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以来, 中国学者关于中古时期环境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300余篇 (部) , 收获丰硕, 各学科和专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展开广泛论述。中古环境史研究在拓展中古史研究视角的同时, 也扩大了中国环境史研究领域。中古环境史研究内容主要有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城市与环境关系、生态认知、水环境及其相关问题、南北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等。但就目前研究内容的总体状况而言, 中古环境史在区域选择、资料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为此, 学界对中古环境史的研究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 气候是自然环境最主要因素之一, 对人类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 认识气候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中古气候及其影响的研究, 自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以来, 颇受学界重视。2000年以来, 学者在前辈探索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采用不同方法和资料展开探讨。 1.气候冷暖波动与气温变化。 费杰等《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 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 结合气候实验数据, 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温暖气候。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上的气候转寒, 前后可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阶段 (620—799) 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阶段 (800—910) 。从关中看, 唐代气候冷暖与干湿变化在十年尺度上并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性。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 首先指出隋唐至北宋初年, 开封一直以温暖湿润气候为主, 1000年左右气温开始转寒;其次阐述了隋唐至北宋开封的灾害类型及时间分布;最后认为尽管灾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开封气候状况, 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开封温湿气候的总体特征。郑景云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 (《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2期) 据魏晋南北朝的异常霜雪及植物物候记载, 推算出东部地区部分年代及每30年冬半年温度距平;并分析了该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特征。马强《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唐宋地志诗文的分析》 (《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结合诗文和地志等资料, 指出唐宋西部气候经历了从贞元年间到五代趋向寒冷、北宋回温、南宋再次转寒的演变过程。聂顺新《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辑) 认为唐代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只达忠州 (今重庆忠县) 和涪州乐温县 (今重庆长寿区) , 该区荔枝分布呈现集中于川江两岸峡谷的特点, 这与当地特殊的区域小气候有直接关系, 但不能作为唐代气候比现在暖湿的证据。 2.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 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 认为唐代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8世纪中期气候转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纷纷入主中原, 建立小王朝, 进而加速唐朝灭亡。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 (《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指出全球气候变冷、北方沙漠扩展、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化等是西晋灭亡和北方十六国割据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Yancheva等人“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Nature, 2007, 445:74-77) 的论文指出, 季风变化导致气候干旱, 农业连年歉收引发农民起义, 进而导致唐朝灭亡。张德二《由中国历史气候记录对季风导致唐朝灭亡说的质疑》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年第2期) 和崔艳《季风干旱导致唐朝灭亡不成立》 (《北京日报》2008年5月14日) 均对Yancheva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其试验方法不全和对唐史的误读致使得出错误结论, 并指出安史之乱和国内战争才是唐亡的真正原因。 3.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疫病的影响。 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 (《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认为魏晋南北朝冷暖干湿异常的气候以及较多的灾害对农业造成极大损害, 然而却促进了农业技术革新和南方的开发, 但气候异常导致农业歉收是造成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王飞《3—6世纪北方气候异常对疫病的影响》 (《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指出3至6世纪北方天气异常推动了疫情发生、发展和蔓延, 而气温和湿度异常变化是疫病暴发的主导因素, 疫病暴发对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 总之, 2000年以来中古气候研究打破了之前以全国气温波动和冷暖特征变化为焦点的考察, 逐步转向了对区域和地方气候的探索。