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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纶等与艾林波之间的正式谈判极不顺利。艾林波并没有一次开出其全部要求，而是隔几天开出几条。崇纶见其开出条件中有“公使驻京”，予以驳斥，谈判立即陷于僵局。请来帮忙的法国参赞哥士耆开始还参预“调停”，后不甚置辩，借故回到北京。临行前，他告崇纶：“驻京则许以五年后再作计议”。到了此时，奕也打算让步，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称：“照哥士耆五年之说，亦未可听从，或俟十年后，内地各省军务肃清(指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遍于全国的反叛)，再行妥议。”他没有直接将此让步告诉普方，而是希望崇纶“竟将驻京一节直截阻却”。艾林波的对策极为奇特，却直接刺中清方的“要害”。他径直派出官员进入北京，在英国使馆旁侧房屋住下，并宣称艾林波将进京与奕直接谈判。 
崇厚 
咸丰帝画像 普鲁士人入京事件，持续了5天。6月27日，普鲁士人离京，赴回天津。奕由此决定在“公使驻京”上作出让步。他在奏折中称：“通商换约及驻京各层，固不可径许，以启轻视之心；亦不可拘执，激成事端。”根据他的指示，崇纶等在天津谈判中提出，“公使驻京”待10年后视情再议。艾林波对此还价，5年后派公使驻京。崇纶等再作让步，同意5年后视情再议。双方的争论由此涉及到5年从何时起算。由于拟签的中普条约规定，条约签订后一年内互换，据此很快达成共识，从条约互换时起算，即“公使驻京”可推迟6年。奕觉得这一结果尚可接受，上奏请旨获准。此后的争论，主要是技术性的。清方要求将5年内不得派公使驻京写入条约，普方提出条约内明文规定“公使驻京”，另立一专条写明：条约交换后扣满5年，普鲁士再派公使驻京。清方要求，5年后视情(即奕先前提及的“内地各省军务肃平”)“再议”也写入专条，普方提出，不列入专条，而由艾林波出具照会。清方因英法联军入京时曾指定皇家国戚之“府第”为公使馆舍，要求条约内写明“不住府第”，普方提出，不载明条约，也由艾林波出具照会。 1861年9月2日，崇纶、崇厚与艾林波在天津签订《中普条约》42款、《专条》1款、《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10款。其完全以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为摹本，使普鲁士及德意志关税同盟各邦、城获得了大体相当于英、法所得的权益，其中包括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不平等条款。清朝的上下对此竟毫无觉察。他们感兴趣的条款是，“公使驻京”已推迟，公使在北京不住“府第”，条约在上海或天津互换，而且并没有像《中英天津条约》那样规定“觐见”的礼节！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内容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