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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熙、雍正时期逐渐形成热河行宫戍卫制度,乾隆时期进一步完善。热河地区的常驻军分为满、蒙、汉八旗和绿营兵四支力量。大致以满、蒙八旗为主力,集中驻扎在热河、喀拉河屯、桦榆沟和木兰围场,数量时有调整,而基本趋势是略有增加。汉八旗主要负责行宫日常守卫,位置虽然重要,但力量较为分散。绿营兵则担负承德周围地区的巡逻捕盗和后勤供应等任务。这样承德如同北京一样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军队戍卫情况,既相互配合支援,又相互监控制约。当然,在皇帝出巡热河和“木兰秋犭尔”时,真正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是他的扈从军。实施这种兵力配置与扈从制度,目的是为了保证皇帝狩猎活动的绝对安全,防止内外突发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清代；热河；兵卫制度 一、“木兰秋狝”的军事意义 承德旧名热河,位于古北口外东北约100公里,清代属直隶省管辖,距省治保定约390公里。东临盛京,北接围场,西连蒙古牧场,南与顺天府搭界,距北京城约210公里。自汉朝以降,先后有匈奴、鲜卑、乌桓、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元以后逐渐成为蒙古人的游牧场所,“明初设大宁、兴州诸卫,皆羁縻而已。”[1](P10507)明永乐年以后,复归蒙古,以为牧场。在相当长时期内,“诸部纷争,罕有宁宇,控御之道无闻焉”。[2](P2913)满族兴起后,与居住在热河地方的翁牛特、喀拉沁、土默特等蒙古诸部与满洲人结成联盟。自清康熙年间起,热河地位勃兴,从史志上一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跃为畿辅重镇,考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康熙亲政以后,经常在热河北部的围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犭尔”活动,使该地成为清王朝政治军事活动的临时中心；二是康熙晚年,在原有行宫的基础上兴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历经康、雍、乾三朝皇帝的不断扩建,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皇家园林。 木兰围场在承德府北境外,距承德约109公里,在蒙古各部的环围之下,方圆650余公里,康熙年间成为皇家行围狩猎的场地。说到木兰围场的由来,还需简单回顾一下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满洲贵族发迹于东北,入关以前就与当时的漠南蒙古诸部发生了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并在军事上结成同盟,将与其结盟的蒙古诸部编为蒙古八旗。入主中原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与蒙古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行政上的管理和控制。当时的蒙古分成三部分: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喀尔 喀蒙古以及漠南蒙古。清朝与各部保持着姻亲关系,漠北和漠南蒙古与中央的关系比较稳定,漠西厄鲁特蒙古则不然。漠西蒙古地处西陲,地缘上远离清朝的统治中心,独立性较强。清顺治以后,其势力不断膨胀,尤以噶尔丹为甚,一心想摆脱清朝的控制。为达此目的,噶尔丹不惜与沙俄勾结,发动叛乱,不但威胁北疆的稳定,叛军甚至还一度兵临直隶。大兵压境,朝野震惊。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几乎是“倾国之力”,才平息了这场叛乱。噶尔丹的战祸使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蒙疆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在南方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军被打得七零八落,要巩固藩篱,就不能没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此时正值“藩部敬献牧场”,康熙皇帝便“肇开灵囿,岁岁秋犭尔”,开创了“木兰秋犭尔”制度。 康熙在围场地区举行声势浩大的“秋犭尔”,其意义有二:其一,为了防止在八旗兵中出现“狩猎之事废而不讲,满洲兵弁习于宴乐,骑射渐至生疏”等现象,要求八旗子弟习武木兰,“不忘家法”,重拾尚武之风。