王妇以贞敬成妍。虽淑婉之可述，亦空取于垂怜。况夫方伎草木，尤不足表。风角以偶中为占，覆射以一命为巧。夸天水之为碧，惊鬼目之作草。纵人才之众多，亦无取于扬表。(22) 顾起元在为王野《金陵篇》所作序文中，亦毫不掩饰对六朝遗产的鄙视。王野字太古，歙县布衣诗人，万历时寓居南京(23)，其《金陵篇》“举六朝二百五十余年山川城郭之美、宫掖府寺之盛，以至名人韵事之风流，妖姬明童之纤丽，靡不总而载之”(24)，可谓煌煌巨制。然而顾起元对时人迷恋六朝的心态则不以为然： (六朝)遗文轶事，往往令人心慕形追，色飞肉奋，虽乐令申其名教之论，李生格以亡国之音，吊古者犹艳称之不置，良有已也。国家开天于此，隆平之祚，隃胜丰镐，固已一洗六朝淫靡之陋。而学士大夫沐浴膏泽，歌咏勤苦，乃多有访其旧事而形诸诗篇者，岂非以侈曼相高，倾辀接踵，闻之者足以戒，不徒惟是，风华之代扇已哉。 序文结尾写道：“有不愿其但以遒文丽藻，被诸蔓草寒烟者，夫太古之紫电青霜具矣，尚其摩历以须之。”(25)“蔓草寒烟”出自唐代诗人吴融《秋色》诗中“曾从建业城边路，蔓草寒烟锁六朝”句，是金陵六朝意象的经典之一。对于顾起元而言，六朝历史已无法赋予当代金陵以意义。 或许是为了回应王野之《金陵篇》，顾起元亦作有一首拟古《金陵篇》(26)。开篇写道：“缓唱采莲曲，停讴折柳辞。听我歌金陵，何如京洛时。”“采莲”与“折柳”都是六朝时期的重要文学命题。“缓唱采莲曲，停讴折柳辞”明确表达了作者弱化六朝意象的目的。在将南京比为“京洛”之后，顾起元描写了帝都时代的金陵： 金陵此日称京洛，虎踞龙蟠势参错。 江水建瓴西抱城，淮流如带东萦郭。 云中双阙双芙蓉，天上五楼五鳷鹊。 西园公子旧应徐，东第将军新卫霍。此段描写除以“虎踞龙蟠”暗示“金陵王气”之外，全部使用了当代典故。“江水建瓴西抱城，淮流如带东萦郭”，为明初国都建设后的新城郭范围。“西园公子”即徐达，而朱元璋的“东第将军”常遇春等则被比作卫青、霍去病，不仅烘托了太祖功业，也强调了南京为大明王朝“根本重地”的地位。在全诗结尾处，诗人以对“神都”宏伟气势的渲染，结束其“京洛”之歌： 一自神都莫丽雄，水光山色日冲融。 五城禁烟白浩浩，二陵佳气青濛濛。 秦城楼阁那足拟，汉主河山讵可同。 试向朝阳门上望，彤云长捧大明宫。值得注意的是，“秦城楼阁”“汉主河山”来自杜甫《清明》诗中“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一句。顾起元抛弃了唐宋诗歌中的六朝金陵典故，而创造性地将长安城形象融入金陵意象中，这或许正是其不愿“以遒文丽藻，被诸蔓草寒烟”的心态使然。 概言之，晚明南京的城市意象与地方认同，主要建立在城市与国家关系这一话题之上。地方文人努力维护“金陵王气”的合法性，通过国都记忆创造属于其时的“新金陵”意象，并以此建构地方认同。而被当代学者认为更具“都市性”的城市商业、娱乐消费，却是从属于政治的存在，正如六朝偏安、繁华靡丽沦为“淫靡之陋”，“为世所悲”，大明一统，金陵仙都乐土的形象才更值得称颂。这一政治隐喻，在城市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图像中的城市观 在明清城市研究领域，图像资料早已受到学界关注。就南京而言，反映明代城市风貌的《南都繁会图》最为人所熟知。该图核心部分描绘了南市街到北市街一段的市井百态：“商肆、酒楼、茶社、当铺、书铺、钱庄、古玩店、手工作坊等鳞次栉比，官衙、庙宇、民房、卜卦命馆、戏台等也杂处其间，街巷纵横，车水马龙，喧嚣熙攘，可谓热闹非凡，蔚为大观。”画卷中有不同身份人物逾千个，各种肆铺店招、招幌达109个，堪与《清明上河图》媲美。(27)尽管学界对《南都繁会图》的作者与绘制年代尚无定论，但该画对明代南京城市社会研究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此外，王正华还从图像与城市观的关系入手，指出明《南都繁会图》中的城市既是一个“杂乱喧闹、无阶级秩序的地方，也是一个男女群集、娱乐消费的地方”，“呈现了一种非官方观点的城市感”。(28) 然而以上两种解读，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此类城市图的主旨只是表现都市繁华及更具地方色彩的城市感，为何苏州、杭州等江南大都会未能成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除《南都繁会图》外，现存另一幅明代城市图为《皇都积胜图》(29)。二者一画皇都，一画南都，主题上的呼应十分明确。从构图上看，两幅画作皆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而作为中国城市图像原型的《清明上河图》，“在明代是被理解为首都的城市图”(30)。故对明人而言，《南都繁会图》与《皇都积胜图》并不仅仅是描摹市井百态的“风俗画”，视为艺术语言创作的“京都赋”或许更为贴切。董应举(？～1643)正是在欣赏《皇都积胜图》之后创作了《皇都赋》(31)，他对画作的解读以及观画时的心态，在序文中交代得十分清楚： 昔宋人有作《汴京清明图》者，寓思颇远，穆乎有丰豫之警。国家定鼎金陵，成祖改卜，取象北极，盖示星拱之义，兼以压迫异类，显扬灵威。有警则烽火易传，地近则虩雷易震。赫哉圣谟!奠于世世矣。侍御某公深得此意，绘之缥素，名曰“积盛”。予反复流览，仰圣神之无竞，见皇图之有奕，抚卷吮毫，不觉娓娓。(32)正是城市图被赋予的政治隐喻，使得苏州、杭州无法嵌入这一构图模式。直至清代宫廷画师徐扬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完成《盛世滋生图》，非首都城市图像“只能专注于当地名胜，而不是该城的繁荣商业景况”(33)。