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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缘起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是如何缘起的？ 刘德斌（以下简称“刘”）：世界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一旦把它们之间的联系上升到跨学科研究的性质，问题就有些复杂了。首先需要对两个学科进行明晰的界定，目前来看，这两个学科均处于深刻的“变迁”之中。“世界史”在中国原属于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世界史”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已经并列为三个一级学科了，世界史的学科定位和涵盖范围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们在谈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时，显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世界史，中国史也必然会涉猎到，因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现在中国史和世界史虽然被划分为两个一级学科，但我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这又涉及到“历史”和“历史学”的定义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外史家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朱本源先生在《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列举了20多位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和哲学家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何兆武先生指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 中国的史学发展源远流长。传统史学有着重视修史、追求信史和经世致用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一批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开始萌生。梁启超把西方的“进化史观”引进中国，开启了“新史学”的发展。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树一帜，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形态。改革开放后，西方史学重新进入中国，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史观乃至后现代主义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发展中，既有固守考据传统，聚焦微观层面，专事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的；也有关注宏大叙事和理论建构，试图重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阐释体系的。实际上，正如C.A.贝利曾经指出，如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学家，只不过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也指出：所有历史都倾向于成为世界史，世界是“一切环境之环境”，是所有历史事件及其叙述的可能的终极语境。相应地，从学科角度而言，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向是与其他学科日趋深入的交流和对话。由张岂之、陈祖武和于沛等作为首席专家编撰的《史学概论》认为，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社会科学诸学科互相依存，互相贯通，决定了它们之间在理论、原则和方法上可以相互借鉴。 在西方，历史研究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史学是西方史学的源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被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有人把西方史学按照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乃至后现代等几个阶段进行划分，也有学者把西方史学的演变描绘成从依附到独立的过程：古典 时代从属于文学，中世纪从属于神学，近代早期从属于国家，19世纪走向独立。西方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就方法论而言，朱本源先生认为，西方史学存在三个范式：以兰克史学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的范式、年鉴派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史料学和史料批判学及对历史事件的“观察的陈述”，年鉴派方法论的核心是跨学科地理解整个社会、长时段地研究结构和计量地研究历史系列，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核心是社会经济形态之有序的更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的陈述”。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史观”的兴起，一批英美学者力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以更为客观和公正态度对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演进的历史进程，撰写“新世界史”或全球史，其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L.S.斯塔夫里阿诺斯、约翰·麦克尼尔和威廉·麦克尼尔父子和杰里·本特利等人的通史作品风靡世界。 与历史学相比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它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迄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大辞典》是这样定义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主要研究国体系的结构、功能、演变过程、参与该体系活动的个体和群体，它们的行为类型和支配此类行为的力量；研究国际事务的现象、过程、内容、本质和因果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体系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同时，在“国际政治”的词条中，作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范围比国际政治学要更广泛，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现状等方面。 就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定位而言，英国及欧洲学界倾向于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独立学科，如蒂姆·邓恩（Tim Dunne）、爱米莉亚·库凯山（Mlilija Kurki）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主编的国际关系学教材《国际关系理论：学科与多样性》，就是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来阐释的。奥利·维夫（Ole Waever）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国际关系学在缘起之时就有独立的学者和机构，与政治学并不重合（尤其在英国和欧洲）。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如国际研究协会（ＩＳＡ）和英国国际关系协会（BISA）都认为自己是跨学科机构。国际关系有自己的期刊、独立机构和学术会议，因此，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国际关系学者”而非“政治学者”。而美国学界则倾向将把国际关系视为政治学科的一部分，但也有学者越来越倾向于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独立学科。如谢尔·戈德曼（Kjell Goldman）在为罗伯特·古丁汉斯和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撰写的“第十六章国际关系学：综述”时就明言，他是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的。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国际关系知名学者的理论构建往往是跨学科性质的。亚历山大·温特借助哲学和社会学概念，创建了国际社会的建构理论，开辟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关系学近年来与历史社会学的联系愈加紧密，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都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但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多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领域或是学科来看待了，不仅涵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和外交，而且范围越来越广，环境、能源和气候等也被纳入进来。表现在学科建设上，越来越多的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高校中以“国际关系”冠名的学院远远多于以“政治”或“政治＋”冠名的学院。这是由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大势所决定的。