木兰围场地处塞外,与蒙古所居之地环境相似,八旗军在训练中不仅可以借此整肃军纪,凝聚军心,还能使军队适应大漠的气候和地形,万一战事骤起,避免仓促应战。其二,借狩猎之名,行震慑之实。即通过操练八旗军队张扬大清帝国军威,对心存芥蒂的蒙古王公造成心理上的震慑。另外,在行围时清帝邀请蒙古王公轮流陪同,通过对于扈从的蒙古王公进行封赏,用怀柔手法拉近蒙古与清帝的感情,起到柔藩的作用。著名史学家赵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每岁行,非特使旗兵肆武习劳,实以驾驭蒙古诸部,使之畏威怀德、弭首贴伏而不敢生心。”[3](P13)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后序》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乃祖乃父修建山庄的根本目的,“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远”[2]。但是,到现在为止,关于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的目的和用意仍然存在一些误解,需要澄清。 有人说康熙皇帝修建山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暑,这就严重误解了清朝皇帝的根本用意。我们认为修建山庄的确具有避暑的作用,但决不是为了避暑才修建山庄。如果仅仅是为了避暑,即使再加上八旗兵需要合适的练兵场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足以使康熙皇帝每年花费大笔资金率领大批扈从军长途跋涉到承德避暑和木兰行围。因为,在北京周围完全可以找到消暑纳凉和练兵的理想场地,所以,清朝皇帝强调练兵也罢,宣扬避暑也好,都是幌子和烟幕,最真实的用意是为了加强对于蒙古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恩威并用,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惯用手法,“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朝皇帝继承了历代王朝的这一策略,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加以武力征服和镇压,另一方面则对愿意臣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加以政治的物质的笼络。乾隆皇帝曾多次强调:“损益随时,宽猛相济”。个中秘密,由此可见。 有人根据一道谕旨,认为康熙皇帝反对修筑长城有两个原因:一是玄烨熟读经史子集,精于韬略,深谙“备多力分”用兵之道,不愿劳民伤财修筑长城；二是“玄烨深受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学说的影响,谂知国祚的绵长、皇权的巩固不是取决于长城是否高大坚固,而是决定于能否轻徭薄赋,-得道助.”[4](P77~78)。这些分析是从谕旨中直接演绎出来的,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只是公开说出来的理由。翻阅中国古代史书可以发现,凡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都把修筑长城看成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措施,凡是从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修建活动。深层的思想文化原因是,长城以内汉民族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长城减少来自草原军队对农业社会的冲击和侵扰,而塞外少数民族在关内建立的政权却不能认同这种军事阻隔,因为他们的发祥地,他们的历史之根,他们的民族感情仍在长城以外。辽、金、元军事政权如此,大清政权亦如此。满洲人发祥于东北,龙兴于盛京,在其发展过程中,他们与归顺的蒙古人建立了同盟关系,满蒙八旗兵金戈铁马一同打天下,一同分享政治果实。且不说享受政治盛宴的军事贵族们,就是居住在长城内外的满蒙两个民族的士兵和老百姓都无法在心理上接受长城这道人为的障碍,他们不可能动用大量人力和物力来修筑长城。康熙皇帝反对修筑长城,主要是基于本民族利益的考虑,基于长城内外各民族已经隶属于一个统一政权事实的考虑。然而,现实利益是冲突的,北部边疆的民族、部族矛盾时常激化。康熙皇帝尽管公开反对修筑长城,但这并不等于他放弃了对北部边疆的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和军事上的高度警惕。 自1677年康熙皇帝开始北巡,“木兰秋犭尔”此后逐渐成为定制,后代帝王效法遵守,于是热河成了清帝经常巡幸之所。