虽然气候变化与王朝兴衰和疫病之关系是个新方向、新视角, 观点也非常引人注目, 但这方面的成果不丰富, 仍有诸多可继续探索的空间, 需进一步去开拓。 二、关于城市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学界关于中古城市与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于对长安、建康、洛阳等古都的研究。郭黎安《关于六朝建康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 认为六朝建康水面广阔、植被茂密、动物繁多, 生态环境十分优越。张小明、樊志民《生态视野下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 (《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从生态变迁角度分析认为唐代及其以前, 长安城及其周边的关中, 人口过多导致森林过度消耗、河流水系减少, 加之唐中期气候转冷致使长安及其周围灾害频发、土地承载力下降, 进而使长安失去都城地位。李久昌《隋唐洛阳城里坊住宅时空变化与环境的关系》 (《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指出隋唐洛阳城里坊住宅具有发展和分布不平衡的特点, 并认为这一发展和变化隐含着该时期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变迁信息, 是人地关系互动的体现。于赓哲《唐人疾病观与长安城的嬗变》 (《南开学报》2010年第5期) 指出唐人以疾病观为根基的“居高避湿”环境观影响了长安城的布局规划。 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城市兴衰》 (《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指出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战乱, 黄河流域城市相继遭到破坏而衰落, 隋唐国家统一为黄河流域城市兴起创造了条件。孙佳等《六胡州建城环境与唐代沙漠化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5期) 通过野外考察、文献记载、城址现存环境分析, 剖析了六胡州建城的环境背景, 指出唐代毛乌苏已经有大面积沙漠。 城市与环境关系是中古环境史研究最为薄弱部分, 聚焦在帝都上, 其他城市涉猎甚少, 尤其是南方城市与环境关系更是少有论著, 原因有三:第一, 帝都是王朝经济、文化中心, 最易引起学者注意, 进而成为热门话题;第二, 中古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北方经济开发对城市发展及其环境演变吸引了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等多个领域学者关注;第三, 非帝都尤其是南方城市史料无法与帝都媲美, 导致研究者处于心有余但史料不足的尴尬状态。因此, 中古城市与环境关系研究空间虽很大, 但须深入挖掘史料并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 三、关于生态认知的研究。 生态认知主要是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包括生态意识、生态思想和观念以及生态保护等。 1.生态意识。 王子今《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意识》 (《求是》2010年第2期) 认为唐代文人在诗歌中常常体现亲近自然的情趣, 透露出对自然生态的爱心。唐代开明士大夫已形成某种爱惜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刘洋《从唐代诗文看唐人的环保意识》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指出颜真卿、杜甫、白居易有相当数量的环保诗文, 体现了唐人的环保意识, 对我们今天提高环保意识有参考价值。周景勇、严耕《论魏晋南朝时期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和《论唐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两文对中古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做了总结, 指出中古帝王诏书中主要有生态和谐意识、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经营意识。 2.生态思想和观念。 徐中原、王凤《郦道元〈水经注〉生态思想管窥》 (《江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认为《水经注》有浓厚的生态保护思想, 着重指出水资源具有理性和灵性, 人类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的同时, 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不能过度开采和污染资源, 否则会遭到自然惩罚。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观》 (《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指出魏晋南北朝由于自然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导致了许多生态问题, 促使人们形成了生态哲学思想、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建设思想等生态环境观。 3.生态保护。 学者多角度切入研究中古生态保护。肖爱《古代农业生态法制探微———基于先秦、汉唐的分析》 (《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从相关典籍、法令条例中分析, 认为先秦汉唐法令规定具有顺应四时安排农事、保护与合理利用农业土地和水利资源的内容, 并指出这种农业生态系统观被后世王朝继承, 为现今我们制定环境法规提供了历史借鉴。夏炎《中古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古代环境保护问题的再认识》 (《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从野生动物变迁视角切入, 对中古环境保护做了新的认识, 指出中古统治者的狩猎活动极大破坏了野生动植物资源;帝王狩猎是在所谓的礼制下对野生动物杀戮;中古大臣对帝王们狩猎劝谏目的并不是出于保护野生动物, 而是指出帝王荒疏政事、破坏农业生产、扰乱农民生活且做法不符合佛教教义。 中古生态认知涉及的点和面都较广泛, 文人、帝王、地理学家、士大夫等群体的环保意识、思想和观念等都有相关论述。但以上研究也有不足, 如研究者较多关注对中古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理论层面的认识, 对具体环保行为、环保措施的研究成果不多、不深入, 这需更进一步分析。 