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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蒙时代以来当代兴趣的变化 史学离不开社会环境，它是环境的产物。进入18世纪出现了许多新因素，如教会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普遍机构的崩溃；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化；新世界的发现以及欧洲与美洲文明更紧密的接触；关于法律和伦理思想的非基督教的世俗基础等等。由于各种新因素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境遇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加以解释，以便为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人类寻求一种意义，以取代失落的基督教存在方式的意义”。(37)正如梯利指出的：“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和整个宇宙。……那是一个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时代。”(38)在这一时代，欧洲历史思想和历史学术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转向：从神学历史观转向历史哲学；从神学解释的普遍史转向世俗的世界史；从哲学的推测性历史思考转向学术的历史探究。 神学史观的衰落和历史哲学的兴起标志着欧洲历史思想的成熟。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668-1744)的《新科学》(1725-1744)是对近代历史哲学问题最初的严肃思考，标志着近代历史思想的开始。他将人类探究的领域区分为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正是基于对人造之物与神造之物的区分，维柯界定了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39)他说：“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世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40) 事实上，维柯在探索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命题。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对于历史学的题材是什么，我们就第一次达到了一个近代的观念”。(41)上帝的神圣计划没有了，人是自己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同时，他相信社会变迁并非偶然，其变化的每一阶段都应该看作是一个完整系列之一部分，社会变化的每一点都表现出与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处阶段相应的特征。维柯对变化的论述必须这样来看：它们为理解历史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的时刻提供了线索。在《新科学》第四卷和第五卷，维柯发明了一系列严格的三项组，认为时间的三阶段是诸民族在其生命过程中都遵守的。它是一个前进和回归(corsi ericorsi)的无尽的周期性过程，它不是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决不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形式出现于每个新阶段，历史总是在创造新事物。(42)这一思想观念把维柯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中世纪神学思想家区别开来。 启蒙思想和启蒙史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维柯，但启蒙运动的中心却是巴黎。启蒙时代的理智环境(1750-1790年是其最盛期)产生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研究。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关于现在的观念，认为现在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弗朗索瓦·菲雷所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精英们一直生活在从古代借来的文化中。古代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时代，它的艺术家和作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它的文学风格是公认的美和真的权威标准。而现在，欧洲就其文化自主性提出了问题：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国的古今之争最终集中于这一观念，即最优秀的文化不是过去的，而是现在的。”(43)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身后发表的《人类进步的历史概观》(1795)是启蒙历史方法和历史进步观念的最好阐述。(44)正是在历史进步观念的推动下，历史学术逐渐抛弃了既存史学研究范式，在18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社会和文化史范式，实现了从神学解释的普遍史转向世俗的社会文化史。彼得·伯克认为，这一范式发展成为一个运动，或者实际上是三个平行的运动，目的是要革新历史研究和写作。这一运动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法国的口号是“风俗史”；英国的口号是“社会史”；德国叫做“文化史”。这三个运动相互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单一范式，而不是三个范式，它是人类文明的宏观历史、人类精神的历史(被称为“哲学的历史”)和传统的地方古物的微观历史三者的融合。(45)因此，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一方面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重视文化史研究，另一方面，从中古教会普世史到人类文化史不仅是研究范围上的拓展，而且最终打破了圣经编年框架，标志着从上帝的宏大计划转向人类的自我创造。(46) 首先，进入18世纪，神学末世论逐渐消解，世俗历史观最终占据优势。洛维特把这一过程理解为基督教神学末世论的世俗化，“古典的历史学家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现代历史学家则问：事情将如何发展？现代对于未来的这种关怀，其根据就是犹太教的先知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47)其次，科泽勒克所说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时间历史化”过程得以完成，历史被描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过程。1780年左右“时代”的概念开始流行。“时代”意指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个时段，是人们追溯、思考过去的事件时形成的概念。时代概念的产生说明这时期人们不仅有编年时间，而且有历史时间。第三，经验的过去与未来期待分离开来，历史不再被视为生活的导师，如对于伏尔泰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历史不再是“用实例教导”的哲学，它本身就是更大意义上的哲学，它不仅思考过去和人类理性的潜能，而且思考走向完美社会的人类未来。