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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当事人日记、书信及相关史料，探讨了顾颉刚、鲁迅冲突之缘起的“内面”及其潜在的思想对话。在“学者”顾颉刚看来，“文人”鲁迅的品性和作风，是导致自己与之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在鲁迅的斗争经验中，顾颉刚、陈西滢等“学者”“文人”党同伐异的手段，则是使自己憎恶他们的根源所在。顾颉刚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对“学者”身份及使命的认识，虽然有所触动与反省，却未曾真正动摇；而此时的鲁迅，不仅拒绝“文学家”“文人”的称号，反思文人学者对“革命”贡献的有限性，而且向往实际“战士”的身份。顾、鲁冲突的“内面”，既展现了当事人信仰、情感的差异性，也呈现了后五四时代文化场域中知识分子思想分化、身份认同、“占位”竞争的复杂性。 本文原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2015年第6期，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林分份老师授权发布。  顾颉刚与鲁迅冲突之时，恰好处在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也是新文化阵营分化的重要阶段。有关顾、鲁冲突的缘由，除了学界聚焦的彼时顾氏传播鲁迅“抄袭”盐谷温一案，以及相关人事纷争、派系倾轧、政治立场差异[1]之外，也与“五四”之后二者的文化立场、思想旨趣、身份定位等多所关涉。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对顾颉刚、鲁迅的日记、书信中有关二者关系的私人言说，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文献的梳理，试图考察顾、鲁冲突之缘起的另一面，勾勒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对话，进而剖析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身份认同的差异，以及文化场域中“占位”竞争等问题。 一 “整理国故”与“欣赏艺术”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顾颉刚与鲁迅冲突之际，正是古史辨派在中国学界迅速崛起的时期。而作为与胡适、钱玄同齐名的古史辨“三君”[2]之一的顾颉刚，当他与鲁迅这位新文学创作、新文化思想的领军人物冲突时，其所强调的侧重点往往与对方有别。这不仅源于顾氏早先对职业、身份的自我定位，对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的具体评价，也源于他后来对鲁迅的为人、文风的个人观感。 1920年大学毕业之际，顾颉刚即表示：“我所求的职业，乃是于我学问上可以进步的职业。”[3]因而，工作头几年，尽管生活拮据，对于外界报酬丰厚的任教、讲演等邀约，他一概回绝，为的是让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研究，由此成为一位纯粹的学者。1922年4月，在给李石岑的信中，顾氏提出“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李石岑将其转发给多人，引来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郁达夫、严既澄、常乃惪诸人的讨论[4]。1924年元旦，李石岑致吴稚晖信中，特意称赞“我友顾颉刚先生，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5]。李石岑同时把信寄给顾氏，而顾氏在回信中也承认：“先生许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让。”[6]   鲁迅（上）与顾颉刚（下） 顾颉刚“为学问而学问”的姿态，也体现在与不同阵营人物的交往方面。1926年，顾氏写道： 我们交往的人，也许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但这决不是我们的陈旧的表征。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只要这个人的学问和我们有关系，或者这个人虽没有学问，而其生活的经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当然和他接近。我们所接近的原不是他的整个的人格，而是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点。[7] 这一主张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观念实无二致。而在实际上，顾颉刚“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态度，正是陈西滢诸人大力捧赞的重点所在，也是顾氏人脉比较广达的主要因素。由于没有家派之别，顾氏虽是《语丝》所公布的十六个撰稿人之一，却也参与“现代评论派”的宴请和陈西滢、凌淑华的婚礼，并受陈西滢和徐志摩之邀，频频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有关古史方面的文章。这也是后来顾氏被鲁迅认定为“现代评论派”的原因之一。 在对待学问派别方面，顾颉刚主张必须改变从前学问家“以己学为正学，必使天下惟我是从，定我为一尊而后快”[8]的态度。具体到整理国故方面，他批评从前的人用“家派”的态度整理国故，还是一种“宗教的态度”，而“现在我们就不然了。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他们原有的地位，还给他们原有的价值’”。考虑到未必所有人都热衷整理国故，顾氏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写道：“整理国故是新文学运动中应有的事，但欢喜文学的人中，尽有专从艺术上着眼，不想做历史的研究的，也有不耐做整理的功夫的，这一班人只须欣赏艺术，不要一同整理国故。”[9]  顾颉刚著《古史辨》第一册 虽然承认新文学运动中“欣赏艺术”的一派，但在顾颉刚心目中，“欣赏艺术”与“整理国故”的分量明显不同。在几年后有关康有为与王国维的比较文字中，顾氏指出： 他自己说，“三十五岁以后，学问没有进步，也不求其进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已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三十五岁以前，他在学问上不曾做过什么大贡献，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10] 将康有为三十五岁以后的“通经致用”与王国维三十五岁以后不断追求学问的“进步”对照，再次看出顾氏“为学问而学问”的立场；同时，极力突出王国维三十五岁后的学术贡献（“整理国故”），显然也暗含着对其早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欣赏艺术”）成就[11]的有意漠视。 实际上，顾颉刚对“整理国故”与“欣赏艺术”的态度，一开始就泾渭分明。“五四”之后至大学毕业前夕，在写给傅斯年、罗家伦的信中，顾氏屡屡表达了研究史学的志向：“你的意思，学问要从历史上做起，我一向也这样想，而且深愿照此做去。”[12]“我于学问上，很愿做史学的功夫。便是我入哲学门，也是想打好史学的根柢。因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观察，史学是人类精神的表章，原是在一个方向的。”[13]而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顾氏与傅斯年谈及《新潮》杂志最近几期的稿件时，对文学作品和人生观（思想）论文的取向煞是分明：“这几期你同志希（按：罗家伦）都倾向文学方面去，我有些失望。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文学是表现思想的形式；人生观是创建思想的实质，实质自然是形式的根本。”所以他寄望傅斯年能继续撰写《人生问题发端》或者谈论思想问题、介绍西洋各个哲学家的人生观的文章[14]。之所以特别重视人生观（思想）的文章，是因为在顾氏看来，只有“科学常识同精密确当的人生观”，才是他们这一辈从事启蒙或“使人起自觉心”的“根本”，“拿这二件建设得完备，再行发布这极端主义的鼓吹，方不使人凌乱失序，躐等进行”[15]。然而关于这两方面的建设并非易事，尤其是当他看到《新潮》第三号有关“思想问题”的学术文章只有寥寥二篇时，即大发感慨：“可见研究学问，实非易事；最便当的事情，只是将社会现象说说骂骂罢了。”[16]因而，在顾氏那里，是不惧艰难从事史学、哲学等关乎“人类精神”的学术研究，还是趋时就便写写文学批评或者社会评论，二者的价值明显不同。 1921年初，顾颉刚留校任图书馆编目员不久，校长蔡元培嘱其查看胡朴安所编《俗语典》。在写给蔡元培的第一封汇报信中，顾氏谈到，上海“最稳重的文人”胡朴安，其所编《俗语典》实多缺点，故而觉得“他们与其为抄录删改的生涯，为有无不足轻重的事业，不如劝他们在古书上做些功夫”[17]。在第二封汇报信中，顾氏则说： 胡君从前常在《国粹学报》作文，虽不见有精彩，然总是倾向朴学方面，所以我常以为他是一个带有学问气息的文人。