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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康君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生； 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努力周报》《新月》月刊和《独立评论》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云集的三大报刊，他们立足于西方主流价值观念，发表大量评论文章，展示对中国国家建构的想象。三大报刊的国家想象存在国家性质(好人建国)、国家功能(人权保障)、制度设计(民主与独裁)的变动过程。这揭示出1922-1937年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困境：知识精英群体内部异质性强，缺乏一贯而统一的国家建构主张；对中国的国家想象与坚守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之间充满矛盾；国家想象无法契合中国实践，与政府当局和社会大众都存在心理距离。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难以影响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观念滥觞于维新变法，繁荣于五四运动①，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他们向往西式的民主政治，以报刊为载体，发表他们对时势政局的见解，直接或间接表达对现代国家建构的想象。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现代自由主义者们的国家想象究竟有何变化?其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提供了什么知识基础，能否产生现实影响?当前对现代自由主义观念的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以胡适与丁文江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的报刊杂志，二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重要部分的研究。但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群体如何具体对待国家、政府、社会、个人及其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仍不充分，不能展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历时性诉求及其限制。据此，本研究完整查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云集的三份报刊——《努力周报》(以下简称《努力》)、《新月》月刊(以下简称《新月》)、《独立评论》(以下简称《独立》)，整理他们关于国家想象的全部评论与争论。在一手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勾勒出1922-1937年期间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建构领域的不同关注点，即国家想象的具体内容——国家性质、国家功能与制度保障，纵向比较其主张的历时性变化，分析三报刊之间国家想象的逻辑联系，进而剖析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困境。 三报刊的自由主义定位 《新青年》的政治色彩过浓，导致杂志内部出现分裂倾向。随后，胡适“不谈政治”，并打算另创杂志，专门研究哲学和文学。[1]胡适所说的这个新杂志，直到1922年5月才创刊，即《努力周报》，但政治色彩依然强烈。 在《努力》创办之前，1921年5月，胡适与王徵、丁文江、蒋梦麟讨论组织一个小会——“努力会”，此会成立后有王云五、蔡元培、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等人会，但没有很大的发展，组织机构也没有按照规定的章程建立起来。但通过建立组织的努力，胡适等自由派有意识地在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中做联络工作，试图扩大影响。[2]接着，《努力》在1922年5月的直奉战争时期创刊，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的聚集”[3]。正如创刊号中《努力歌》[4]所呼吁，通过“好人”来替代“黑暗里的一个鬼”的北洋军阀政府。到《后努力歌》，胡适把“好社会”和“好政府”的相互建设比作一个“连环套”，呼吁人们努力改革，“从下手处下手”击破“连环套”，达到好社会和好政府的相互建设。[5]《努力》的核心成员是胡适和丁文江，前后期大致包括高一涵、张慰慈、朱经农、徐新六以及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和陶孟、沈性仁夫妇。后来，《努力》出版学术性的增刊《读书杂志》，吸引到徐志摩、顾颉刚等人，秘密性质的“努力会”转变为公开发行政治性周报的报业组织。 《努力》刊行一年半后，胡适感到“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于是想改造《努力》，使之延续三年前《新青年》没有完成的使命。[6]几年后，经过一番联络商议、招股集资，自由主义者先是在1927年7月开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最初的定位是文学性杂志，徐志摩在发刊词上写道：“我们这几个朋友”集合力量，是“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表明“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的意图与志愿。[7]很显然，《新月》仅仅作为文艺性刊物是不能满足胡适等人的“建国”热情。因此，1928年底，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自由主义者自称为“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组织了名为“平社”的团体，试图在《新月》之外另办《平论》杂志，用几句平正的话表达“平正”的观点，建立一个发表“平话”的舞台。[8]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平论》未能发行，但胡适等人仍决定，此后的《新月》在《平论》没有发行前，在思想和批评方面多发表文章，目的是让他们坚守的愿望和见解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加紧脚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走[9]，希望尽“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谴责[10]。在争取并享受自由的道路上，《新月》收到许多声援的信函，胡适等人再次表明刊物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者是要造成一种知识的庄严”，并确信读书人对于社会最大的责任是“保持知识之上”，即“思想上的忠实”。[11] 《新月》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随着平社内部的人事变动，尤其是众多自由主义者北上以后，其影响力逐渐变弱。