王正华亦认为，明《海内奇观》中对于江南名城的描绘，多选择城内外名山胜景，唯一以全城形象出现的是南京。这表明“当时苏、杭等地的意象以城内或城外著名景点为主，作为一个城市的城市感不及南京”(34)。城市图制作中的“都城”霸权，以及时人对规则的恪守，实超出我们的想象。 理解《南都繁会图》的政治隐喻，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解读图像。该图以上南下北的视角，将位于城东的“旧内”置于图卷的末端。这不仅契合了《清明上河图》的构图模式，也似乎暗示了观画者坐北朝南的方位，体现出画家“献赋”于朝廷的心态。因此，今人感受到的“非官方观点的城市感”，在明人眼中或许只是传统的“皇城城市观”(35)。通过帝京景物，《南都繁会图》确立了城市在帝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 除长卷城市图外，明中后期日渐增多的地景图、导览图也越来越为城市史研究者关注。从社会经济与文化史视角观之，此类作品折射出晚明商业出版与旅游文化的兴盛(36)，而以“景观政治”为切入点，则可分析地方景观如何被不同权力主体所塑造、改写并赋予意义，以此展现地方史与时代大背景之互动。(37)结合雕版印刷、商业出版，且最成熟的明代南京地景总汇为朱之蕃(1558～1624)天启三年(1623)刊印的《金陵图咏》，又名《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该书以图、记、咏相配建构金陵地景，具有多纬度的解读空间。(38)而与本文主旨相关的，则是如何理解地景中反映的城市与国家之关系。 费丝言(Si-yen Fei)认为，与洪武时期礼部绘制的《京城图志》相比，《金陵图咏》对城市空间的表述从帝王视角转向地方文人视角，将士人品味乃至家族历史融入了地方意象，“完成了南京从一个想象的帝都空间向南都(southern metropolis)转变的过程”(39)。这一解读强调了“帝王都城”与“南方都会”在空间意象上的差别，并暗示迁都对城市特性的影响。然而仔细分析四十景承载的历史文化涵义，则不难发现作者对金陵“帝都”意象的精心维护。多位学者都注意到，“金陵王气”是四十景试图建构的地方叙事主线，朱之蕃“著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寻胜景，更重要的是要追溯金陵作为帝王之都的尊崇地位”(40)。正如朱之蕃自序中写道： 宇内郡邑有志，必标景物以彰形胜、存名跡。金陵自秦汉、六朝，夙称佳丽，至圣祖开基定鼎，始符千古王气，而龙蟠虎踞之区，遂朝万邦、制六合，镐洛、殽函不足言雄，孟门、湘汉未能争钜矣。相沿以八景、十六景著称，题咏者至有去取，观览者每叹遗珠。(41) 尽管“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说法始自六朝，而朱之蕃却以秦汉作为金陵历史叙事的起点，这显然联系着秦始皇“泄金陵王气”的传说。而“圣祖开基定鼎”，则是叙事的高潮。为避免破坏“朝万邦、制六合”的形象及“金陵王气”的合法性，朱之蕃甚至回避了“銮舆北指”的尴尬话题。(42)这一叙事模式几乎与洪武《京城图志》中的表述一般无二。 相比之下，朱之蕃并未着意体现城市的“都会感”。或许在他看来，帝京景物繁华是不证自明的，亦或许士人的文化自觉要求他与城市世俗、奢靡、功利的一面保持距离。无论如何，《金陵图咏》没有像《南都繁会图》那样尽情展现“男女群集、娱乐消费”的都市场景，甚至试图淡化都市意味。如“青溪游舫”一景的诗咏写道：“烟水五湖徒浩渺，香风十里自氤氲。百壶送酒油囊载，鸥鹭无惊泛作群。”(43)“鸥鹭无惊”典出白居易《立春日酬钱员外曲江同行》中“机尽笑相顾，不惊鸥鹭飞”一句，强调了野趣与归隐的意境，与世人眼中“青溪游舫”的狎游意趣大相径庭。更为奇特的是，“秦淮渔唱”“桃渡临流”“青溪游舫”“长桥艳赏”四景皆在内秦淮河自通济门至金陵闸一段，为十里秦淮最繁华的区域。然而空间上首尾相连的四景在书中却被分列为第四、十三、三十一、四十景。可见《金陵图咏》试图让读者了解的是城市的历史与人文积淀，或曰“大历史中的地方”，而非其时的都市风貌。 尽管《南都繁会图》与《金陵图咏》只是明代南京图像资料中的两例，却分别代表了明清之际图写城市的两种模式：城市图与胜景图。城市图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与都会感，但却是都城的专利，以帝京景物呈现太平盛世的主题，非首都城市无法僭越。直至18世纪中叶，才出现以苏州为主角的《盛世滋生图》。为了将苏州嵌入城市图，宫廷画师徐扬改变了图像最后山塘至虎丘一带风光的表现形式：苏州传统地景中的标志元素，如千人石，被有意略去，代之以御碑亭、南巡行宫等建筑，使之符合首都城市图卷末必须出现的宫殿、阅兵场景。帝王的“在场”使《盛世滋生图》得以淋漓尽致地描绘苏州城的繁华，也是“首次一个非首都城市的商业繁荣得以在图像与题跋文字上同时得到认可”(44)。从景观政治的角度而言，“苏州作为一个地方，被大清政权重新解释，而苏州的形象自此改观，不再是太湖流域的山光水色或人文色彩，而是商业繁荣与建设完善，这也是帝国眼中太平盛世的象征”(45)。该图被命名为《盛世滋生图》，或许是为了模糊处理苏州的非首都身份，而该图收藏单位辽宁省博物馆将其更名为《姑苏繁华图》，实际上忽略了画作原有的政治寓意。 胜景图以自然、文人景观为载体，书写地方传统，建立地方认同。而地方叙事往往以政治史为主线。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实乃围绕杭州的“都城记忆”编纂而成。