近年来不甚见到他的文字，而他的弟寄尘（名怀琛）方趋时髦为新文学批评（记不真切，未知是此名否？）及大江集等书，彼亦不见有所论列，故疑为稳重一流。[18] 顾氏言下之意十分明了，一个“文人”是否“带有学问气息”，以及是否属于“稳重一流”，乃在于其作文是“倾向朴学方面”，还是“为新文学批评”。 这样的判断标准，也影响了顾颉刚对新文学作家的评价。1923年6月，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谈及朴社的情况，顾氏写道：“上海方面，雁冰是最好的办事才，振铎是最好的活动分子……”“振铎是发起这社的第一人，而欠缴社费已有三月，成不得不使人失望。眼看再过三月，就要出社了。我们社里少一达夫之类的没有什么可惜，而少一振铎则大可惜”[19]。此时已因出版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在文坛声名鹊起的郁达夫，被拿来与郑振铎比较，其结果，前者自然是属于“没有什么可惜”、非“稳重一流”的一类。1924年6月，在与妻子谈到自己与新文化阵营诸君的区别时，顾氏举出钱玄同《孔家店的老伙计》一文有关“孔家店有老牌的和冒牌的二种，这二种都该打”的划分方法，表示十分认同钱玄同将他与胡适二人作为“打老牌的二人”，而“打冒牌的六人”则是陈独秀、易白沙、鲁迅、周作人、胡适之、吴稚晖。当然，顾氏的重点在于其中的区别：“打冒牌的孔家店，只要逢到看不过的事情加以痛骂就可，而打老牌却非作严密的研究，不易得到结果，适之先生和我都是极富于学问兴趣的……”“别人既怕读书，又无胆量，能作文的多半是抱出风头主义，故这个工作是担任不了的（我现在也并不是担任得了，只是秉着这个态度向前走去，将来不怕担任不了）。”[20]而这，正是顾氏评价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学家的主要依据。 1922年6月，在一封致刘经庵的信中，顾颉刚写道：“歌谣研究会事，一言难尽。先是这会由刘半农先生担任，他出洋后，由周先生接下去。数年来无声无臭，没有作一点事。”顾氏据此认为，在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大家中，除了蔡元培、胡适两位在“真实做事情外”，其他人则不可靠，“大家看了虚名的可以招致外边的信仰，大家努力造名望：自己职务上的事情不做，专做文章去发表。”因而，他对周作人的印象是：“周先生最坏的皮气，就是职街尽管担任，事务尽管不做。”[21]后来，在参与编撰《语丝》周刊期间，顾氏也屡屡在日记中写下对鲁迅、周作人兄弟行事、为文的观感： 《语丝》近来文甚少，屡邀予作，未之应。昨来函，谓将以无文停刊，想不忍见其夭折。因以旧日笔记一则抄与之。予今日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诟谇，不啻村妇之骂也。今夜《语丝》宴会，予亦不去。(1926,01,17)[22] 昨语丝社宴会，予仍未去。此后永不去矣。鲁迅等在报上作村妇之骂，小峰又以《言行录》事屡怂恿鲁仲华来找麻烦，均可厌。(1926,03,14)[23] 由在语丝社共事时嫌恶鲁迅（及周作人）对人“挑剔诟谇”和在报上作“村妇之骂”，到后来拟与鲁迅对簿公堂而购买其全部著作来阅读，在顾氏看来，鲁迅“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24]。 实际上，顾颉刚所嫌恶者，正是鲁迅以杂文作批评武器的文风及其“文人”身份。对于自己与鲁迅之间的冲突，顾氏几经思考，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按，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的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1927,02,11)[25] 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温氏书。 （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衡]。 （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可已，何必妒我忌我！（1927,03,01）[26] 从以上《日记》内容看，除了有关冲突起因之数端外，顾颉刚尤其突出自己与鲁迅的诸多品性区别：我“胸怀坦白”，“勤于业务”，“不说空话”，“性长于研究”；而彼“卑怯骄妄”，“造我的种种谣言”，“以空话提倡科学”，“思想极旧”，“性长于创作”。如此种种不同，与顾氏此前对“整理国故”之“学者”与“欣赏艺术”之“文人”所设身份、专长的区隔标准，显然若合符节。 此外，在给友人的信中，顾颉刚尤其指出： 若要排挤鲁迅们来成全自己，更无此想。老实说，他的文学是我及不来的，他的历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及不来则不必排挤，瞧不起更不屑排挤。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忘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我要同他们争胜，也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站在学术上攻击。[27] 结合顾氏对自身学问个性的定位，以及后来在古史领域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工作看，这样的解释并非虚言。或者，在顾氏看来，与他所要争胜的对象相比，作为“剽窃”且“不知学”的“文人”鲁迅，即使不是“不值得的”也是“道不同的”那一类，根本没有争胜的必要——而这，与他极力突出王国维后来“整理国故”的贡献，而忽略其早年“欣赏艺术”的成就，自有其相通之处。 二 “学者”“文人”的“党同伐异” 对于“学者”与“文人”，鲁迅在1927年曾作如此区分：“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28]在鲁迅其他场合的表述中，“文人”所对应的称呼还有“作家”“文艺家”“诗人”“文家”等，“学者”所对应的称呼还有“学士”“研究家”“教授”等。此外，在具体文章中，鲁迅经常使用“文士”“文人学者”“学士文人”“学者文家”等合称，另外也用“天才”“正人君子”“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等来指称相关的文人和学者。 与顾颉刚执着于“整理国故”与“欣赏艺术”何者更为“根本”、抑或“学者”与“文人”何者更为“稳重”不同，鲁迅除了梳理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无特操”、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帮闲等特质外，更为关注当下“学者”“文人”投机逐利、变化神速、善于造谣、卑劣阴险等方面的共同属性[29]。在鲁迅看来，尤其那群宣称“搬进艺术之宫”或者“踱进研究室”的文人学者，不仅逃避现实，插科打诨，教人做顺民，而且打着各种“公理”“公正”的旗帜，给对方贴上各种称号和标签，由此打压那些与他们处于对立面的斗士。为此，鲁迅揭开他们各种称号和标签背后的巧计： 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30] 鲁迅进而揭露了文人学者联合起来打击对手的嘴脸：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31] 此等“党同伐异”的手段，正源于文人学者的狭隘与专制，因为“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32]。  《语丝》杂志书影 鲁迅的判断，来自他当时与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诸公论战的体验。陈西滢曾称赞徐志摩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与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周氏兄弟等并列的“稍有贡献”的人之一：“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而徐志摩也撰文称赞陈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对于陈、徐二位互相吹捧、联袂作战的把戏，鲁迅予以拆穿：“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33]此外，陈西滢在评价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作品（实际评价了十一部）时，对顾颉刚不吝赞词：“在学术方面，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的价值是不容易推崇过分的。他用了无畏的精神，怀疑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几千年以来的糊涂账，不多几年已经开辟了一条新路，寻到了许多大漏洞。”而对于鲁迅，除了肯定《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小说外，则认为：“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34]对于陈西滢抑此扬彼的修辞策略，鲁迅后来指出：“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35]  《现代评论》杂志书影 与陈西滢等人的论战，使鲁迅看清了文人学者披着“公理”“公正”的外衣进行“党同伐异”的真面目。