四、关于水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古水环境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 1.区域水环境及其相关影响。 这方面内容主要是河湖水质清浊、丰富与否、水系变迁等。刘焕波、胡正波《唐及以前泾渭清浊变动与西安周边森林覆盖的变迁》 (《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 考察了西周至唐代泾渭清浊变化概况, 指出南北朝泾河经历了由浊变清又变浊的过程, 唐前期泾河、渭河水质均有所改善, 但渭清、泾浊, 唐后期渭河进一步变浊。王利华《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 (《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 认为中古华北水资源非常丰富, 这得益于当时该区拥有良好的森林植被、较多的湖泊沼泽, 以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不甚严重等。鲁挑建、郑炳林《晚唐五代时期金河黑河水系变迁与环境演变》 (《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指出晚唐归义军时期, 黑河和金河在会水一带交汇并注入居延海, 致使居延海湖面出现一个恢复期, 黑河和金河水系的变迁导致了甘州、肃州地区社会经济和政区等地理环境的演变。钱克金《唐五代太湖流域水环境的优化》 (《史林》2011年第4期) 首先分析了六朝开发太湖流域给唐代留下湖水泛滥的弊端;其次从唐前期和唐后期至五代两个时段考察太湖流域水环境的治理概况, 指出唐代治理太湖水环境对经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汉唐淮河流域的水环境特征做了阐述, 指出汉唐淮河流域水环境具有非常优越和基本保持稳定的特征。同时, 人们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较充分, 这为交通和农田灌溉提供了便利。虽然人口增加和农田开垦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水环境, 但人类活动和水环境仍处在良性循环运动中。 2.农田水利建设。 薛瑞泽《北魏的农田水利建设》 (《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 指出频繁的旱涝使北魏政府非常关注农田水利建设, 发展形成了薄骨律镇地区、幽燕地区、徐淮地区、河洛地区等几个灌溉区。陈勇《论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的修治及其特点》 (《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考察了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的区域发展情况及其特点。王利华主编《中国农业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年) 指出魏晋南北朝农田水利事业取得很大发展, 其中屯田水利尤其引人注目, 这对北方经济发展和西晋统一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同时, 北人南迁加快了南方水利建设和农田开辟, 促进了长江下游经济开发。周晴《唐宋时期太湖南岸平原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辑) 指出唐宋太湖南岸形成了横塘和纵溇相配合的水利格局, 这为太湖南岸低洼平原提供了良好水环境, 也为明清农业开发提供了基础。张剑光《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通过对比南北水利建设的时间和数量, 发现唐前期水利建设重点在北方, 中后期在南方。南方水利大多集中在太湖和宁绍平原, 南北水利建设都带动了农业发展。孟万忠《汾河流域人水关系的变迁》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指出北魏晋水流域水利兴起并形成南北两河 (北渎、南渎) 的灌溉格局。隋唐是汾河流域水利事业的兴盛期, 水利集中在汾河中下游的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 中古水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探究多数成果是阐述水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尤其集中在农田水利方面, 这造成了水环境研究的不平衡, 形成“轻视”水质和水系变迁等而“重视”农田水利的研究格局。鉴于此, 中古水环境尤其是其薄弱点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这方可使其更上一个台阶。 五、关于南北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具体成果如下: 1.北方农牧开发与环境变迁。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 (《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考察了汉唐楼兰古国、塔里木河中上游在战争胁迫下, 绿洲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论证了荒漠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建立楼兰“绿洲废弃周期”理论研究模型。魏新民《隋唐以前黄土高原生态资源环境变迁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3期) 从气候、农业生产模式和景观特征等方面分析认为隋唐以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随人口增加、农业发展而不断恶化。艾冲《公元7—9世纪鄂尔多斯高原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研究》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2年) 考察了唐代鄂尔多斯高原农牧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变化, 指出由于国家民族政策、农牧人口数量及地域分布、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及程度等不同, 鄂尔多斯农牧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力度存在差异。苏金花《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古代西部绿洲农业的灌溉特点———基于唐代沙州和西州的比较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从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唐代沙州和西州灌溉农业特点, 指出两州均有众多河流、泉流和湖泊的地理特征, 这为绿洲农业提供了灌溉水源。