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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金生 胡博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举行。这次大会值抗战胜利在望之际，然而会议闭幕时，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心情却不轻松，在1945年6月8日的日记中，他为国民党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欧战结束，东亚前途自离胜利不远，但遍察内在危机，滋蔓日甚，日寇纵能击溃，而胜利是否属我，确为问题。此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后，极见人心之涣散，领袖之尊严为之减低不少，党内之分歧必形成力之分散，国民大会后，党将成分裂之局，更如何能克制共党，挟全党之力难以制胜者，况复自己之分化。此为党内最危险之现状，不知总裁将如何挽救此危险局面也。” 王子壮由于从事国民党党务及行政幕僚工作，有亲见及耳闻党内要人间的讯息与人际脉络。在国民政府内，王子壮身兼党政数职。多年的政治工作，使得他对国民党在治党治国的政策和方法上有着独到的见解。  国民党“六大”为争夺政治资源，“活动”中央委员名额，国民党内各派合纵连横，竞争趋于白热化。对于党内派系争斗，蒋介石并非熟视无睹，他曾多次严厉禁止小团体活动，强调党内团结。然而，为了寻求政治平衡，蒋宁可默认派别活动的存在，以防某一方“独擅”，但求“服从”。 在中央党部，中常会没有起到以党统政的意识形态指导作用，也不能统摄党务系统。在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中，真正掌握实际党务权力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在抗战前由蒋介石授意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掌控，抗战爆发后为朱家骅，六全大会后再由陈立夫上位。组织部系统既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党人”衙门，又造就了CC系、朱家骅系等党内拥蒋次级派系。用王子壮的话讲，“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一方面表明组织部系统在国民党内的畸形权重地位，另一方面组织部就能代表全党，反而使国民党本身“纯党务化”，故致党政矛盾长期存在。 而原本应负重要政治责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无权甚至“无职”(在行政部门没有实际职务)。一班中委“不特不能参与机要，且亦无适当之工作机会”。党权的低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内动员能力的低下。其结果是中下级党员很难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又无法通过党的组织机器领导民众，所以出现“党与党员脱节，党员与民众脱节，驯至官僚主义侵入革命阵营中”的普遍现象；或是党部空壳化，正如胡汉民发现：“有一种变成为党而来办党；更有一种简直是为党员而来办党。……党部的职务变成党员吃饭的位置，党务变成党员自身发展的阶梯。”另一方面，上层党员中被称为“党人”的专职党务干部“专以办党为业”，即所谓的“党人吃党，坐食山空”，而掌握实际权力的党员多被党部视为官僚，或形成党政对立之势。  陈果夫（左）陈立夫兄弟 1938年，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决定改变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总裁制。王子壮原本对国民党恢复领袖制抱以热望，但后来慢慢发现，这除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力得到空前巩固外，党组织本身没有任何改观，党的权力也没能提高。蒋介石照旧不太出席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王子壮发现，蒋介石处理政务的方式主要通过亲信的重要干部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和张群等人直接上签呈提议重要党政事务，由蒋裁定后报告国民党中央全会或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此种“签呈政治”的重大缺陷就是“以向总裁上签呈之少数人为中心，各方顾虑，未必能以周全，先后亦不免纷歧”，导致党的决策力弱化。 在王子壮看来，国民党最高领袖不直接指挥党，使国民党执政产生许多弊病。国民党组织并非蒋介石独裁体制的绝对基础，党的组织作用便无关紧要，党内派系的矛盾和恶性竞争为蒋氏的乾纲独断创造了政治环境，个人独裁又挤压了党执政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