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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表现突出的阶段，又是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活跃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尽管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就包括日常生活方式的认同，但以往学术界对民族间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交往和融合问题，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10—13世纪中国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与融合，不仅深刻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而且具体体现了中华一体意识的深化与发展。 在10—13世纪辽、宋、西夏、金、元等多政权并存的政治背景下，中华大地上生活着汉、契丹、党项、女真、渤海、奚、回鹘、吐蕃及南僚诸部等众多的民族。300余年间有10余个民族的统治者建立过区域性的政权，这些政权统治的范围或大或小，统治时间或长或短，计有数十个之多。各政权之间既有和平相处，频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期，也有相互对抗、冲突攻伐的时期。就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言，“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雠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脱脱等：《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33页）。随着政权的更迭，疆域的变迁，大部分民族的分布地区比原来有较大规模的扩大，民族聚居的程度有所降低。同时，民族迁徙相当频繁，迁徙范围也不断扩大，分散居住、民族杂居日益明显。长期的杂居，使人们对同一民族在不同区域内的生存状况有不同认知，并形成“生”“熟”族群的区分。辽朝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别，金朝有“生塔坦”“熟塔坦”之分，宋朝则更将周边少数民族视为生、熟户加以区别。生熟族群的划分既反映出民族相互认同，也反映出民族之间的认知。“熟户”作为一个新出现的词语，具有归属于王朝和反映民族认同的双重含义。如宋人曾说：“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洪皓：《松漠纪闻》，《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熟户”既可用来界定群体，也可用来界定个人。如“原州熟户裴天下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三月乙卯，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第1186页）。可见，“熟户”在民族认同的进程中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标识。 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族际日常物质生活的交流，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13世纪，无论在饮食和服饰方面，还是在居住和出行方面，中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充分的交流。如饮食文化，尽管各主要民族均有较丰富的积累，并形成自己的饮食特色，但族际交流却不断加强。其中，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对农耕民族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中原农耕民族传统的分餐制，逐渐为游牧民族的合餐制所取代。与饮食一样，各民族在服饰、居住、出行等方面都表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即使是北宋故都开封，在金统治下也曾出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年，第12页）的情况。除衣食住行之外，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也同样体现出族际文化的融合。各种器具、工艺品、金石、药物、香料等物品，不但在各政权内部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比较充分的族际交流，而且在各政权间的贸易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在货币方面，少数民族政权也多使用宋朝铸币。宋人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寅，第6929页）或有夸大，但应该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说明货币经济已出现了融为一体的征兆。各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长期接触，相互学习，彼此交流，推动了各族生活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为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产生和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