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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又称姜子牙、姜尚、吕尚、吕望、太公望、齐太公等，是我国早期信史中的名人，加上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当今各类影视作品的演绎，其形象妇孺皆知。不过，也正因为后世对姜太公形象的丰富延伸，大家更熟知或更相信文学化的姜太公，而不是历史上的姜太公，并且将相关问题视为真实故事，比如姜太公钓鱼。 对于姜太公钓鱼，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句话，认为太公意不在鱼，而要“钓”周文王。这一说法极具想象力，后来还衍生出姜太公用直钩钓鱼、用计谋干政的细节，钓鱼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然而，若从古代钓鱼活动的历史、有关出土器物来看，并非如此。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钓鱼的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姜太公钓鱼不存在用什么鱼钩或无鱼钩可用的问题。那么，古人是何时掌握了钓鱼技术的呢？《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说明至迟在五帝时代钓鱼活动就较常见了。 尧舜之际的史事靠口耳相传，模糊不清，不少问题至今聚讼纷纭，但钓鱼一事应当可信，因为有考古发现为证。在闻名世界的西安半坡遗址里，就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钓鱼器具，其中有近10件骨质鱼钩。这些鱼钩做工精细，有的还设计了倒钩，以防上钩的鱼儿挣脱。 当然，说明这一问题，并非反证既然早有鱼钩，姜太公不用鱼钩明显别有用心；而是为了指出，早在商代之前钓鱼活动就已司空见惯，用直钩还是弯钩钓鱼来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况且，先秦至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压根没提太公钓鱼的细节，所谓“直钩”只是后人的附会。有学者曾指出，“直钩”的说法可能源于唐代中期。（参见王永波《姜子牙“直钩垂钓”或始自中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10日第A5版） 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之所以被复杂化，且令人津津乐道，不仅在于我们忽视了钓鱼活动本身的历史和早期文献关于姜太公钓鱼的真实记载，还在于孤立地看待太公钓鱼一事。殊不知，钓鱼是太公一大爱好，并非为了吸引周文王而刻意为之。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太公隐居海滨，“太公辟（避）纣，居东海之滨”。（《孟子·离娄上》）“吕尚处士，隐海滨。”（《史记·齐太公世家》）可见，此时的姜太公是地地道道的隐士。隐居期间，太公常垂钓水边，《吕氏春秋·审应览·具备》记：“太公尝隐于钓鱼矣。”《后汉书·郡国三》“西海”条注引《博物记》，也提到：“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其实，我们稍微稽考一下古代文献，会发现像太公一样垂钓江湖，优哉游哉，将钓鱼作为生活方式之一的大有人在，比如“有闲”的贵族与隐士。贵族属于特权阶层，盘剥百姓，所以有钱有闲；隐士放弃或暂时放弃了功名富贵追求，生活悠闲，乐在其中。 隐士钟情钓鱼，就如《庄子·刻意》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贵族们对钓鱼也很喜欢，《淮南子·兵略训》记皇室宗族：“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盐铁论·刺权》也说“贵人之家”， 经常“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滕州市市郊发掘出土一块汉代画像石，该画像石后被命名为《建鼓、楼阁、水榭画像》，整个画面分左、中、右三部分，分别反映了当时贵族弄鼓舞乐、楼阁宴饮、水榭鱼钓的娱乐场景。其中，右边的钓鱼图像很写意，有人泛舟湖面，有人在湖亭上钓得一条鱼，水里还有两条鱼游过。将钓鱼与舞乐、饮酒放在一起，很显然是为了休闲。 再回到姜太公钓鱼一事。他长期隐居，钓鱼也只是日常消遣而已。当然不可否认，随着商朝的衰落、周部落的崛起，进入关中后的太公有了积极从政的想法。不过因谨慎起见，姜太公并没有主动求仕于文王，而选择了继续隐钓，以观其变，“闻文王贤，（姜太公）故钓于渭以观之”。（《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也就是说，姜太公的心态变了，隐居钓鱼却没变。换言之，虚构直钩钓鱼等故事以反映太公心态，虽然生动形象，但不能视为确有其事。 总之，西安半坡遗址的骨制鱼钩与相关文献表明，钓鱼活动早已有之，姜太公钓鱼渭水之滨，后人对此做了文学虚构；山东滕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等材料说明，垂钓是古人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作为隐士的姜太公早年曾在水边垂钓，后来西入关中，继续隐钓河滨。我们不否认姜太公隐居渭滨的行为有待时、干政的意图，但不宜将钓鱼行为夸大，进而看成一种预谋。钓鱼与求仕之间后来生发出的必然联系，故事虽然美丽，也不过是一场误会。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