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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并创建正规的红军。为此，共产党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评价和定位较高。与之相对应，南京国民党方面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以维护所谓革命正统。蒋介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一定反应，主要表现为：轻视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对共产党和军队最终被消灭抱有绝对的信心，忽视共产党的政治能力。这些反应背后隐藏着蒋介石的革命立场、思想理念、政治利益、个人感情等多项因素，也在客观上为共产党提供了在革命缝隙中生存进而星火燎原的机会。 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七一五”分共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对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式的国民革命已彻底失败，国民党也成为了革命的敌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背叛和对共产党的武力清剿，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对共产党而言，武装暴动意义重大，关系到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转变和正规红军的创建。与此对应，国民党却极力攻击和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蒋介石虽然一度与共产党有着紧密的合作，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为了清党反共的领导者和先锋，视共产党为国民党的革命对象。面对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蒋介石有所反应，并进行了相应的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蒋介石的革命立场、理念、政治利益和个人感情等复杂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中共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研究较为丰富，内容包括武装暴动与红军创建的关系，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意义、地位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然而其研究主要基于共产党的视角，很少关注国民党方面包括重要领导人蒋介石对此的反应，缺乏多方的研究关照。【代表性成果：何友良的《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共党军关系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宋健、李婉霞的《三大起义部队在武汉的形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龙心刚、刘涛的《广州起义与中共早期军事策略的转变》（《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陈洪模的《再探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其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姚金果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三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论及了起义相关的军队问题、战略问题、共产国际关系等。少数文章如刘小花等人的《民国报纸报道南昌起义口径变化之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基于《汉口民国日报》等媒体信息的考察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看到了南昌起义后报纸舆论的反应，涉及了非共产党方面的声音】从民国史的角度而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不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革命转变，也开启了国共对抗的新模式，即由舆论宣传之战转为武装对抗，逐渐改变着国共实力格局。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政府是共产党的主要革命对象，蒋介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反应，关系到国共两党革命道路、革命理念的不同走向，也影响着国共两党各自的革命发展。基于此，本文试图做一分析。 一、淡然处之：蒋介石对南昌起义的反应 总体而言，蒋介石对南昌起义的反应较为风淡云轻。之所以如此，与他的地位、利益密不可分。“八一”起义之时，宁汉两政府处于敌对状态，武汉政府名义上正紧锣密鼓地举行讨伐南京政府的东征，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除了忙于北伐，也把很多精力放在应付武汉政府的东征上面。在蒋介石方面，武汉政府的内乱，包括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对他而言是有利的。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应对处理是武汉政府的事，南京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可以采取旁观者的冷静态度。 在宁汉对立中，南京方面明显占据上风，尤其是军事实力上。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较为自信，对武汉政府以及为武汉政府服务的共产党并不畏惧。5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本大阪新闻记者采访，回答了对武汉政府和共产党的态度。他表示：“武汉政府舍自灭无他途。盖彼等实行中国难能之共产制，受鲍罗廷之操纵，正自速灭亡。奉军到武汉之攻略以为不能早于成功。南京政府现惟坐待武汉之自灭。故于此方不主进兵，而依然继续北伐。”【《汪蒋谈话对照》，天津《大公报》1927年5月14日，第2版】其表态非常明朗，充满信心，即南京政府专心北伐，坐等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自取灭亡。 当然，基于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对南京政府的潜在威胁，蒋介石并不敢对共产党大意。为了清除共产党，蒋介石使用了各项手段和方法。他以清共为号召，寻找各方联合力量，内外夹击。他利用唐生智、何键等武汉方面的反动者来讨伐共产党，达到分裂武汉政府和消灭共产党的双重目的。6月15日，他特别电令李济深嘉奖反共人员，指出：“长沙此次反共人员如张翼鹏、张开璉、许克祥、仇鳌、周斓諸同志，应速设法嘉奖联络及派员切商或以中正署名或以在宁粤执委会联名均可，请速办。”