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自由主义者再次聚集，而《独立》是“用笔墨报国”[12]的结果。与《努力》《新月》相比，它更像“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13]。《独立》是胡适等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的象征，他们希望《独立》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14]。自由主义者把这份刊物的立场定位为“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5]，认为敬慎“无所苟”的态度[16]是编辑团队的“宗教”[17]。国难当头，国人更殷切地期望读书人承担社会责任。蒋廷黻认为，救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读书人更要负起救国的责任。[18]在《独立》创刊四周年时，胡适仍坚持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坚信只有事实能带来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让他们独立。[19]当外界质疑《独立》是“右派”时，叔永作出回应：“我们自己期望做到‘独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个‘独立派’”，并反驳当时言论界：“论事必须激昂慷慨，不管事情的能否实行，论人必须隐善扬恶，斥责怒骂”[20]。 《独立》于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号后停刊，现实的战乱环境已无法容纳自由主义者坐而论道，大学纷纷南迁，自由主义者重新选择人生发展道路及效忠国家的方式。 三报刊的国家想象过程 《努力》时期，由16位知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的观点第一次系统的概括”[21]，也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原则的政治宣言，是自由主义者对“好人国家”的构想草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认为，“好”是国家的必要性质，“好政府”应作为当时改革中国最低限度的要求，并从两个方面确立“好政府”的含义——消极方面是有正当的机关监督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是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与个性发展；把“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作为改革政治的目标和理想，把“好人”介入政治作为改革政治的第一步下手功夫。[22]胡适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23]。在面对外界对《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责难时，高一涵表示主张好政府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好组织”：“不但想使优秀分子到政府里边去仍然保得住他本来的面目；并且想使不十分优秀分子，到政府里边去反而改变他的面目。”[24] 然而，《努力》的“好人”内部对于“好政府党”的看法存在分歧，比如胡适欣赏超然独立、只认可社会国家、只有政见的“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认为，政论家们身上的责任不仅是调解、评判与监督，还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对”，尽管身在政党之外，但关注全国人民的福利，影响各政党的政策制定与执行。[25]与胡适不同，丁文江把“好人”的聚集看作未来“好政府党”不可忽视的力量储备，因而更详尽地提出对“好人”的要求：一是保存“好人”的资格，消极的是不要“作为无益”，积极的是躬行克己；二是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职业上的能力；三是设法使生活程度不断增高；四是把认识的朋友结合为四五个人或八九个人的小团体，做好政治生活的具体准备。除此，丁进一步阐述“好人”小团体的聚合作用及日后奋斗的四个方向：一是认识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平心静气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以决定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二是调查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如裁兵、裁官、公债之类；三是尽力做政治上的文章：宣传主张，讨论意见；四是遇见重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应该以牺牲的精神，一致的态度，努力去奋斗。[26]丁把“好人”聚集称为一种“少数人的责任”，强调“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的人作成功的”，指出知识精英作为“少数优秀分子”所肩负的责任，他把“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归结为中国最可怕的问题。[27] 《新月》时期，随着国民党推行“训政”方略，一般知识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疯狂在一种民族和爱国情绪的冲动里”[28]。自由主义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距离感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再次把《新月》转型为“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29]的呐喊平台。作为“人权”的坚定捍卫者，胡适率先控诉当时中国法律没有规定权限，更没有保障人民权利自由。他怒斥道：“在这种状态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定法治基础!”并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30]接着，胡适从国语难以实行、思想言论不自由、对待文化的态度三方面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痛陈“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尽灯枯之时”[31]。罗隆基围绕西方政治理念(自由民主)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在自由观念层面，他认为言论自由即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他结合党义阐释言论自由的范围，证明压迫言论自由者最后的失败[32]；在民主观念层面，他认为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上的榜样；天天要小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揭示“党内无派”与“党外无党”的矛盾，要求民主政治[33]，反对独裁制度，呼吁制宪来产生理想的政治制度口[34]，要求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35]。