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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20日，清廷颁布禁烟令，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禁烟运动，到1911年10月被资产阶级革命起义暂时停止为止，清末禁烟运动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清廷一面于外交上展开积极的交涉，努力寻求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一面于内政上制订和颁了一道道禁烟章程，并认真督促检查，使禁烟运动卓有成效开展。英国政府承认：“中国于禁种一事立意成笃，且成效卓著”[1]。1911年国内评论说：“综观各省禁烟之成绩，欲作违心之论，谓非良好而不可得”[2]。孙中山也认为：“成效渐彰，黑藉衰减”[3]。清末禁烟运动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论著似乎重视不够，不仅对国内禁烟运动的起因缺乏深入地探讨，而且对英美两国政府对中国禁烟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及其国际背景，亦缺乏深入地分析。这里仅围绕着禁烟运动所展开的复杂的中英美之间的外交交涉，作一扼要评析，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 各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运动的高涨与英国鸦片政策的松动 20世纪初年，世界毒品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每年被迫接受大批麻醉性毒品，各种各样的毒品充斥市场，到处泛滥成灾，国家安全、民族健康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摧残，就连严禁麻醉品自由贸易的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毒品问题也日渐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被奴役的亚洲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亦是毒品倾销的主要市场。印度、中国和波斯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是吗啡、海洛因的加工出口国。毒品的受害国和地区主要是中国、朝鲜、安南、暹罗、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及澳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遭受的毒害最为深重。 1858年，在炮舰的威胁下和提高关税以筹措军饷的利诱下，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通商善后条约》，中国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英国政府一面在印度劝诱和逼迫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一面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大力兜售毒品，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价值越来越高。大致说来，从1870年到1890年的二十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一般都在9万担以上，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三倍左右，鸦片价值平均每年为3000-4000万海关两、亦相当于鸦片战前的3倍左右。1890年以后，由于中国土产鸦片数量急剧增加，对于印度鸦片多少起了一定抵制作用，进口的鸦片数量有所减少，但平均每年仍在5万担上下[4]。 1859年，清廷重新颁布鸦片章程条例，除了保留禁止官兵太监吸食鸦片条目外，其它内容一概删去，以往对于种植罂粟处以极刑的条款自然废止。种植罂粟于是可以公开进行。光绪初年，李鸿章等人公开鼓吹种植罂粟，抵制外来鸦片，以减少白银外流，增加财政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愚蠢方案居然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赞同[5]。由于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罂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大，鸦片产量越来越高。马士估计1900年中国的土产鸦片有376000担[6]。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1906年土产鸦片有584800担[7]，相当于当年进口鸦片的11倍。