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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聊斋志异》；史料价值；明末清初 [摘 要] 中国传世名著《聊斋志异》不是一部虚构小说，而是一部明清史料集。通过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司法、风俗习惯、中外交往、灾荒等方面的记载，《聊斋志异》一书不仅还原了此时期时人的活动场域，而且记载下一个相当清晰的社会场景。由此可见，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世小说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史学工作者还原历史真实提供不同于“正规”档案史料以外的另一种重要史料，同时也为史学工作者发掘和利用历史史料提供一种重要的借鉴途径。 An Exploration on the History Data Value of the “Liao Zhai Zhi Yi” LIU Yue-wu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Keywords: “Liao Zhai Zhi Yi”, history data value, the tim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China classic history work of “Liao Zhai Zhi Yi” was not a fiction, in some degree it was a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history. Through the record of China social economic, politics, justice, cultural customs, the foreign contacts and famin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book not only reproduced the human activities but also recorded a very clear social scene during this period. To study the classic history work just like the “Liao Zhai Zhi Yi” not only provided another important history data for the historians but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way to them during exploring or using the historical data. 《聊斋志异》是明末清初时人蒲松龄所著的一部短篇文言小说。基于它那集牛鬼蛇神和人间真实故事于一体的题材特点，与其批判现实、抒发情怀的写作笔法，该小说不仅在当时颇具影响，而且也博得了后人的喜爱。所以“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1]的评价不仅成为当时时人，而且也成为后来人对《聊斋志异》表达喜好之情的最佳概括。然而，在笔者看来，《聊斋志异》不只是一部虚构小说，更不简单是作者“妄言”、“妄听”或“冥搜镇日一编中”[2]的神鬼故事之合集，而是作者书写社会生活、讽刺人间百态时不经意间所形成的一部明清史料集。在这些短篇故事中，不仅包含有毛泽东同志强调的中国封建时代阶级斗争的史料[3]，更包含有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它们虽是不同于档案史料之外的另一类史料，但它们却以“口述史料”或“笔记史料”的方式显示出其不同于“正规”档案史料所具备的史料价值。正是这类口述史料和笔记史料，不仅可以复原明末清初的社会原貌，而且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百态；它不仅为后人更准确、更鲜明地了解此时期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为今天乃至今后的史学工作者研究明清历史提供了一个“原形”。 细言之，《聊斋志异》中的史料可分为以下几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司法、中外交往、灾荒。经济方面的史料主要囊括以下方面内容：商人经商前的社会身份，商人所在籍贯、贩卖货物种类、经商路线或活动地域范围，商人的“原始”资本和“最终资产”，明末清初部分商品和某些特殊“商品”（指买卖女性）的价格等。政治方面史料的主要内容有：明清政权交替时期社会的变迁、清军入关对普通民众心理的影响、汉人反清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等。社会文化风俗方面的史料主要有：明清时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明末清初嫖妓与男风的盛行、赌博与酗酒的严重等。司法方面的史料有：明末清初社会司法的黑暗、普通民众对清官的呼唤和对社会公正秩序的渴望等。中外交往方面的史料有：中国与属国的交往（朝贡、遣使）、天朝观念影响下中国人对外域世界的想象和认识、中国朝廷对海难的救济，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殖民者东来的恐慌等。