敦煌文书记载, 两州的灌渠都是明渠,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渠系网络。 2.南方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 王福星《唐代南昌的生态环境》 (《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指出唐代南昌优越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开发, 但经济开发导致生态破坏, 当地人采取了水土改造和植树造林等措施加以保护。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认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良好, 灾害少发, 而中下游由于人与山林、水泊争地, 破坏了环境, 致使灾害频发。陈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土地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考察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宁绍平原土地开发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 指出秦汉之际, 该区土地开发程度较低, 两晋南北朝随着人口增加、耕作技术进步、水利设施兴建等, 该区土地开发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然这一开发进程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王建革《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形成》 (《史林》2010年第4期) 指出江南圩田和河道景观从六朝开始兴起, 唐末最终形成, 认为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野生风光, 尤其是渔业环境和野生植被, 形成了历史上的经典江南风光, 这在唐诗中是经典印象。 中古南北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研究在内容和资料运用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内容上涵盖了沙漠绿洲农业、农业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农田水利等;资料既运用传统文献也引用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和考古文物。但不足之处主要在区域选择上, 多数学者聚集于西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 华南和长江上游少有涉猎, 区域选择较为集中, 故未来要拓展区域研究空间, 应选取更具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典型个案分析。 六、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的研究。 2000年以来学界有关中古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相关专著有阎守诚主编《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 (隋唐五代卷)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和《中国灾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 等。另有大量论文就自然灾害种类和成因、时空分布和影响、救灾思想、措施及效果等内容展开考察。 (一) 自然灾害种类及成因、地理分布和影响研究。学界对中古自然灾害的研究集中在对水、旱、蝗、疫病和地震成因、分布特点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阐述。 1.水灾。 中国是水灾频发国度, 水灾研究必然受到史学研究者的重视。袁野《唐代的洪涝灾害———两〈唐书·五行志〉有关记载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考证两《唐书·五行志》相关史料, 分析总结各类洪涝灾害的数量、特点、发生原因, 并统计和归纳了洪灾时空分布及其在行政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中的分布规律。郁耀闯、赵景波《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8期) 认为唐代关中水涝灾害主要发生在中期, 前期和后期发生较少。关中气候暖湿、降水集中且持久、人为破坏生态等是发生水灾诱因。赵景波等《唐代渭河流域与泾河流域涝灾研究》 (《自然灾害学报》2009年第2期) 认为关中平原和泾河流域的洪灾中期较多, 而早期和晚期相对较少, 并指出洪灾以中度和轻度为主, 大洪灾为次, 特大洪灾甚少, 这主要是唐代关中和泾河流域气温气候和降雨量变化造成的。潘明娟《唐代关中水灾及其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同样认为唐代关中水灾多集中在唐中期, 并指出水灾给关中农业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2.旱灾。 干旱也是中古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李辉《试论北朝时期旱灾发生的特点》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 认为北朝旱灾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的时间分布特征, 也有跨州连郡、范围广的空间分布特征。甄尽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与赈济》 (《吉首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认为魏晋南北朝旱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和江南、中原、西北等地。旱灾对当时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了不利, 加剧了社会动荡, 这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潘明娟《唐代关中旱灾及其影响初探》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9期) 指出唐代关中发生112次旱灾, 其具有连续干旱和季节分布不均特征, 频繁的旱灾给关中生产生活和自然环境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 3.蝗灾。 蝗灾是仅次于水、旱的第三大自然灾害。中古蝗灾研究成果也较多。阎守诚《唐代的蝗灾》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探讨了唐代蝗灾的时空分布、影响、救蝗措施、蝗灾与唐末农民起义等问题。