热河多山多水,据《大清一统志》记载,热河境内座落着大小山峰150余座,夏季山川秀发,水木清华,是避炎驱暑的绝佳去处。为了方便北巡避暑,康熙在热河修建了许多行宫,其中以避暑山庄最负盛名。避暑山庄兴建于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1708年初具规模,后来经过乾隆朝的不断扩建,成为清代北方最大的皇家园林。皇帝每次北巡,在夏初启程,秋末返京,逗留少则三月,多则半年。期间皇帝不但在此行围狩猎,处理朝政,还要接待蒙藏上层王公、活佛和外国使节。朝鲜学者柳得恭曾对避暑山庄地理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做过精辟的概述,“窃观热河形势,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5](P12)到了乾隆时期,避暑山庄已经成为清朝夏季的政治中心。 随着热河政治、军事地位的逐渐提升,其地区安全保卫问题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热河地处塞外,与漠南蒙古各部毗邻,康、雍、乾三朝虽然与蒙古各部长期通好,但这并不足以打消皇帝对草原的顾虑。1690年,噶尔丹叛军大举进犯,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坐镇热河的波罗河屯,指挥了决定胜负的乌兰布通战役。而乌兰布通距离北京仅350公里,离热河也不过150公里左右。由此可见,若北疆战端发生,热河将首先暴露在蒙古叛军的炮口之下,战火也将很快烧到北京。热河的防御既 关系到皇帝的北巡安危、行围制度的存续,还关系到北京的安全。 热河在避暑山庄建成以前部署的防御兵力较少,又是临时抽调,并未形成比较严格的保卫制度。随着避暑山庄的扩建,随着政治活动的级别不断提升,其防御规模也逐渐扩充,保卫制度逐渐严密起来,到乾隆时期趋于完善。热河兵卫可以分为常驻军和扈从军两个部分。 二、热河行宫及其周围的常驻军 清军入关之后,将八旗兵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兵力驻扎在京师负责皇宫安全保卫,另一半分驻在全国各战略要地,被称为“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约有10万人,大致分布在五条防线上,第一条从山海关,经密云,过绥远、张家口、宁夏到凉州的长城驻防线；第二条由山东德州,经河南开封,西至陕西西安的黄河防线；第三条从江宁,到荆州,再到成都的长江防线；第四条从杭州到福州,再到广州的沿海防线；第五条是从北京到杭州的运河防线[6](P737)。清廷利用这五条防线及其战略据点控制了各地的行政中心和要塞。热河行宫处在长城防线上,分析其军事布防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热河及其周围的常驻军有驻防热河和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兵,有隶属于内务府负责行宫保卫的汉八旗兵,还有隶属于直隶提督负责巡逻治安的绿营兵。从层次上看,驻防、守卫的军队比较复杂,除江海水师之外几乎囊括了清代兵防的所有形式,但管理上满、蒙、汉将领各司其职,并行不悖,共同承担热河兵卫责任。现就以上几种形式略作具体说明。 驻防热河和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兵。清朝入关问鼎之初,由于是北向而来,京北的防线尚未成型,只是在独石口、山海关、喜峰口等重要关隘设有驻防,军官的级别低,人数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与畿辅南部的沧州、大名府、保定等地的重点驻防不可同日而语。1724年,热河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驻防。当时,在热河设立驻防总管1员,副总管2员,佐领、骁骑校各八员,满洲、蒙古八旗领催马甲共800名。驻防八旗兵一分为三,分别驻防在热河、喀喇河屯(今滦河镇)、桦榆沟(今化育沟)。喀喇河屯和桦榆沟都在热河外围,避暑山庄建成以前,这两处就建有行宫。喀喇河屯,是蒙语译音,“喀喇”即黑色,“河屯”即城的意思。位于热河以西数十里,是滦河的一个渡口,伊逊河自北而南,也在此汇入滦河,北溯伊逊河可直达木兰围场,河谷宽广,地势开阔,是一处重要的水陆码头。避暑山庄建成之前,喀喇河屯行宫一直是康熙皇帝最乐于居住的行宫之一。1724年,设翼长一员,佐领四人,骁骑校四员,兵200名。桦榆沟位于热河西南,北距滦河仅数里之遥。事实上,桦榆沟并非是北巡的必经之地,北巡路线可由黄甲庄直接北上到喀喇河屯,而康熙皇帝对于桦榆沟的美景似乎情有独钟,每逢北巡一定绕远经过此处。汪灏在他的5随銮纪恩6中记载了桦榆沟的秀美景色,“巨岩遮路,澄潭碧水,半浸其根,苔藓浮动,轻莹秀彻,若盘中水石”[7](P287)行宫南行约4公里处有一钓鱼台,“一二奇石悬空临水,真天然钓矶也”,“清流深苇,游鱼衔尾”[7](P287)。