而清廷户部估计的数字大得更加惊人，“种烟之地约计五六十万顷，产土近四百万石”[8]。 随着入口和土产鸦片数量的激增，鸦片价格有所下跌，加之遍布城乡的大小烟店为吸食者提供了便利条件，吸食鸦片人数激增，遍及社会各阶层。有的省区不仅成年男子大多染上烟瘾，就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例如，山西“病在自种自吸，无地不种，驯至无人不吸，取携甚便，祸延妇孺，穷苦力作之民传染殆遍”[9]。有人推算四川的吸食者约占该省总人口的27%[10]。军队吸食鸦片的风气更为普遍，成都驻军的吸食者“不仅十分之五六”。除了这数以千万计的鸦片吸食者外，何况还有大批吞服吗啡、海洛因的患者。一言以蔽之，20世纪初年的毒害已经达到人类史上最严重程度。清廷对于鸦片毒害的程度是十分清楚的，也承认以土药抵制洋药政策的失败。1905年的户部奏折说：“窃自洋药之毒已深，土药之禁已弛，始图抵制，终至泛滥，内而年增数千百万无形这惰废，外而年铄数千百万立罄之脂膏，国计民生两受其害。故中西智土咸谓中国欲为自强计，为致富计，均非禁烟不可，然一禁则百难毕集”[11]。这里强调的“百难毕集”的最大两道难题是，对于洋药不敢禁，对于土药不愿禁。经过洋人的多次打击，清政府表示完全驯服，正在起劲地标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因而不敢主动禁烟。之所以不愿禁，是因为土药洋药税捐已经成为王朝财政的重要入项，每年高达一千多万两银。在国库十分空虚之时，放弃鸦片税捐，岂不等于自杀！ 20世纪初年，不甘心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危机，希望从痛苦中崛起和超越，当他们目睹了日本作为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迅速崛起战胜沙俄的事实，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强盛之本，试图用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研究中国衰败的原因时，他们一方面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国家落后的政治根源，同时认真分析了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认为中国衰败与鸦片有很大关系。“举天下群趋于萎靡而无勇往直前之慨，皆鸦片阶这厉也”[12]。不禁烟，开矿没有用，练兵也没有用。他们对比说：“日人烟禁最严，故国势蒸蒸日上；华人吃烟者多，故国势日弱”[13]。中国存亡实以鸦片烟能否驱除为断。救中国之亡不能不驱除鸦片，不驱除鸦片不能救中国之亡！ 在澳大利亚，人们集会演说，痛陈鸦片危害，纷纷递书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在暹罗，因沾染烟瘾者日众，政府严令禁烟，“以冀除烟毒而免后患”[14]。其它鸦片受害国也都一致谴责鸦片贸易，纷纷厘订章程条例，禁止鸦片输入和传播。印度是鸦片受益国，但印度人民对于鸦片产销也深表不满，“有识之士莫不以贩烟为非理”[15]。 同样，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自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展开以来，就没有停息过。英国的人道主义者、归国的传教士和工商业资产者出于各种动机，曾多次掀起反对鸦片贸易运动。他们认为把鸦片强行输入中国，不仅违犯了中国的法令，破坏了中国的市场，而且使英国人的道德和宗教感情遭到了蹂躏。19世纪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尽管没有改变英国政府强行维持鸦片贸易的政策，但通过一次次激烈的议会辩论，总是把英国政府置于很难堪的境地，使历届政府首脑不敢无视公众舆论，不敢公开承认其维持鸦片贸易的立场。20世纪初年，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出现新的高潮。英国力除鸦片贸易会的会员多次集会，发表演说，抗议政府的鸦片政策。明确指出，中国被迫接受鸦片是英国武力压迫的结果，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也是英国压力造成的，中国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法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其责任也应当由英国政府来承担，英国维持毒品贸易是可耻的。他们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向中国赔礼道歉！ 1906年5月30日，英国下议院集会，鸦片问题照例引起激烈辩论。议员得雷首先站起来发表演说，他说，1858年中英通商条约关于鸦片弛禁的规定，是英国政府强加给中国的结果，鸦片的毒害已为世界所公认，英国继续维持这种贸易是可耻的，应当废止条约，停止鸦片贸易。接着，议员罗达福站起来，抨击政府的鸦片政策，要求尽快停止鸦片贸易。