与胡、罗不同，梁实秋从文学角度来争取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他反对思想统一，主张自由教育。[36] 《新月》的自由主义者推崇“法治”的基本理念，认为这是用来保障“人权”的根本手段。比如，胡适认为，“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37]。罗隆基通过仿效美国宪法和法国《人权宣言》，提出“人权三十五条”[38]。在他们看来，唯有宪法或法治，才能“规定人民的权利”，才能“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利”[39]，使“执政者的守法”，使“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在原则实施上，他们要求审慎的细则”，使实行法治的罪案在“法律上有详确的定义，肯定的范围”[40]。 《独立》时期，国难当头，自由主义者在“有政府”的基本认同上，针对现实的境况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作为最切实有效的实行方案，把焦点放在采取什么政治制度来渡过国家危机，并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此争论在《独立》创刊号就初露端倪——胡适对当时几个月颇有进展的宪政运动持乐观态度，并批评怀疑民主政治的“悲观论调”，坚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41]。 “福州事变”之后，蒋廷黻在《独立》内部第一个提出“独裁论”，他从世界历史的脉络中为中国寻求出路，认为各国的政治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接着，蒋认为目前“建国”还没有完成，谈不到“用国谋幸福”，从而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应先靠专制政治建立统一的国家，再谋民主政治。[42]吴景超从“楚汉之争”的研究中，突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特点，他认为每个历史周期包含三个时期：“第一期自苛政至现状推翻，可以称为打倒旧政权的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一时期；第二期自群雄争权至统一完成，可以称为创立新政权的时期，又可称为革命第二时期；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复，可以称为建国时期，又可以称为革命第三时期。”而中国仍没有跳出第二时期，只有用武力的方式才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43]丁文江指出，西方已有的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在当时中国都是不可能的，更可取的是用“新式的独裁”取代“民主政治”，其中，实行独裁的领袖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以国家的利害为重；二是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是有能力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是拥有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站在同一旗帜下的能力应对国难问题。[44]由此，蒋、吴、丁三人纷纷支持“独裁”道路。 胡适自始至终为民主制度辩护，虽支持国家政权的统一，但强烈反对“独裁”。他将独裁专制分为领袖独裁、一党专政及一个阶级专政三种方式，并提出反对专制的三个理由：一是不相信当时的中国可以有能专制的人、党甚至阶级；二是不相信当时的中国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和理智，使其在某个领导、党、阶级的领导下，呈现新式专制的局面；三是根据对世界政治几十年的观察经验，胡认为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而开明专制则是一种特别英杰的政治，对于当时缺乏人才的中国来说，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才是最好的政治训练。[45]有一些知识分子支持胡适的观点，比如，常燕生认为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武力统一和专制只能使国家丧失民意，使地方挟持民意与中央抗衡，不利于国家的真正统一。[46]寿生认为现代独裁政治其实都是“旨趣专制”，而不是古代的“权力专制”，当今中国缺乏这个“旨趣”，也就使现代独裁无法成功。[47] 在与蒋、吴、丁等“独裁论”者的论战中，宪政民主论者在民主政治内部又引发出一场论争，即民主政治是幼稚的吗?其中，胡适、陈之迈、汪馥炎、张佛泉等知识分子通过论证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并非“悬得高不可及”的政治制度证明民主宪政的适时可行性。[48]另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如闵仁、吴景超、许持平、张奚若，则论证民主政治高深且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49]除此，萧公权属于折衷派，认为宪政一方面不能马上实行，因为要有大众的教育、理智修养及自治经验等方面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不能缓行。[50]这场关于民主政治的争论本质上仍是“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子战场”，试图通过重新诠释民主政治的意义为中国绘制一幅制度蓝图。 从《努力》的“好人建国”，《新月》的人权保障，至《独立》的民主与独裁争论，自由主义者不停地探索建构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其国家想象内容的内在逻辑值得深思。 国家想象的内在勾连 1922-1937年，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建构的关注点不同，反映了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历时性变化。《努力》时期，自由主义者侧重于对国家性质的想象；《新月》时期，自由主义者侧重于对国家功能的想象；《独立》时期，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从国家制度层面进行思考。 聚集在《努力》的自由主义者因当局政治腐败(军阀混战)而涉入政治，共同怀着一种“智识的责任”或者“道德上的责任”[51]，试图改变时局，通过创办报刊，增强共同意识，使报刊成为联络同道、吸纳新人的重要渠道。此时，自由主义者畅想一个由“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国家)”，流露出自由主义者对“好”的价值追求。但实质上“好人建国”的国家想象存在三个缺陷：第一，“好”用于国家性质的概述实在过于笼统与粗浅，使其概念得不到一致的理解，更无法指导政府的实际运作；第二，过于强调“好人”“少数”的责任，但没有考虑作为构建国家的主体力量，“好人”“少数”是否达其所预设的水平，事实证明“好人”在当时没有能力建构好人国家；第三，自由主义者由于过于看重“少数”的力量，忽视“多数”的力量，没有深入拓展“人民参政”问题，导致其倡导的政治社会实践得不到很好的响应和开展。