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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冉 郎世宁不是第一个把西洋画风传入清宫的画家，却称得上中西结合画法的最早实践者。画界对他的作品历来褒贬不一：褒奖者认为其吸取了中西方美术的精髓，既写实又富有东方特色，开一代新风，是清代宫廷绘画的代表；否定者则说，郎世宁画作形胜却无神，“工细到了极点，仅仅表示了画家们极度用心与恭敬，表现不出创造性的才华”。乾隆皇帝一方面赞叹他惊人的写真技艺（这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清代尤为珍贵）；另一方面憾其在意境上“逊于古格”。  乾隆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经常去看郎世宁作画，即位以后更加频繁，几乎每天都去，服丧期间也不例外。他不仅看人作画，也经常以自己的艺术见解和审美干预画家，喜欢指定几位画家合笔创作。 合作绘画大多由郎世宁或其弟子先起草图，经皇帝允准，分发给画院画家及弟子完成。以郎世宁特有的风格为中心，配以中国画家山石花鸟背景，构成画面效果。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弘历雪景行乐图》描绘的是乾隆皇帝及其皇子等多人在宫苑内观赏雪景的情景。作品即由多人合作绘制，画面分为三个部分，近景的观赏石和松柏，中景的庭院建筑，远景的雪竹。 郎世宁所绘制中景的庭院建筑采用了焦点透视的画法绘制而成，画面的纵深感和真实感极强，庭院上的木纹房梁也被刻画出来。庭院下的人物五官清晰准确。前景与远景则是宫廷文人画画家的补笔。可以看出绘画双方都尽力去发挥各自的绘画技法优势，但是合作之前，绘画双方并没有进行足够的沟通，技法特征只是按旨意被安排在了一起：局部的观赏都是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整幅画作的观赏效果不够理想。 从这两幅画的创作构成可以看出，此时的郎世宁已经有机会画皇室成员肖像，这得益于他对油画研究的巨大成就。由于皇帝不喜欢油画颜色发黑、人物面部不要阴影、更不喜欢油画西洋气，郎世宁开始学习水彩和中国传统画布局。故宫博物院学者聂崇正认为，郎世宁的绘画可谓中西合璧，实际上主要的画法还是西方的，只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光线利用上进行了调整。  在还没有照相机的年代，郎世宁用他的画笔记录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归顺的少数民族头领的场景。 画家郎世宁在乾隆朝一跃成为首席宫廷画师，迎来自己的职业巅峰，终于有机会完成宗教使命。乾隆朝沿袭对天主教的查禁政策，由于教案频发，地方督抚也多视天主教为邪教，史料中记载了郎世宁三次在皇帝面前为天主教冒死请命。 乾隆元年（1736），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一位被判流刑的官员设宴谢神，他的亲妹妹因天主教徒的身份拒绝参加。这位官员愤慨不已，认为是西洋教把妹妹变得无情无义，随即上疏皇帝要求取缔天主教。皇帝准奏，下旨除居住在宫廷的西洋教士外，其余一律禁止居留。一日乾隆照例来看郎世宁作画，郎世宁由怀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黄本奏疏呈上。这一越轨行为使一旁侍奉的太监相顾失色，但乾隆平静听完了郎世宁的陈述回说：“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只是禁止旗人信奉。”十日后，皇帝下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  北京的耶稣教会经常收留街头弃婴。乾隆二年（1737），华人教徒刘二为一个弃婴举办施洗仪式，遭到官府抓捕，以迷拐罪杖刑一百。刑部认为“刘二于幼儿头部所灌之水与魔术有关，”天主教是“欺骗国民之邪教，”必须灭之，先帝之所以不驱逐传教士，“唯因彼等多少通晓算数之学之故耳。”此后，全国范围内的禁教令又一次生效。郎世宁又借为天子作画的机会，痛哭陈述天主教并非邪教，如今满城张贴禁令，传教士谁还敢来为天子效命。乾隆帝考虑再三，最终下旨说刘二施洗案是单纯的拐卖儿童事件，与天主教无关，天主教并非邪教，不必禁教。《燕京开教略》中指出：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奏疏。 但在乾隆十一年（1746），郎氏的片语只言再不奏效。福建住民状告天主教多明我会教士与修女有染，巡抚周学健下令将主教和四名教士绞刑。乾隆帝随即又在多个省份禁教。这一次，郎世宁的痛苦陈情并没有起到作用，皇帝颇为不悦，只回答说，卿乃外国人，不了解我国国情。 从此到乾隆三十一年去世，郎世宁没有找到任何请愿或谋求天主教发展机会。他只能默默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扮演好安于本分的宫廷画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