《西湖游览志》“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有关于宋史者为多，故于高宗而后，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志余》二十六卷，“则摭拾南宋逸闻，分门胪载，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尽有关于西湖，故别为一编，例同附录”(46)。地方叙事又是易受政治影响的。如乾隆南巡对苏州地景的改造，即由宫廷画家、地方官员、地方佚名画家及图书、版画出版商合作完成。在苏州人郭衷恒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首次刊印的《苏州名胜图咏》中，“所谓的名胜不再是明代地志图中的景点，而是乾隆皇帝所曾巡幸的地方”。这种改造甚至比宫廷画家更为彻底。事实上，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名胜图咏”系列中——无论经由宫廷监制还是地方商业出版——只要是与皇帝南巡有关的景点，不论新旧，都是“名胜”；未被皇帝临幸的旧地景，则不再被视为“名胜”。(47)王正华指出，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央政治权力与地方文化消费的纠结转借”，在此过程中，地方景点“转换成代表帝国普世成就的政治符码，更汇入以南巡为中心的图像中，形成中央与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48) 由此可见，地方对其时或过往政治地位的珍视，以及极力融入国家政治版图、与帝国视角保持一致的心态，并非南京所独有。(49)造成这种文化心理特征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的“纠结转借”，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城市发展机制？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国家与城市的关系。 明清时期的国家与城市 长期以来，明清城市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从工商业发展、地方主义中寻找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或“早期现代性”。尽管大多数城镇实际上都兼有行政与商业功能，但研究者仍倾向于对“行政城市”与“工商业城市”作类型区分，强调二者在城市特质上的差别。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使用“经济层级”和“官僚行政层级”两种指标界定城市在地方体系中的地位(50)，更激发学者对行政层级较低的商业市镇之研究兴趣。城镇社会经济活力与国家行政控制之间似乎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工商业城市、新型市镇的兴起是对传统行政城市的反动，并指向一种可以预见的“内生现代化”。 城市研究的这一范式，显然是为了修正韦伯对中国城市之“东方型城市”属性，及其与现代化转型失败之关系的论述。研究路径则是在“工商业城市”中寻找与“西方型城市”相似的特征，以打破明清中国社会停滞论。然而这一范式并未建构起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性理论。正如赵轶峰指出：“关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基本形态与变迁趋势的研究一直是参照‘现代’社会如何生成这样一个话题被提出的，而‘现代’社会又一直被预设为以西方现代社会情态为标准模式——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单一模式的。”(51)时至今日，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建构新理论与新话语体系的重要性。 事实上，已有学者对明清工商业城市的发展机制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在“工商业城市”这一大类中，苏州无疑独占鳌头。然而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é)的研究表明，苏州并没有超越帝国秩序，它仍是“保守的、农业的、官僚政治的国家”之组成部分，而非孕育“自治的、商业资本的传统”的温床。苏州的发展既不能完全归结于地方努力，也不完全得益于国家政策，而是一种“共生关系”的成功。(52)这类似于王家范对明清江南商品生产发展的解释：“某种程度上由‘黄宗羲定律’压迫所造成，算是‘坏事可以变好事’的一个意外收获。”(53)可见工商业、市场化并不必然是反封建的。吴滔在讨论陆家浜、安亭这两个棉布专业市镇兴起机制时亦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所谓‘专业市镇’或许是贡赋系统下‘改折财政’的一种延伸”，“‘专业市镇’兴起的机制，显然要比‘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理性的‘逻辑’促发起来的市场复杂得多。”(54) 另一方面，行政功能与城市发展之间也没有必然冲突。工商业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涵。