印度部大臣约翰·莫莱（Morely）辩解说，鸦片贸易之所以不能停止，不是英国政府的责任，是中国政府不愿禁。“华人若欲禁烟，固吾英人之所乐从者。然据美国专员报告，知中国吸烟之风尚炽盛，未尝有欲禁者，果欲禁之，我英当不阻拒。……我卸任驻华公使近将言旋，必能知中国禁烟一事之虚实。使其立意果坚，自必慨然允从，虽印度财政有损，所不惜也”[16]。这说明，英国政府在各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压力之下，鸦片政策有所松动。中国禁烟的最大国际障碍正在减弱。 二 中英关于禁烟运动的交涉 英国下议院1906年5月30日关于鸦片问题的答辩消息，第二天刊登在英国各家重要报刊上，很快通过三个渠道传递给清廷。其一，《字林西报》通过电报获得消息后，于6月1日发布了一条简短新闻。中国《外交报》得悉，立即发表评论，指出这是中国发动禁烟的绝好机会，敦促清政府说：“鸦片之于中国，语夫外交之故事，则有丧败之辱，语其毒烈之性质，则有破业弱种之忧。凡有心国是者，早应痛加革除，固无俟人为之谋也。况今者英国又自知贸易鸦片有背生人之道德，故愿将其国际贸易大利悉数捐弃，以助我国文明之进步，是诚外交界上希望难得之时会”[17]。清廷对此不可能不予注意；其二，8月初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将一份详细刊载下议院辩论的《泰晤士报》亲自送交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当时清廷对此表示怀疑，没有任何积极反应；其三，驻英公使汪大燮得到英国下议院辩论情况后，专门具折上奏清廷，报告英国鸦片政策松动消息，他说：“彼每遇国会初开，未尝不筹议及此，率谓我种土药视为利源，病不求医，无从挽救，虽复更倡迭和，终于一笑而散。情事如此，设我果有意，英必投袂而起，以表同情，可断言也。纵观前事，历历如绘，积贫在此，积弱在此，贻笑在此，受侮亦在此，禁之一说，何待再计”[18]。这一奏折寄达清廷后，引起重视，但在讨论时，仍有一些大臣担心禁烟遭到英国政府的阻扰，军机大臣瞿鸿机以汪大燮驻伦敦，主张禁烟，必有把握，议遂决。9月20日（八月初三）禁烟上谕发表。于是，禁烟运动在国际国内强烈呼吁下拉开了序幕。 根据9月20日诏令，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于11月30日奏请颁布。就章程的内容来看是全面可行的，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外国鸦片。如果不能对印度鸦片限制禁止，那么，对国内鸦片的一切限制禁止措施都将是空话。11月30日，即颁布禁烟章程的当天，外务部向英国驻华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内容共有6项：1.中国政府现已下令在十年内禁绝土药，印度输入鸦片亦应同时限制禁止。请以1901—1905年进口中国鸦片数量的平均数，自1907年起逐年递减十分之一。2.中国派一官员常住加尔各答，检查鸦片装运。3.中国土药税已由每担税银60两，提高为115两，而印度鸦片较土药味厚二倍，每担仅税110两，请相应提高到220两。4.请香港总督限制鸦片烟膏向大陆输入，若继续输入，必须重征其税。5.请立即关闭各租界烟馆，限制酒馆、茶楼、旅店等以鸦片供客，以便中国禁烟。6.根据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1款有关禁止吗啡的规定，一俟其它各国同意，即应按章实施[19]。 英国外交部接到中国照会后，立即转交印度部，再移交印度政府。190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部收到《英印度部致外务部说略》。据此，外交部大臣葛雷于6月14日由伦敦向驻华公使发出训令，授权朱尔典与中国直接交涉。朱尔典收到训令，于8月12日向中国外务部发出照会。1.同意中国十年限禁鸦片计划，但主张由印度平均每出口鸦片67000箱，其中运到中国者51000箱（包括香港在内），每年递减出口中国鸦片额的1/10，（即5100箱），1908年为61900箱，1909年为56800箱，1910年为51700箱，若中国在此三年禁种吸食有效，同时能对土耳其、波斯鸦片实行限制，印度政府在未来七年每年继续递减十分之一，直至减尽。2.同意中国政府派员常驻加尔各答，检查鸦片包装发售。3.原则同意增加鸦片税厘，具体提出刁难问题。甲、新定每担土药收税115两，是否各地一律照收？乙、是否较可征之税已增一倍？丙、洋药及土药市场价格究竟是多少？这些问题需要调查。还说：“至洋药较土药味浓一倍之说，印度政府则谓未必如是”。4.禁止香港鸦片烟膏输入一项暂缓讨论。5.若中国全部关闭租界以外的烟馆，租界当局自必照办，无须中国官员提出请求。6.禁运吗啡入口一事，各国若同意，英国愿协同办理[20]。从这六条答复来看，英印政府尽管同意限制鸦片出口，却拒绝了中国增税的要求，还增加了以三年为试验期的附加条件，使限制鸦片贸易的主动权操在英国人手中。 8月12日，清廷外务部收到朱尔典照会，经过研究，于12月2日复照英国公使，对英国政府答应协助禁烟一事，表示感谢。为迅速签订条约，防止对方借故拖延时间，放弃了自己限制入口的主权，搁置了增税要求，同意英国政府以三年为试验期的附加条件，仅对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提出异议，“1901—1905年，五年内每年平均数仅42327箱，每箱120斤，今请贵国依照此数按年递减”。