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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想读者与现实读者 史家成为史家之前，首先是读者。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读者分为两类：理想的读者和现实的读者。他们在历史学实践及其效果的获取中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 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历史的阅读者以及撰写者都是积习成癖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观察应用到他所熟悉的其他历史现象上去——或者，也许应用到他自己的时代上去。”(21)实际上，这是在说明历史学发挥功能的一条路径。也就是说，史家面对那么多的现象时，他要将某一部分写到他的作品里面，就必定要删除和忽略一些东西，并把他认为主要的、重要的东西写进来，而这一定是通过选择和概括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卡尔说史家对于概括是积习成癖的。概括意味着抽象，就像修昔底德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所发现的，人性总是人性，人性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贪婪、恐惧、冲动等等各种各样的欲望。通过经验进行概括，人们再以这样的概括去解释即将面对的新事物时，他就把它当作解释的基本原则。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历史作品时，实际上是把史家所写的事件当作一种例证。因为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从这些写作里面得出一些道理，它们是史家或者读者从历史文本中概括出来的，但我们得出的道理不会再运用到这个文本所叙述的事实中去，这样的循环论证毫无意义。比如，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某次战役中得出的战争的规律或者道理，再用来解释“二战”中被抽象概括过了的那次战役，还有意义吗？肯定没有！它的意义在于运用它来规划、预备之后发生的战争，或者充当另一场战争失败的解释原则。比如说，某某战役失败的主因被确定为后勤的疏忽，在类比另外一次战役为什么会失败时，史家或会提出设想，是不是后勤的问题呢？就像“二战”中那次已经被概括过的战役那样？这样的概括和类比应用到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用于解释自己身边的事物，便是读者接受历史最主要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历史经验，我们把它抽取、提炼，得出某个道理或者所谓的规律，这个道理或者规律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和充分的证明，它们只是未来历史解释中的某一项条件而已。但是，我们通常还是会运用以偏概全的方式确立某一个原因对于某个历史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认定没有它，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历史事件总是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发生。的确，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很可能会影响整个事情的发展。这样的解释很早就被应用于有关历史偶然性的分析。例如，史家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传说她的漂亮之精华就在她的鼻子。如果她的鼻子长一点或短一点，凯撒、安东尼等人可能就不那么喜欢她，历史不就可能会改变了吗？还有一个说法，在混沌学里面所说的蝴蝶效应，即北京的蝴蝶拍一拍翅膀，纽约几个月以后便发生了大风暴。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更具有娱乐性质的历史解释和反事实判断，意在强调历史中的偶然性。但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频繁应用这样的偶然性解释，也就犯了过度强调单一性因素能造成宏大结果的错误。其实，在时空的不断延展中，新的诸多的因素会不断加入进来，构成一个时间上连续的复杂系统。在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诸多环节中，缺一不可的线索是非常多的，这正是历史解释多元化的源泉。可是，不少史家与普通人一样，会不断强调某一个重要的因素带来了最后的结果。 论及于此，历史偶然性的问题似乎与我要谈的读者问题有点偏离了，但它是说明史家与读者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相似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历史偶然性抱有这种态度，也是历代读者在接受历史文本时的经常表现。如果一位史家知道读者经常采取甚至喜欢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单一化的思维模式的话，他在写作历史文本时会怎么想呢？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自认为更聪明的、更理解这个世界，至少是更理解他所研究的那个历史主题，也对这个世界或研究主题更具有解释才华的人，他会怎么样去写他的文本呢？ 每一位史家都有自己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可以分为几个层面。首先，他是否明确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给谁看？例如，我研究史学理论，我设想的理想读者便是经过或正在接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学生或者做具体历史研究的史家，我为他们写作。