中国需要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更为精准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呼吁把“国际关系”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也就不足为奇了。 纵观世界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十分相像的地方：它们都是正在发展和变化中的学科，也是研究范围都越来越广，并不断地从其他学科吸纳和借鉴新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涉及这两个学科的概念保持一种开放或者说富有弹性的看法，见仁见智也是正常的了。 回到您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整个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缘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历史学为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提供了最为深厚和宽广的知识背景”。时殷弘等学者曾就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独到见解。世纪之交，美国学界也曾就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专门进行过深入讨论。《国际安全》杂志1997年夏季号邀请一批知名学者专门讨论历史与政治学理论特别是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系。200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又邀请大致同一批学者推出《桥梁与界限：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一书，就这一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总的来说，这两个学科虽然性质不同，甚至各有成见，但一直联系密切，与时俱进。在当今大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大国战略重新定位的形势下，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又被重新凸显出来。2018年1月，《战略研究杂志》刊载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和奥斯汀德州大学克莱门茨历史和战略与治国方略中心执行主任、威廉·鲍沃斯二世讲席教授英博登（William Inboden）的文章，指出随着历史模式竞争的回归，以及历史恩怨对“修正主义”国家的刺激，世界重新陷入了历史的泥潭，列举了研究历史的10个方面的作用。中国学界如果能就历史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或跨学科研究展开讨论，正是一个好时候。 王：近年来，中国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背景是什么？ 刘：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与美国学术界讨论的背景有所不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一直在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显然，“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够也不应该建立在西方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第二，中国史学界经历“拨乱反正”后，在挖掘新史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对许多历史问题“正本清源”，让中外关系演变的真实面貌逐渐展示出来，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第三，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与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或者说“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探索同步，相互之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期待这两个学科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 二、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进展 王：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国内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跨学科研究的情况。 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几位学者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很早就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提出了“华夏体系”和“华夏主义”概念。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近年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历史经验和先秦诸子学说的梳理，系统地阐发“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被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的代言人。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以历史研究作为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构建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始终是一个演化系统，它的根本性质已经经历了转换性改变，尽管它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国际关系学界的几次“大辩论”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就在于人们试图将一种非演化理论强加于一个演化系统之上。外交学院青年学者施展引发热议的畅销书《枢纽：3000年的中国》，围绕中国超大规模性的形成，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相互塑造关系，以及中国现代转型中的优势、劣势及其在世界秩序转变中“枢纽”位置的形成，进行了多学科的阐释，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一次“重构”。 就国内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而言，有学者有着非常自觉的“跨界”意识，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意识地联系起来。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关系学界影响很大，并有意识地借鉴了国际关系理论。还有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变化并不敏感，并认为历史与国际关系是两个不同学科，但他们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却影响较大，甚至被认为是“正宗的”国际关系研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认为，历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间区别十分明显：思考问题不同，观察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使用语言也不同。前者对后者使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表示怀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人为地把复杂纷繁的历史简单化了，而后者则对前者沉湎于大海捞针般地挖掘史料的做法提出质疑。沈志华的观点在历史学界非常有代表性。实际上，正是因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才使得它们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相互启发成为可能。 如果说中国史学界（不仅仅世界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富有直接和间接启发和教益，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向读者介绍一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在世界史研究内容太广泛，这些介绍并不是世界史研究全部内容的罗列，只是一些初步介绍，肯定有些方面或专题研究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更有意义，但我没有能够介绍出来，请读者谅解。 1.冷战史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发展迅速。华东师范大学崔丕教授认为2005年以后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冷战史演进态势的研究、美国对欧洲政策与中国介入东欧事务的研究、亚洲冷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研究、冷战与第三世界研究、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问题研究等几个方面。 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多数冷战史专家是历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对冷战的起源、发展进程、结束时间和原因、后果教训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近年来专注于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进行研究。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冷战时期美国与东亚关系、核武器与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等方面的个案研究和热点问题研究，认为与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学者所持的观点相反，核威慑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起作用。