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翻捡旧藏名人信札，看到一通范文澜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函。 此函主要谈及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书重印事。《文心雕龙》系南朝梁刘勰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范文澜任南开大学教授时，编著《文心雕龙讲疏》，梁启超阅后大加赞赏，认为该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有所发明。并为之作序。范以此蜚声士林，并获得“范雕龙”之美誉。他也从此开始自己的著述生涯，在文史界崭露头角。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完成《文心雕龙注》，成为其早期代表性的著作。 范文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最早撰写中国通史的开拓者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者。毛泽东对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评价。范文澜的著作长期而深远地影响中国历史学界，也教育影响了几代革命者和学人。 治 学 范文澜出身于书香门第，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后裔。他生长于浙江绍兴，从小深受明清史学浙东学派熏陶和影响。早年向往章炳麟等人的学问，想走清代朴学家的治学道路。后考取北京大学，师从古文经学的传人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朝夕诵习周秦诸子经典，将“追踪乾嘉老辈”作为人生目标。经过古文经学的熏陶和训诂考据学的严格训练，为毕生从事文史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范文澜在北大追踪的“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主要思潮。其治学，以严谨求实、不尚空谈著称于世。范文澜北大毕业后，曾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私人秘书，后辞职专门从事国学研究。1922年，他应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邀，任南开大学教授。20世纪20年代中期，京津一带是中国学术中心。南开大学位于天津，躲开了北京纷乱的政治环境，较少受时政干扰，范文澜特别看重南开的学术环境。在此期间，他在讲授《文心雕龙》《国学要略》讲义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等著作。同时接受五卅运动洗礼，毅然走出书斋，加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其一生作为革命者和学者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范文澜受到天津当局追捕，出逃北京，在北京各大学任教，并潜心著述，成为北大国学集大成的继承人。后因“共产党嫌疑”罪名被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出狱后，无法在北平活动，遂到河南大学任教，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原抗战环境日趋恶化。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找范文澜谈话，让他转移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1940年1月，范文澜辗转来到延安，出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在马列学院，他利用当时充分的时间和条件，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用于指导历史研究。他还应邀在中央党校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报告，毛泽东听后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人。 后来，毛泽东又要求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通史。因为当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而中国历史是一切中国问题的源头。范接受任务后，全力以赴投入材料和理论准备工作。为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他对旧史书中枯燥乏味的《食货志》《平准书》及《通典》中大量散碎资料做全面研究，呕心沥血地从中国几千年来的经、史、子、集浩若烟海的图书中汇集资料。在当年延安那种艰苦环境中，在窑洞油灯下，经过一年半的辛苦耕耘，一个眼睛近乎失明的人，最终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此书和后来撰写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作为他的代表作，与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人的史著同时驰名于世，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其新史学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受到社会和知识界的欢迎和关注，在解放区不断再版，在国统区也公开出版。但由于在延安战争环境下，史料缺乏，仓促成稿，自然产生诸多不足和缺点。因此范文澜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任北方大学校长时，就着手两书的修订工作。一是校勘文字舛误；二是检查史实真伪；三是审订观点是否恰当。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严于律己，决定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提高学术性，但也不放弃其可读性，尽量做到“雅俗共赏”。 1951年制订修订计划，准备“一五”期间，花四年时间，一年写一本，第五年再写中国经学史。因为要注意学术性，注意利用新资料，所以越写越多。写到第四本到唐代时，没完成他就去世了。从1951年至1965年，历经15年的风风雨雨，范文澜克服年事已高、目力不支的困难，以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从事中国通史的修订工作，完成《中国通史》前四册110万字的写作任务。范文澜逝世后，组织上给国务院写报告，建议由范的助手蔡美彪负责续编后八册。2005年续写通史与前四卷合成一部十二册长篇巨著，完成了范文澜的未了夙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