城市化还体现在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基础建设、公共设施，以及相关制度、法律，乃至行为方式、文化心理的完善与成熟，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与引导。在前近代西欧城市中，市政机构承担管理职责；而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城市管理则融入了国家行政。在受到国家强控制的同时，行政中心城市也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一种国家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各历史时期的都城都体现出城市建筑、规划、管理方面的最高成就。1598年初到南京的利玛窦(Metteo Ricci)认为，论秀丽和雄伟，很少有城市可与南京匹敌，“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55)。1868年访问北京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这个首都的破败和贫困感到震惊，但却不得不承认“从残留的一些宏伟的建筑，特别是一些桥梁、城墙和庙宇，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城市的设施十分发达、令人惊叹。宽阔的街道、沟渠和排水无不显示出伟大的建筑灵魂”(56)。事实上，被归为“工商业城市”的苏州也具有重要的行政功能。“明代时，作为朝廷差官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经常性地驻在苏州，从而使苏州实际上具有了超越府级城市的行政职能。”(57)清代的苏州则正式成为省会城市，只是这一属性常常被有意忽略，因为现有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这种分裂特征。 可见，将“行政中心城市”与“工商业城市”视为两种城市类型的分析方式，无法全面合理地总结明清城市的发展机制。笔者以为，明清城市研究应回归到“帝制”而非“自治”的框架之下，重新审视国家政权与城市发展之关系，尤其是上文提到的“共生关系”。马敏认为：“过去的现代化研究，对代表市场和自由经济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强调比较多，而对国家政权本身的作用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范本研究世界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无可避免的弊病之一。”(58)这也是城市史研究需要再思考的问题。对于国家与城市“共生关系”的系统研究，或许有助于建构一个统一的分析模式，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城市与现代化的关系。 国家与城市的共生，首先体现在利益上。程念祺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必须注意“大国效应”。城市工商业发展需要的市场机会、水路交通设施，都不是凭“城市”一己之力可以创建的。当然，国家基础建设，如大运河、驿路、驿站的修建，绝不是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的，但地方却可从国家的政策与投资倾斜中获利。明清时期的“运河城市”就是典型例证。晚明议修洳河，欲使运河绕开问题最多的宿迁、徐州一段，转向山东滕县、峄县。然而“徐、邳人恐徙河无业，每阻之”(59)。时人论道：“惟洳一成，漕向滕、峄、郯、沐，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60)晚清至民国，随着国家战略的转移与漕运废除，新的格局出现了。运河城市普遍衰落甚至被边缘化，国家着意发展沿海城市成为新的核心。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华北的研究表明，在新核心区，国家与市场共同发展，体现了“国家建构合理成功的模式”，而在国家放任自流的区域，则“不仅承受着内卷化，而且还承受着退化”。(61) 国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刺激，还体现在官营、采办与专营制度上。这是一种更具悖论性的共生机制。一方面，官营工场、采办带有封建劳役、掠夺性质，专营制度也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市场的垄断。而另一方面，由于官营制造在质量与技术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最终带动地方专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城镇经济繁荣。景德镇的制瓷业，南京、杭州、苏州的丝织业，皆受益于官营制造。清代宫廷对苏州经济发展的推动尤其显著。乾隆皇帝利用税收支持苏州丝织生产，皇帝的个人喜好也影响着士大夫、官员在苏州办贡、投资生产、行销，甚至推动了会馆、行会组织的发展。“宫廷样，苏州匠”的谚语正折射出北京与苏州的关系。“苏州织造局每年承办的各项活计达数百件以上，连藏于清宫10万余件的戏服都来自苏州，不难想象皇帝好货，而影响苏州经济发展。”