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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治当代政治史更难。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 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厕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即使是以客观严谨相矢的纯正学者，亦难免残存意识形态之余绪和政治情结之遗风。 如两岸学者在有关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另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 又如1949年的大陆政权易手，一方称之为“沦陷”，另一方则称之为“解放”。鉴此，1995年我在台北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坦诚地提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建言。 这一倡议颇引起两岸学术界的共鸣。所谓“超越”，就是治史者应该置身于“山外”而非“山中”。只有置身于“山外”，才能避免被树叶障目；也只有置身于“山外”，经过俯瞰、仰视、横瞄、竖望、远眺、近观，才能逐步认识庐山的真面目。 然而这个真面目还只是外表形貌，而非它的内在结构及蕴含。要深入探究其丰富蕴含还必须“神游其内”。 所谓“神游其内”，借用陈寅恪的话即“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比较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 通读奇生这部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在“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 就前者而言，作者已经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把国共两党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比较评析。 就后者而言，作者广搜博采，并经过坚实的史实考订，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做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侧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 即使对于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22年而且自1993年以来又曾经常与海峡对岸各界国民党人士有所接触的老年读者，读后也非常有助于对国民党乃至这一段历史的整体获致许多新的认识。 台湾有些同行好友曾经戏说我是国民党“两次失败”的历史见证者。因为1948年我参加革命，亲眼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大陆仓皇逃到台湾；而2000年3月18日我又正好在台北参加学术会议，目睹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大选”中落败于民进党。 但是，我很少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上探寻其失败的缘由，而以往的相关评析中往往带有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情结，难免夹杂主观感情因素。 我觉得奇生这一代中新生代学人，没有直接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与当年国共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所以比较容易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主观感情因素的屏障，也因而能够在史事评析中保持更多的客观与冷静。 我常说治史应当如同“老吏断狱”。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把学者理应具有的公正无私与法官相提并论。 他认为两者的基本相同点都是忠于事实，不同的是，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做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做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自己内心同情何方。 当然，布洛赫又反对职业错位。他并非主张历史学者以法官自居。他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曾提出过尖锐批评：“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并且感慨颇深地说：“我们对于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 所以他更看重的是“理解”：“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另外一位法国历史学者保罗·利科也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 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运用方法的终极目的则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做预设结论的任意解读。 我也经常强调：“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 本书在资料来源上，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尤其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人物的相关文献。作者注意体察当时国民党体制人士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尽量约束自己不做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把许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1993年秋至1994年春，我曾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所执教半年。听到一位同行友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起初我只想到两党同属一个社会的产物，或者是同具中华文化的传统渊源。后经言者自己点破，才知是指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而言。通观本书，可以对上述评论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 但是，本书作者并未停留于考察两者师俄之同，而是着重探讨两者师俄之异。作者认为：“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张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 与此相反，中共师俄所学到的则是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结合国情予以许多修正。 此外，国民党重中央、轻地方，重上层、轻下层，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特别涣散，甚至形同虚设；再则表面上强调国民革命、全民政党，而实际上并未也不可能代表全民利益，在城市缺乏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支持，在农村更把广大贫苦农民群众推向革命潮流，而由于自身的日趋腐化，更引起多数知识分子与中间力量的疏离和不满。 作者将1927~1949年执政的国民党定位为“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确实是比较确切而深刻的见解。 奇生曾在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档案工作多年，对档案搜集之勤与运用之熟谙，早已为学者所深知。 为本书之撰写，他征引的档案、年鉴、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有50种，资料汇编、日记年谱、文集、忆述资料有90种，还有报刊38种，为史事实证工作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 不过，我总认为，在引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都会误导读者。 虽然奇生在引用这些资料时业已经过仔细鉴别与核证，但个别资料似仍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因为我在1960年代与此类作者打过许多交道，深知有些人确实存在对当下威权的某种潜在迎合性。 天寒岁暮，文债毕集，呵手作序，书不尽意。尚请作者与读者谅之。 2003年元旦于武昌桂子山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