故此，后来在与顾颉刚的冲突中，鲁迅除了不满对方“只讲学问，不问派别”的“学者”面孔外，尤其批判他作为“现代评论派”或“研究系”一员[36]所采取的“派系”手段。而这，也正是让鲁迅在奔赴厦门、广州任教的过程中，对顾颉刚屡生恶感，以至于与对方交恶的关键因素。 仔细考察二者交往的过程，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在两三年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据《鲁迅日记》载，他与顾颉刚之间的交往，最早始于1924年10月，当时顾氏等到鲁迅家请其设计《国学季刊》的封面图案；以后除几次书信往来外，顾氏先后给鲁迅送（寄）过《古史辨》第一册、《孔教大纲》和《诸子辨》等书；当鲁迅要离开厦大时，顾氏也参加了欢送宴会[37]。但鲁迅对顾氏的不满，在厦大时就已开始了。刚到厦大，鲁迅多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指出： 在国学院，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 他所荐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38] 经此，鲁迅将顾氏当作“现代评论派”在厦大的代表，而将顾氏力荐熟人到厦大国学院的做法看作是“拉帮结派”的举动，并将这种局面当作是北大的派系斗争在厦大的延续[39]。因而，鲁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厦大久待下去。 观诸鲁迅此时的文字，其对顾颉刚的个人观感尚未有更剧烈之处，但接下来的两件事大大刺激了鲁迅。其一，鲁迅想推荐章廷谦到厦大任教，开始顾氏持反对意见，但当获得通过时，顾氏为“讨个人缘”[40]，又先行通知章氏。因此，鲁迅大怒：“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41]顾氏的做法，使鲁迅对其恶感加深。其二，顾氏为胡适的书记程憬谋取代替孙伏园在厦门佛学院所兼职务一事的做法，更使鲁迅觉得“你看研究系下的小卒就这么阴险，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恨”[42]。这两件事的是非曲直，或者不一定都如鲁迅所想的那样，但种种遭遇都让其联想在北京时与《现代评论》诸公的不愉快经历，因而在人格上将顾氏视为与陈西滢同是“阴险”的一类。而章廷谦的遭遇，也使得鲁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其视为一起遭受顾氏排挤的受害者，因而屡屡在写给章氏的信中强烈谴责顾氏，乃至用生理缺陷加以讽刺和丑化。 后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解释自己离开厦大并拟接着离开中大的原因时，鲁迅写道： 我在厦门时，颇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按：顾颉刚），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43] 在此，鲁迅突出的正是自己遭受排挤的境遇[44]。如果说，在厦大时，因顾及林语堂和北京诸教员的面子，鲁迅没有将矛盾公开化，那么到了中大以后，他则毫不犹豫地表达不与顾颉刚共处一校的立场。在给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写道：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了中大了。[45] 顾颉刚4月18日到中大，鲁迅4月21日提出辞职，这显然是一种公开的对立姿态。在致友人的另一封信中，鲁迅表明了自己所受的联手排挤： 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原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46] 对于顾颉刚到中大，以及其与傅斯年的“勾结”，鲁迅的不满溢于言表。傅斯年为挽留二人，先让顾氏避开鲁迅，到外地购书，鲁迅也视之为钻营[47]。 然而鲁、顾二人矛盾的完全公开化，乃是五月初孙伏园将鲁迅、谢玉生写给他的信，以《鲁迅先生离开广东中大》[48]为题，发表在武汉的《中央副刊》上。文中不管是鲁迅、谢玉生信中内容，还是孙伏园的解读，都一致将鲁迅之离开厦大到中大、复离开中大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顾颉刚，且有谓顾氏“反对民党”、“反动”等语。顾氏于六月中读到此文，后于七月底致信鲁迅，要求九月中旬在广东对鲁迅、谢玉生提起诉讼；而鲁迅答以九月在沪，可就近在浙起诉[49]。对于顾氏的诉讼要求，鲁迅愤懑有加，认为此乃“放刁”：“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50]鲁迅看似放达的言词中包含着某种悲愤之感——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被人排挤，却反而被要求“法律解决”！虽然最后双方并未对簿公堂，但鲁迅对顾氏的怨愤也由此加深，在私人信件中仍然极尽嘲讽之能事[51]。 在鲁迅看来，顾颉刚不仅是“现代评论派”一员，更是“研究系下的小卒”，因而，对于自己在厦大所受顾氏等人的“排挤”，也曾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但他也表明自己的无奈：“研究系是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52]然而，鲁迅还是多次在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顾氏等人的学问的不屑：“你要知道鼻的小玩艺，是很容易的。只要看明末清初苏州一带地方人的互相标榜和攻讦的著作就好了”；而《新月》“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不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53]。鲁迅的这一看法甚至延及北平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看不到‘学’，却能看到‘学者’”；“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54]据此来看，鲁迅对所谓“整理国故”之“学者”的评价，实与顾氏“根本”“稳重”的断语大相径庭。而此中也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落潮后，鲁迅对陈西滢、顾颉刚等人产生恶感乃至最终交恶的主要原因，并非源于各自职业、身份及专长的客观差异，而是源于对方携手抱团以排挤、打压进步人士的共同伎俩。 三 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五四”之后，“国民性”也曾是顾颉刚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所谓“知道了中国国民性，才可从根本上去改良中国社会”[55]。然而，由于相信“科学常识同精密确当的人生观”才是“使人起自觉心”的根本，顾氏最终认定安心学术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革命”。故此，1919年9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事情有二：“（一）自己充足了学问，从根本上立革新计划；（二）唤起国人好学的心神，教他自己去求学问，自己去立革新计划。因为要实现以上的二条，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努力求学，一方面又要做社会教育事业。”然而“现在的社会教育，或是只有形式，或是专输进旧思想、死思想。不见善果，翻成恶业。所以我辈不可再蹈此弊，当以‘自己努力求学’，去做社会教育的骨子”[56]。 在“五四”一周年纪念前夕，顾颉刚一度表达了对“革命”的怀疑： 对一种恶制度，要改变他，非得革命不可。要革命成功，非得联络各界，号召党徒不可。但联络各界号召党徒之后，他的自身也变成了一种恶制度。前者之恶虽革，而后者之恶已兴。或前者之恶尚未革，而后者之恶已兴起而并与之对峙。民国以来的几次革命，都是如此。[57] 不仅如此，彼时顾氏应罗家伦之邀，本拟做一篇《对于群众运动的怀疑》给《晨报·五四纪念号》[58]，但后来发表时题为《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 学术运动》。在该文中，顾氏阐释“学问”对于“革命”的根本意义： 学问是感情和冲动的指导者，也是感情和冲动的约束者。他可以给我们以明确的主张、正当的步骤、永久的意志。大家有了做学问的诚信，自然使世界上的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那末，世界便能随时革命，不须有特别的革命标榜了。人人都能用自己的知识去辨别是非，有修养去定进行趋向，人人都堂堂的做个人，便人人都是革命者，也无须有专做指挥他人屈抑他人的革命领袖了。