(62)而明清时期扬州的发展，除其作为运河城市的身份外，更重要的刺激因素则是食盐专卖制度；这一制度也让“四大镇”之一的汉口收益良多。“四大镇”的另一成员佛山，以冶铁业闻名。明清朝廷虽然未实行铁器专营，但佛山冶铁业却存在“官准专利”，即官府以行政手段保证佛山原料的供应，满足朝廷对贡品和武器的需求，廉价取办各种官营器物，并获得赋税。“‘官准专利’是佛山冶铁业得以存在发展的一个因素，同时又是佛山冶铁业的一大特点。”(63)在一定程度上，佛山兴起的机制与景德镇有相似之处。 国家与城市利益的另一契合点，是对地方秩序的维护。传统时期，地方社会由官员、民众、地方精英构成。广义上说，地方精英包括宗族、士绅、商人与豪强势力，有时一人兼具几种身份。地方精英不仅掌握财富、特权，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地方社会。在城市研究中，精英阶层常与地方能动主义、市民社会、事实自治等概念联系起来。然而精英本身具有两面性，借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概念，即存在“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两种可能。(64)因此，国家对地方精英的制约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一点上，民众与国家可能站在同一阵营。夫马进在对万历十年(1582)杭州民变的研究中指出，在暴动者看来，由于地方精英垄断了地方事务，普通民众与地方官员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故而丁仕卿和他的支持者消除地方精英的同时，意味着官方的统治还是受欢迎的”(65)。明清鼎革后，江南士绅受到朝廷整肃，晚明权焰熏天的情形一去不返，这对于江南社会的稳定不无正面作用。 在行政级别较低的市镇中，居民对官方统治的渴望似乎更为强烈。以浙西第一大镇乌青为例，由于杂隶浙直两省三郡六县间，“别驾常檄，委无宁居，以故盐盗魁桀，此追彼遁，日以滋蔓。捕卒以玩愒，相与为奸。……豪右因之肆其虚诞。有以睚眦而呈巨寇者矣，有以逋负而告劫掠者矣。庭无两造，而柔懦之肉削矣。故弄兵之赤子易知也，脧民之貍虎难办也”。嘉靖间，镇民施儒请立县治，以辑盗安民，未获朝廷批准。万历三年(1575)，终创建浙直分属，以湖州府同知常驻乌镇，“乡父老子弟咸颂之”。(66)顺治四年(1647)浙直分属被裁撤；康熙元年(1662)以湖州府督捕同知驻镇；康熙中，督捕同知回驻府城；雍正四年(1726)，在地方士绅的努力下，准循旧例，以同知驻镇。(67)胡恒认为，乡镇居民对于佐杂移驻积极踊跃，与各地居民对设县之踊跃与撤县之反抗相似，“与其说是反映了区域意识的觉醒，毋宁说是对援借国家权力，以实现地方安宁的渴望，甚至可能还包括对于未设立佐杂地域的某种‘优越心理’”(68)。国家控制缺失带来的不是自由的空气，而是“脧民之貍虎”与秩序之沦陷。 不仅“赢利型经纪”需要国家权力制约，“保护型经纪”也需要来自国家的支持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在远离国家视线的地方，他们的雄心往往化为乌有。位于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宋元时因通番舶，地方庶富”，入明后“禁革海道，自是居民惟赖田产。缘因四周皆山，状如天井，不接下河，常遭旱患，商货不通，名为绝地”(69)。有明一代，镇绅为疏浚永安湖多方奔走，最终一事无成。嘉靖时期的镇民董法感叹道：“以百六十年大患，屡经勘准，而抑不行”，首要原因即“地方偏处海角，府县隔远，上司不到，危苦之状不能上闻”，次则“吏胥之弊，非钱不行，而地方公务，钱何从出？”(70)澉浦镇距县城陆路36里，水路50里，“土民上纳税粮，里甲到县卯酉，常苦路遥，风寒暑雨，最为不便”。而由镇至县原另有水路，长仅25里，只因一段约7里长河道淤塞而废弃。董法之子董榖认为，“有能奏请动支官银七八百两，专委廉能民职丈量估计，雇请萧山土工，不过一月，连接雪水港”，便可减少一半路程，所费不多而有无穷之益，“顾地方僻处，下情无由上达耳”。(71) 由此可见，国家与城市的“共生关系”超越了利益冲突。迈克尔·马默认为，苏州“资助了政府而不是相反”，这过于片面。事实上，城市与国家相互需要，但国家是“政策”决定者，城市却只因地制宜给出“对策”。城市是否有“谈判”的资格，取决于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以及地方精英在国家范围内的影响力。因此，正如包弼德(Peter Bol指出，“地方转向”本身不一定是“反国家”的。“地方认同话语要在其与国家之关系中进行解读，建构/重构地方认同的目的既是为了地方社会转型，也是为了增加地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72)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把“行政中心城市”与“工商业城市”的发展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之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不同命运。 对于南京而言，明初国都史在其城市发展史中的意义是深刻而长久的。朱元璋时代的城市规划，直到民国“首都建设”时期才被真正修订、改写。而统一王朝首都的短暂经历，也足以使南京成为排在西安、北京、洛阳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古都。