【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13页】192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闻唐生智已在汉布告驱逐共产党，余电令唐须与冯焕章诚意合作，一致反共，只须其反共，则无不可商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简言之，对蒋介石而言，唐生智、何键、许克祥等武汉方面的反动分子，在消灭共产党方面具有重大的利用价值。 与上述联合策略相配合，蒋介石还领导南京政府大力实施武力清剿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时人的观察较为客观。7月15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署名“空青”的评论文章《东拉西扯说南方》，专门谈及蒋介石的残酷清党。作者认为，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清党难免错杀无辜者，更可笑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互相骂对方为“反革命”，充满着意气之争，往往谁是真正的共产党难以判断。【空青：《东拉西扯说南方》，天津《大公报》1927年7月15日，第6版】这也说明，武力上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坚持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已经撕开了曾为合作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恨。 南昌起义之前，6月底开始，武汉政府和共产党还在谋划着对南京政府的东征，宁汉对立的局势较为紧张。为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关注始终放在武汉政府的范畴内。这在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如7月8日，蒋写到：“共产党谋乱益急，连破机关数处，逆军似有东下攻宁之计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虽然此时主要致力于北伐，但对武汉方面基本保持着冷静观察的态势，准备随时迎战。然而，武汉政府并没有真正地把东征开展起来，内部已经四分五裂。7月15日，武汉正式分共。对于武汉方面的分共，蒋介石自然乐观其成，因为武汉政府力量的削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宁汉对立中能获取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对武汉分共后的策略，蒋介石认为应静观其变，待武汉方面的形势明朗再决定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599页】 面对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先后分共的反革命行为，共产党毅然举起革命的旗帜。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这一革命行动并未得到蒋介石的立即回应。直到8月5日晚上，蒋介石才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到：“研究对汉作战计划，……下午拟对汉作战方案，……晚闻共党第四军第十一军在南昌独立，脱离武汉伪政府伪党，自杀之期不远矣！”【《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条蒋介石直接回应南昌起义的史料。日记显示：南昌起义不仅是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公开决裂，是共产党的独立行为，更是共产党自取灭亡之举。 蒋介石之所以对南昌起义的反应如此淡然，坐视武汉政府、共产党的灭亡，与他的地位、利益等密切相关。显然，在宁汉对立的情况下，作为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的关注点主要在南京方面，共产党的武装暴动点南昌不在其统治范围，没有办法进行直接干涉。而且在外人看来，共产党与武汉政府是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主要是对武汉政府的冲击，自然应由武汉政府做出应对措施。在个人地位、南京政府的利益等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对南昌起义的反应理所当然较为冷淡。 从其后续动作来看，他实际上更为关注的是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的反应，认为此时汪精卫等人日益被动。8月7日，看完冯玉祥关于武汉动向的来电后，蒋介石自傲地表示，如果汪精卫愿意来南京商谈合作，可以考虑原谅他。【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52-653页】纵观局势，蒋介石有理由相信“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54-655页】南昌起义之后，蒋介石基本排除了共产党的威胁力，一心促成宁汉合作。 汪精卫也与蒋介石一样有着宁汉合作的想法。在南昌起义爆发之后，汪精卫迅速表示，要与南京政府“一致努力消灭共贼”，表达对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阴谋”疏于防范的过错。【《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下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页】武汉政府的公开反共与南京政府消灭共产党的策略不谋而和。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不再是他进行“革命”的重大阻碍了，共产党失去了与之抗衡的实力，消灭共产党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宁汉反共的一致性以及国共实力的对比。 当然，在南京方面内部，蒋介石也有自身的困境。8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被迫下野。其后不久，共产党发动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的反应类似，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秋收起义反应更为淡然。然历史的另一面是，恰恰是因为蒋介石对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不太在意，才使得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以秘密发展，共产党得以探索出新的革命道路，革命局面真正开始扭转。 二、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解读与应对 与南昌起义不同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做出了比较迅速的反应。他以广州起义为借口，打压汪精卫，并成功为自己的重新复出找到了时机。通过广州起义，他对共产党的关注有所增加，其原因在于汪精卫派系的张发奎、黄琪翔发动的广州事变与共产党的广州起义联系极为紧密。对国民党而言，广州事变和广州起义是交杂着党内复杂政治利益的博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除了具有与国民党对抗的意味，更是与汪精卫的政治考量相关。