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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先生是去年12月11日去世的。去年一年中，我的师长亲友中离世者甚多，我在辞岁诗里用了一联“忍看师友登仙列，唯剩诗文作挽联”，表达我内心的沉痛。丁先生去世后，我也拟就过一副挽联，想在追悼会上献给先生，但后来听先生哲嗣言模兄说，丧事不举办追悼会，仅做家庭成员告别，于是我没有去参加。这副挽联就一直留在我电脑里。它这么写的： 追家璧继小峰，出版新文学传承真火种 仰秋白尊鲁翁，革命旧制度难得纯书生 别人看了会怎么想，我不知道。自以为这联颇能够传达出我对先生的理解。30多年前，我与言昭合作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丁先生的编辑生涯。通过寻查文献资料，我心目中的丁先生变得丰富起来。他不仅是一位文化领域的资深干部，更是一位终生钟情于新文学的学术前辈、出版大家，尤其在出版研究瞿秋白、鲁迅以及左翼文艺期刊资料方面，堪称独步。上世纪80年代，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以前还当过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作为一位忙于会山文海的行政干部，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一旦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立刻就展露出学术锋芒。我有过两次间接的经验，现在大约也无人道及，我举出来随便说说：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个档次很高的文学大辞典的编撰组举办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丁先生参加了，他仅仅就殷夫和其他左翼文艺运动的条目，提出了十多处资料有误的地方，都是道人所未道，语惊四座。这是当时主持现代文学辞目的樊骏先生告诉我的。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一家出版社推出一套现代作家印象的丛书，邀了丁先生主编一本瞿秋白印象集，后来与策划丛书的朋友聊天时，他感叹说，到底是老一代学者，编撰资料一丝不苟，没有见过这么严谨的学者。他指的就是丁景唐先生。丁先生著述不算很多，但是他的态度认真和质量把关，是出了名的，从他手里出来的书籍，都大方古雅，正正派派，错字、或者不规范的用法，都微乎其微。这方面他有过教训。我记得一次闲聊时，聊到了书籍出版普遍存在的错字现象，他感慨地告诉我：“真是无错不成书啊，上世纪60年代初印《毛选》第四卷，层层把关，反复校对检查，总以为万无一失了。偏偏在机器开印时，一粒灰尘落进去，又偏偏落在‘百万大军’的‘大’字上面，变成了‘犬军’，结果就是严重政治事件了。”丁先生为人拘谨，从来不会开这类政治玩笑，他所说的事情，应该是属实可信的。这也是他在工作中战战兢兢、一丝不差的习惯之来由。 丁先生在出版领域最重大的贡献是在上世纪60年代搜集出版了左翼文艺期刊资料，把一些零零星星的左翼文艺期刊小报都集中影印出来，为后人研究左翼文艺提供了最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期刊资料在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都属于地下非法出版物，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查禁，有的只出了一二期就被查禁，有的就如街头小报，一两张纸而已。但零碎的纸张里刊印着重要的文化信息，鲁迅许多文章都是初刊于这样的小报里。随着时间推移，这类破碎纸张极容易损坏遗失。丁先生搜集左翼文艺的珍贵文献资料，主要依靠了藏书家瞿光熙和谢旦如两位先生。谢旦如在左翼文艺史上颇有名望，曾经掩护过瞿秋白，这些暂且不说；瞿光熙先生曾被称为仅次于唐弢的现代文学藏书大家，他收藏的某些孤本可能还超过唐弢。瞿光熙死于1968年。新时期以后，丁先生出版了瞿光熙的遗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还特意写了一篇序，纪念瞿先生。30多年前，丁先生把这本书送给我，特意说：“这篇序我是很用感情写的，瞿光熙是个真有学问的人。你要好好读这本书。”果然，我从这本书里吸收了很多精辟见解，并且融化到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 丁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他在以前的工作中，最尊敬的人有三个，他很想逐一写文章表达他内心的敬意。第一个就是瞿光熙先生，另外两个，是赵家璧和李小峰，这两位都是新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出版家，晚年也都在丁先生主持的出版系统工作。丁先生对两位前辈的敬重，显然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同情，而是他们在年轻时代都曾经叱咤风云，为传承新文学精神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李小峰身为北大的学生，亲炙于周氏兄弟，后来创办北新书局，也是围绕了二周以及新文学名家的著作出版，可以说是鲁迅前期最信任的出版家；而赵家璧又是鲁迅晚年很信任的青年出版家之一。