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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兴盛以来，衣、食、住、行的变化就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研究也应该步步深入，但既有的研究并没做到这一点，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人在讨论近代文化现象时，仍满足于对国人的衣、食、住、行作笼统的概述，不免让人失望。如何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洋布”（机织布）在近代中国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是一种颇为特殊的物质文化，其本身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谢亮在选题时，我建议他以“洋布”为研究对象，从概念入手，对近代以来“洋布”的输入、生产、销售和消费进行系统考察，并进而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与规律，争取将观念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一气打通。 在研究过程中，谢亮的研究重心多少有些变化，他没有去纠缠“洋布”的概念、生产与消费，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的分析上，并由此去审视社会变迁中的“自生秩序”与“外在变量”的关系。他还将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秩序”思想作为方法论引入了本研究。风险固然难免，但这种尝试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自生秩序”、“外在变量”与社会变迁的中国镜像——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原因研究》一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作为规则性的新秩序是一种普遍联系的结构，它由“制度和惯例构成，是人的活动之结果而非人的明确意图之产物”。这一看法与过往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常常强调，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新秩序的形成更多呈现了“明确意图设计”的特征。他对这一观点能否确立起来颇为担心，我对此却比较释然。一种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不妨作为一家之说存在。即使不被认同，至少亦可令人去思考。 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的前提是：“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2-303页）就字面看来，“自生秩序”理论柯林武德的观点似有不同。究竟孰是孰非？大凡经过2003年“非典”的人，都对当时该病毒的肆虐印象深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中国乡村社会自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秩序及其价值。我认为，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非典”状态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种种自生秩序具有标本意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周初年被分封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诸夏”，以及近代以来海外华人群体，虽然他们的生存样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宗主国传统和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其最终形成这样而非那样的本质性特征，自生性恐怕是不容忽视的内容。因此，如果要研究一种文明的发生，探讨的重点与其说是某种“思想过程”，毋宁说是该文明的自生秩序形成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因经济史研究非我所长，本研究主要靠谢亮自己来完成，我能提的建设性意见少之又少。谢亮本科时学的是英语，硕士阶段才接触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他学术研究志向甚高，平时非常努力，进入研究状态也比较快。我对此颇感欣慰！在我看来，不论做事治学，凡事缩手缩脚，很难想象将来会有大的成就。因此我总是要求我的学生：学术志向要高，但着手具体问题研究时身段要低。希望谢亮以后在这方面用心体悟。 前几天谢亮来信索序，因是其第一本学术著作出版，作为老师，自然乐意为之。聊作数语，以应其请。 是为序。 郭双林 2011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