不久，又复照同意英国政府自1908年起，每年递减5100箱的方案。于此可见，清廷急于就鸦片贸易达成一项协议。1908年3月，在中国政府作出较大退让后，双方达成六项协议：1.印度鸦片以运往各国之总数为限制，按年递减5100箱，自1908年开始，十年减尽；2.中国派员驻印度加尔各答监视拍卖打包，只查鸦片数量，不得干预；3.洋药税厘加倍一事非一时能调查明确，稍缓续商；4.中国与香港互禁输入烟膏；5.如中国能在租界外切实禁止烟馆及吸烟处所，英国租界应自行设法照办；6.禁止吗啡一事，等候有约各国全部同意，即照章施行。此外，英国还声明，限制印度鸦片出口先试办三年，届期若中国禁种禁吸没有明显成效，英方有单方面废止条约的权力[21]。 中英双方就中国禁烟达成协议，表面上清政府取得了使英国同意限制鸦片贸易和禁止香港烟膏输入的重大进展，实际上这一条约把中国政府禁烟的活动置于英国政府监视之下。倘若清政府禁烟不力，效果不佳，英国政府随时可以把毒品贸易的责任推给清政府，以逃避世界舆论对英国政府的批评和压力。清政府因外交上节节失败，这次能够取得英国政府的协助，觉得是个不小的外交胜利，表示满意。这可以从当即发表的上谕中体味出来。1908年3月22日的上谕说：“现经英国政府允许分年减运，各友邦亦多乐为协助，文明之举，嘉慰良深。英国现已实行递减，相约试行三年，视中国栽种吸食实行减少，限满再为推减。我若不如期禁查，转瞬三年，何以答友邦政府之美意，何以慰各国善士之苦心。此机一失，时不再来。若永远困于沉痼，势必无以为国。我君臣上下一念及此，能无愧悚难安，引为疚责”[22]。 三 美国与两次国际禁烟大会的召开 1906年秋天，清廷在发动禁烟运动时，对于自己的主权信心不足。这件事本来属于内政，它认为必须得到列强的同意，到处寻求支持[23]。美国政府历来表示反对鸦片贸易，是最早主动同中国签订禁止鸦片贸易条约的国家之一[24]。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得悉中国呼吁禁烟的消息，同时收到美国在菲律宾的主教勃兰特（Bishop Brent）提请政府注意国际毒品问题的信件，立即决定倡议在远东地区召开禁止鸦片贸易的国际会议，对中国的禁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是当时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所决定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西部的开发告一段落，劳动力市场出现过剩。迫于劳动力过剩压力，美国政府背信弃义，诬称中国劳工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和道德水平。制定法令限制中国移民入境，在美国掀起排斥华工浪潮。大批华工遭到迫害，被逐出境。美国政府迫害和排斥华工的种族歧视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1905年全国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这场抵制美货运动，使高唱门户开放，企图以经济优势占领中国市场的美国政府的侵略计划受到严重挫折，输华货值迅速减少。1905年美国输华货值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降至2600万元。不仅经济上遭受严重挫折，美国政府还感到中国人民中间出现的巨大反美情绪对它在华扩张权益是不利的。为了美国在华长久的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华采取亲善政策，采纳传教士史密斯的建议，敦促国会通过法令，退还部分庚子赔款[25]，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决定以其属地菲律宾需要禁烟为名，呼吁召开国际禁烟大会，给予中国支持。 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禁烟，完全是从自利原则出发的。一项措施，两个目的。第一，给予中国禁烟以道义上的支持，希望得到清政府的好感，借此平息一下中国人民高涨的反美情绪，以利美国政治经济的对华渗透；第二，美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英国是美国在华经济扩张的主要对手。1894年，英帝国对华输入，约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83%，1900年为63.06%，1905年仍占55.71%。同一时期的美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仍不大，1900年为8.26%，1905年为15.09%[26]。鸦片在英帝国对华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是，1895年为16.98%，1900年为14.7%，1904年为10.78%[27]。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支持中国禁烟，借机排斥英国在华鸦片利益，有利于本国经济势力的扩张，是毋庸讳言的。