[59] 本着这样的信念，在1926年底，顾氏说明自己专注学问、不涉政治的意义所在：“我的意思，只是斩荆棘不必全走在政治的路上，研究学问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斩除思想上的荆棘”；“我不愿以‘革命’自己标榜，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对于二三千年来中国人的荒谬思想与学术的一个有力的革命者”[60]。 当然，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也大大刺激了顾颉刚的思想。1927年1月，因受厦门大学委派，顾颉刚到福州采购古籍和地方志，会晤了当时在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任职的王悟梅，由此得与几位军官交往。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顾氏写道： 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又感到这一次的革命确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级社会的革命，这一次是民众的革命。我对于他们深表同情，如果学问的嗜好不使我却绝他种事务，我真要加入国民党了。 此时顾氏对国民党的好感溢于言表，以至于极力劝说胡适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61]。 受这股“民众的革命”大潮刺激，顾颉刚一度热衷于谈论“革命”“传道”等话题。1927年7月，在给好友王伯祥、叶圣陶的信中，顾氏认为“在厦大中真实立革命目标，作革命工作，有革命计划的”只有他自己，相反，让他瞧不起的鲁迅“他们以喊革命口号为全部的工作，反以不喊口号而埋头工作的为反革命，真是可笑。然而革命不成，‘革命家’的头衔却已取得了，鲁迅们也心满意足了”[62]。在顾氏看来，是“不喊口号而埋头革命”，还是“以喊革命口号为全部的工作”，正是自己与鲁迅们的根本区别。两天之后，在给叶圣陶的另一封信中，顾氏甚至表示：“我近来颇有传道的冲动，我的道是‘打倒圣贤文化，表章（彰）民众文化’，故无论作文或演说，总要说到这上去。但自己觉得豫备还没有充分，不敢章明较著的鼓吹耳。”[63] 实际上，此时顾颉刚的兴趣不止于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对立关系，而且涉及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身份问题。在所撰《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顾氏仍然主张学者“做文章只是做文章，研究学问只是研究学问，同政治毫没有关系，同道德也毫没有关系”，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做文章和研究学问的人，他们的地位跟土木工、雕刻工、农夫、织女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凭了自己的能力，收得了材料，造成许多新事物。他们都是作工，都没有什么神秘”。顾氏由此指出，士大夫自以为读书比平民高尚的观念“是害死静安先生的主要之点”： 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们接近了。……他少年到日本早已剪发，后来反而留起辫子，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 在这篇悼文的末尾，顾颉刚喊出了诸如“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是民众！”[64]等口号。这些颇具宣传、鼓动色彩的口号，折射出顾氏在革命时代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某种自我反省。“九·一八”事变后，顾氏不仅号召青年“走到乡间去，做根本救国大计”[65]，而且亲自投入民众教育事业，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或许是受时局触动，1931年12月8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 昨北平《晨报》社论云：今中国所需要者，不仅为一民族英雄，而在能洞烛世界大势，提挈整个民族，树立其信，而己不必居于领袖，以数十年之奋斗，成为普遍之潜势，内扫封建残骸，外抗帝国主义，如是人物，方为上上。 顾颉刚在此段社论之后所加断语云：“此言予甚谓然，予将努力为之。”[66]因而，作为一度强调“整理国故”为启蒙民众之“根本”的学者，彼时顾氏仍然坚持“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67]的信念。虽然他也曾“晨梦加入义勇军杀敌人及汉奸，甚酣畅”，然而“醒而思之，我研究历史，唤起民族精神之责任，实重于杀敌致果，其工作亦艰于赴汤蹈火。我尚以伏处为宜。斐希脱所谓‘我书不亡，德国民族亦必不亡’者，我当勉力赴之。”[68]说到底，其内心所钟情者，依然是作为“整理国故”的学者，而其所倚重者，依然是思想革命和学术革命。  《顾颉刚日记》书影 与顾颉刚强调“整理国故”“改变旧思想”的“学者”身份可堪对照的是，鲁迅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者身份，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诉求。1924年5月30日，在北大上完《中国小说史》课后，鲁迅邀请旁听的学生许钦文到中央公园喝茶。当许钦文问及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并不限于中国的小说史，而且重点好像还是在反封建思想和介绍写作的方法上时，鲁迅回答道：“是的呀！如果只为着《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即使讲得烂熟，大家都能够背诵，可有什么用处呢！现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按照许钦文的回忆，鲁迅彼时所说的“行”，主要在于培养一大批能够写作的青年作家，以此摧毁孔孟之道，向旧社会多方面地进攻[69]。此一材料虽然出自许钦文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却十分合乎鲁迅彼时倡导实际“革命”和“行动”的思想旨趣。1925年初，在《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目”征集活动中，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所开大量传统中国的书目不同[70]，鲁迅不仅在“青年必读书目”上交了白卷，而且还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在他看来，“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71] 不惟如此，在1927年4月为黄埔军官学校学员所做演讲中，鲁迅否认了外界封给自己的“文学家”头衔，同时以之前在北京的斗争经验，告以听讲者血的教训：“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并且认为：“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基于对“革命”“行动”的提倡，鲁迅进一步指出：“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72]。由此，鲁迅希望青年不要被先前鼓吹国学救国的学者所骗，成为躲进书斋的“糊涂的呆子”，而要成为“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即敢于行动乃至投身革命战争的“勇敢的呆子”[73]。因为在革命年代，“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74]。换句话说，在鲁迅看来，此时社会所需要的是关于实际革命的言动，而非空谈革命的文学；要的是“战士”和“勇敢的呆子”，而非“文人”与“学者”。 对于中国的文人学者，鲁迅揭露其注重功利与便利的一面：“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以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75]；“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76]鲁迅甚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唯独中国“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77]，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读书人“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不仅言行不一，而且“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78]。或许出于对文人学者的本质认识，鲁迅在谈及从事写作的起因时，强调自己“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79]。