在广州起义中得其利的蒋介石也乘机宣布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各项相关方针，这也影响着国民党的政策走向。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试图争夺广东的势力，造成国民党内的分裂。在这场事变中，蒋介石被粤方、宁方等多方拉拢，逐渐占据有利地位。而汪精卫首当其冲，受到南京方面的责难，胡汉民、吴稚晖等中央监察委员欲对其进行弹劾。蒋介石为了复出，获得领导地位，并不想彻底打倒想与他联合的汪精卫， 表面上希望实现国民党的内部统一。12月9日，他在日记中坦承： 石曾、稚辉、孑民诸先生皆怀疑余联汪不反共，将反对余也。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不顾党之存亡，与其主因，并对余怀疑，乃知前明之亡国，全为书生争尚意气，一日之胜负，久而使无智军人肆无忌弹，以养成亡国之祸，痛哉。静兄之使人难堪，古今忠节之不能见信于世，前后无异，何胜浩叹。【《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可见蒋介石基于政治利益，与李石曾等监察委员在对待广州事变中汪精卫的态度是有差异的。 不过，蒋介石对汪精卫的“袒护”是有条件的，即要获得汪精卫的支持，共同打倒国民党老派尤其是西山派，但又不能让汪精卫彻底洗脱罪名，占据领导地位。 广州事变不久，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发生。蒋介石对此并不惊慌，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这一举动与武汉政府的广州事变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共产党与武汉方面互相利用。他指出，共产党的广州武装起义与张发奎等人试图夺取广东势力的广州事变互相策应，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然而，蒋介石并不看重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他认为起义力量中，除了叶剑英教导队是基本部队外，其他无非是共产党召集的工农地痞流氓等乌合之众，实力弱小。他依据共产党军队对有产阶级的劫杀、放火等行为，判定广州起义是杀人越货的叛乱。他还认为共产党的这种暴动注定是失败的，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是必然的。【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78-184页】当然，蒋介石的这种自信是基于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十足把握。这种自信与外界的舆论不谋而合。甚至连日本方面的《顺天时报》也认为“共产势力难望长久维持，殆类贺龙叶挺军在汕头之昙花一现而已”。【《共产军难长久支持》，《顺天时报》1927年12月13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7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舆论对国民党几乎一边倒的看好声音自然容易增加蒋介石的自信。 毋庸置疑，广州起义对蒋介石而言，是政治策略的考虑。与广州事变一致，蒋介石很好地利用广州起义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声言，汪精卫没有真正清共，仍然与共产党纠缠不清，对国民党不够忠诚。以广州起义为契机，蒋介石打压武汉方面的气势，争夺宁汉合作中的主导权，并借机恢复自己的领导者地位。对此，《国闻周报》有着精确的评论：“十一日广州之变，既令粤派委员立脚点愈益丧失，而汪精卫环境之苦尤深一层。……甘乃光陈树人已离沪，汪精卫在某医院，但院名守秘密。大势汪将出洋，蒋似为求将来政治上均衡计，对粤派仍不肯放手。”【《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页】其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广州起义后蒋汪截然不同的政治处境，即蒋介石得到政治利益，汪精卫处境变苦。 1927年12月13日，蒋介石招待新闻记者，全面阐释了他对广州起义的观点和相应对策。他指出： 各位今天所问最不能放心的是广东问题。这确是本党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赶快解决，党国都很危险，所以无论党员，无论国民，一定都承认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这次共产党占据广州以前，先有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变。……许多同志研究十七日的事变，认为问题重大。几位中央监察委员对汪同志不能谅解，他们对我说，并非对汪个人，实在是为党国。他们认定汪与粤变有关。我对汪同志说，旧同志总要谅解，要互信，否则不能团结。现在如有方法证明在粤各委员非事变主谋，保障第四军不共产，老同志间当然没有问题。汪同志相信张发奎和他的几个师长不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张的部属和政治部人员。我说广东能驱逐包庇共党的苏俄领事，第四军调令北伐，仍属李任潮同志指挥，则心迹自可大白于天下，否则总难释疑。……我相信共产党这种暴动，是很容易消灭的。所以我绝不悲观。如果共党不在此刻暴动，等他布置周妥，危险更大了。并且党内从前互相猜测的原因，现在有事实来证明，反足以促成老同志的团结。这是可以乐观的。【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6-189页】 这一新闻记者谈话表明，蒋介石意图在汪精卫与老党员之间斡旋，即一方面要求老党员不要对汪精卫过于苛刻，应予以谅解，另一方面认为汪精卫与共产党脱不了干系，应交出广东，驱逐共产党，以示忠诚。并且他希望借助广州事变和广州起义，实现国民党的统一。这无疑是蒋介石采取的对自己政治上最为有利的策略。 至于广州起义本身，他认为讨伐共产党是必须的，并且自己应该是讨伐共产党的领导者。他自信地表示： 至于讨伐共党，我已决定办法。我个人有这种责任，也自信有这种能力。共产党出来扰乱，我一定要负责任讨伐他。我已经和李任潮同志商量，决定三个步骤：第一责成张发奎扑灭共产党十七日的事变。张发奎虽不在广州，但事变他即到广州去。后来一直在广州。他对于这次事变，是应负责任的。所以要责成他去戡平粤乱。第二是要同时进行的。我们一面责成张发奎，一面还要命令广东附近各军，一致讨共，务达消灭目的。第三，各军如有设一总指挥的必要或者我亲自到前方去。李任潮同志留住南京或者李同志去广州。总之，消灭共产党，我个人完全负责，请各位放心。【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7-190页】 这种表态已经无法掩饰蒋介石跃跃欲试重回国民党革命领导中心的意图。对讨伐共产党的自信充分显示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他对讨伐共产党的策略显示了他对消灭共产党的必胜信念，更深藏着他对汪精卫势力的强势压迫，己方势力的顺势渗透。 广州起义发生后，蒋介石与多人包括李济深多次商谈对粤办法，逐渐在这场起义的后续处理中获得领导者地位。1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到：“访任潮商粤事。见德友。与组安谈话，南京残局，无人维持，非余坐镇,不能安定云。”12月24日，又记“广东事决交任潮。湖南事主和平。