另外,行宫临近滦河,溯河而上十余公里可达喀喇河屯行宫。1724年在此设翼长、佐领、骁骑校等9员,兵200名。 1738年,裁去热河总管、改设热河副都统1员,裁去副总管,改设协领1员,又增设协领4员。另外,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防御20员,佐领、骁骑校各4员,满洲八旗兵900名,蒙古兵300名,驻防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主要归因于乾隆努力效法康熙,例行“木兰秋犭尔”祖制。随着北方民族形势的发展,在热河举行的民族、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当时驻防的形势是:满洲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正蓝六旗驻防热河,蒙古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也驻防热河,由该四旗出任1员协领分驻桦榆沟。热河共设协领3员,佐领12员(含蒙古佐领3员),防御12员(含蒙古防御3员),骁骑校12员(含蒙古骁骑校3员),兵1400名。满洲镶红、镶蓝两旗驻防喀喇河屯,设协领1员,佐领4员,防御4员,骁骑校4员,兵400名。蒙古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驻防桦榆沟,设协领、佐领、防御和骁骑校7员,兵200名。满蒙旗兵如此布防既体现了统治者标榜的满蒙一家,又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防范的意识[8](P7128)。由于军事力量不均,官阶高低不同,主从地位也是非常清晰的。 《畿辅通志》曾形容木兰围场地区是“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0。木兰围场地处蒙古各部的环围之下,“近在都畿,易于据守”。是中原以外的一道坚固的屏障,而且还有比较发达的交通线,康熙时期的木兰围场“大路平衍,为蒙古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翁牛特诸部入贡之孔道”[9](P286),是连接中原和蒙古的纽带,自设立围场以后,更成了清朝统治者频繁活动的政治场所。围场建立之初,康熙在此设立总管一职,驻扎唐三营,隶兵部管辖(1749年改由理藩院管辖)。下设防御8员,领催马甲101名。乾隆年间,曾对围场先后两次增兵,数量达659名,800名,并增设翼长2员,骁骑校8员。嘉庆时期,驻防八旗人数又有增加,达到1000名。驻防规模不容小觑,驻防形式与热河稍有不同,“木兰之地,周遭树栅为界,设营房八,卡伦四十,各以旗兵守之。”[9](P3865)热河驻防八旗兵人数代有变迁,乾隆初期为2000名,由副都统率领。后来陆续增兵达到8700人,驻防八旗最高官职副都统在嘉庆时期也改为都统[10](P7127)。尽管副都统如同将军、都统一样,职责都是“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而由副都统改为都统,还是反映了清廷对于热河政治地位的看重。 隶属于内务府的汉三旗。除避暑山庄外,热河境内还有大小行宫十几座,以备巡游途中使用。每座行宫之间的距离适当,一般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大多数行宫比较简朴,“台殿浑朴,不事丹青,特存茅茨土阶之风”,所以平常并不需要严加把守,只是一些日常维护,守卫人数视行宫的大小而定,有些很小的行宫由于不经常使用,无需守卫。担任行宫保卫工作的是隶属于内务府的汉三旗官兵。乾隆时期设总管2员,苑副3员,负责管理各个行宫事宜。具体到每个行宫来说,热河行宫设守卫千总11员,副千总22员；喀喇河屯行宫守卫千总、副千总各1员；王家营行宫守卫副千总1员；长山峪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两间房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古北口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从热河至木兰围场一线:钓鱼台行宫,设副千总1员；黄土坎行宫,设副千总1员；中关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什巴尔台行宫,设副千总1员；波罗河屯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张三营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以上行宫皆是康熙年间修建。