在别一场合，他再次声明自己留心文学，并不想以“文学家”身份“出世”，也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80]。因此，对于自己的作品，鲁迅并不担心“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81]，对于作家身份、个人名望更无心经营，以至于1934年，陶亢德、林语堂多次邀约他在《人间世》半月刊刊登所谓“作家”并“夫人及公子”照片，均被他婉言谢绝[82]。 对于文人学者所能发挥的战斗功能，鲁迅其实早有警觉。1925年5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件中，鲁迅写道：“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著著得胜。然而人，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这种试着反抗的念头，使得鲁迅在选择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还是成为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战士时，一度倾向于后者：“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83]鲁迅如是说，更由此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84]；而“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闭。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85]。 然而，作为弄笔的“战士”，鲁迅不仅“常常有‘独战’的悲哀”[86]，也意识到“战友”的易变与脆弱：“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87]对于此中原因，鲁迅指出：“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由此他表达了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敬意：“这样的才可以称为战士，真叫我似的弄笔的人惭愧。”[88]如此表述，在折射鲁迅对“革命”“行动”诸多向往的同时，也再次凸显了他对“空谈革命”的文人学者的疏离与拒绝。  鲁迅《而已集》书影 四 后五四文化场域的“势位”之争 自1920年9月起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以及稍后兼任胡适的助手，顾颉刚短短五、六年间就在学术界广为人知，以至于1926年9月，傅斯年就称赞顾颉刚在这个古史研究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89]。顾氏的声名鹊起，除了古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外，也与其所取“为学问而学问”的主张有关。在“戊戌”和“五四”学人[90]那里，当面临重大历史社会问题时，“为学问而学问”的声音在多数场合中仍然被具体的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的命题所压抑。因而，在“五四”前后，当顾氏强调以科学常识和新学术打破旧有道德、思想体系，以此实现“思想革命”“人的觉醒”等等现实社会命题时，也明显未能离开这一思路。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落潮的背景下，学界又经历“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非基督教大同盟”辩论等诸多浪潮后，顾氏独独树立起“为学问而学问”的旗帜，并进而在知识界提倡“学术界的生活独立问题”，显示了与注重改良、启蒙的前辈们的不同追求。 对于为自己博得学界称赞的主张，顾颉刚晚年指出其来源：“我记得罗家伦在《新潮》二卷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今中外派的学说》一文，对我曾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当时很赞成他那种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说法。”[91]由于时隔多年，且经过特定时期的政治审查，顾氏的说法未必十分切实。然而不论如何，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姿态与对于前辈“寻求差别”[92]的策略所带来的象征性资本，顾氏显然心知肚明。他曾对友人说：“近来有的地方，固然是要造成自己的名誉（例如《古史辨》的自序），但所以要造成名誉是由学术上的目的的，并不是普通之所谓‘名利’。”[93]顾氏所强调的是，自己更着意于身后之“名”，亦即“圆百年以后的胜利”[94]。虽说如此，彼时顾氏对于自身社会地位、名望的提升及反响，却是十分在意。1926年7月13日，顾氏在日记中写道：“恒慕义先生欲以英文为余译《古史辨》序，日来又为余译《秦汉统一》一文，西洋人方面亦渐知予矣。”[95]1926年夏，厦门大学原聘顾颉刚为研究所导师与大学教授，在国文系中本须授课，然而因《古史辨》的出版，顾氏到校后，在本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乃改为‘研究教授’，不必上课，甚快。”[96]对于个人名望、地位的飙升及其带来的实际好处，顾氏可谓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此外，对于现实中的人际冲突乃至派系之争，顾颉刚甚是了然于心。1927年4月底，在力劝胡适加入国民政府的信中，顾氏特意提醒胡适：“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意，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97]1927年6月，在给好友罗家伦的信中，顾氏则对北京以马幼渔为代表的“章太炎学派”大加挞伐： 自从他们各占主任地位之后，一意固植自己势力，学业荒芜已甚，教课亦松惰异常。……他们虽非共产党，而颇受共产党的同化，凡异己者尽力抵排，必使体无完肤而后已。以自己一班人不会做文章，故竭力捧周氏兄弟，而周氏兄弟以厚负时誉，遂自视为“口含天宪”，有“朕即真理”之气概。[98] 这样的谴责，正是发生在顾、鲁冲突的过程中。而在两年多后，当徐旭升拟聘顾颉刚担任女师大史地系主任时，顾氏则忌惮“女师大为鲁迅大本营，我为某籍某系之罪人，充教席且不可，何况作主任耶！”[99]因此拒绝上任。不惟如此，在给学生何定生的信中，顾氏也挑明了彼时北平学界的“势位”之争： 我固然是不好势位的，想专心治学的，但在他们看来，已是一个具有替他们争夺势位的资格的人物了。你只要看适之先生所以不敢到北平来，就可知道。我的声望不及适之先生，所以他们还容我在燕京。假使我不自韬晦，欢喜出主张，常常到城里来，或在城里兼几件事，那么，我离下狱之日不远矣。 在同一封信中，顾氏苦口婆心地提醒何定生：接近钱玄同等一批老人物，才有希望“踏进北平的学界”[100]。就此来看，顾氏对于现实复杂厉害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把握，即使未必如鲁迅后来所说的“遍身谋略 ”[101]，却也称得上深谙此道。 不管是有心抑或无意，顾颉刚在学术态度和学术思路上，确然找到了与前辈学人相区别的道路或者是具有差异性的面向，由此闯入了原本由“戊戌”和“五四”两代前辈学人所把持的文化场域，伴随着声誉日隆，在古史领域乃至在整个后五四文化场域中，他也逐渐拥有了与老师辈抗衡的象征性资本。而随着个人学术地位的攀升，顾氏以“学者”身份与前辈“权威”在文化场域展开新的“占位”竞争也就可以想见了——与他在思想立场、文化取向、身份认同方面都相去甚远的鲁迅，乃至与他同为“整理国故”一派的胡适，最终都成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乃至前进路上的障碍[102]。从客观上看，与鲁迅的冲突，不仅无损于顾颉刚已经取得的学术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学者”身份的自我确认。此一方面，顾氏将之归因于自己拥有同时代的人所缺乏的“情感与意志”： 晨起漱口，忽思予之为人，有目的，有计划，有恒心，有定力，故得不避艰难，不畏险阻，不慕虚荣，不见异思迁，虽有种种之缺陷，仍无碍其成功。只要不受大力者之摧残，身体亦支持得下，积以年月，当然有成。回思才干学问比我好的人何限，顾以缺乏如此之情感与意志，故终不能胜我而惟有妒我耳。若今日之青年，则急于小成，只肯做表面的工作，惟以虚声作哃喝，徒成为随时淘汰之分子耳。（1932,10,08） 然而，实际是否如此，顾颉刚心里也明白：“予之所以终不灰心者，则以对于爱与学有终必成功之信念。此信念毫无事实的根据，只仿佛有上帝的默示而已”[103]。这样的反省，表明顾氏对于自我的学术事业与“学者”身份具有某种理性的天然疑虑。而此一疑虑也表明，顾氏用“学者”身份来区隔、对抗鲁迅的“文人”身份，其看似理性的文化立场、思想选择与身份认同，实则包含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因素。 在鲁迅方面，其与顾颉刚之间的冲突，只是他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之间斗争的延续，他在这一斗争中，所增加的是自己遭受对方联手排挤的体验。