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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50年前，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即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刘申宁认为，而其所谓“大变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就是社会转型，就是与国际接轨。作为近代史研究者，刘申宁曾主持编纂了39卷本《李鸿章全集》，并正在撰写《李鸿章年谱长编》和《李鸿章文电编年》。近日，文化学者、深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刘申宁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回顾他的学术道路，畅谈他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李鸿章专题研究方面的体会。 从复旦走上近代史研究之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复旦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镇，汇聚了朱维铮、姜义华、沈渭滨等一批著名学者。复旦4年对您的学术道路有何影响？ 刘申宁：我是恢复高考后于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中包括周谷城、谭其骧、杨宽、汪熙等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年轻教师中优秀者则有朱维铮、姜义华、沈渭滨、樊树志等先生，现在只有姜先生和樊先生仍然健在。诸位老师中，跟我关系最近的还是朱维铮和沈渭滨先生。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主修中国近代史，朱先生、沈先生和姜先生都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但更注重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我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当然也得益于上述诸位先生的指导。我大学时期写了一些文章，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大学毕业后我曾想报考华东师大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陈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后说，你可以不必读研究生了，从而无缘陈门，但跟潘振平、茅海建、杨国强等陈门弟子一直关系很好。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于1993年从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深圳市委党校工作，担任过文史教研部主任、教务处长和副校长。这可能是您学术道路的一个转折点，20多年以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申宁：我1991年在山东社科院已经评定副高职称，当时全院300多人有7个国家级课题，我一个人拿下两个。1993年调进深圳市委党校，当年如果不来深圳，我也有可能去北京，或者回到复旦大学从事专业研究。但来到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发展变化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拓展了我的思路，而这些也是一个学者所需要的。 在上图“发现”李鸿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李鸿章全集》编委会的执行编委，您研究李鸿章可能用了近半生时间，您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刘申宁：1991年我为编撰《孙子集成》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特藏室两个大红木柜中存放了一批李鸿章档案。这是1948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离开上海时，遗留下李家所有文献资料，包括李鸿章幕僚草函稿的底簿、吴汝伦编撰李文忠公文集时批改奏稿的底簿，以及大量李鸿章本人函札，这批资料后来都被当时顾廷龙先生收集到了合众图书馆，后来辗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当我看到它们时已经封存了半个世纪。我当时找到顾廷龙先生，提出整理研究这批资料，顾先生同意了，但提出需要筹备一笔经费。我知道这批资料的价值，心情十分激动，辗转找到安徽教育出版社，该社很爽快地答应投入200万元出版经费。我的同学翁飞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我俩共同筹建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然后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和上海图书馆联合成立《李鸿章全集》编辑部。我们请顾老出面当主编，顾老答应了，但他已是91岁高龄，他提出请罗尔纲先生当助手，但罗老当时也已88岁，最后我提议改请戴逸先生。这样，来自京、津、沪、苏、鲁、皖和深圳等地的3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阵容庞大的编委会，我担任执行编委。《李鸿章全集》2008年出版，全书共39卷2800万字，耗费了众多学者整整17年时间，而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这批李鸿章文档占了全书内容的70%以上的分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李鸿章全集》出版后您又计划编撰《李鸿章年谱长编》，这是一件很辛苦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全集出版迄今已逾10年，年谱长编的进展如何？ 刘申宁：我编撰《李鸿章年谱长编》至今也有20多年，书稿接近300万字，尚未完稿，因为还有大量工作要考订。我正在编撰的与李鸿章有关的著作还有两部，一部是《李鸿章文电编年》，计划300万字，已完成270万字；另一部是《李鸿章集团成员名录》，著录淮系及与李鸿章集团相关人员4000多人，全书75万字，已经完成初稿，目前尚无出版计划。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还有多少人关心历史？关心我们曾经走过的这百多年的曲折路程？如果不能进行思考，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在一个学术文化不能产生价值的时代，这些书即使出版了，又能有多少读者呢？ “三千年变局”就是近代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李鸿章与曾国藩是师徒，也是同僚，他们在洋务运动上也有承续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刘申宁：李鸿章与曾国藩关系密切，但两人对待洋务运动态度不尽相同，曾国藩思想相对保守，不愿接受新式武器，更缺乏近代化意识。李鸿章则公开主张要充分利用洋枪洋炮。1873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把洋务运动推向极致，如果曾氏去世晚十年，那么洋务运动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是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实际负责，它与广东人有很大的关系，最早由丁日昌奏请设立，后来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容闳。后来李鸿章支持及促成留美幼童运动，执行者也是容闳。 李鸿章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要远高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1872年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提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他的所谓三千年是指西周开国到晚清，他的所谓变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就是社会转型，就是与国际接轨。 让深圳社科人才发挥智囊作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深圳的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推进“深圳学派”建设，您认为“深圳学派”建设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其不利因素又是什么，学者们在其中能作何种程度的努力？ 刘申宁：深圳在30多年的文化建设中做了很多普及性的工作，比如娱乐文化、打工文学，包括提倡全民阅读的读书月等等。我认为深圳市委、市政府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高层次的学术领域更进一步。深圳虽然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它又是一座有2000万人口，同时向国际化和现代化全力推进的城市，要培养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一流人才，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面的人才。“深圳学派”的提出是学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点，但相关的工作也要同时推进，比如深圳有多少学人？还需要多少学人？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其实深圳出了许多知名学者，比如刘小枫、蒋庆、景海峰、阮炜、章必功等等。深圳要引进一流社会科学人才，要用得上、留得住，要加强组织团结协作，发挥智囊作用，这样“深圳学派”的建设才能有用武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