所以，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禁烟可以一箭双雕，完全是从自利原则出发的。1909年，即将上任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克尔兰（Charles Richard Crane）在华盛顿谈到他的使命时说：“政府之派予使华也，因近年中国已为视线所争集，而吾美尤为注意。……以维持开放主义为宗旨，此美政府所深望者也。至于国际交涉，当以互相尊重，和衷共济为第一要义。鄙人此次赴任，不但为美商谋利权，将更为中美修讲睦谊也”[28]。这里说得多么露骨！克尔兰并未到任，但他的谈话反映了美国政策。 1906年10月17日，美国驻英大使黎德谒见英国外交大臣葛雷，陈述了美国政策禁烟立场和建议，说美国政府很重视远东地区的鸦片问题。以其与菲律宾有密切关系，希望在远东地区召开一次国际禁烟会议，或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远东鸦片问题，希望英国政府给予答复和建议。一个月后，英国外交大臣正式答复美国大使说：“倘贵公使所言之各国均允遣员，而又于中国栽种罂粟及进口洋药一律调查，则英政府甚表同情”[29]。经过与各国之间频繁外交照会往来，征得各国同意，决定于1909年元旦在调查鸦片的基础上，在上海举行首次国际禁烟讨论会。 上海万国禁烟会因故推迟了一个月，2月1日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美、英、法、德、日、荷、葡、俄、意、奥、巴西和暹罗等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会场设于汇中旅馆，公推发起国代表美国主教勃兰特为大会主席。经过26天的讨论，最后以每个国家代表一票的方式，通过了九条议案[30]。主要内容是：肯定中国禁烟的真诚努力；建议各国政府互相禁止药用以外的鸦片及鸦片质的提制品贸易；建议各国政府厘订取缔鸦片章程条例；建议各国限制使用吗啡，防止吗啡流毒蔓延；敦促各国政府关闭在中国居留地或租界的烟馆，禁止制造含有鸦片质的戒烟丸药。 由于这次大会属于研讨性质，所通过的各项议案对于任何国家都没有约束力。尽管如此，这次国际协议，首次把鸦片作为戕杀人类的毒品来对待，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强大舆论压力，使英国政府及其鸦片利益集团惮于国际舆论，不便公开破坏中国禁烟。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的禁烟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造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大背景，促进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开展。清政府对于大会的支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大会一结束，就致函各国公使说：“本年正月开万国禁烟会于沪上，承贵政府派员与会，与各国议员公决九款，于中国禁烟办法多所赞助，实深铭感，望将敝政府感谢贵政府派员会议之美意，代为陈达”[31]。因内舆论界也认为，上海禁烟大会增长了中国禁烟声势，“吾国官民于禁烟之政令及事实，正宜从此节节进行，勿懈于半途，以为此会之玷”[32]。 上海国际禁烟会议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大会的决议对于任何国家均无直接约束力，不可能得到认真落实，为促使远东地区的禁烟运动的发展，又建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新的禁烟大会，希望与会国政府授予代表全权，缔结一项禁止鸦片公约。为此提出14条草纲，征求各国意见。1912年1月，海牙万国禁烟会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美、英、日、德、意、俄、葡、法、荷、波斯等国，会议草签了一项公约。这次国际禁烟大会的酝酿和召开，对于清末的禁烟运动也起了鼓舞作用。 总之，美国政府在1909年和1912年，倡议和组织了两次国际性的禁烟大会。这两次大会的召开，造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大环境，助长了拒毒的声势，促进了中国的禁烟运动。这两次国际禁烟大会的召开固然是各国人民反鸦片贸易运动高涨促成的，而美国政府的倡议和组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四 英国公使的阻扰与禁烟的成效 1908年3月，中英双方就禁烟问题达成协议后，外务部在奏折中强调说，这次中国禁烟得到各国同情支持，必须认真办理，与英国所订禁烟条约要看中国能否切实施行，不能空言搪塞，不能因循玩误。清廷感受到了国际国内的压力，为表示禁烟决心，将继续吸食鸦片的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等王公大臣暂行开缺，以示惩罚，然后委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为禁烟大臣，专门设立戒烟所，调验京师和地方大员有无烟瘾。