灾荒方面的史料有：地震、水灾、瘟疫、饥荒对各地区的破坏和民众生活的悲惨等。这些史料均包含于《聊斋志异》中，它对我们研究明清社会史，尤其是清初历史颇具借鉴意义。它不仅起到佐证档案史料的作用，而且可以起到弥补档案史料之不足的作用。对此类史料的发掘，不仅是一项进一步丰富史料的工作，也是一项破除陈见、创新史学的工作。 一《聊斋志异》中的经济史料及价值 《聊斋志异》中的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经商”和“物价”两大方面。“经商”方面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商人这一主体的社会来源、商人的级别划分，而且还包括商人的地域来源，经商种类、经商路线、活动范围、生活特征、神灵信仰以及“从商”和“读书”之间的关系等（具体情况见表1）。而“物价”方面也包含了一个较为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当时各地区麦、粟的价格，而且还包括某些地区房屋的租金、一只八哥的价钱、良马的价钱、一餐饭的价钱、一栋宅子的价钱等。 1.“经商”方面的史料 据《聊斋志异》所提供的史料，明末清初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主要来源于三类。第一类是世代为商的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家族，一家人多作同类生意。当这些家族的后人在科举道路上难能获得成功时，他们的父辈往往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职业，继续经商。如《聊斋志异》《罗刹海市》篇中的主人翁马骥，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商人。他虽十四岁入郡庠而“知名”，但当他的父亲衰老罢商而归后就建议其子弃学从商：“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可仍继父贾。”正是如此，马骥放弃了攻取功名之路而选择了浮海经商。[4]另如《牛成章》篇中的牛成章则是江西的一位布商，他长期到金陵作布匹生意。当他病死后，他的儿子牛忠也继承了他的职业，到金陵去作布匹生意，后来居然成为财富一方的大富翁，财产愈万金。[5]此类子继父业的家族商人还体现在《钱卜巫》、《任秀》等故事中，前篇故事中的主人翁夏东陵为富甲一方的富商，当其经商不善而破产后，其子夏商又继承了他的职业，从事经商活动，最终成为暴发户。[6]后篇故事中的主人翁任建之是山东渔台的一位作毡裘生意的商人，当他病死于陕西后，他的儿子任秀跟随其表叔张某学习经商，其经商路线改为山东至北京方向。任秀以200金起家，最终成为财雄一方的富商。[7]第二类为书生士子弃学从商。科举之路固然是明清时期许多人梦想发家致富、飞黄腾达之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此途获得成功。“著书只为稻粮谋”[8]，既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无法通过读书谋求生计，倒不如直接经商，以便用更为直接的途径，实现“稻粮谋”的设想。其中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家，为生计所迫，其子弟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一漫长而又渺茫、虽有期望却又遥遥无期的目标，弃学经商，以便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等实际问题。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商人有不少就是由那些放弃耕读的士子书生充当的，在他们经商过程中始终都没有放弃科举之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明清时期的徽商身上。他们“商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9]此类弃读从商的商人在《聊斋志异》中也不少，其代表性人物有山东人乐云鹤、王文，河南彰德人黄某、廉某，闽人米某等。山东人乐云鹤幼时就同好友夏平子同窗共读，他们虽在当地有点小名气，但却“潦倒场屋，战则北”。不久后夏平子病逝，乐云鹤家虽不富裕，但还是尽其所能为贫友发葬，而且还救济其友遗腹子和未亡人，终因“恒产无多”而家境日蹙。在此等环境下，乐云鹤颇受冲击，他认为像夏平子那么有才华的人最终下场也只是碌碌无为、葬身科场，那么他自己在科举仕途上更没有多大的希望。他最终毅然放弃攻读，即与其“戚戚终岁，恐先狗马填沟壑，负此生矣，不如早改图也”，“去读而贾”。不到半年，他就家资小康了。[10]第三类为贫民经商者，《聊斋志异》中的代表人物有《王成》篇中的王成、《金陵女子》篇中的赵某、《夜叉国》篇中的徐某、《云翠仙》篇中的梁有才、《蕙芳》篇中的马二混、《牛成章》篇中的牛忠、《农妇》篇中的某农妇、《金和尚》篇中的金和尚、《细柳》篇中的高长怙、《画马》篇中的崔某等。农民经商原因很简单，为生活所迫。当土地所产不够填饱肚子或养活一家老小时，他们不得不通过经商的方式去挣钱谋生。其中尤其是那些当地土地资源有限、人口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聊斋志异》一书中在描述农民经商时也突出了此点。