由此，由王宠惠等人所组成的“好人政府”仅仅两个月零六天就宣布瓦解，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好人政治”实践的流产。 与《努力》不同，《新月》时期聚集起来的自由主义者支持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这是他们渴望多时的新政府。因此，他们的政治诉求更集中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国家和政府塑造成为“理想国”，即更好体现自由、民主、平等及法治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但由于不满南京国民政府，他们从构想国家性质转变为思考国家功能，即国家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此时的自由主义者精准地直指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功能缺失的问题，把“人权保障”作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以尖锐言辞指责国民党“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抨击国民党没有思想自由的现状。但另一方面，在“人权”的呐喊下，自由主义者精英治国的思想外衣从“好人政治”悄然无声地转移到“贤能政府”“专家政治”等分散概念之中。比如罗隆基认为取消党治之后，应组织全国大联合的超党派的政府，征集全国人才，组织贤能政府[52]；罗进一步阐述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而专家政治的实现，消极方面是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是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53]。胡适在回应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行易知难”学说时认为，要想把天下的事情搞好，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从而倡导专家政治。[54]由此可见，尽管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想象的切入点不同，但依然把完善国家功能、塑造理想国的任务交到“少数”(专家)的手上，“多数”又一次成为“另一方”，“多数”所具备的能力再一次被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月》的自由主义者尖锐批评国民党，但其目的是要“国民党的自觉”[55]。胡适曾写下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走那条路》[56]，其中指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为中国“五大仇敌”，“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是国家建设蓝图，“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则是达成国家建设蓝图的唯一手段[57]。在倡导各种改革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多次表明其心迹，比如胡适在《新月》遭到查禁时，手拟《我们要我们的自由》，阐明他们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因：“第一，是要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58]后来，胡把《新月》上关于“人权”的文章集合成册，编成《人权论集》，在序言中也写下类似的话——“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不忍袖手旁观”[59]。无论自由主义者尖锐抨击国民党的初衷如何，他们争“人权”的各种主张及行为，体现了自由主义者们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执着和对国家功能的想象。 《独立》时期，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自由主义者共同认可国民党政府作为拯救国家的首要途径，他们不再像《努力》时期构想“好”的国家性质，也不像《新月》时期从完善国家功能角度呐喊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而是从国家制度层面切实思考解决国家危难问题的方法。不管是“民主与独裁”的制度争论，还是“民主制度是否幼稚”的子争论，都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反思和深刻怀疑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在现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这一时期，他们认为唯有通过制度设计才能建构现代国家，并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探讨“现代化”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虽然仍然依赖报刊传话的路径，仍然寄希望于国民政府作出各种制度改革来度过国家危机，但已经在制度层面开始质疑自由主义观念的根本作用。由于《独立》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自由主义者关于制度保障的国家想象没有践行的可能，但在自由主义者心中埋下对于自由主义怀疑的种子，对其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看，从《努力》，经《新月》，至《独立》，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想象的内容有差异，存在国家性质(好人建国)、国家功能(人权保障)、制度设计(民主与独裁)的明线变动过程，精英治国的理念则是暗线，贯穿自由主义者的国家建构思想发展。 自由主义的困境 从《努力周报》的“好政府主义”，《新月》月刊对自由和人权的保障呐喊，再到《独立评论》“民主”和“独裁”的争论，无不体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国家性质、国家功能和制度保障三个层次对国家建构的变动想象。但在现代自由主义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四大困境，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内容难以影响现代的中国国家建构进程： 第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异质性强，缺乏一贯而统一的国家建构主张。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对外通过报刊构建出“团体”的形象，但把他们聚在一起的纽带更多的是他们的志趣和责任意识，尽管对外“我们”是常见的用语，但在内部永远是“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相当于文人的聚集，他们群体的联系多靠聚餐与稿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更没有“纪律”可言。