之后，我要了解这部分人的认知水平，我应该思考如何向他们传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假如我要讲讲关于历史性思维的一些道理，比如说任何事物都是有其历史性的，这样一种简单的普及性说明或许也可以不只限于历史系的学生或者历史研究者，讲得更浅显一点，还可以给中学生去做讲座。理想读者是根据我的叙述意图来指向的。我对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或史家认知水平的了解，来自我与他们不断的交流。可是，我总是有一个理想读者，就如同在历史系为学生上史学理论课之前，我仍然假想那个理想读者已经掌握了历史学的一些基本方法，比如收集材料、史实；已经有过历史研究的某种经验，比如写过论文或者描述过历史事件。我设想，经历过这样的初级历史研究过程，他可能更容易明白我所讲的史学理论内容。而事实上，在课堂里或许有不少学生并不具备我在课前设想的他们应有的水平，但我毕竟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来准备和讲述课程。如果我能确认学生完全没有过这种研究经历，那我就要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设计表达策略。 史家对理想读者的设置来自于史学家对受众群体认知水平的判断和对自身的期许。有的史家知道多数的普通人都是以线性方式思维，容易被单因素论所左右，因而他特意写一些这样的东西来迎合大众，而不需启蒙大众的心智，令他们领悟历史的复杂性。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读者对史家的一种纯粹的崇拜。另外还有一些史家，他并不希望自己的读者是顺从的、被规训了的，他希望自己所传达的知识能促成读者的反思和批判，不仅是对史家研究之主题内容的批判，还有对讲述者或史家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的批判，他希望读者能慢慢养成自我批判的能力。读者只有首先奠定了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在论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开始对他人进行批判，对社会进行批判，通过批判的方式来介入社会的改造。 史家对读者的期望不一样，他的行文、组织史料、对文本的架构都会有差别。例如，在一些历史文本中，史家想要将自己的主观性隐去，就好比他真的在叙述一种客观的事实；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们也看到，史家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文本中告诉我们，这个文本所表述的，只是史家自己的一种判断，是史家在自己认知的有限性里面得出来的判断，所以他只是为读者多提供了一个参考，并没有告诉读者事实确凿无疑地就是这样的；史家希望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见识而更自由地去选择。这就是史家的两种心态。正因为他们对理想读者的设计不一样，他们到底希望有一批盲从型读者，还是有一批反思型读者，从他们的叙述方式以及表述的态度中就会见出端倪。 这是史家所设置的理想读者，因为在写历史文本的时候，史家不能像读者一样去理解事物，只能设想读者可能是怎样的，如何写可能被他的理想读者接受并影响到他们。但是现实的读者中，有些人很可能认为这个文本仍然是难以读懂的，还有的读者会认为文本中的道理太简单，无需多言。那么，如何理解史家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可能设想史家的文本能让所有读者感到满意。如果某位史家这样想的话，只能说他对历史文本的接受过程不甚了了。一个历史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必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读者。读者作为历史中的人，他的认知水平也有其历史性。他的认知水平或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在面对史家提供的文本时，会与文本里所表现的史家的心智水平产生碰撞，从而评判出史家表现的证明力或说服力之强弱。史家的思想和读者的思想由此进行一种交汇，或是冲突，或是协调、融合。 在这样的交汇之中，一个差的文本同样可以启迪现实中一位好的读者进行发散性的思维。那位好读者面对一个差文本时，可能会去考虑：为什么作者会写成这样？好读者或许会去建立解释。尤其当这个差文本是由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史家写出来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这意味着如果好读者能够批驳那位史家，并且让新的读者信服这种批驳，那好读者就成为了一个在这个论题上比前一位史家更好的史家。一位史家被另一位史家超越，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 当然，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线性的进展，而是意味着其时代的历史性左右了或者说帮助了这位好读者未来去奠定一个新的历史解释方案，以此去超越他读到的历史文本中体现的解释能力。对于历史解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对于某一个历史事件解释的需求可能与早先的时代不一样了。比如，现在许多人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实的读者里面可以分出很多类型，其中有一类只是听了领导人的推荐而去读，这一时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这个时代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有些什么样的类似性，从而促成了这种阅读需求。 现实的读者多种多样，因而不能指望一个文本就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在这个文本被接受的过程中，它也只是现实的读者所接触的、构成其认知的所有内容中极小的一部分。