如《王成》一篇中的王成虽为故家子，由于性最懒，因此经商之前“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与其（妻子）卧牛衣中，交谪不堪。”当他从他人处获得四十两银子的资助后就购买葛布五十余端，准备到燕京去贩卖。[11]又如《农妇》篇中的山东淄川某农妇，因家境贫穷前往邑西瓷窑坞贩卖陶器为业，她常常挑着沉重的担子来往于邑西与颜山之间。[12]再如《金和尚》中的金和尚本是山东诸城一个无赖汉的儿子，因该无赖汉无以为生，将他以几百文钱的价格卖给了五莲寺的和尚为徒。但正是这一个小和尚却经常出入于和尚庙，在山上养猪，然后又贩卖到市场。不久后他的师傅病死了，他就拿着他师父遗留下的不多银子离开了寺庙去作生意。由于他“饮养、登垄计最工”，数年后就暴富起来，买“田宅水坡里”。[13] 明清时期中国本土从事商业的人很多，如按商人的籍贯划分，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商人存在。[14]不仅如此，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本土还出现了商帮这一更具商业规模的商业组织或商人团体，他们以商会为中心，活跃于中国的东南西北。《聊斋志异》一书中关于商人的描写虽未发现有记载商会之处，但它对后人所指称的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15]情况却多有记载。而且所谓的首商等类似于商帮首领的大富商也已出现。他们不仅向其他人放贷，甚至还招收门徒，形成“帮派”。此类大商人《聊斋志异》也有记载。如《大男》篇中的永福陈翁乃豪富，“诸路商贾多出其门”。为寻找大男的父亲，陈翁调动南北的商人代为打听。[16]另如《细柳》篇中的周生经商发达后，也形成了一个商业群体：“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百万矣。”[17] 细论之，《聊斋志异》中所记载的商人籍贯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山东商人，他们分别为山东青州的贾某、沂水的王成、胶州的徐某、山东某地的乐云鹤、东昌的王文、赵东楼、长清的某商、青州的马二混、淄川的李翠石、某农妇、诸城的金和尚、临清的崔生、周村的某商、渔台的任建之、任秀、张某等。（二）河北商人：保定的柳芳华、河间的夏东楼、夏商等。（三）河南商人：平原的王成、中都的高长怙、彰德的黄生、廉生、开封的邓成德等。（四）山西商人：晋阳的南三复、晋人梁有才等。（五）江西商人：牛成章、牛忠。（六）顺天商人周某。（七）广西富川商人丁某。（八）福建商人米某。（九）四川成都商人奚成列、重庆商人某姓。（十）直隶的慕小寰、慕蟾宫、天津的某商等。上十大地方的商人遍布了中国的东南西北，因此《聊斋志异》中诸商人活动的情景与明清时期所谓中国的十大商帮活动的范围大致相同，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载下的明清时期商人活动的大致情况是有根据可寻的。如其所写的广西富川商人丁某，其家居富川地方就明清社会论，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因此此时期该地人热衷于经商应是事实。[18]另如其所写的山西泽州刑德，其家泽州就是晋中通往中原的重要门户，史称“河东屏翰”。[19] 《聊斋志异》中所记载的清初时人经商的商品种类也是较为丰富的，他们可谓无所不经营。大者有食盐、布匹，甚至放高利贷，小者有酒曲、面粉、陶器、开饭馆等。如平原人王成就作葛布生意，山东沂水赵某作药材生意，青州马二混作面粉生意，淄川李翠石作酒曲生意，江西牛成章作布匹生意，河南彰德廉生作食盐生意，山东都中人狄某作绵帛生意，江南还有人到北方去作收购蝎子的生意。 关于此时期时人的经商路线和商业交易中心，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作了交代。其特点有三：其一，在某一省份内，省城是该省商人的交易中心，这就决定了从事省内贸易商人的经商路线多为家乡至省府之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载的四川省内的商人活动就是如此，成都成为了大多数商人的汇集之区。例如《大男》故事中重庆商人、盐亭商人都到成都去做生意。其二，在全国范围内，南京、北京、江南镇江、安徽芜湖[20]、淮北[21]，两湖地区[22]均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因此各地商人多来这些地方做生意。如《聊斋志异》中记载有到北京做生意的商人，他们分别是平原的王成、山东渔台的张某、任秀，山西的刑德等；而到金陵做生意的有山东沂水的赵某，山东某地的乐云鹤，江西的牛成章、牛忠；而至两湖地区做生意的有山东东昌的王文，直隶的慕蟾宫、慕小寰；至镇江的有河南彰德的黄生，至江南的有河北河间的夏商，至安徽芜湖的有山东周村的某商，至江淮、淮北的有福建的米某和河南彰德的廉生。其三，各省内部，中国东西部之间商品交流也是比较繁荣的。如以山东省为例，《聊斋志异》中名叫奚山的人就从老家高密出发到蒙沂地区去做生意，而青州高苑的王十也到博兴地区去作食盐生意。又如长清的某商到泰安去作布匹生意，山东淄川的农妇则到颜山去作陶器生意，河南开封的高长怙也到该省内的另一城市即洛阳去作生意。同时，东西部之间的商业交往也客观存在着。如山东渔台人任建之就到陕西去作毡裘生意，山东临清人也到山西去作生意。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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