勾利军、彭展《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分布研究》 (《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指出唐代黄河中下游是蝗灾最为严重地区, 唐后期蝗灾比前期严重且集中在五六月份;蝗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两岸及平原区并向江淮一带扩散。蝗灾时空分布特点主要与地形、气温、地理环境和水旱有关。蔡定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探析》 (《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 对魏晋南北朝蝗灾的时空分布、蝗灾认识及应对措施、蝗灾影响做了论述。商兆奎、邵侃《唐代蝗灾考论》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年第3期) 指出唐代蝗灾多发生于夏、秋两季, 集中于黄淮海区域且与水旱有关。唐代湿地空间被蚕食、鸟类减少、“逃户”问题处置不当等是造成蝗灾的重要因素。何先成《唐代治蝗举措及影响》 (《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及其《唐代的蝗灾再认识》 (《唐都学刊》2014年第1期) 就唐代治蝗措施及蝗灾影响做了简要论述。 4.疫病。 疫病史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有关中古疫病史的研究, 龚胜生先后发表《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暨南史学》第3辑, 2004年) 、《隋唐五代长江流域疫灾地理研究》 (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 三文, 分别就隋唐五代疫灾、魏晋南北朝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原因、影响等做了归纳和讨论。其他学者也有相关成果。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 (《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与《〈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认为高原反应和畏热等疾病始终是影响唐蕃战争格局的重要因素。后文指出两部佛经是研究唐五代疾病的宝贵史料, 疟疾、心脑血管病、消化系统病等是唐五代北方的主要病种, 这些疾病与自然环境及唐代历史进程有一定的关系。蒋爱花《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试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以墓志为中心, 列举实例分析影响唐人寿命的原因, 指出感染性疾病、水土不服、难产、气疾、心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痨病等病症是致死重要诱因。陈磊《行走于现实与想象之间———隋唐时期的“疫鬼”和“鬼神致病”》 (《史林》2015年第3期) 考察了隋唐人精神世界中的瘟疫及疾病认知, 认为好鬼神和好巫在相当程度上是唐人对医疗现实状况的反应, 鬼神致病、巫师治疗不单纯只是唐人的精神信仰, 也是对现实疾病的应对表现。 5.地震。 地震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防御难、影响深远等特征。2000年以来有关中古地震研究成果虽不足称盛, 但也有些许代表。童圣江《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 归纳了唐代地震时空分布并总结了几点规律。么振华《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存恤》 (《唐都学刊》2008年第6期) 指出唐代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影响, 政府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调的结果, 应以德政应答天谴。靳强《唐代地震灾害初探———以两〈唐书〉为例》 (《江汉论坛》2012年第3期) 以两《唐书》为中心对唐代地震进行梳理和统计, 并就唐人对地震认识和记录的不均衡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卢华语《唐代破坏性地震的时空分布及危害性初探》 (《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指出唐代破坏性地震具有地域分布不平衡、震中既集中又分散、时间分布非均衡性和季节性特征, 破坏性地震引起了人畜伤亡、人工设施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社会混乱等, 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伤害。 此外, 卜风贤《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 (《中国农学通报》2004年第5期) 采用农业灾害灾度等级量化法对三国魏晋南北朝的灾害史料定量分析, 阐述了农业灾害的区域分布特点、农业灾害的年内季节分布特征、农业灾害在年际的规律性和重大农业灾年等问题。袁祖亮、闵祥鹏《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成因探析》 (《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指出海洋气候、海面波动、海水侵蚀等自然因素和沿海人口增加、濒海城市增多、海防技术不成熟、沿海屯田等社会因素是唐五代海洋灾害暴发的诱因。李辉《试论北朝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总结认为北朝水、旱与蝗灾具有空间上的群发性和时间上的集中性特征。 (二) 救灾思想、措施及其效果研究。自然灾害会造成巨大消极影响, 故统治者须在救灾思想指导下, 采取相关措施以缓和社会危机。井上幸纪《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灾异政策》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从灾异礼仪方面考察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灾害思想的变化, 指出魏晋南北朝“人事先于天事”思想被运用到灾异礼仪上。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 (《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和《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 探讨魏晋南北朝的救灾思想, 前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政府受儒学“以经治国”理念的影响, 在救灾时以儒家荒政学说为指导理念, 灾害救治政策具有明显的儒学色彩;后文认为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兴盛使人们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 进而导致了兴除利弊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救灾理念。 