与此同时颁布了《稽核禁烟章程》、《查验章程》和《禁烟考成议叙议处章程》。这些措施对于各级官员认真执行禁令，积极设法查禁鸦片烟毒，起了重要督促警戒作用，禁烟运动由此掀起高潮。上海万国禁烟大会之后，各省督抚认为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禁烟，同时认为十年递减限种难于稽查，莫如限期禁绝更为简便，纷纷表示要在一二年内在本区完成禁种任务，建议清廷与英国谈判，收回中国“自由禁烟主权”，提前扫除鸦片烟毒。总的来说，各省督抚在清廷三令五申督促下和人民群众支持配合下，查禁种植吸食比较认真，不仅每年派出许多官吏到各地巡回督查，而且出动大批军队下乡弹压查拔，禁烟成效显著。1910年秋禁种已获巨大成就，经清廷派员到各地实地踏勘，确认山东、直隶两省依限禁绝，湖北、山西、奉天、广东四省仅有零星烟苗没有拔净，黑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仅有二三州县禁种效果不佳，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吉林、新疆、云南业已改变昔日大面积种植情况，四川、陕西、甘肃、贵州虽为逐年限种省区，种植面积也有大幅度减少。禁吸禁售也同样取得明显成效，到1908年全部关闭了烟馆，各省戒吸鸦片人数数以万计。1910年山东或吸者约85000人，河南戒吸者105000人，陕西戒吸者560000人，湖北戒吸者117000人，浙江戒吸者221000人，其它各省禁吸虽无确切报告，戒吸人数当亦不少。从这些情况看，这次禁烟尽管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其禁烟成效不容否认。《东方杂志》评论说：“此四年间中国之禁烟事业显著成效，吾人已无容疑”[33]。驻北京的《泰晤士报》记者也对禁烟的巨大成就，表示惊奇。 平心而论，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它既要克服官僚机构腐败因素的干扰，又要排除外国侵略者设置的重重障碍。关于官僚机器的腐败所造成干扰，这里略而不论。这里仅就英国使官对禁烟法令的推行进行的破坏作一扼要介绍。如前所说，英国政府在国际国内反鸦片运动的压力下试图推卸责任，委过于中国政府，虽表面答应给予清政府禁烟合作，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其维持和延长毒品贸易的立场。从资产阶级政府利益观点出发，以为清政府为财政收入计[34]，缺乏诚意，禁烟不可能获得成功，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等待着三年试验期的失败。不仅如此，在中国禁烟时，还多次干扰破坏中国禁烟法令的推行。 首先，干扰查封关闭租界烟馆。由于烟馆是毒品消费和传播的重要场所，社会危害极大，应当是查封的首要目标。1906年11月公布的禁烟章程明文规定：“勒限六个月内停歇改业，逾期概行封禁”，清朝各省官员查封鸦片烟馆是雷厉风行的，到1907年6月按时查封了各城乡镇的大小烟馆。惟独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租界的鸦片烟馆依然灯火辉煌，甚至还设立了一批新的鸦片烟馆。当各地地方官要求租界当局关闭鸦片烟馆时，英国各地领事向驻华公使请示对付办法，朱尔典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政府训令，仅以租界以外鸦片烟馆全部关闭，租界以内鸦片烟馆自必封禁，予以应付。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接到报告，赞成朱尔典的应付办法，特别强调说：“惟须界外烟馆早已实行停歇，方可照办”[35]。1907年6月20日，上海城厢700余家鸦片烟馆全部关闭，上海道请工部局将公共租界的1600家烟馆封闭。工部局答称：“俟内地栽种罂粟地亩大减之后，再当设法办理”[36]。这是一付无赖之徒的腔调。1908年，当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在华租界鸦片烟馆先后关闭，上海地方当局再次催促工部局关闭烟馆时，工部局耍无赖，又提出“于此十年内按年递减”的方案，进行搪塞。直到1908年6月在中国官员一再催促下，才决定自7月1日开始，每半年抽签一次，吊销英、法租界鸦片烟馆的四分之一，到1909年底全部关闭。到期，租界当局宣布鸦片烟馆全部关闭，实际上只不过是将烟馆门面改为茶楼、酒楼，继续经营鸦片生意而已。 其次，对中国地方政府设立官膏局横加干涉。清末禁烟恰在财政特别困难时期，鉴于日本及菲律宾的禁烟经验。一些地方督抚准备制订章程，设立官膏局。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个：一是限制境内鸦片运销，调查鸦片流毒，控制吸食登记；二是借此筹措禁烟经费，弥补地方财政赤字。应当说，这是积极的禁烟辅助措施，属于中国的内政，地方督抚有理由这样做，亦有权这样做。上海潮州帮鸦片商得知两江总督设立官膏局的消息，担心触动自己的利益，唆使英国上海的经营鸦片生意的新老沙逊行，要求英国领事出面干涉。驻上海英国领事立即照会两江总督，就官膏局作出说明。