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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 民带来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激烈的社会大变动，使中国 现代化进程蒙受巨大挫折，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生死存 亡的严重危机。经过全体中国人民坚持十多年的艰苦 奋战，终于在1945 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近代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 2017 年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80 周年纪念日。几十年来，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 识，有一个不断追求真实、不断改进和提升的演变过 程。虽然学术界对抗日战争领域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或有争论的观点已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取得了可喜 的学术成就，但仍有许多问题急需探讨。对此，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时提出过 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制定了关于抗日 战争史的中长期研究规划。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抗日 战争研究必将出现新的面貌，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 果。那么，今后的抗日战争研究应该如何继续拓展和 深化呢? 本文试就此发表几点看法。 第一 ，发扬抗战精神，坚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时代主题。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在这 场史无前例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国各族人民超越意识 形态、地域、阶层和党派的不同认识和分歧，最广泛地 团结在一起，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和 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抗日战争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各族 民众的最重要精神因素和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精神， 感召千千万万民众在敌人进攻面前，不怕牺牲、英勇奋 斗，为保卫国家民族作出无私奉献。研究抗日战争历 史，不仅要广泛搜集和掌握真实的史料，摆事实，讲道 理，澄清真相，强化历史的记忆;更要传承和发扬抗战 英烈们的爱国爱民精神，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 复兴的情感和共识贡献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最能彰显历史科学的政治价值和专业功能。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历时最久，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然而欧美各 国民众对中国抗日战争知之甚少。中国历史学界和历史学者有责任和义务传播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及影 响，有责任和义务澄清历史事实，以正视听。 抗日战争研究，无论是从学科发展还是从国家的 战略需求来说，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而我们的研究水 平还远远未达到国家的期待。中国现行以单一学科为 主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单个机构为主的资 源配置模式，导致各单位单兵作战，使关键问题的研究 长期难以突破。为此，通过协同创新，建立需求导向， 打破学科的单位间的壁垒，全面汇聚优质资源，才能取 得高水平的优质成果，才能有效服务于国家内政外交 之急需。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对日妥协问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很大发 展，国力大为增强，但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这就制 约了其自身发展。一批扩张主义论者积极主张向海外 拓展，掠夺他国资源财富以弥补本国资源之不足。20 世纪初期，日本已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武士道尚武精 神弥漫国内，影响着年轻一代。1927 年，日本田中义一 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向外侵略的战略方针和步 骤，即先占领中国满蒙，然后灭亡中国，最终独霸亚洲 和世界。日本向外侵略的道路，就是按照这一方针一 步一步实现的。日本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在其国内作 了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其中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 济的和人力资源的准备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堪称 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开始，日本由此迈出了侵华战 争的第一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应该采取怎样的 政治与军事战略呢? 首先，两个国家的国力对比是奠 定两国战争战略的基础。两国相比较，中国是大国， 土 地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日本是小国，地域狭 小，资源不丰，人口数量远少于中国，可以调动的人力、 物力，又逊于中国。但是，日本是资本主义强国，军事 实力强大，科学技术发达，军事装备优于中国，资本主 义经济在明治维新以后不断提升，是东方亚洲的经济 强国。而中国虽然资源丰富，但是经济落后，实业不发 达，是一个仍然贫穷的以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弱国。 基于中日之间这种军事、经济力量强弱对比的形势， 蒋 介石应该采取怎样的军事战略呢? 毫无疑义，在政治 上应该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组 成浩浩荡荡的反日大军;在军事上，在日本侵略军进攻 面前，蒋介石面临三种战略选择:其一，不抵抗方针，不 作任何抗战准备，日本军队打来，逃之夭夭，置国土、 民 众生命财产于不顾，轻而易举地放弃大片国土。其二，浴血奋战的方针，即不顾中国本身力量，与敌人死打硬 拼。此种保家卫国的精神，不值得也不应该提倡。因 为战争的目的，应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要旨，如果自 己已被敌人消灭殆尽，何以谈得上战争的胜利。其三， 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实施以消灭敌人为目标的、积极 的战略性撤退，在广大国土上、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 有生力量，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 石在敌强我弱的对比形势下，其正确的军事战略，就应 该采取这种战略性撤退。这种撤退，可以暂时放弃某 些城市和地区，但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仍可收复 国土。