也有一些冷战史学者就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人，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他从中共党内、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格局之间互动的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形成、演变和主要特征；以冷战与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为基本框架，构建起一个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缘起的解读体系，在学界有很大影响。 冷战史研究使一批冷战史专家脱颖而出，成为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共同关注的领军人物。其中，沈志华等冷战史学者通过挖掘和解读不同国家的历史档案，让中苏关系、中朝关系的历史细节逐步展现出来。沈志华为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所作学术报告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了解冷战期间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的重要渠道。冷战史研究本来就是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界都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冷战史专家依据新解密档案文件发表的最新成果，让这一领域更加充满活力。另外，冷战史研究也催生出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栋、华东师范大学的邓峰、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和梁志等。冷战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特别关联之处，在于它能够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直接地“链接”起来。澳门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冷战国际史研究应该成为检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成为设定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参照体系，成为检验现存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参照体系，而冷战档案文献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数据库”。 2.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与冷战史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和边疆研究直接联系在一起，正在成为历史学界新的增长点。如华东师范大学戴超武教授通过系统整理中国、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的解密档案，分析了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凸显出历史学对当下国际关系研究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方面，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疆大学特聘教授潘志平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的学术生涯从中亚史研究开始，现在的研究方向包括新疆相邻周边国家研究、当代民族分立主义研究、“反恐”与“东突”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和“一带一路”等几个方面，研究范围除中亚五外，还延伸到与新疆直接接壤的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潘志平的学术研究把历史与现实、新疆与周边，民族与宗教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3.区域与国别史研究。近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之后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必然走向。在教育部设置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中，历史学家多于国际关系学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北京大学刚刚成立了跨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任院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中东地区战乱不断，伊斯兰国（ISIS）乘势崛起，叙利亚战争久拖不决，中东的地区秩序已经解体。无疑，中东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中东史研究又是中东研究的基础。在这方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彭树智、王铁铮到黄民兴三代学术带头人，不仅填补了中国中东史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且把中东史研究与当下中东的地缘政治、族群冲突、国家构建和身份认同等诸多矛盾根源的分析等直接联系起来，为国际关系学界对当今中东局势的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外，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云南大学肖宪教授和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也在中东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哈全安在中东国家史研究方面著述颇丰，肖宪在中东国际关系史、张倩红在以色列史研究方面都有专门著述发表。最近，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副教授就中东和土耳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媒体上频繁发声，为人们了解土耳其和伊斯兰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深入，非洲史研究尤其得到国家有关部委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如2014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年会暨“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研讨会”，就有近40家部委、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媒体机构和工商界企业的120多位代表参加。而承办此次会议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正是新近成立、发展迅速的非洲研究机构。中国非洲史学会李安山会长强调非洲史研究要以人文关怀和国家需要为宗旨，以学术研究为指导，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中非关系研究与非洲研究并重、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重。实际上，非洲史研究自身已经跨越了历史学科的限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部落、族群到宗教和教派，从殖民地到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遭遇，从非洲断代史的划分到非洲社会形态的判定，从中非关系到非洲与所有大国之间的关系，等等。我认为非洲史研究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切入点，因为非洲的历史经验与欧洲的历史经验相差悬殊，与东亚的历史经验也没有可比性，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应该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应该是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非洲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非洲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李安山在“部落”或“部族”和“非殖民化”概念的缘起，非洲国家的民族构建、曼德拉民族主义的演变、非洲民主化问题，以及非洲的中国移民、中非关系、中国援助和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提出非洲研究是中国学术的“新边疆”，倡导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认为中非关系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 4.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尽管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已经不再热烈，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遭遇”现代化的进程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北京大学钱乘旦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可以被视为世界史学界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总结。