北方事未能定”【《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3、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也就是说，面对广州起义后续的党内纠纷问题，蒋介石反而获得了担任协调者和领导者角色的最佳机会。李济深因支持蒋介石，自然获取了蒋介石的信任，两人成为利益共同体。 与此同时，以广州起义为借口，蒋介石公开表态，改变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工农运动政策。他提出： 现在为谋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康乐，在本党未确定计划以前，一切民众运动都应暂时停止，静待本党与政府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确定方针。如果仍照现在的情形去做，不但没有结果，并且替共产党去造成机会，给共产党窜入扰乱治安，革命更难成功，民众更受痛苦。我是极端主张党应为民众谋利益，以民众为基础的，但在目前环境之下，民众运动不得不暂时停止。待本党确定指导方针和办法之后，再重新做起，这是我个人意见如此。【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5-196页】 可见，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制定的革命工农政策被蒋介石主动放弃。在他看来，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只有停止工农运动，才能制止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发生。要言之，以广州起义为借口，蒋介石放弃了革命的工农政策，思想走向保守，日益脱离了革命群众。 并且，以广州起义为契机，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国共合作时期的联俄政策，实施对俄绝交。他公开指出： 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重订外交的方针。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封闭，共产党的扰乱，是不会停止的。在预备会议最后一天，我即是提出对俄绝交的提议案。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等待我们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现在急需将俄国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律封闭，以免共祸蔓延。【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7-200页】 1927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论对俄绝交》一文，具体论述了这一策略。该文指出：“今乃不得不与之绝交者，实以彼第三国际者指挥中国共产党竭力破坏我国民革命，尤欲举全力以打破我国民党团结，使之亡党而亡国耳。试观中国各地所有俄之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店，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我国民党为自卫计，为完成国民革命计，为实现三民主义计，为巩固东亚和平计，乃挥泪而出此断然之手段。”【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218-219页】 显然，广州起义的发生，直接促使蒋介石放弃了联俄的策略。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出，之所以放弃联俄，重要原因是苏俄帮助共产党，尤其是支持共产党起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国民党要恢复革命秩序，制止共产党的骚乱，完成国民革命，就必须放弃联俄。 广州起义是在蒋介石下野并即将复职的期间发生的，因此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回应和解读，往往混杂着他的革命理念、政治利益等多重因素。他的对应之策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甚至需要联络汪精卫来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召开全会，来恢复他的领导地位。对于共产党，他抱着必然消灭的决心，更是基于对国民党力量的绝对自信，所以并不看重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和武装力量。 三、结语 蒋介石虽然在大革命时期一度与共产党有着紧密的合作，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坚持清党反共，成了南京政府的反共领导者和先锋。在他的武力清共下，共产党受到重大打击，力量极度削弱。面对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蒋介石基于反共的惯性思维，认为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充分证明了国民党清党反共的正确性，而共产党在国民党清党政策下的武力反抗无疑是自取灭亡。蒋介石之所以产生如此看法，与宁汉对立的局势，自身的地位、政治利益等各项因素密切相关。在宁汉对立的情况下，南昌起义直接造成对武汉政府的冲击，但并未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更没有造成对南京政府领导者蒋介石利益的伤害。而且，武汉力量的削弱显然对其有利。蒋介石自然乐意看到武汉分共以及共产党暴动造成武汉的混乱局面。与之类似，沿着其思想脉络，并因下野的处境，蒋对秋收起义的反应更为淡然。 虽然随后发生的广州起义也发生在蒋介石下野的时期，但此时他正谋复职，试图重回领导者地位，加之宁汉已经合作，他的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州起义之后，与其政治利益、思想等一致，蒋介石主要关注南方大势，谋划国民党的统一和政策走向。为此，他对广州起义的解读比较充分和全面。他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甚至考虑联络汪精卫来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召开全会来恢复他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对汪精卫在共产党起义责任中的指责并不特别激烈。从其应对政策看，蒋介石以广州起义为借口，成功推动南京政府废除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政策、联俄政策。出于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自信，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北伐，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未投入多大精力，基本持观望态度，取守势。从总体情况看，蒋介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反应和解读主要基于宁汉局势、国民党的党派利益、革命理念和个人的政治利益等因素。为此，他的评价自然与共产党对武装暴动的积极评价有着天壤之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