乾隆时期,为了方便巡游蒙古各部,又开辟了自波罗河屯向西至木兰围场的路线,新建两座行宫:济尔哈朗图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阿穆呼朗图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视行宫大小,守卫的兵额在6人到98人之间[2](P2916~2918)。另外,避暑山庄外的几处寺庙,如溥仁寺、普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陀宗乘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共八处也设兵守卫,计有千总5员,副千总6员,把总4员。行宫与各寺院保护兵员雍正时期为1600人,乾隆陆续增加到近2000人③。 河屯协的绿营兵。河屯协隶属于古北口的直隶提督,因驻扎在热河以南20公里的河屯而得名。此处在明朝政府属兴州卫。康熙年间建行宫,1714年设守备、千总。1731年增设参将。1738年升为副将,隶属于驻古北口的直隶提督管辖。下辖左营、右营、八沟营和唐三营,共有弁兵1240名。河屯协左营弁兵407名,分防喀喇河屯汛、马圈子汛、三道梁汛、中关汛、下坂城汛、新村子汛、六沟汛、二沟汛和茅沟汛等9汛。河屯协右营弁兵329名,分防土城子汛、虎什哈汛、森吉图汛、林家营汛、郭家屯汛、上黄旗汛、大阁汛和邓家栅子汛等8汛。八沟营弁兵341名,分防龙须门汛、雅图沟汛、中六沟汛、二沟汛、茅沟汛、七沟汛、暖泉汛和博罗树汛等8汛。唐三营弁兵163名,分防黄姑屯汛、喇嘛洞汛、大店子汛、白虎沟汛和红旗拨汛等5汛。河屯协自副将以下官兵“并听热河驻防大臣调遣”。按照规定:千总、把总、外委每月与邻汛会哨一次,都司、守备每季会哨一次,副将每年冬季巡查一次。 此外,在热河及其周围的绿营兵尚有隶属于承德府、平泉州、建昌县、赤峰县、朝阳县等府州县所辖的150名捕盗官兵,几经变迁之后,始“专听热河道府等差遣侦捕”[2](P2921~2922)。 三、“木兰秋犭尔”的扈从军 除了上述热河地区的常驻军之外,主要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是他亲自率领的扈从军。清代皇帝扈从制度根据皇帝活动的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紫禁城内,二是在京城内,三是在京城以外。皇家仪礼十分隆重,凡是皇帝到京师以外巡幸,按照有关规定,由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豹尾班侍卫60人分为三班轮流跟随,白天行进以20人为前导,20人左右翊卫,20人后护。这些侍卫通常由领侍卫内大臣1员,侍卫班领2员统领。在他们的后边是侍卫内大臣统领的扈从军,以黄龙大纛为标志。皇帝驻跸御营以内大臣1员,散秩大臣2员值班,御前大臣、侍卫以及乾清门侍卫分别驻扎在御营两厢住宿,御营以侍卫班4员,内班侍卫40人防守四角,外边又有侍卫长带领的30人环拱宿卫。 侍卫亲军之外,又有扈从军。康熙初年规定,凡是皇帝驻跸的地方,都要预先派护军营统领前往查看布置,“每驻跸之地,由向导总统等先期指示地盘,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豫往,同武备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设帐殿、御幄缭以黄髹木城。”御营之外设立网城,网城设南、东、西三旌门,分别由护军统领率上三旗八旗官兵守卫。南旌门归正白旗,东旌门归镶黄旗,西旌门归正黄旗。距离网城百步之外,扈从八旗兵分为左右翼各设帐房,东面四旗为左翼,西面四旗为右翼。雍正时期,为了确保黄幔城的绝对安全,将网城改为圆形,在行营周围设立连帐,三旌门依旧设立。网城之外再设连帐一重,也是圆形,共设四门,每门分别由两旗把守。距离御营60丈外，扈从八旗各设帐房5座,住宿其他扈从官兵。扈从皇帝出巡主要有前锋营和虎枪营等,前锋营又称“折冲禁军0,一般在御营之前一里左右安设卡伦巡警宿卫。每次皇帝在热河行围狩猎,通常带领虎枪营随行,士兵均从上三旗选拔,由于狩猎活动靠近皇帝,兵选条件相当严格。主要负责寻山追踪,每日以10人携虎枪于前导侍卫之前,杀虎擒兽[10](P3702)。大致说来,每次皇帝在热河的狩猎活动扈从兵力均不下万人,浩浩荡荡,虽说是常规狩猎活动,实际等于军事示威。 热河距京城仅有210公里,两地又是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应付突发事件,要有足够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皇帝的安全,这样京北路的军事意义就格外突出。自古以来,北方的战乱一直很频繁,京北地区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挺进中原,都是以京北为切入口,其中尤以古北口为重中之重。古北口位于密云县东北,距离热河仅75公里,是热河北京一线上的咽喉之地。古北口地势险绝,高士奇的5塞北小钞6记载:“古北口两崖壁立,中通一车,下有深涧,巨石磊,凡四十五里为险绝之道。”[11](P269)汪灏在他的5随銮纪恩6也写到:“(古北口)关筑于两山合抱处,重门深邃,潮河急湍,横锁关前。