因而，群体内部依靠着暂时的精神认同维系在一起，本质脆弱、对外抗力低，无法产生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无法带领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更无法建立“好人政党”“自由党”实现他们关于国家建构的各种想象。 第二，对中国的国家想象与坚守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之间充满矛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在学理上系统阐述国家建构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没有梳理国家建构和自由主义二者的关系，以致于他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其争论都是碎片性的，夹杂着其他思想或主义，更无法影响到政府和大众。梁实秋评价《新月》时期的人权运动时认为，“胡先生对于人权的观念是很简单的，他的出发点只是法治精神与人道主义，并没有任何党派主张与政治意味”[60]。蒋廷黻回忆《独立》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时，同样批评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很天真，没有深入了解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重视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狂热浪潮，只知道民主的弊端可以用更加民主的方法去防止。[61]因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仅认为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并大力捍卫与倡导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却没有塑造一个属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价值理论体系，没有让人们去了解这些价值理念的可贵。这不足以让自由主义的理念深人中国的制度骨髓和人民大众的血液，最终只是流于自由主义者的自娱自乐，也揭示了自由主义者的天生软弱性。 第三，自由主义者的国家想象无法契合现代中国实际，与政府当局存在心理距离。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的国家想象过于依附于国民党的政府当局，渴望国民党对其政论能有所觉悟和作为，但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内”和“政治外”的对话距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止步于“坐而论道”“群而不党”，不了解当时真实的中国国情，更没有以中国自身为本体，而是使之成为被外来思想改造的对象。其国家建构的愿景无法契合中国当时政治结构所处的内外交困环境。然而，当局政府难以采纳自由主义的主张，甚至反而对此采取逮捕或者禁刊行动。《努力》时期，胡适等人期盼建立西式内阁的“好人政府”，但始终没得到曹锟的支持，仅仅两个月零六天就迅速瓦解。《新月》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没有实践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反而把他们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和反对力量。《独立》时期，国家危机让胡适等人更加务实，关注处理现实的内外危机，国家建构的想象弱化了《新月》时期捍卫人权的激进与理想色彩。他们尽管在民主和独裁问题上有分歧，但都一致表达对领袖的渴望，即拥护蒋介石的立场。最终，《独立》对国民党政府的改良设想在战争硝烟中无疾而终。总的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依附的当局政府无法取得共识，而当局政府无视或反驳其政治诉求，导致双方原本疏离的关系更加紧张。国民党脆弱的政治体制疲于应付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而完全不可能吸收和实践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仍充满冲突的政治理念，以至于自由主义者的现代民主政治主张丧失实践的可能。 第四，自由主义者的国家想象脱离“多数”，与社会大众存在心理距离。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失败的原因，不仅是过于依附国民党、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自由主义者没有意识到社会大众的重要性并将社会大众纳入建构国家的主体力量中。《努力》时期强调“好人政治”，宣扬“少数”责任，把建国任务交给能力没有发展到相应水平的“好人”手上。《新月》时期用“专家”“贤能”等概念替代“好人”，相信专家政治、贤能政府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仍然没有拓展“人民参政”的命题。《独立》时期由于国难的背景，对于社会大众的讨论多集中于生存状况、社会改革等问题上，没有把社会大众作为可选择、可依赖的救国力量。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忽视社会大众的力量，过于强调“精英救国”“精英治国”的理念，而社会大众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有“天然的隔阂”，导致双方关系日益疏离，以至于自由主义者的民主政治主张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响应，无法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在中国，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从19世纪末进入国人的视野，维新变法运动对富强的追求，为自由主义的输入提供了契机。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始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变法、介绍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五四运动在相当长时期和相当大程度上是倡导自由主义观念。参见张胜利：《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天津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参考文献： [1]胡适.致陈独秀.张静庐.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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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胡适.知难，行亦不易(转载).新月，1929，2(4). [55]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1929，2(6-7). [57]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1929，2(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