正因为与陈西滢、顾颉刚等人的论争和冲突，使得鲁迅后来处处表示出与“现代评论派”对立的姿态。在厦大时，当孙伏园未听从鲁迅的话，让受雇于鲁迅的工友也去包“陈源之徒”的饭时，鲁迅极其愤怒[104]。而当在广州意外碰到陈西滢、张奚若时，鲁迅的反应是“叭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105]，幸灾乐祸的心情溢于言表。不惟如此，当李小峰要鲁迅与钟敬文在中山大学合开北新书局的分店时，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表示：“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鲁迅于此想到的是让对方“不高兴”，甚至在讲述自己答应市教育局夏期学术演讲的动机，言语之中也充满负气的意味：“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革命时代，变动不居，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106]。鲁迅对此也曾有所反省：“有人不高兴，我即高兴，我近来良心之坏已至如此。”[107]但实际上，由于确信这种态度源于自己被对方联手排挤的体验，因而，“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108]。由此，除了在与友朋的信件中大力谴责外，他在所作小说《眉间尺》和杂文《拟预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中明显表达了对顾颉刚的不满，甚至直到1935年，也仍然在小说《理水》中加以刻意嘲讽[109]。在此种对立的姿态中，鲁迅表达的显然不仅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更是一种来自实际经验的自我立场：那就是，以一种光明磊落而又爱憎分明的讽刺回击“学者”以“公平”“公理”等名目所掩盖的“党同伐异”。 鲁迅后来对顾颉刚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善。1929年3月，在给章廷谦的信中，他讽刺顾颉刚：“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势，所以往往难免于‘道大莫能容’。”[110]同年五月回北平省亲时，鲁迅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111]虽然如此，鲁迅还是有把握地认为，在就聘燕大一事上，自己的优势大于顾氏。而在两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当得知自己与顾颉刚一同被聘入研究院时，鲁迅写道： 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蔡元培——引者）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112] 鲁迅于此对蔡元培的怨言，不乏意气之辞。但此中不自觉的对比也表明，在国民革命时期直至三十年代的后五四文化场域中，鲁迅客观上确实面临着来自顾颉刚占位竞争的压力。尽管这种压力在鲁迅看来尚不足一提，但他显然并不漠视。而这也说明，在顾、鲁冲突以至交恶的过程中，鲁迅所展现的刻意对立与诸多嘲讽，除了追求打击对手的客观效果之外，未尝没有来自占位竞争所导致的非理性因素。 综上所论，重审顾颉刚、鲁迅冲突的缘起，除了关注实际生活中的人际罅隙、势位之争以及党派政治等外在因素，顾、鲁二人文化立场、思想旨趣、身份认同乃至个人性情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正是这些遍布日记、书信以及讲演、文章中迥然有别的个人言说，构成了顾、鲁冲突过程中潜在的思想交锋。换句话说，在国民革命时期，顾、鲁对学术研究（“整理国故”）、文学批评（“欣赏艺术”）之功用的不同认识，尤其对学者文人在投身现实革命抑或专注文化建设方面的观念分歧，以及对自我的身份定位的差异等方面，虽然并未形成直接的论争，却是有迹可循、可堪对照并加以解读的思想对话。而反过来，作为思想对话之外化的顾、鲁冲突事件，也足以成为代表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以及新文化场域激烈的占位竞争的一个缩影。当然，顾、鲁所代表的不同阵营、代际之间思想、立场、信仰、个性等等差异的丰富内涵，显然不是一篇文字所能穷尽的。在此，笔者谨以顾、鲁二人在评价“戊戌”学人章太炎时的不同标准和取向来作为本文的收束。 在顾颉刚的心目中，章太炎作为“古文家”和“整理国故的呼声始倡”者，是晚清以降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并列的学术重镇，也是顾氏古史辨伪研究中所要争胜的对象之一[113]。1925年11月3日，顾氏在日记中写道：“吴山立君告我，谓吴稚晖先生说，近为国学者惟胡适之、顾颉刚，其次则梁任公。若章太炎则甚不行者。”[114]在此国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亦即古史辨派迅速崛起的时期，顾氏借他人之口来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其参照标准正是作为“学者”的章太炎。而在鲁迅方面，其1936年10月所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却肯定“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强调自己当时前去听他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15]。 至此，鲁迅对乃师章太炎“革命家”身份和革命业绩（“行”）的推崇，与其十多年前国民革命时期对“革命”和“行动”的倡导其实一致，也与当年顾颉刚对“学者”身份、“整理国故”的执着，再次构成了潜在的对话。然而，此中耐人寻味的是，在鲁迅写下这篇悼念文章的那一年，顾颉刚已然走出书斋，发起民众运动，加入了国民党，正努力实践着他的“事业心”[116]。 注释： [1]这方面的论述，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117页、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6－220页、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夏、秋二期）等。 [2]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 [3]顾颉刚：《致殷履安》，1920年4月2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7页。以下《顾颉刚书信集》皆同此版本。 [4]顾颉刚等：《通信》，《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第6号，1922年5月、6月。 [5]李石岑：《自序——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李石岑演讲集》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6]顾颉刚：《顾颉刚序》，收《李石岑演讲集》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7]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8]顾颉刚：《入主出奴之学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470页。 [9]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 [10]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5卷1、2合期，1927年8月。 [11]王国维在文学批评、创作方面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静安诗稿》等，皆完成于三十五岁（1912年）之前。 [12]顾颉刚：《与孟真书》，1919年8月1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84页。 [13]顾颉刚：《致罗家伦》，1920年5月5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237页。 [14]顾颉刚：《致傅斯年》，1919年2月2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80—181页。 [15]顾颉刚：《致叶圣陶》，1919年4月20—2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57页。 [16]顾颉刚：《致叶圣陶》，1919年3月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52页。 [17]顾颉刚：《致蔡元培》，1922年1月23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44页。 [18]顾颉刚：《致蔡元培》，1922年2月3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45页。 [19]顾颉刚：《致叶圣陶》，1923年6月7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76页。 [20]顾颉刚：《致殷履安》，1924年6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四，第447—448页。 [21]顾颉刚：《致刘经庵》，1922年6月1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13—114页。 [2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10页。以下《顾颉刚日记》皆同此版本。 [2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26页， [2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74页。 [2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15页。 [2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22页。 [27]顾颉刚：《致叶圣陶》，1927年7月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88页。 [28]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演讲 》，黄易安笔记，《北新》周刊第47、48期合刊，1927年9月16日。 [29]参见鲁迅《这个与那个》（《国民新报副刊》，1925年12月10日、12日、22日）、《碎话》（《猛进》周刊第 44期，1926年1月8日）、《并非闲话（三）》（《语丝》周刊第56期，1925年12月7日）等文。 [30]鲁迅：《通讯》，《猛进》周刊第3期、第5期，1925年3月20日、4月3日。 [31]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32]鲁迅：《不是信》，《语丝》周刊第65期，1926年2月8日。 [33]以上参见鲁迅《无花的蔷薇》，《语丝》周刊第69期，1926年3月8日。 [34]西滢：《闲话（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 [35]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语丝》周刊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 [36]关于顾颉刚与“现代评论派”及“研究系”之关系，参见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37]以上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2页、第538页、第539页、第577页、第620页、第624页、第632页、第637页；第十六卷，第3页。以下《鲁迅全集》皆同此版本。 [38]以上参见鲁迅《致许广平》三通，1926年9月20日、25日、30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50页、第553页、第559页。 [39]参见鲁迅《致许广平》二通，1926年10月16日、23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75－576页、第585 页。 [40]参见孙郁《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 [41]鲁迅：《致章廷谦》，1926年10月23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3页。 [42]鲁迅：《致许广平》，1926年11月4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1页。 [43]鲁迅：《致李霁野》，1927年4月20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9－30页。 [44]鲁迅离开厦大的原因，除了“言语不通”“饭菜不好”“无法用功”外，“国学院无非装面子，不要实际”的态度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以上参见鲁迅《致许广平》三通（1926年11月8日、26日，1926年12月2日）、《致章廷谦》（1926年11月30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33页、第637页、第640页，第618页。 [45]鲁迅：《致孙伏园》，1927年4月26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1页。 [46]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5月30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4－35页。 [47]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6月23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9－40页。 [48]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中央副刊》第48号，1927年5月11日。 [49]鲁迅：《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0－41页。 [50]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8月8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61页。 [51]参见鲁迅《致江绍原》（1927年8月2日）、《致章廷谦》（1927年8月17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9页、第64页。 [52]以上参见鲁迅《致许广平》三通，1926年11月4日、8日、1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01页、第606页、第599页。 [53]鲁迅：《致章廷谦》二通，1927年7月28日、12月26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5页、第99页。第一通引文中的“鼻”字，在原文中为一个手绘的鼻子图案。 [54]鲁迅：《致姚克》二通，1934年2月11日、3月6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3页、第39页。 [55]顾颉刚：《致王伯祥》，1919年8月1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11页。 [56]顾颉刚：《致殷履安》，1919年9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四，第72页。 [57]顾颉刚：《致殷履安》，1920年4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四，第230页。 [58]顾颉刚：《致殷履安》，1920年4月23日，《顾颉刚书信集》卷四，第219页。 [59]顾诚吾：《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 学术运动》，《晨报·五四纪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60]顾颉刚：《致叶圣陶》，1926年11月6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85—86页。 [61]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440页。 [62]顾颉刚：《致王伯祥、叶圣陶》，1927年7月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89页。 [63]顾颉刚：《致叶圣陶》，1927年7月6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91页。 [64]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第2合期，1927年8月。 [65]顾颉刚：《充实杂志发刊词》，《充实杂志》第1期，1932年12月。 [6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588页。 [6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593－594页。 [6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698页。 [69]参见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页。 [70]顾颉刚所开书目为：《山海经》《梁武石室画像》《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宋元戏曲史》《唐人说芸》《元秘史》《马可波罗游记》《陶庵梦忆》《徐霞客游记》《桃花扇》《西秦旅行记》《南洋旅游记》。