可是，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未作任何 战争动员与准备，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日态度，更没 有积极的、周密细致的消灭日军军事力量的战略方针 和战略部署，而是采取妥协、退让，谋以谈判来解决军 事冲突。因而在战争进程中，其所辖各支部队表现出 来的是不抵抗或软弱性抵抗甚至不战而退。仅仅短短 几个月时间，整个东三省即轻松地陷入敌手。在这种 丧权辱国的战争形势下，蒋介石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批判、抗议，自然不可避免。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批 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说成是不抵抗“主义”。 可是，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都未发现蒋介石指示东北 军或其他部队不抵抗的文件。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初 期，在敌强我弱的严重对比形势下，蒋介石只要有明确 的抗战态度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即使战争失利甚至暂 时丧失部分国土和城市，国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改 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持久作 战过程。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蒋 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应该从战争初期的国情和双方军 事经济力量的对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 第三，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 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侨共同进行的一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这一认识，完全符合中 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实际。它的基本点有两条，即民族 战争和全民抗战。它既肯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保家卫 国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也纠正了早年对国民党抗 战认识上的偏差。过去强调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和人 民抗战，实际上是否定国民党抗战以及国民党在抗战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片面认识至1980 年代才有 所改变。2005 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 地位。抗日战争的发动和胜利，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战争存在着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共 两党分别领导着两个战场，并各自独立作战。这种现 象的出现，是由于国共虽然建立了政治合作，但是仍然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从而导致不能联合作战。正 如毛泽东曾经讲过 : “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 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 须的、恰当的。”事实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 存及相互支持的关系。没有两党两军在两个战场上各 自发挥战斗作用，中国的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 抗战前期，在日本不断的大举进攻下， 1937 年卢沟 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谈话，表现了坚决 反抗日本扩大侵华的决心。总体上说，蒋介石到全面 抗战爆发后，基本上放弃了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许 多战役表现了浴血奋战精神，诸如淞沪会战、忻口会 战、台儿庄战役以及两湖地区的几个大战役等，虽然最 终丢失了国土，却也给日军以严重的杀伤，有利于经过 持久作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可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开始实施所谓“一号 作战”，把战争矛头伸向东南亚地区，挑起珍珠港事变， 从而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 年以后，整个亚洲 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盟国及中国 的方向转变，各种战争因素说明日本的败亡指日可待。 在这种战争局势下，即在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开始改 变抗日战争的态度。考虑到战后中国的政治统治，蒋 介石开始保守军事实力，不认真组织战役战斗，等待摘 取抗战胜利果实，其反共态度更加明朗化。 面对军事、政治局势的复杂变化，中国共产党从国 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全民抗 战，极力发挥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 笔者认为，抗日战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和中国共 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保证抗日战 争顺利发展和胜利的基本条件，两者缺一不可。中国 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特 别在政治斗争方面。如前所述，当日本开始发动侵华 战争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 不作任何抗战准备，导致东三省迅速沦陷。此时期， 中 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不断敦促蒋介石改变对日 态度，放弃妥协政策，逐步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 1935—1936 年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作 了较多的抗战准备，譬如在沿海地区修筑国防工事、 开 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抗日战争中期，在日本侵略 军大规模进攻下，中国守军虽然作了英勇抵抗，但是， 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大片国土依然沦入敌手。此一时 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较好的阶段。中共领导的八 路军和新四军，无论在战役上(如山西地区的忻口战役 和娘子关战役) 或战略上( 如台儿庄战役中，八路军在 津浦路以西给予战略支持，吸引较多日军，以减轻台儿 庄我军压力)，均与国民党配合作战。另一方面，自1938 年下半年以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实 施战略转移，逐步转入敌后，不断打击、消灭日军，不仅 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作战，还不断地大量收 复国民政府所辖中国军队丧失的大片国土，建立了晋 察冀、晋绥、华中等大批抗日根据地。