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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古老的中国社会被迫嬗变。文章基于历史背景，述评了当时浙江教育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影响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科学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时代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社会思潮及其对浙江教育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著《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科学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7](P.586)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是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企业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自然地合二为一了。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发布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英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08年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见下表） 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省的学务统计，其情况如下表： （略）（资料来源：《浙江教育官报·报告一页89，第15期。》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社会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学习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内容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方法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大开了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内容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影响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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