由于它探索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面向现代化不同的变革和转型过程，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研究和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钱乘旦教授主编的《总论卷》对现代化及其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可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直接“链接”在一起。如果我们试着把世界上九个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分成几组进行比较，会对当今世界问题的根源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如我们可以把西欧、北美和拉美现代化进程放在一起。欧洲被视为现代化的摇篮，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认为《西欧卷》更难写，因为人们对欧洲现代化的历史都比较了解，很难写出新意。为此，《西欧卷》兼顾了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强调法治、民主和社会保障是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发展，但在各国之间的道路选择还有差别。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认为美国是现代化理论的发源地，但美国学者却鲜用现代化理论诠释美国自己的历史，而更喜欢用“美国例外论”来说明自己的过去。他所主编的《北美卷》展示出“美、加两国的现代化绝不是一个轻松浪漫、一路凯歌的历程，其中也充满了曲折、苦难和阴暗面”。南北美洲同属美洲大陆，同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但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却大不一样。南开大学韩琦教授主编的《南美卷》认为拉丁美洲是现代化的“实验室”，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政治模式的演变。当然，也可以把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放在这一组里。东北师范大学王云龙教授主编的《苏东卷》认为俄罗斯东欧地区现代化模式的共性是都具有后发性特点，特质是每个国家有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形态，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没有脱逸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东亚、中东和非洲是三个典型的“非西方”区域。东亚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东和非洲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北京大学董正华主编的《东亚卷》分析了东亚地区在西方的压力之下现代化道路的反复尝试，从学西欧、学德国、学苏俄、学美国到寻找自己的路；从部分西方化、全盘西化到回归民族化，等等，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西北大学王铁铮主编的《中东卷》从独特的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以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为主线，中东地区分裂成诸多名义上的现代国家，但前现代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被留下来，部落、族群、教派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而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充满艰辛。非洲史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失败，原因在于其社会结构和内在文化与现代化难以相容。但李安山主编的《非洲卷》却给出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对比澳洲和美洲本土文化基本被摧毁的现实，“非洲在如此困难、如此不公平的环境中还能向前发展，这不正表明了这个大陆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吗？” 南亚和澳洲或许可以放在一起考虑。北京大学陈峰君主编的《南亚卷》认为印度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且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对比印度，南亚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够顺利。澳洲的现代化模式在学术上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苏州大学王宇博教授主编的《澳洲卷》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不同画面。他认为现代民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大洋洲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重要标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自相继按照基本相同的程序，顺利完成了从英属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太平洋岛国则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局限，各自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受到直接或间接地阻碍。 《世界现代化历程》实际上是一套集世界近现代史、区域史和国别史于一身，同时按照复旦大学姜义华观点，又不同于迄今已经出版的各种世界近现代史或地区史、国别史，也不同于一般的现代化通论的学术著作。它根据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超越地区、国别、民族界限的变化历程这一基本事实，分区域研究了历史先行基础与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如何选择了适应于自身实际的不同路径、不同方式，而由此又如何在现代性成长过程中形成各自特色、各自独特的问题。我认为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正是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所需要的。 5.美苏大国外交研究。从历史角度探讨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是历史与国际关系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历史学家或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往往具备更多的知识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广程研究员是俄罗斯、中亚及中国边疆研究专家，他的《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一书是一部长达178万字的著作，系统阐释了前苏联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被视为从俄罗斯高层视角写就的苏联兴亡史。研究美国大国战略和外交的学者很多。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阐释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独特性。他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一书聚焦于美国崛起后既想参与国际政治、却又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牵绊的复杂纠葛，展现了美国通往霸权之路的“踌躇”心态。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近年来专攻美国文化外交，他的《美国文化与外交》突破以往外交史学研究的陈旧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历史文化渊源做了一个深层次剖析。他的《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系统考察了美国软实力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为学界研究美国霸权的特性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 6.全球史研究。全球史研究近年来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新亮点。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０４年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定期出版《全球史评论》，同时还组织翻译了一系列全球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召开全球史论坛，对推进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功不可没。全球史也被称为“新世界史”。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认为，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对比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全球史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夏继果教授认为，中国现代“世界”和“世界史”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不仅是“华夏中心”体系崩溃和“天朝上国”心态失落的过程，也是自我主体消融迷失于“ 他者”之中并逐渐“他者化”的过程。