这些战果都是中 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奠定了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不断地抵制蒋介石、国民 党制造的种种反共摩擦行为，以保证国共合作的基础， 向着有利于共同抗日的方向发展。 确确实实地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是特殊 历史阶段下特殊形式的合作。但这一合作从未一帆风 顺。由于双方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为 双方所遵守的“共同纲领”，更没有建立共同的合作机 构，因而对双方尤其是对国民党蒋介石而言没有任何 约束力，合作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抗日战争后期，是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极其 复杂交错的时期，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此时， 日本在军事上仍在垂死挣扎，但是，太平洋战争已指向 日本海外重要岛屿及本土，日本已逐步走上失败之路; 美国作为中国抗日的同盟国，出于一国私利及战后东 亚反苏反共格局，开始扶蒋反共，而蒋介石为了在战后 能够继续统治中国，在军事上趋向保守消极，不再认真 组织战略性对日作战，企图保存军事实力，等待摘取胜 利果实。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国共双方几乎在 同一时间各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规划中国未来的发 展。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 :“两个大会有完全 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 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 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 光明。”显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发展方 向。 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洗礼，已日渐 状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不仅抗击着大部 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同时消灭日伪军达171 万人，解放区遍及19 个省区，面积有100 万平方公里， 人口达1 亿，军队数量发展到130 万人，民兵也有268 万人。特别是面对国民党不断发生的反共企图和摩 擦，以及对日作战的摇摆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共 合作，坚持抗日战争的大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中流砥柱 作用。当前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任何否定或贬低中国 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认识及言论都是极不恰当的甚 至错误的。 第四，关于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争论。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程是八年还是十四年，一直有 不同认识和看法，学术界也有过争论。早在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的许多同胞和青年学子离 开美丽富饶的家乡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1937 年七七 事变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和沿海地区更多的民众迁往 西南、西北的抗战大后方，直至1945 年抗战胜利，国民 政府还都南京。那时候， “八年抗战”成为广大军民的 呼声和口号，人们并不觉得不妥。坚持八年抗战，成为 人们的骄傲。相反，人们对十四年抗战的认识，还不那 么清楚。 2016 年，教育部发布文件明确指示，中小学历史教 材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也可以说是历史分 期)，统一改为十四年，即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 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笔者认为，教育部这一规定反 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有利于给年轻一代的 中小学生一个统一的历史认识。中小学生毕竟年龄幼 小，掌握的历史知识甚少，更缺乏深入分析历史问题的 能力，历史教材给他们提供一个结论性的认识，也是无 可非议的。 史学界对历史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或提出不同的观 点，是十分正常的，甚至可以坚持个人的观点。同样， 对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战，也可以有不同说法，完全没 有谁服从谁的问题。 1986 年，笔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 项目《抗日战争研究》， 在“总论”中专门表述了对十四 年抗战的认识。笔者认为，日本对中国发动过两次侵略战争，一是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 二是由 1931—1945 年第二次侵华战争。这次战争规模大、时 间长、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加惨重。但 是，战争是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作为被侵略者，中国经 历了十四年的艰苦斗争。自1931—1936 年，是战争的 局部防御阶段，战争的范围主要局限在东三省及热河、 察哈尔、绥远地区。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察哈尔抗日 同盟军、长城作战，均表现了中国各支军队英勇抗击日 军侵略中国的精神。毫无疑义，这些地区的中国正规 军、地方军、游击队及各族人民武装都是中国反对日本 侵略的组成部分。反侵略斗争，不仅包含战争部分， 也 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较量。九一八事变 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它不仅反对蒋 介石国民政府未积极发动反日斗争，也反对日本在中 国各地制造的大规模屠杀惨案、资源掠夺和经济走私 等。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应该 把1931—1945 年作为战争的全过程，从整体上加以考 虑。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 面进攻，中国人民也进入了全面抗战的阶段。有人提 出， 从1927—1937 年，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 中，曾作为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或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今后如何科学划分这段历史，可以从各学科的研究领 域进行更全面深入地探讨。 （原文载于《河北学刊》2017 年5月第37卷第3期） 上一篇：张宪文、王建朗、张建军：以更宏观的社会视野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 下一篇：陈谦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 南海诸岛主权述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