出口后,层崖夹峙,一线中穿,河声汹汹,雷轰电激,十余里山势全合,跨山过岭如下峻坂。”[7](P286)在地势上可以说是易守难攻。自唐朝开始,古北口就是军事重镇,尤其是元朝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古北口是从北部进军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谁控制了古北口,北京便成为囊中之物。 历史的前车之鉴使清朝甫一入关,就对古北口等燕山一脉的关隘的驻防非常重视,从顺治初年开始,古北口驻兵就不断调整,到乾隆初期,设防守尉统带马甲兵200名驻扎,隶属于独石口副都统所管辖。1769年,改属热河副都统所辖。1780年,鉴于京北八旗驻防日趋重要,而京北驻防最初由察哈尔、热河、山海关三个副都统分别管辖,区划相当混乱,军队无法快速调度,所以在京北设立密云副都统,统一京北防务。古北口并入密云副都统的管辖之内。密云副都统驻防密云县,下设协领4员,佐领12员,防御16员,领催80名,前锋120名,委前锋100名,马甲1480名,步兵100名,养育兵220名。下辖密云、昌平、顺义、古北口、三河、玉田六处驻防。合计兵力2600人。密云驻防的级别虽然不是最高,但上无将军、都统兼辖,副都统自然可以独挡一面,可以直接面君奏事[12](P236)。 由于皇帝岁岁率领大队人马前往木兰秋,在北京、热河与木兰围场之间将近有500公里路程,随时随地驻跸消费,自然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绿营兵因此被大量部署京北地区。古北口初设总兵,1723年提升为直隶提督,常驻古北口。直隶提督主要是负责以古北口为中心的京北一带的防务和后勤供应,提督下辖本标中、左、右、前四营官兵,并兼辖河屯、三屯、三永三协,八沟、古北口城守三营。中营设中军参将1员,驻古北口,兼辖古北口城守营。下有中军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4员,外委6员,额外外委8员,兵829名(5皇朝文献通考6中作800名)。左营、右营游击各1员,中军守备各1员,千总各2员,把总各4员,外委各6员,额外外委各7员,兵各810名(5皇朝文献通考6中作800名)。左、右营共同驻 扎潮河城。潮河城位于密云东北,距离县治约100公里。前营设游击1员,中军守备1员,千总1员(5皇朝文献通考6中作2员),把总3员(5皇朝文献通考6中作4员),兵460名(5皇朝文献通考6中作474名),前营官兵驻扎在位于密云东北 30公里的石匣城,前营游击还兼辖密云城守、顺义、石塘路三营。 在皇帝北巡围猎时期,除了北京、古北口、热河和木兰围场沿途大量驻军保卫之外,在距离热河较近的地区也驻守着可以随时机动作战的八旗兵。例如,绥远将军率领八旗兵3400人,兼辖右卫。张家口都统率领19000人,兼辖察哈尔牧地。山海关副都统带领1500人,兼管冷口、永平、喜峰口等处要塞。这些外围军事力量随时都可以集结起来,用于塞外作战,从而进一步确保了热河行宫和皇帝出巡的安全。 四、结 语 以上是皇帝在热河地区消暑、狩猎时期的兵卫部署概况。具体到每一次来说都会有所不同,而兵力配置结构和扈从制度变化不大。总的来说,清代皇帝的热河狩猎之行,兵力配置如同京师及其周围一样呈犬牙交错状态,不仅考虑了如何防备草原上突然出现的外部叛军的攻击,而且非常留意热河周围蒙古八旗兵以及当地绿营兵的动态,就连皇帝的扈从军八旗兵内部也是互相牵制,互相监视,戒备非常。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清朝皇帝为了在夏天在热河期间继续保持对北京的严密控制,分别在北京与热河之间的要塞及其附近驻以重兵,在京北地区驻以绿营等重兵,既是为了保证热河行宫的后勤供应和公文传递畅通,也是为了随时集结出援热河周围的驻军。古北口作为联结热河行宫和北京的战略要塞,清廷为了防范绿营兵对它的控制,又在此处部署少量八旗兵,主要是为了监控绿营兵的行动。清朝实施这种兵力配置与扈从制度,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皇帝狩猎活动的绝对安全,防止内外事变的突然发生。据意大利天主教宫廷画师马国贤(Ripa,Matheo)记载,18世纪前期清朝皇帝每次“木兰秋犭尔”活动带领的人马少则五六千人,多则数万人[13](P69)。1793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庆寿,据随同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的一个军事随员的观察,“参加的有八万军队,一万二千官员”。目睹这样的军事威仪,蒙古王公“敬奉皇帝如神明”[14](P235)。“木兰秋犭尔”、热河消暑庆寿的政治军事含义以及效果由此显现出来,自然修建热河行宫的历史意义也就产生了。 热河在清朝初期不是军队戍卫的重点,防务上主要依靠在该地区的蒙古八旗,到北巡制度确定之后,才有了专门官员管理行宫事务,但级别不高,数量也有限。雍正时期形成热河行宫戍卫制度,乾隆时期进一步完善热河地区的常驻军分为满、蒙、汉八旗和绿营兵四支力量。