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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庙会空间重构中的民俗主义 民俗有两种存在方式，首先是生活形态的民俗，能够客观的展现其真实性；其次是被利用和改造的民俗，是被刻意赋予某种意义和功能。民俗的第二种存在方式就是“民俗主义”。民俗主义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指某种民俗脱离原来的生存空间，在原有功能基础上演化出新的功能，为了新的目的而得以再现，是一些人和团体为了某种目的对民俗文化加以利用。民俗主义的出现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各界认识到民俗的价值所在，其经济作用和实际效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各地利用民俗发展旅游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利用民俗事象，对其进行包装改造。在龙澍峪庙会的开发过程中，民俗主义现象表现的尤为明显。 (一)“真”与“伪”的辨析 上文中提到在龙澍峪景观的重建中，增添了多处人文景观。诸如双龙柱、弥勒佛石像、梳妆楼、钟楼。这些景观有的是在原有景观基础上重修，有的是在原有传说基础上延伸出的建筑，并在其身上注入了新的“传说”。具体表现如下： 龙澍峪原名“龙斗峪”，在当地就流传有水龙火龙争斗的传说，“龙斗峪”因此得名，后经龙树菩萨前来降服，如同及时雨一般，为纪念龙澍菩萨，“龙澍峪”就替代了“龙斗峪”。(澍，及时雨的意思)龙澍峪中原本就有水龙洞、火龙洞这样的人文景观，两个洞口均在半山腰上石壁上，不仔细观察的话很容易被忽略。而举办者在打造龙澍峪旅游景区的过程中，在此传说的基础上，新建了“双龙柱”这一景观。弥补了原有景观的不足，在带来感官效果的同时，也使赶会的游客在龙澍峪中了解到龙澍峪的由来，体会浓厚的地方文化风采。 关于新建的弥勒佛石像，举办者对它的存在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当地有赵匡胤感念华佗治病而为其在龙澍峪修建庙宇的传说，在对弥勒佛的解释中，前半部分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后半部分就有了赵匡胤在建庙的时候被一石壁挡住去路，凿开一看，原来是尊大佛。但时间久了，石佛被磨损看不清，这才重修。对弥勒佛赋予的“传说”，属于“伪民俗”的范畴。弥勒佛的出现就是以原有华佗传说为基础而重新造出来的“传说”，是新增的体现华佗信仰内涵的传说，它内在与原有传说有着说得通的文化逻辑。这是举办者在追求创新的前提下，以本土文化为基础，挖掘当地悠久的民俗文化内涵，使得新兴的元素与本身存在的有机联系起来的做法。在对当地民众的访谈中，了解到对于举办者新增的建筑和传说，民众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赞同举办者的做法，亦或者是说自己知道的少，举办者有渠道去了解这些传说。他们尽力向外来人员讲述着早有的或是新增的传说，不难看出举办者通过打造“伪民俗”的方式，也增强了地方民众的共同体意识，提升了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同样是民俗主义的一个表现。 无论是依据龙澍峪由来的传说新建的双龙柱，还是在华佗传说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关于弥勒佛的传说。对于游客而言，他们并不了解这样的传说是真是假，但在语音导游的讲解下或是当地人的讲述中，同样能体验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民俗传统；对于当地人来说，听到游客的赞美声，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豪感得到提升；对于举办者而言，游客的增加使得其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在游客、当地民众和举办者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局面。由此可见，在重构过程中出现的“伪”就无所谓“伪”，可以说是创新的一个方面。原有的传说和建筑与迎合旅游开发新建的建筑和附加的传说在龙澍峪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民俗文化形式。 (二)民俗主义下的庙会民俗文化展 从民俗主义的观点看，龙澍峪庙会上新元素的增加可以说是一场民俗文化的展演。龙澍峪庙会成为民俗旅游节庆这样的方式，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被产业化、结构化，体现在有计划、有组织、有主题的旅游文化节上。不仅当地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好的整合利用，引进的外来文化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旺，为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打下基础。 从文化保护角度看，在龙澍峪庙会上无论是宣扬本地信仰文化，还是宣传引进的艺术文化和非遗文化，都是以直观的方式来弘扬民俗文化，促使更多的游客了解和认同，反过来又推动了庙会的发展。龙澍峪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又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更多的外来文化，在民俗主义下打造出多样化的现代民俗形态，这也是各地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传统庙会的产生是民间信仰的表达，在新时代的庙会又反映出现代民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取向，从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龙澍峪庙会的重构从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两个方面来进行，形成了举办者、当地民众和游客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当地的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也促进了外来文化的展示和宣传。这些新的文化元素汇聚在庙会上，使得传统的庙会空间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转型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出现了民俗主义的现象，同样是按照原有真民俗的主题来进行创新，依据现有的民俗信息重新排列组合，构成龙澍峪这样一项整体的民俗。这对重建地方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借鉴价值。 （本文刊载于《宜春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