赵家璧以编辑新人的身份主持出版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新文学的十大元老都加盟其事，既是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盛举，也是现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丁先生对此心向往之。当他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后，就策划了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计划。这项计划，是将中国新文学作品分作五辑书系，第一辑是重印赵家璧先生主编、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的1917－1927年第一个十年作品集，第二辑接着编辑 1928－1937年的作品集，第三辑编辑 1938－1949年的作品集，第四辑编辑1949－1976年的作品集，第五辑编辑1978－2000年的作品集。这套工程浩大的丛书，几乎耗费了近20年的时间，由文艺出版社几代领导编辑、以及几代作家学人共同努力完成的。丁先生是首倡者，他亲自主持了第二辑大系的编辑，并且自己还负责编辑资料卷。丛书体例、编辑原则（如必须收录作品的初刊本）、编辑形式（如请名家作序并主持分卷主编等）都严格继承了第一辑的原则。为此，他奔波于京沪两地，走访了叶圣陶、巴金、夏衍、聂绀弩等新文学大家，这个出版工程得到了广泛支持。正因为丁先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为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打下厚实的基础，才可能有20年以后的最后辉煌。 从学习、研究鲁迅、瞿秋白两位新文学伟大旗手出发，从编撰作家年谱、搜集出版左翼文艺期刊文献出发，丁先生在自己的工作范围里，勤勉地劳动着、耕耘着，一点一滴地打下了新文学研究的庞大基石，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丁先生早年从事学运，一步步走上革命的实践道路。他写过新诗，编过文艺刊物，搜集过民间歌谣，培养过青年作家，后来从事党的文化管理工作。丁先生作为一个出版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也是面对了各种考验。丁先生青年时代就参与地下党的活动，对革命险境不是初打交道，他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由他来主持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出版工作，既要推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又要掌握好政策的分寸，保证不翻船，这对于别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可能会觉得很难，但对丁先生来说，虽是如履薄冰，依然从容不迫。我随便举两桩事来说明这种情况，这些事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 一件事是南京大学许志英教授编的《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的出版，这大约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次出版周作人的散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那是非常吸引眼球、也会引起极大争议的一本书。作为李小峰的私淑者，丁先生不会不知道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出版时遭遇到的阻力也是可以想见的。关于这本书的出版，听说是几经反复，最后是许志英教授的序文（正面评价周作人的）被删掉，但周作人早期非常有战斗力的文章还是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我那时大学毕业不久，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营养，打开了研究视野。但是许教授作为编者当然是有意见的，当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中也有对丁先生的非议，觉得他胆小怕事，但恰恰是丁先生，采取了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保证了周作人著作的出版。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胡风冤案的平反工作也在陆陆续续地进行中。文艺出版社率先重版曹白的散文集《呼吸》，那是胡风提议的，贾植芳先生有一个以前的学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好像是通过这样的关系把《呼吸》正式印了出来，里面还载有胡风当年为这本书写的序言。