两江总督端方复照说明，在江苏准备设立官膏局是事实，目的是为了禁烟，并不限制印度鸦片贸易，不会影响英国鸦片商的利益，希望在金陵局赴沪采办洋药时，对方给予合作[37]。英国领事报告驻京公使，提出抗议照会，江苏官膏局因此夭折。1908年4月，江西饶州准备设立官膏局，英国公使再次出面干涉，外务部不得不通知赣抚“暂从缓办”[38]。1910年，两广总督拟在广东设官膏局，同样遭到阻犹，未能成功。 其三，英国汉口领事阻扰设立牌照土捐。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根据民政部所拟《禁烟稽核章程》和度支部关于土药税收不敷，仿照江苏抽取牌照捐的要求，准备在全区推广。这同样是一项禁烟辅助措施，完全是中国内政。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沙逊行的报告，又出面向湖广总督和外务部发出照会，声称这种措施不利于印度鸦片在华销售，“实与印度土商大有损害”。威胁说，英国虽答应十年逐渐限禁，而以往缔结的鸦片条约并没宣布作废。在中国经营鸦片的英国商人仍应按旧章条约贩运，中国所定牌照捐不得包括印度鸦片及经营印度鸦片生意的中国商贩。“凡有关趸贩烟土章程，必须声明，印度烟土并不在内”[39]。按照常理，印度鸦片进入内地即属中国货物，又值特别时期，应当服从新订禁烟章程的限制，而英国领事官出面干扰，是对中国禁烟法令的粗暴践踏。 此外，还可以列举出一些英国使官阻扰中国禁烟法令推行的事件。由于篇幅所现，不再胪举。下面仅就英国公使竭力延长鸦片贸易的活动予以揭露。 1911年元月，中英约定禁烟三年试验期限届满，中国禁烟成绩得到举世公认，“英国难于有效地阻止中国，逃避履行条约中仍然生效的有关鸦片的规定”[40]。然而，英国公使朱尔典又横生枝节，以广东地方政府提高印度鸦片税和波斯鸦片进口有所增加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照会，说美国、德国商人输入波斯鸦片，“为数颇巨，据去年计算进口，重量逾十万磅。英国遵照约章，按年进口递减一成，俟十年后全行减尽，现仍切实守约。乃中国政府漫然蔑视，任外商狼狈为奸，而独于英国强加制限，增抽捐税，殊不合理。若不照约严禁外商进运，则我英亦不能拘守约章，甘受巨耗。应请速筹外商办法，否则，英国只有以约作废”[41]。中国外务部复照驳斥说，中国各省已将土药缩限于一二年内全部禁种，禁烟已获很大进展，土药已减七成，因此鸦片价格顿涨数倍，英国商人所运鸦片箱数虽减，而获利大增，出而抗议，不合情理。同时答应对其它国家入口的鸦片严格限制。英国公使向外务部索取“已禁七成”的证据。外务部将各省禁种清册展示，要求英方派员核查。外务部不敢直接要求收回“自由禁烟主权”，只是委婉地说：“内地之禁卖与外国之输入必须一齐禁止，方有成效。应请贵使转致贵政府，顾念邦交，速改旧约，以敦睦谊”[42]。 英国派往中国各地的调查员，经过周历各地，承认禁种“成效卓著”，同意续订禁烟办法。经过谈判，双方于1911年5月8日签订了《中英禁烟条件》，主要内容是，英国在未满七年期限内继续逐年限禁，到1917年停止输入，并同意如不到七年，土药确实禁绝，印度鸦片亦同时停止向中国出口，还同意将印度鸦片税由每担110两提高到350两。总的来说，这个条约的签订，英国又作了一些让步，但仍没有彻底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英国公使为英国商人继续获取鸦片暴利，仍极力设法延长鸦片贸易时间。 总之，清末禁烟时期，英国虽答应十年期内每年递减输华鸦片十分之一，但为了延长鸦片贸易时间，不惜设置重重障碍，阻扰中国禁烟法令的推行。清政府受此巨大压力，在全国人民督促之下，不得不革除因循玩误的政治积弊，切实施行禁令，使压力转化成动力，禁烟卓有成效开展，使英国无法找到延长鸦片贸易的借口，这与英国预料的结果恰恰相反。 小 结 清末禁烟运动发生在国际关系演变非常复杂时期，对此，清政府并没有清醒意识到，不仅禁烟诏令颁发前缺乏禁烟的决心和勇气，而且在禁烟运动发动之后，仍缺乏信心和力量。当《中英禁烟条约》签订之后，才打起精神，制订了一整套的禁烟章程条例。清政府在禁烟行政上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在清末各种行政措施中最为罕见。固然，清廷意识到禁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荣辱，必须认真办理是其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国际舆论和英国政府对清廷造成的双重压力所产生的效应。禁烟运动卓有成效地进行，是国内人民积极支持的结果，同时也是复杂的国际关系促成的。与道光时期的禁烟相比，尽管清末的君臣缺乏道光帝、林则徐禁烟的信心和勇气，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的演变有利于中国禁烟，产生了积极的历史效应。如此看来，内因固然十分重要，外因同样不该忽视。 （文章原载：《南开史学》1991年第2期） [1]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2，第21页。 [2] 《国风报》第一年第18号《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 [3] 《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第3页。 [4]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59页；第3册，第1602页；《统计周刊》第16期。 [5]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念版，第402页。 [6] 瓦格勒著，王建新译《中国农书》下册，第442页。 [7] Report the Internation Opium Commission VoI. Ⅱ.P.57. [8] 《户部奏洋药土药害人耗财拟定分年禁烟折》，《东方杂志》第2期。 [9] 《晋省禁烟办理情形为难折》，《政治官报》第1176号。 [10] 《外交报汇编》第29册，第65页，台湾广文书局印行。 [11] 《户部奏洋药土药害人耗财拟定分年禁法折》，《东方杂志》第2期。 [12]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24，第451—452页。 [13]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24，第451—452页。 [14] 《外交报》第238期，《暹罗国实行禁烟》。 [15] 《泰晤士报》1906年5月31日，《记鸦片贸易问答》。 [16] 《记鸦片贸易问答》，《泰晤士报》1906年5月31日，参见《外交报》第152期。 [17] 《论禁烟与外交之关系》，《外交报》第147期。 [18] 沈桐生编《光绪政要》第5册，卷22，第33页。 [19] 《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上卷，《外交报》225期。 [20] 《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上卷，《外交报》第225期。 [2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67—5868页。 [2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68页。 [23] “中国人真正在使他们自己变得难以言喻的荒谬可笑，到处寻求忠告，竭力寻找威胁他们主权的某些动机。……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才能使他们取得同列强平等的待遇。”[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512页。 [24]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十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41—42页。 [25] 此举得到美国舆论界的欢迎，都认为有利于中美邦交的改善。中国政府也表示非常感激，专门派唐绍仪为专使到美国致谢，并以接受美国货币专家帮助顿中国货币为代价，予以酬谢。 [26] Board of Trade Journal , 1895.VoI. XVIII.P. 648; The parliamentary Dehates. 4th. Series. VoI. Liv,P.336. [27] 徐雪筠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附表六。 [28] 《论美国对华政策》，《外交报》第258期。 [29] 《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外交报》223期。 [30] 《己酉大政记》第10册，《万国禁烟会决议案》。 [31] 《外交大事记》，《外交报》第245期。 [32] 《万国禁烟会纪事》，《近代中国内外大事记》宣统元年。 [33] 《新中国与鸦片问题》，《东方杂志》第8卷第5号。 [34] 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在1908年5月的下议院会议上说：“夫禁烟之事最为难于措置，而亦鲜能成效，恐他国政府尚不能以一国之积习于十年内祛除净尽，而中国毅然行之。呜呼！全球之大，亦罕见也”！参见《英国下议院会议中国禁烟事》，《外交报》第214期。 [35] 《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上卷，《外交报》第223期。 [36] 《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上卷，《禁烟事宜说贴》。 [37] 《两江总督为试办官膏照会驻沪领事文》，《外交报》第193期。 [38] 《禁烟交涉》，《外交报》第207期。 [39] 《驻汉英总领事为牌照土捐事致湖广总督陈照会》，《外交报》第248号。 [40]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41]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3，第21—23页。 [42] 《商废鸦片条约》，《外交报》第2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