见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四种》，《京报副刊》第75号，1925年3月1日。 [71]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京报副刊》第67号，1925年2月21日。 [72]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原载《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1927年6月12日，后经作者修改收入《而已集》。此据《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36页，第438页，第441—442页。 [73]鲁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7年6月25日。 [74]鲁迅：《通信（并Y来信）》，《语丝》周刊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75]鲁迅：《致姚克》，1934年4月9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68—69页。 [76]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445页。 [77]曼雪：《一思而行》，《申报·自由谈》，1934年5月17日。 [78]鲁迅：《致阮善先》，1936年2月15日，《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27页。 [79]鲁迅：《通信（并Y来信）》，《语丝》周刊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80]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 [81]鲁迅：《并非闲话（三）》，《语丝》周刊第56期，1925年12月7日。 [82]参见鲁迅《致陶亢德》二通（1934年3月29日、1934年5月25日）、《致林语堂》（1934年4月15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56页、第123页、第78页。 [83]以上参见鲁迅《致许广平》二通，1925年5月18日，1926年11月1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91页、第599页。 [84]鲁迅：《致萧军》，1934年10月9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24页。 [85]鲁迅：《致曹聚仁》，1934年6月9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45页。 [86]鲁迅：《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80页。 [87]鲁迅：《致章廷谦》，1930年3月27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27页。 [88]鲁迅：《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10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87页。 [89]傅斯年：《傅斯年遗扎》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62—63页。 [90]关于“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具体划分，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91]顾颉刚：《回忆新潮社》，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5页。 [92]参见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6—263页。 [93]顾颉刚：《致叶圣陶、王伯祥》，1927年7月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88页。 [9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49页。 [9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68页。 [9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84页。 [97]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442页。 [98]顾颉刚：《致罗家伦（志希）》，1927年6月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250页。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说鲁迅们“受共产党的同化”，在当时国民党清党之后的氛围中，如若被公开，就其危害之严重性而言，与鲁迅致孙伏园信上说顾颉刚“反对民党”相较，恐怕并不亚于后者。 [9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292页。 [100]以上参见顾颉刚《致何定生》，1930年1月1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327—328页。 [101]鲁迅：《致郑振铎》，1934年7月6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69页。 [102]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的“占位”竞争，参见林分份《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 [103]以上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696页、第708页。 [104]参见鲁迅《致许广平》二信，1926年10月23日、28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6页、第590页。 [105]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6页。 [106]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7月17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1－52页。 [107]鲁迅：《致江绍原》，1927年7月12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9页。 [108]鲁迅：《海上通信（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20页。 [109]《眉间尺》后来改题《铸剑》收入小说集《故事新编》。实际上，要将顾颉刚写入小说，鲁迅1927年间就曾有过念头，但当时觉得“他似乎还不配，因为非大经艺术化，则小说中有此辈一人，即十分可厌也”。参见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7月28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5页。 [110]鲁迅：《致章廷谦》，1929年3月15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51页。 [111]鲁迅：《致许广平》，1929年5月26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75页。 [112]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7页。 [113]参见顾颉刚《自序》，收《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景山书社，1926年。 [11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678页。 [115]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65—566页。 [116]有关三十年代顾颉刚发起民众运动、加入国民党与其“事业心”之关系，余英时先生有十分中肯的论述。参见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23页。 作者简介：林分份，男，福建漳浦人，2008年7月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主要关注领域为五四思想文化史、周氏兄弟研究、现代小说诗学研究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