直至今日，学者们仍在华夏历史的脉络中讨论南京城的历史特质，南京也仍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为其城市符号。我们无法想象晚明南京文人能够抛开城市的政治属性，赋予“地方”以新的意义；相反，融入帝国“宏大叙事”中的金陵城及其形胜、历史，也成为明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母题，不断出现在关于帝国政治、两都、地理、堪舆的论题中，深刻地影响了时人对南京城市的认知与想象。 南京的城市发展也实实在在地受益于其政治地位。就自身条件而言，明清时期的南京与江南“核心区”的城市相差悬殊：其腹地农业经济落后，商品生产不发达，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市镇。由明至清，再至太平天国后的城市复兴、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这个城市的发展一直倚靠政策与资源的倾斜。因此，南京不仅从正面诠释了国家与城市的共生关系，也为我们建构本土化的城市理论提供了范例。 注释： ①参见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载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Si-yen Fei(费丝言)，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②Max Weber:The Ci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on Martindale and Gertrud Neuwirth,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1968.马克斯·韦伯：《城市：非正当性支配》，阎克文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韦伯：《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慧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43～51页。 ③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 ④关于留都南京政治军事功能的最新研究，参见Jun Fang,China's Second Capital:Nanjing under the Ming,1468～1644,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 ⑤人文地理学将“地方”定义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点(a meaningful location)”，即强调除地理方位与客观环境之外，人赋予地方的意义、价值及情感依附，也是“地方”的构成要素，参见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徐苔苓、王志宏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5页。 ⑥(72)Peter K.Bol."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24,No.2(December 2003),pp.1～50,p.41. ⑦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History and Theory,Vol.8,No.1(1969),p.48. ⑧(20)Stephen Owen,"Place:Meditation on the Past at Chin-l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0,No.2(Dec.,1990),p.421,p.420. ⑨黄佐：《南京赋》，载屈大均编《广东文选》卷二四《赋》，《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37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⑩《御制阅江楼记》，《金陵玄观志》卷三《中观·狮子山卢龙观·敕赐》，《续修四库全书》第7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11)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高太史大全集》卷一一《长短句体》，《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4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293页。 (12)丘濬：《金陵即事》《岁庚午来自金台寓新河有〈金陵即事〉之作明年复至因观高槎轩诗不意暗与之合有如剽窃然初实不知也用广其意为杂咏二首云》，《重编琼台稿》卷五《七言律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82页。 (13)杨循吉：《松寿堂集》卷二《古诗·四言五言七言》，蔡斌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14)范景文：《文忠集》卷九《诗·石城游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1页。 (15)郑晓：《今言》卷三《二百二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09～710页。 (16)周晖：《金陵琐事》卷一《形势》，《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4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36～37页。 (17)(22)盛时泰：《南京赋》，康熙《江宁府志》(于成龙本)卷三八《艺文五·赋》，《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府志)，第18册，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679～680、679～680页。 (1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水利》，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7页。 (19)余光：《金陵赋》，康熙《江宁府志》(于成龙本)卷三八《艺文五·赋》，《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府志)，第18册，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673页。 (21)Catherine Stuer,Dimensions of Place:Map,Itinerary,and Trace in Images of Nanjing,Ph.D.dissertation,Chicago University,2012,p.115. (23)“太古儿时习为诗，稍长弃博士业，从其兄贾江淮间，兄死不能归，入吴。……诗益有名，游于金陵，不轻谒人。贵人慕其名访之，累数刺始一报谒，蹇驴造门，称布衣王野，投刺径去。”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一四《王山人野》，《续修四库全书》第1624册，第157页。 (24)(25)顾起元：《王太古金陵篇序》，《遯园漫稿·戊午》，《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04册，第130、129～130页。 (26)顾起元：《金陵篇》，康熙《江宁府志》(于成龙本)卷三七《艺文四·诗诗余》，第531～532页。 (27)周安庆、张宏：《堪与〈清明上河图〉媲美的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东方收藏》2011年第5期；另参见王宏钧、刘如仲《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28)(34)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载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0、14页。 (29)两图现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0)(33)(44)(47)马雅贞：《中介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盛世滋生图〉的双重性格》，《美术史研究集刊》2008年第24期。 (31)(35)翁燕珍：《董应举〈皇都赋〉与〈皇都积胜图〉图文关系研究兼〈皇都积胜图题跋〉考》，(新北)《书画艺术学刊》2010年第9期。第277、263～265页。 (32)董应举：《皇都赋》，陈元龙辑：《历代赋汇》卷三五《都邑》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602页；另参见《皇都积胜图》，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36)马孟晶：《名胜志或旅游书——明〈西湖游览志〉的出版历程与杭州旅游文化》，《新史学》第24卷第4期。 (37)胡箫白：《文人、和尚与皇帝——明清南京栖霞山的文化形塑与景观政治》，《新史学》第16卷第2期。 (38)历史、文学、艺术史领域的相关研究，参见胡箫白《胜景品赏与地方记忆——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动及其所见城市文化生态》，《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9)Si-yen Fei,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ombridge and London Harn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87. (40)吕晓：《明末清初金陵画坛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另参见胡箫白《胜景品赏与地方记忆——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动及其所见城市文化生态》；Catherine Stuer,Dimensions of Place:Map,Itinerary,and Trace in Images of Nanjing; Lee Lin Chiang,Local Identity in a Capital:Negotiating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in Late Ming Nanjing,MA thes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10. (41)朱之蕃：《金陵图咏序》，天启三年(1623)刊本，南京图书馆藏。 (42)叶向高《雅游编叙》则体现了更为常见的叙事模式，即金陵名胜“自六朝以来甲于天下”，“入国朝而神圣宅中，缀旒九有。其后銮舆北指，钟簴不移。衣冠文物，声光翕赫，风水镐京，方之犹逊，此开辟以来之一时也”。叶向高：《雅游编叙》，《苍霞草》卷七《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24册，第192页。 (43)朱之蕃：《金陵图咏》，天启三年刊本，第31页，南京图书馆藏。 (45)(48)王正华：《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政治权利、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第151、123～124页。 (4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56～957页。 (49)李林江认为这是南京区别于其他城市之处。参见Lee Lin Chiang,Local Identity in a Capital:Negotiating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in Late Ming Nanjing. (50)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417页。 (51)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52)迈克尔·马默：《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载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53)王家范：《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54)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55)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287页。 (56)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游记》，李岩、王彦会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8页。 (57)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58)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5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5册《山东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第381页。 (60)周之龙：《漕河说》，陈子龙等撰：《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64页。 (61)彭慕兰：《腹地的建构：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62)赖惠敏：《寡人好货：乾隆帝与姑苏繁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第187页。 (63)参见罗红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 (6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5)夫马进：《晚明杭州的城市改革和民变》，载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66)吴秀：《〈浙直分署纪事本末〉后序》，《乌青镇志·旧序》，乾隆《乌青镇志》，1918年铅印本，第9页。 (67)乾隆：《乌青镇志》卷三《建置》，1918年铅印本，第1a-b页。 (68)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69)从吾道人：《澉川钟楼图跋》，董榖：《续澉水志》卷九《艺文·文》，西泠印社2012年影印本，第60页。 (70)从吾道人：《与吴南溪先生论水利书》，董榖：《续澉水志》卷九《艺文·文》，西泠印社2012年影印本，第62页。 (71)董榖：《续澉水志》卷一《地理》，西泠印社2012年影印本，第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