这样一来，中国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学科分类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无疑，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为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脱节”状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这不仅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自信心的恢复，正在以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融入世界，而且还因为以大范围内的互动研究为着眼点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为中国历史叙事和国际关系理论探索，超越“欧洲中心论”框架和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开辟了广阔前景。如果说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像本特利说的那样，代表着“考察历史的不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那么，它或许就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提供令人信服的佐证。 7.中国史研究。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变化也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许比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更为根本和重要。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学术界对“中国”自身来源和身份的反思和追问越来越深入，这方面的反思和追问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梳理和总结，有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历史经验的产物，并非自古有之，更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汉学家在这方面早有议论。中国学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历史的追问也大都围绕着“中国”身份的缘起以及中国与东亚和世界的关系进行。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梳理了日韩学者的 “亚洲主义论”、欧美学者的中国区域研究和新清史以及台湾地区学者的“同心圆理论”，讨论了“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就有着清晰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生活伦理与政治空间有着清晰的中心。因此，把中国分为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阐释了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如何理解自我和国家，认为特殊的民族认同需要用普世的价值来调节，并由此提出“新天下主义”，这是对民族国家理论和传统天下主义的双重超越。北京大学李扬帆副教授研究了天下观在1500—1911年的变迁过程，对中国近世之地理观念、外交思想、对外开放观念、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些集体的世界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近世并未真正实现从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的实质性转化，中国的近世是一个涌动的天下。 参与这方面讨论的学者有许多，观点见仁见智，我在这里难免以偏概全，但关于中国历史追问的种种讨论表明，作为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几千年的演进有许多经验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这些经验不仅有助于中国自身的长治久安，而且也能够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和全球治理的优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8.国际关系史研究。国际关系史兼具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双重特点。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既有通过对史料广泛深入的解读澄清历史疑点，还原历史真相的重大进展，也有在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上的宏观突破，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背景知识。南京大学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最重要的发源地，当今中国学界许多国际关系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出自南京大学。王绳祖先生主编，光仁洪、蒋相泽、周纪荣、卫林、石磊、鲁毅等六名学者为副主编，全国史学界广泛参与的十卷本《国际关系史》，影响了几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南京大学朱瀛泉教授协助王绳祖教授组织了《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的撰写和编辑工作，并且是第十卷的总主编，为这套《国际关系史》的出版贡献良多。之后又作为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和召集人，承担起马工程《国际关系史》的设计和编写工作。21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推出一系列国际关系史著作。这些国际关系史大都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开端，各有侧重，繁简不一。时殷弘的《国际关系史》“论”的色彩最浓。我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一版以欧洲体系的扩张为主线，第二版拓展了前现代国家体系发展史的内容，同时也把非西方世界在应对西方国家挑战过程中向现代国家转型和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更为详细地描述出来。 9.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经典的翻译和引介。世界史学界近年来翻译了许多西方学术界的经典著作和最新成果，对拓展中国学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视野，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时殷弘、牛可、翟强、周桂银、夏继果、李安山等翻译和主持翻译了大量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经典著作，为中国的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品。这些经典作品对于开拓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界的眼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拓展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思路，促进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沟通与对话，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和吉林大学同仁正在推出一套“英国学派译丛”。除已经重印的巴里·布赞和利特尔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之外，这套丛书还有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比较历史视角的分析》，日裔英国学者铃木胜吾的《文明与帝国：中国、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铃木胜吾、张勇进、乔尔·夸克合编的《早期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西方崛起的前夜》和巴里·布赞的《英国学派理论导论》。这几部作品是几代英国学派学者的思想集合，既阐释了英国学派关于西方国际社会演进、非西方国际社会的由来及其与西方国际社会之间互动的观点，也探索了东亚国际社会形成的不同路径，希望能为两个学科的交流提供更多的参考。 王：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学者和历史专业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有何不同？ 刘：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学者一般都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也希望从历史中吸纳经验，以使自己的论断更为充实，更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在选取历史事实时有更为明显的目的性。历史专业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喜欢用自己所掌握的史实去验证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或“谬误”，但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通过对史料的解读来完成的，并且特别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意义。 前面提到，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实际上，他们的看法与中国学界的看法有相似之处。比如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而言，美国学者认为首先表现在以叙事为基础的阐释和理论为基础的阐释。历史学者寻求以叙事为基础的阐释，强调对特定事件的精准和全面叙事。第二，历史学家不做预测。加迪斯认为，历史学的预测能力有限，因为与化学实验不同，历史很少会完全重复自身。而政治学者则面对预测的压力，否则理论构建就不算成功。第三，国际关系更聚焦于政策制定，因此偏重于近期的历史。第四，历史学在于探究历史事件的特殊性，而国际关系理论更倾向于把典型事件发生的原因概念化。第五，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忽略他们认为较弱的原因，保留最有解释力的因素，钟情于简洁性。