史家常常希望自己写的文本能成为读者认为最重要的文本：一方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长时间研究的领域有特殊的情感依赖；另一方面，他对某一特定事件，比如法国大革命进行了艰深的研究之后，感悟到了社会内部的一些潜在结构，而这些结构，他认为从18世纪末期的法国到现在的中国，有一种共同性，所以，《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很重要。但是，每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都不一样，史家认为重要的，现实的读者未必认为重要。如果坚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意味着史家提供的文本和研究成果只不过是增添了对于历史解释的一种方案。至于这个方案未来会不会成为最重要的方案，是要靠读者来检验的，与史家自己的期许没有太大关系。马克思也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到了20世纪被苏俄那样使用、被中国这样使用，他也不知道他的思想会得到这么多人的解释。这种解释是马克思的本意还是变样了呢？马克思不知道，他当时写作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去指望。所以，现实的读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文本意义的最终决定者；进一步说，假定史家之存在的社会意义来自其文本的话，读者便决定了史家的意义所在。 我们还能以现实中发展着的“公众史学”为例。我们看到百家讲坛和其他一些公众性的历史讲座影响了很多人，但是职业史家的圈子里，很多史家对这种行为并不认同。可是时代变了，当读者能够决定史家工作的意义时，史家倘若不能获得读者、不能影响读者、不知道读者的心智结构和他们对历史学的期待是什么样的，关起门来做自己的研究，那最后只能导致历史学这个学科的消亡。这个学科的消亡，是指闭关自守的史家所理解的历史学的消亡，因为另外一种公众愿意接受的历史学会兴起。这种情形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公众史家未必会是经过职业历史学训练所培养出的写作者。他们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用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表现获得读者的认同，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公众史家。如果现有的职业史家对公众历史写作者始终抱有一种对立情绪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废弃了过去一两百年来历史学积累的各种经验。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主张职业史家积极地介入到公众的历史知识传播中来，这样才能做到：我们既能满足自己对学术的兴趣，又能满足公众对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培养的要求。这涉及现实读者对史家的一种期许。太多史家提供的历史文本无法被公众阅读，是因为史家要么没有想过要为公众写作，要么并不知晓公众的理解水平，而公众对历史中某些领域的知识储备往往非常薄弱。现在看来，在高深的史学研究和通俗的现实读者之间，缺少了某些环节，还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体系。这是我们在讨论理想读者和现实读者时会思考的内容。 还有一群特别的人，即史学理论家和史学史的研究者。他们的理想读者群是史家。最近十几年中，关于史学理论家和史家的争执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95年时，阿瑟·马维克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历史研究的两条路线：形而上的路线和历史的路线。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走的是一条形而上的路线，例如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这些历史哲学家或者史学理论家，他们无视史家具体的研究。为此，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回击了阿瑟·马维克的一些论点。(22)他说，史家对历史哲学家的敌意，主要在于史家认为历史哲学家是不诚恳的竞争者，历史哲学家用他们的智力、才华将史家孜孜不倦的勤勉工作归结为仅仅是无足轻重的卖弄博学，至多只是生产原材料；而历史哲学家们却可以用它们建构激动人心的历史全景。换句话说，历史哲学家或者史学理论家很注意在文本的结构、论证策略和方式上来说服人，用逻辑的方式来说服人；史家往往用细致的证据、史料来说服人。但是，细致的史料和理论及形式上的结构是冲突的吗？并非如此。关键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史学理论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两者并不冲突。然而，史家很难接受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的做法。史学家们容易接受史实的真实，不容易理解史学的真实。因为史学的真实意味着读者对于历史的一种总体性领悟。当读者得知那种真实性来源于领悟，而不是简单的所谓证据的堆砌，这就导致了史学理论家和他们的读者之间激烈的矛盾。这是一场作者和读者的战争，也是我们谈到的史家和读者的一层关系；并且，史家和史学理论家之间的关系特殊，他们互为史家、互为读者，这也令史家与读者的讨论更加复杂化。 关于史家与读者的讨论，我们暂止于此。未来可探讨的空间还很大。例如，史家和读者之间在什么程度上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对于史德有高标准要求的人与社会的道德理想之间，以及与具备这种社会道德理想的普通读者之间，会形成怎样的文本解释冲突？这些都可以再做进一步细致研究。我们把读者视为历史认识的主体之一纳入历史认识的结构之中，与史家(作者)一起，探讨历史叙述作品在制成与传播过程中主体参与及获得意义的不同维度，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理应更加重视的，也是史家理应多少了解一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