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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出的文物表明,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张献忠铸币包括大顺通宝铜钱、西王赏功金、银钱及银锭等几种。 张献忠铸币考察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之前,前述几种铸币均有面世,但来源、多寡不同,比较多的是大顺通宝铜钱,有考古发掘、传世两种来源,从可获得图片资料的钱币看,发掘的“大顺通宝”铜钱直径基本为2.7厘米,面文“大顺通宝”,“顺”字“川”旁有较直、弯曲两种形式,“通”字“辶”作双点;背分穿下“户”字、穿下“工字及光素无文三种版别。传世大顺通宝铜钱直径在2.5-2.8厘米,直径2.7厘米者居多,且与考古发掘品的基本特征相同,但“通”字“甬”字头有三角、菱形两种形式(图1,图2)。除与前述考古发掘品相同的特征、版别外,并有一种背穿上“川”、穿下“户”二字者(图3),精整程度逊色于直径2.7厘米者,这种背文钱币初现于民国时期,数量极少。西王赏功金、银钱有考古发掘、传世两种来源,以“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品为大宗,数以百计;几枚传世西王赏功初现于清末民初时期成都,有金、银、铜质地,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其钱多流传有序。西王赏功金、银、铜钱直径在5厘米(江口出水钱币基本为5.04厘米)左右,有表面光滑、外缘有牛毛般打磨纹两种加工形式,钱文风格一致,但总体细节有所差异(图4,图5)。银锭有考古发掘、传世两种来源,以2005年以来“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品居多(包括由四川考古研究所发掘与民间盗掘被收缴品),已经公开发表的多五十两者,从铭文看,体现为张献忠铸币的有几种表示形式:一是明确为张献忠大西国铸;二是国号加年份;三是国号加年号加年份;四是年号加年份;五是只有年份。从银锭铭文可以看出其书写极不规范,有“二”、“贰”,“伍十”、“伍拾”、“五十”等多种写法(图6,图7)。 关于张献忠铸币的记载,基本围绕大顺通宝,散见于清以降的著述与钱谱,如清人彭遵泗(约公元1740年前后在世)《蜀碧》卷二: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铜像镕液为钱,其文曰大順通宝”,“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清人陈莱孝《古钱目录》:大顺钱皆作当二钱,背穿下有“户”、“工”等字。钱谱如清人倪模《古今钱略》卷十七:右张献忠大順通宝,钱径一寸一分有奇,右张献忠大順通宝,钱径一寸二分,幕穿下户字,右大順通宝,钱径一寸二分,幕穿下工字,右大順通宝,钱径一寸二分,两面重文。”著述先后所言张献忠铸币情况,明显为相互借鉴引用之说;倪模辑录的“两面重文”合背钱尚未见实物。 关于张献忠铸币的几个问题探讨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实物,为判断张献忠铸币提供了可信依据的同时,也为研究张献忠铸币种类、时间、地点、关于张献忠铸币著述的可信程度、与文献资料的互补佐证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籍目前所见实物及著述,发现关于张献忠铸币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仅就发现的几个问题加以初步探究。 大顺通宝的等值:关于“大顺通宝”等值,从前面提及的清代著述与钱谱可以发现,清人多认为大顺通宝为折二钱。由于目前面世钱有直径小到2.5厘米,大到2.8厘米的,因而有小平、折二两种与小平、折二与折三三种观点。由公布的“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品可以确定,“通”字“甬”字头为三角形、直径2.7厘米的钱为著述记载的张献忠建大西国后,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铜像镕液所铸钱;菱形“甬”字头者可能为孙可望据云贵地区后铸造,这种猜想有待更多“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品面世佐证。直径2.5厘米的小平、2.8厘米的折三钱确切铸造时间、地点有待进一步考察。 关于西王赏功的铸造时间与铸造地点,学界有不同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据《明史·流寇传》等文献资料记载,认为钱铸于武昌;另一种观点也是据《明史·流寇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是张献忠占领四川,建大西国后于四川铸造,有学者并细化到铸造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因有明确来源的西王赏功基本发现于四川,今多认同西王赏功为张献忠建大西国后铸于四川。