这在外人看来，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圈内人知道，这是胡风冤案平反后，能否出版他们的著作的一个信号。青年木刻家曹白早年与鲁迅有过亲密接触，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彭柏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曹白在抗战时期写了许多介绍江南新四军抗战的散文，主要是通过胡风主编的《七月》与读者见面的，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呼吸》，收入《七月文丛》出版。这本书与胡风有密切的关系。1949年以后，曹白既不发表文艺作品，也不创作木刻，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1955年的胡风冤案没有牵连到他，历次政治运动也没有牵连到他。这次胡风他们集体推荐 《呼吸》的出版，并且载有胡风的序文，都是含有试探性的。这本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顺利出版，似乎给了胡风及其朋友们一点希望。紧接着贾植芳先生和他的学生又计划出版胡风在东北解放区写的人物特写 《与新人物在一起》，但是这本书的选题就遇到了困难，最后搁浅，可能是丁先生在这个选题上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件事曾引起过贾先生的抱怨，在贾先生与胡风等人的来往信件上，提到过这件事。我当时也只是以为丁先生比较谨慎而已。但是最近读到丁言昭写的她父亲的传记故事，其中写到，因为1955年彭柏山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丁景唐也受到停职检查和大会批判，然后，作者写道：“这一年的遭遇，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他本来是十分自信的人，自认为掌握党的政策，理解党的理论既快又准，吃得透，用得稳，不料一个‘比较稳重’的意见却招来一场大波，被无限上纲上线，虽然有幸未及‘没顶’，那一份理论自信还是平实下去了……此后，丁景唐在处理日常事务工作时，日趋具体和慎重，一改过去那种勇于兼顾各方面的能力展现，集中于本职、本份工作 。”读到这里，我才明白了前面那件事的真实原因，1955年丁先生也是一个受牵连者，付出过惨痛代价，这才使得他处理《与新人物在一起》的选题时心有余悸，他这种谨慎态度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丁先生多次与我讲过，上世纪60年代中，他因为搜集出版左翼文艺期刊资料，被批为上世纪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那些辛苦搜集来出版的期刊都被堆放在出版局的办公楼里烧毁，火焰把办公楼的地板都烧坏了。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时，耳边还会响起丁先生讲述这些经历时，用宁波话爆出一句：“活灵嚇出！”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展开之时，丁先生是具有较高的掌握政策、理解政策的能力和水平的，他主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能够有理有节地推出 《呼吸》《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等作品，还有如最初结集出版青年右派作家的代表作《重放的鲜花》，都是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下一步步受到启发，决定了自己以后的成长道路。这是我尊称他为“革命旧制度难得纯书生”的理由，也是表达我对丁先生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由衷的感恩之言。 丁先生晚年，因为病，长期住在华东医院。可能有些寂寞，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表现出非常快乐的神态。我，还有王观泉夫妇、张安庆等几个，总是相约去看望他，有时还在一起聚餐。有一次，丁先生过九四大庆，他在梅园邨酒家设宴，招待许多朋友，并且做了一个即兴的发言，略述他与几位同辈老人的交往过程。那天，画家富华当场挥毫作画，其他人题词助兴，尽兴而返。后来韦泱兄作《癸巳雅集》记录盛宴经过，我写了一首《题韦泱〈癸巳雅集〉并序》如下： 癸巳五月十三，丁公景唐先生设宴梅园邨，邀请老友相聚。席中公为尊长九秩有四，富华老米寿，蔡耕老、观泉先生和夫人鲁秀珍女士都年过八轶，可谓寿星聚会。丁公与观泉先生订交甲子，与蔡、富两老订交四十年，可谓香泽流芳。余等均为后辈，举杯齐颂仁者长寿，情谊长存。近日读韦泱兄 《癸巳雅集》记录盛宴，深感不可无诗，特作续貂之举，以娱大方。有诗为赞： 丁公蔼蔼盛华筵，南极群仙鹤鹿缘。夫子观泉弥益壮，鲁姨酣酒晚霞连。蔡翁矍铄齖犹健，富老龙蛇腕若翩。一路风霜追理想，且留头颅念前贤。我今献赋歌仁者，未及擎杯已忘年。 诗中一句“且留头颅念前贤”，“前贤”即指鲁迅瞿秋白，这是这批老人共同的话题。转眼间4年过去了，2017年，王观泉夫妇和丁先生都已经作古，半年以后，我再重新抄录这首诗，内心不胜唏嘘。 2018年7月12日于鱼焦了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