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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校:新的阅读史研究材料 批校这一单词是19世纪早期由拉丁文进入英文的。一般认为, 1819年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 (Coleridge) 在《布莱克伍德杂志》 (Blackwood's Magazine) 发表了他对散文家托马斯·布朗 (Sir Thomas Browne) 作品的“marginalia”, 首次将这一单词带入英文, 并且完全改变了之后英文世界的读者撰写读书笔记的方式。 (36) 该词原意主要指“旁批”, 但是英文中一般指读者写在书中任何地方的文字。因此汉语中最合适的对应词汇应该是“批校”, 包括旁批、眉批、夹批、浮签等。汉语中称有前人批校的古籍为批校本。 (37)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批校最本质并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有两个:其一是它永久地附着于事先存在的文本上, 是一种回应性的书写材料;其二它必须是手写的。 (38) 简言之, 批校就是读者在书本上手写的读书笔记, 包括其亲手绘制的图形符号等。近年来, 西方研究批校的代表性作品有两部, 一部是前面提到的杰克森的《批校》, 另一部是美国学者威廉·霍华德·谢尔曼的《二手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标记读者》 (以下简称《二手书》) 。 (39) 《批校》一书是西方首部全面研究批校材料的专著。杰克森分章讨论了批校在书本中的位置与内容、批校的历史、批校与注疏等材料的同异、读者写作批校的动机、历史上对于批校 (或者说在书中“乱写乱画”) 的态度, 并提供了颇多个案研究。杰克森最核心的主张是以批校作为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材料, 《批校》一书中的个案研究表明, 读者的批校不仅可以反映其私人生活、读者的社会功能和他们所觉知的自己的社会功能, 而且可以展示读者阅读时的学习、思维过程和心理状态。 与中国类似, 西方现存的批校本汗牛充栋, 因此, 杰克森建议学者从两种类型的个案研究做起。一种是尽量搜集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书上所写的批校, 借以了解读者的阅读结构。同时, 在了解读者生平、思想、著述的基础上, 通过仔细分析其批校, 回答他是如何阅读和理解这些作品、他所阅读的书籍又是怎样影响他的思想和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第二种个案研究则以一部书为中心, 搜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对这部书的批校, 借以了解书籍的社会接受情况和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思想、信仰与知识构成。 (40) 对于第一种个案研究, 杰克森以书写批校著名的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为例。柯勒律治曾在大约500种书中留下了8000多条批校, 并且在生前就将自己的批校结集出版。杰克森整理过这些批校, 她指出:柯氏曾在英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埃及文甚至一些法文和希伯来文书籍中都写下了大量的批校, 这些书涵盖文学、神学、哲学、科学、政治、历史等多种学科。也就是说, 作为作家 (特别是批校专家) 的柯勒律治, 其阅读面极其广泛, 而且读书的种类也不拘一格。杰克森接着根据这些批校还原了柯氏治学和写作的发展历程, 以及他与各种人物建立交游关系的经过。杰克森指出:柯氏30岁左右才开始大量创作批校, 而其诱因, 则是他读到了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用铅笔写在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旁的一些评论, 华兹华斯写下评论的这本书事实上就属于柯勒律治, 柯氏用钢笔在华兹华斯评论的旁边写下了自己的评论, 并期望华兹华斯能够读到他的评论而且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些批校无疑为研究柯氏的生平、思想和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演变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同时, 它们也是研究当时众多诗人、学者和出版商的一手资料。更有趣的是, 柯氏一直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 他清楚自己因为写批校而著名。杰克森还提到, 当时很多贵族藏书家都会恳请柯勒律治在他们的藏书上写批校, 借以向他人炫耀。这都说明, 在18、19世纪的欧洲, 各种各样文本的功能并非仅仅供人阅读消遣或是增长才干, 文本本身具有某种社会性, 它能够彰显一种身份和品位, 也能够帮助形成和加固各种社会关系。 (41) 对于第二种个案研究, 杰克森调查了大约400份博斯威尔 (James Boswell) 的《约翰逊传》 (Life of Johnson, 1791年首版) , 发现其中一小半都有读者写下的批校。不同的批校展示了不同的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约翰逊传》一书的文本。