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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体现于一个此期独有的显著现象：即中古史上的一系列大事或趋势，如门阀士族、均田制、三省制度、北族汉化、法律儒家化、佛教中国化、古文经学、文学自觉等等，基本上均在此期呈现了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发展周期。正是这些周期的兴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此期历史的基本内容，展示了连接汉、唐两大王朝的脉络线索，决定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当时样态和后续基础。要之，魏晋南北朝在中古史上的地位和特殊性，在于其为这一系列发展周期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关键时期。 这些发展周期不少皆为各领域研究者所熟知，可概括为下列几点： 一是尽管具体的来龙去脉各有不同，但这些周期明确的起讫点大都可断在魏晋至唐初。如门阀士族源于汉，余绪及于唐后期，但与其定型和瓦解紧相关联的标志性制度，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则从曹魏开始几经调整，至隋及唐初告终。均田制的兴衰也是这样，西晋占田制以前的授田、名田、屯田可谓其源，盛唐开元令则是其流，其管制土地和劳动力配置关系的制度实质，典型地体现于北魏及北齐、北周、隋的均田制，至唐初武德令明显已入尾声。三省制度自魏晋明确三省并立，至唐初政事堂制度形成而精神渐渐不存，实际已向阁部体制过渡。其他如北族汉化自五胡建国至唐初定姓族；法律儒家化自曹魏新律至唐永徽律疏的形成；佛教中国化自西晋允许中土人士出家，至隋及唐初天台宗、律宗、禅宗等本土宗派创始；古文经学自曹魏始立于官学，至唐初撰定《五经正义》。凡此之类，均足令人意识到魏晋南北朝之所以自成一个时代的理据所在，非仅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而已。 二是这些周期均与一系列重要事态联动，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整部历史的深刻变迁。像门阀士族牵连至广，与之相随的有“门阀政治”，而门阀政治又与此期“皇权的变态”联动。占田均田则与户丁制及赋役制度相连，又直接关系到兵源、军制的状况。三省制度不仅与朝廷决策、行政体制的演化，也与地方行政体系的调整，与整套行政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北族汉化极大地影响了北方地区的人口构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又与南朝、漠北至东北亚诸事态深相关联。法律儒家化推进了魏晋以来礼、法的变革，又构成了强调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制定法运动”的内在动因。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意义亦远不限于宗教，而是牵涉到经济、政治、阶层、种族、社会生活以至知识体系和精神世界的一系列事态。这种一个突出的发展周期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的现象，只能说明其基础深厚而内涵丰富，绝非从魏晋或隋唐某个时段着眼能够解释。 三是这类周期的展开、完成，永久地改变了相关领域的面貌及其以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门阀士族虽已衰落，但其代表的家族伦理、身份内涵及知识、价值崇尚和审美等观念形态，却已在历经淘洗后深入唐代士人的心灵。均田制瓦解标志着国家对土地关系和基本经济活动的干预弱化或方式转型，其背后则是南北朝以来生产方式、商品货币关系和基层秩序的变迁，也包括地税、户税、役制、兵制等方面新法的陆续产生。至于其他周期如三省制度、法律儒家化及北族汉化和佛教中国化等等，其兴起发展至衰落蜕变的历程，都深刻改变了所涉领域的样态，构成了其以后发展的基础，其具体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于后世的制度和做法之中。由此观之，这类周期并不单纯是某些头绪线索自始至终的兴衰起伏，而是随其后果和形势变化，接续有新的头绪产生并不断刷新历史发展的路径；因而其至唐初的基本完成，也就不是从偏离回归到某种既定状态，而是意味着新的发展基础或新的时代开启。 除此之外，尚待揭示、勾勒的这类周期应当还有不少，像山越、蛮族融入江南社会的进程，道教从黄巾起义和五斗米道被镇压后的转型，玄学自正始之风至南北朝的起伏等，亦皆在隋及唐初告一段落。这都表明上述周期在魏晋南北朝乃是一种普遍存在，因此也就有必要就其总体加以考虑。现在回头再看，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先生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合理内核，在于其揭示和强调了魏晋以来生产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发生的转折，同时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出发，为魏晋以来发生的大量事态提供了一个总体解释。而日本学界关于“中世时代”或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概括，其要也是在揭示、强调门阀士族及与之联动的一系列事态，以此为中心来解释魏晋以来这类周期的起讫。这也可见，近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无论理论、方法如何变换，不管是基本线索的概括，还是大量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都离不开对上述周期的认识。 当然，时至今日问题已变得更为清楚。对这些周期来说，旨在界定社会形态的“魏晋封建说”的解释力毕竟有限；“中世时代”及“贵族制社会说”则一向只被中国史界部分认同，因为这一时期各朝毕竟仍是专制皇权体制。更何况，对这众多周期兴衰起伏的“所以然”，只就其中一、二出发，无论是田客部曲的身份演化、门阀士族的地位变迁还是别的，显然是说不清楚的，其背后应当还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并在各周期及相关事态的互动中不断更新着这种基础。这就尤其需要考虑汉以来社会和统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正是汉代以来各种资源更易流向特定家族的格局及其演化，构成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发展蜕变的基础；也正是汉代以来的土地兼并、各族内徙和相应的处理过程，导致了魏晋以来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其他各种周期大略亦皆孕育于汉，至于魏晋则因某种标志性举措或事件而定型展开，并随原有问题的消解和新问题的产生而趋于终结。 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认识是：在总结、扬弃战国以来的发展和秦制的基础上，汉代形成的社会制度和统治模式，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汉文化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另一方面也滋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需要随形势发展，通过整套模式的调整完善来加以解决。我认为此即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基本背景和原因：正是由于汉代模式所蕴矛盾和问题的突出化，导致了汉末以来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不安，也引出了魏晋以来明确标志诸周期开端的一系列举措和事件；若不是按调整完善汉代模式的方向来应对新的形势，消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而是朝着颠覆这种模式的方向来发展，那就不会有这些周期按其自身要素关系持续呈现其兴衰轨迹，也就不会有这些周期发展至唐代的完成或终结。这也就同时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既以战乱动荡及鼎立争攘而著称，又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变化转折的缘由。 这些周期的基本完成，也就是汉代以来土地、阶层、民族关系和行政、法律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知识领域诸多问题的蜕变或消解，由于其继续发展的基础已被更新，也就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自然意味着又一轮新绪再发而源流间出的过程，所谓“贵族制社会”消亡和“近世时代”或“平民社会”的到来，所谓“唐宋变革论”，所谓北族政权从“融合王朝”向“征服王朝”的演变，其实皆建基于此，都可归为上述周期完成的后续事态。结合以上所论，足见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定型展开和终结衰变，不仅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史走向和整部中古史前后期的转折，又汇聚了“魏晋封建说”“中世说”及“近世时代说”“贵族制社会说”“唐宋变革论”等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和范式，体现了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发展逐步递嬗变迁的历史轨迹，亟待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