大致以满、蒙八旗为主力,集中驻扎在热河、喀拉河屯、桦榆沟和围场,数量虽时常调整,而基本趋势是略有增加。汉八旗主要负责行宫日常守卫,位置虽然重要,而力量较为分散。绿营兵则承担承德周围地区的巡逻捕盗和后勤供应等职责。这样承德如同北京一样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军队戍卫情况,既相互配合支援,又相互监控制约。当然,在皇帝避暑承德和“木兰秋狝”时,真正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是他的扈从军。 综观热河地区驻军情况,基本适应了形势需要。由于驻军人数适中,既保证了避暑山庄的日常安全,又未给中央和地方带来过重的负担；既体现了清廷的威仪,又未对当地民族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热河的军队布防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注释：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卷五五五,卷一一三七,卷一一四一,卷一一四九,卷一一五八,卷一一六〇,卷一一六四,卷一一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年影印本。 “上谕大学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 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等知之。”(《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三年五月丙午) 各地驻防兵弁时有变化,各家史志记载不一,但都是有根据的。之所以出现差异,是因为撰写者选取资料的年代不同。准确地弄清各年代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大致反映的是清朝乾隆时代的情况,偶尔也使用其他年代。谨请读者使用这些资料时,进一步查考原始文献。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三〇,兵志一,第3865页。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10,北京古籍出版社,第2235-2243页。 参考文献: [1] 刘锦藻等.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 [2] 和王申等.钦定热河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3] 赵翼.檐曝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 [4] 袁森坡.论建立避暑山庄的历史背景、位置和历史地理环境 [A],避暑山庄论丛[C]第五辑. [5] 转引自孙东波.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政治作用[J],承德民族师专学 报,2002,(3). [6] 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7] 汪灏.随銮纪恩[A],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 [C].上海:著易堂,光绪三年(1877年)刻本. [8] 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卷332)[M].台北:文海出版社. [9]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 张寿镛等.皇朝掌故汇编内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11] 高士奇.塞北小钞二[A].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 [C].上海:著易堂,光绪三年(1877年)刻本. [12]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13]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13 Year.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M], London in 1844.P.69. [14]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Z].北京:中华书局,1981. （文章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