比如散文家莱特·亨特 (Leight Hunt) 在约翰逊疑病症的刺激下, 写了冗长的一段话, 描述自己长期以来也饱受此种病痛折磨的情形;英国作家海丝特·林奇·皮奥齐 (Hester Lynch Piozzi) 在她手中的《约翰逊传》里, 写了很多感性而内容丰富的批校, 这是研究阅读史和文本接受的绝佳材料。杰克森还提到, 1839年大英图书馆花巨资从一个伦敦书商那里买来了一本写满批校的《约翰逊传》, 批校者称自己为“涂鸦者” (Scribblers) , 而其身份至今仍无法查明,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位“涂鸦者”乃是约翰逊和博斯威尔的同时代人, 而且他认识很多约翰逊周围的人, 因此, 在批校中, 他纠正了不少博斯威尔的错误记载, 而且反驳了一些博斯威尔的个人观点。这些批校, 不仅提供了很多研究约翰逊的一手材料, 还展示了同时代的读者是以怎样的批判眼光阅读同时代的名人传记。 (42) 当批校作为一种“新”的史料为历史学家所采用之后, 它所带来的是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由于16、17世纪以来纸质书籍数量的增加和识字率的提高, 大量的批校得以保存, 因此, 批校是研究近代以来阅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材料。很多研究者也在努力寻找和使用批校材料来研究中世纪甚至古埃及的思想与文化, 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加拿大两位女学者凯瑟琳·克尔比—富尔顿和梅迪·希尔莫通过仔细研究中世纪写本上僧侣和抄手所写的眉批和旁批, 指出在中世纪后期, 已经产生了真正的对于批校的分类法, 这些批校材料可以展示当时的僧侣如何阅读经书并管理他们的知识。 (43) 亚历山大·佩登的《埃及法老时期的涂鸦》通过考察埃及墓室中一些通俗性的涂鸦, 发现这些潦草的涂鸦要比那些精描细写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展示法老统治时期埃及的社会面貌。这些涂鸦是写在那些精致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旁边的, 因此也被学者们视为一种批校, 它们为全面了解古埃及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虽然它们看起来并不那么严肃。 (44) 谢尔曼不仅关注书籍中读者留下来的文字书写, 还倾力于研究符号、图形等一切非文字的记录, 这种研究路径显然受到人类学的极大影响。在其名著《二手书》中, 谢尔曼称罗杰·斯托达德 (Roger Stoddard) 对于书中读者留下的非文字的符号的研究开启了“作为一个专门学科 (或者交叉学科) 的阅读史的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中, 读者的标记可以作为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证据的一般史料, 这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对于博学的评注的兴趣和对于著名作家的签名与原始材料的有限研究”。 (45) 他提倡超越历史与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 采纳人类学的研究路数。他说:“文本学家 (textual scholars) 必须既是人类学家又是考古学家, 将书籍与其他能够帮助我们重构先辈们的材料世界、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物品置于同等的地位来研究。” (46) 《二手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书籍中读者所绘的“手型符号” (manicule) (47) 的讨论, 通过对这种特殊符号的研究, 谢尔曼向我们揭示了“符号在定义什么使我们成为‘人’这一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他指出:“对于现代读者来说, 他们的字迹会与众不同, 而他们使用的符号偏向于与他人使用的符号相同。对于近代早期的读者来说, 情况正好相反, 他们所使用的符号, 特别是手型符号, 对他们自己来讲则更具有辨识性……这些对他们来讲具有辨识性的符号定然在使一本书有意义的个体化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8) 这是强调并非书籍中文本的内容, 而是对于书籍的个人化的占有 (这种占有可以通过绘制极具个性的符号来实现) , 彰显了作为一个读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这个结论与安东尼·格拉夫顿对法国学者比代的批校的研究结果相得益彰。格拉夫顿指出, 比代在普林尼 (Pliny) 、维特鲁威 (Vitruvius) 和荷马 (Homer) 等人的著作上书写的形形色色的批校, 使得这些书籍变得“独一无二”, 这些个人化的财产“证明了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超凡技艺”。 (49) 格拉夫顿的研究说明, 对于书籍文字的阅读和评论使得阅读活动有意义;而谢尔曼则试图证明一句拉丁谚语:“对于书籍的使用, 而非阅读, 使我们有智慧”。 (50) 这样分析书籍的阅读与使用, 讨论符号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 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