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复杂得多原因解释，认为一个结果是多种因素互动所产生的，等等。关于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中国学者也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2005年《史学月刊》曾以“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为题，邀请时殷弘、石斌、周桂银、张小明、陈玉刚、任东来等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济大学的王存刚教授也曾经探讨过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向度问题，并且特别提到了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就国际关系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而言，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显然还很薄弱，是未来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强的领域。 三、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尝试和理论创新 王：历史在与国际关系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是否主动进行过跨学科的尝试？ 刘：是的，我认为历史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动进行跨学科尝试，即通过吸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实际上有相当一批历史学者已经被吸引到国际关系领域中来了，并且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卓有成就的专门家。如国防科技大学周桂银教授历史专业出身，他把欧洲体系及国际关系史、英国学派及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想史及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协同起来，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两个学科的广泛关注。宋德星教授也是历史专业出身，现在已经成为印度海权战略方面的专家。南京大学的郑先武教授一直努力融通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把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研究优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在每一个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里，都有一批历史专业出身的专家学者。 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巴里·布赞有十几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究其原因，英国学派理论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布赞《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国历史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实际上推进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对话。“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概念被吸纳进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许多历史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使用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推出的多卷本《世界历史》中，李春放教授主编的《国际关系卷》就吸纳和借鉴了布赞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对国际体系的阐释，以“世界历史：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为主线，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变化中国际关系演变过程。 近年来，我也有意识地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从2003年起，我在吉林大学连续举办了十多次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和《史学集刊》也开辟了诸如“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等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相关作者包括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布兰德利·沃麦克、迈克尔·艾达斯、陈志强、沈志华、王立新、刘江永、冯绍雷、黄民、郭小凌、李剑鸣和刘新成等国内外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史学集刊》也一直都在跟踪国际学术动态，定期发表海外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名家的作品。其中，“海外学人视点”专栏曾先后发表过格奥吉·杰尔卢吉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治·劳森、迈克尔·艾达斯、布鲁斯·卡明斯、贾斯廷·罗森博格和约翰·沃尔等学者的专文。 王：您对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有什么看法？ 刘：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在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如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的“关系理论”和阎学通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还有上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共生学派”。尽管对是否有必要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和构建中国学派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存有诸多争论，但我认为作为一个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世界的发展和演变应该而且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和主张，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主张，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应该是理论化的创建和创新。中国的崛起也应该表现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话语权的扩大，在解读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判定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王：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跨学科研究将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虽然多数历史研究的课题很难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直接联系起来，但许多方面的研究能为其提供新的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实现了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对话，而且还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例如，从“党际关系”的层次考察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开辟了一种新的冷战史研究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学术界的传统视野。尤为重要的是，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它所遗留下来的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正如华东师范大学余伟民教授所言，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这就使冷战史的研究与当下的世界形势的探讨直接联系起来。第二，区域和国别史的研究的深化，已经让“前现代”和“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为国际关系学界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许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经验的结晶，呼吁非西方学者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来。但迄今为止，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梳理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第三，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展与“停滞”，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正在成为学界关心的课题。“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对国际关系学的一种补充，衔接，放大，还是超越？