杨钰侠《试论南北朝时期的赈灾之政》 (《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 指出南北朝主要有遵照帝旨和社会协助两种救灾途径, 赈灾措施有临时赈恤、救灾养恤、灾后安恤等。救灾政策有稳定小农经济和缓和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 但因封建迷信、吏治腐败而制约赈灾效果。么振华《政治视角下的隋代救灾研究》 (《兰州学刊》2015年第8期) 概述了隋代的防、救灾措施并总结了隋文帝与炀帝时期救灾效果的差异原因。郭林、丁建定《隋唐五代灾害及其防救措施评析》 (《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梳理了隋唐五代政府的防灾具体措施和优缺点。毛阳光《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认为遣使是唐代中央政府救助地方灾害的重要形式, 遣使救灾将朝廷的安抚、赈救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 救灾使是联系国家和地方救灾的纽带, 这突出了国家在救灾中的主体地位;他的《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认为唐代国家制定了完善的应对灾害制度, 各级官吏也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灾害救济中去, 各项救灾措施得到较好的贯彻实施, 救灾实效较好。夏炎《中古灾害史研究的新路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灾后救济的史实重建》 (《史学月刊》2016年第10期) 认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救灾有两条路径, 一是主流路径, 即“法内”行为, 遵守严格的“先表后给”程序, 时效性差;二是偶然路径, 即“法外”行为, 擅自开仓与私产赈济, 时效性强。两种行为共同构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救灾的历史形象。 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是近年史学热门话题, 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自然灾害亦为中古环境史研究关注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领域, 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有较大的进步和创新。内容上对灾害成因、分布、影响和救灾措施及效果等做了阐述;方法上利用了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方法。但以上研究也有漏洞, 如对灾害分布研究, 多用历史地理研究法, 结论雷同;重复性研究多, 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冰灾、雪灾等气象灾害关注甚少。 通过梳理2000年以来中古时期环境史研究, 我们可大致了解其研究成果与发展状况的特点:第一, 研究内容广泛, 学界从多角度、多维度对中古气候、城市与环境、生态认知、水环境、南北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内容涉及环境史的各方面;第二, 研究方法多样, 考古学、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被广泛运用, 这既有人文社会学科方法, 又有自然学科方法, 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交叉利用。 但十多年来中古环境史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第一, 研究区域分布不平衡, 大多聚焦于人地关系紧张的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等经济发达区, 华南、西南等经济落后地区的研究相对少得多;第二, 由于资料局限, 中古环境史研究运用的资料仍集中于传统文献, 敦煌吐鲁番文书、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铭、考古发掘的竹简和文物等实物资料的运用既稀少又不成熟。第三, 内容不够广泛和深入, 目前学界还没有一部专门全面探索中古环境史的综合性著作, 这需学界尽快做出这一开拓性成果。此外, 一些成果诸如灾害时空分布等内容重复、框架和叙述模式已成某种定式, 结论大同小异, 以致研究出现停滞不前趋势, 未有突破性进展, 这需学者进一步探索、挖掘新领域, 得出新颖结论以便做出更好成果。面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第一, 需要更多学者付出辛勤努力、关注并致力于中古环境史。迄今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很多, 相关学者也分散在各个研究领域, 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机制。就目前而言, 诸如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等几个机构专门从事环境史研究, 今后这类机构还要进一步增加, 以培养更多人才从事此项研究。第二, 需要相关学术机构和团体进行广泛学术交流, 对新史料进行整理、鉴别、挖掘环境史料并出版以供研究者利用。如马强《出土唐人墓志所见唐代若干环境信息考述》 (《历史地理》第33辑, 2016年) 将唐代墓志中有关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零散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和探讨, 这为中古环境史资料整理做了很好典范。今后学者要更加侧重对中古正史、文集、政书、笔记小说等文献中的环境资料整理, 以便为研究做好铺垫。第三, 我国环境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尚未成熟, 研究者们需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环境史的理论架构、革新研究方法以拓展中古环境史研究视角和领域。笔者认为以上几点是目前中古环境史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相信在诸多前辈学者多年筚路蓝缕的开拓基础上, 加之许多青年学者的参与, 中古环境史研究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定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作者简介：夏方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自：史学研究 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