但通过“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实物,结合文献资料记载进行分析,西王赏功铸于武昌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如下:第一,所有相关著述中,明确张献忠自谓“西王”者,都集中于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后,虽然对他在武昌所铸“西王之宝(也有西王致宝之云)”是玺印还是钱币尚无定论,其时的“西王”之谓当无疑问。从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分析,张献忠占据武昌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体系,必然拥有象征身份地位的玺印、物化奖惩制度,既然铸有西王之宝御玺,也可能铸西王赏功用以鼓励士气。第二,关于张献忠占领四川、建大西国后的称谓有多种记载,如称帝,僭号大西国王,改称秦王等,均没有“西王”之谓,而关于张献忠称皇帝之说,确不乏实物、文献资料可证,如出土金册残页刻文“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宫九御”,《蜀碧》称其所发圣旨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篇。既是认为是钱铸造时间大约在张献忠入蜀之初仍称西王至称帝以前,也可说明钱出于张献忠称西王时,当始铸于武汉。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张献忠具体称帝时间定论,该钱是否有铸于四川者有待商榷。当然,从钱有两种版别或可以推断钱铸于不同时期与地点,关于此尚待深入研究。第三,西王赏功金、银钱币皆出自四川不应是钱仅铸于四川的理由:首先张献忠铸西王赏功的目的是用于奖励军功,本身铸量不会大,自武昌至四川一年余的征战过程中是否奖励、奖励过多少有功之人尚无法考察;其次,通过文献资料记载看,张献忠对部下的政策一向是惩罚大于奖励,有否确实将西王赏功金银币用于奖励有待深入研究,也许钱铸造后一直集中管理,直到入川建国;再次:文献资料明确记载张献忠入川后严格限制民间藏有金、银,据刘景佑《蜀龟鉴》:“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如此严酷政策下,西王赏功金、银币也许失去军功章的荣誉,一并当作金银器物上缴;第四,有明确记载的西王之宝尚未发现,也可以佐证西王赏功金、银钱币未在张献忠行军线路上发现不等于没有。所以西王赏功金、银币的铸造时间和地点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有两种:一种铸于武昌,集中带入四川或入川后被集中收缴;一种是始铸于武昌,入川初期也有铸造。遑论何种情况,最终钱币都被集中收缴为张献忠财富。由于张献忠据有武昌仅三月余,即使入川初仍以西王称谓铸币,也只能是建立大西国的第一年,如果按明史记载大西国建于是年11月的话,铸币存在时间只有月余,不会超过大顺二年,两相相加,西王赏功的铸造时间不及半年,加之其为奖赏军功而铸,铸量必然很小。 关于西王赏功,特别需要探讨的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中的西王赏功钱范。文物展出后,经过仔细观察钱范与钱币,发现钱范似乎由多重物质层构成,不类铁(由于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尚未出版,有关详情待确定),范表钱模整体偏浅,与范结为一体的钱币显然是已经加工完毕的成品,从而基本可以认定先前认为的钱范应该是因钱被周遭物体长期挤压积累下来的附着物(图8)。当然是否如此,还需假以日后相关检测数据等的公布。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张献忠铸币不仅令学界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关于张献忠建大西国后年号的使用时间问题,曾有学者推测大西政权的“元年”无“大顺”年号,至二年始有“大顺”,而出土银锭“安岳县……解大顺元年半征银银锭伍拾两”、“西朝眉州大顺元年分大粮银伍十两正”的铭文明确证明大西政权建立的元年既有大顺年号;又如出土的大顺通宝钱表明清人关于大顺通宝只有折二钱的说法符合实际,部分钱还足可说明《蜀碧》“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记载的真实性。 随着“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文物的增多,出土文物各种资料的公布,关于张献忠铸币的问题会日益清晰,以铸币证史、补史缺的可能也会更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