无论如何，以大范围的互动研究为关注点的全球史研究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创建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创建也必然是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有利时机。 四、历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王：目前，国内学界在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刘：首先，我认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之间的成见还比较深，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其次，缺少经常性的深度对话。我前面所提到的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实际上主要是在一部分学术志趣相近的学者之间进行的，大范围、机制性的深度对话并不多。对比西方的一流大学，中国高校内部学科之间的壁垒比较高，缺少跨学科的传统和习惯，这在历史和国际关系之间也不例外。再次，最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中历史教育远远满足不了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历史是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但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除中国近代史外，青年人考上大学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接受历史方面的教育了，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历史与国际关系方面的跨学科研究缺少必要的知识基础。我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与许多学者进行过交流，他们大都都对高校世界历史教育的缺失感到遗憾，但他们也对两个学科之间的交融抱有非常高的期许，并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王：您对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有哪些期许？ 刘：第一，两个学科应相互促进，共同把中国乃至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 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的历史经验迄今还没有经过详尽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总结和提升。而世界局势正在经历一场或许是1500年以来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迫使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同时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了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米尔斯海默认为，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原来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接下来就看你们中国的了（Now it’s your turn）！中国已经崛起了，但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世界上还没有赢得应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二，合作突破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付出努力。 1.“前现代”国际行为体研究。当今世界，部族、族群和宗教、教派冲突依然此起彼伏，有许多都超出了国家的藩篱，是“前现代”国际行为体的繁衍和放大，但“固守”现代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伊斯兰体系就是一种跨越多种文明区域、没有被世界经济体系摧毁的世界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难以用“前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它了。 2.国家的“类型学”研究。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蔓延到全世界，一个全球性国际体系似乎已经形成，但这个全球性国际体系是由不同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拼凑而成的，每一个区域性国际体系都有不同的历史根源，每一个区域的国家又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视国家之间差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就难免遭遇现实的嘲讽。 3.“西方”流变研究。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西方”与“非西方”成为当今世界最简单的分野。但历史地看，西方世界并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分野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作为一种冷战期间形成的一个阵营，西方现在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的大势面前，西方世界可以重新凝聚起来，固守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也可以与非西方融合在一起，共同面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问题，并最终消解在人类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之中。无疑，西方的前景事关整个世界的前途，有关西方的缘起和演进的理论阐释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完成的重要课题。 4.把中国历史重新“置于”世界历史中去。如何重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不仅是历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重大挑战，否则我们就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如何在中国历史的特性和世界历史的共性之间找到切入点，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共同努力。阿米塔·阿查亚在讨论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关系时，特别担心“中国例外论”的危险。全球史研究的深入，或许为我们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的故事———既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又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野，提供新的思路。当然，重新构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5.探寻“多重”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早在十多年前，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就指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丧失了对当今世界的解释力，主要原因在于它自囿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陷入“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偏好”和“国家中心主义”泥潭。问题虽然被指出来了，但迄今西方学界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改变这种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研究，对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国际体系理论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全球大范围的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全球史的兴起，似乎为弥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经验的不足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全球史恰恰以超越国家之间的互动为根基。面对这种局面，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似乎面临这样两种选择：坚持和维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欧洲中心论”的历史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改进已有的理论体系，使之最大限度地包容不断变化的当代世界？或者面对当今这样一个“多重的世界”，探寻全球史进程中多种共同体的互动规律，构建一种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赋予“international”以新的含义？显然，前者是一种当下的选择，但后者或许是终将迈出的步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多种共同体的凝聚和整合，是多种共同体的共同体。中国在消除国家纷争，推进共同利益，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富有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承接世界更多的期许。 刘德斌老师，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史学集刊》主编。 （本文原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 首发于“时政国关分析”公众号，已受权，并对格式作了修订。 摘自：世界历史放映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