最后，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历史学家也不再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把“历史”等同于事件本身，历史逐渐与对历史的认识融为一体。(48)历史既抛弃了政治和伦理教育目的等外在规定性，也摆脱了神学历史观念的束缚，在世俗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自身的意义。 启蒙时代最杰出的当代史著作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世时代》(1751)。这部书像德·图的著作那样，把一个时代的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如伏尔泰自己在书中所说：“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49)然而，对现当历史的真正关注要到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启的革命时代才开始，因为那时候人们有了时间加速的经验，从而把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变化理解为走向不确定的未来的过程，自己的“经验空间”越来越遥远。到19世纪人们急迫地想重建与过去的连续性，以克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无意义和边缘感以及身份认同缺失感，因而随着历史写作和历史使用的民主化，历史尤其是最近时代的历史就越来越重要。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充分意识到当代史对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于是，许多国家将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纳入国民教育计划。英国1862年修正法规规定，公立学校教学大纲应该有直到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时的英国历史课程，以培养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50)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时的教育部长、历史学家维克多·杜律伊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中学教育课程的改革，他将历史作为一种宗教教学的代用品，试图用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塑造一个国家。(51)1890年的法国中学教学大纲规定现代史的下限是1889年。(52) 然而，就在教育家和政治家认识到历史对建构民族身份、促进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对自己同时代的历史感兴趣的同时，在历史学科专业化、建制化过程中，历史学家却对当代史产生了怀疑。利奥波德·冯·兰克在努力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时尖锐地指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审视过去、教导现在、嘉惠于未来，而是如实地再现过去，严格地呈现过去事实无疑是历史学家的最高法则。兰克对历史客观性要求的强调促使历史学术共同标准的诞生，同时，反过来又对历史学家提出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要求。写作历史就不是历史学家个人所见所闻的记录，而是来自于对关于过去的文献资料的系统研究。这种诞生于德国的新的“专业化”历史学，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成为19世纪历史学的主流。兰克学派的兴起是西方史学革命性的变革，是西方现代史学确立的标志。它把如实再现过去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聚焦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强调对政府档案的利用，从而把历史学建立在坚实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虽然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不排斥把历史研究作为影响当代政治的手段，但他们把自己时代的历史排斥在了严格的历史学术研究之外。“事实上，从修昔底德到兰克的若干世纪，许多人都认为当代史是‘最佳历史’。随着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历史学术第一次与现代分离”。(53)当然，这一分离既与兰克对“可靠资料”的理解相关，也与其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密切相关。从此，随着兰克史学在欧美的传播，当代史就被推向了学术边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上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 二战之后，世界局势剧变使学者和各国政府都急迫想解释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件，于是，当代史迅速成为历史学术的研究对象。(54)“当代史”这一术语在各国语言中有差异，但它们全都意指“最近的时代”。至于当代史的上下限及其具体用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当代史不仅具有政治、文化意义，而且具有全新的史学方法论意义。近一二十年来的当代史研究更表现出超越国家视野，把研究重点转移至把握世界整体性，以应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历史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从而研究过去，也研究现在，因为过去与现在是密不可分的。”费弗尔也一再重申：“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55)实际上，马克·布洛赫早就强调“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由古知今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即通过理解历史来更好地理解现实社会；由今知古则是当代法国新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现实社会的认识水平决定着现实社会的人对历史的认识深度。这样的观点是对克罗齐等人唯心主义观点的扬弃。唯心主义过分强调现实的变动性、人类知识的主观性和短暂性，而年鉴学派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谈到人对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时，是以严格的史学科学方法来保证的。所以，现实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史学可以被现实需要随意摆布，史学会根据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科学手段和严谨方法通过研究历史来作出回答。(56)这样就强调了理解现在作为研究过去的方法论意义，研究当代事件和进程成为了重新解释过去的起点。这种思想观念超越了所有传统上对自己时代的兴趣，是20世纪历史认识论的主要收获之一。(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