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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8月29日的《申报》上，刊出了社论《论画报可以启蒙》。此文关于画报意义的论述，在晚清很有代表性。概括起来，不外以下两点：一是图像可以深化书籍，一是画报便于读者接纳。“古人之为学也，必左图而右史。诚以学也者，不博览古今之书籍，不足以扩一己之才识；不详考古今之图画，不足以证书籍之精详。书与画，固相须而成，不能偏废者也。”这一点，宋人郑樵早已有言在先，近人鲁迅也有相当精彩的补充说明。晚清人较为成功的论述，还在于如何借画报的通俗易懂，来真正落实时人所向往的“启蒙之道”。“现今画报盛行，宜家置一编，塾置一册”——之所以如此自信，乃是因识字不多者，也能阅读画报。所谓“不特士夫宜阅，商贾亦何不可阅？不特乡愚宜阅，妇女亦何不可阅”，强调的重点在“乡愚”、“妇女”与“商贾”，而不是有能力读书阅报的“士夫”。 十五年间，刊行四千余幅带文字的图像，并因关注时事、传播新知而声名远扬，如此理想的个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里所说的，自然是《点石斋画报》。“天下容有不能读日报之人，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如此富有煽动力的表述，乃《点石斋画报》的“自我表扬”。创刊两年后，《点石斋画报》声名远播，于是重开招商广告，其《画报招登告白启》（1886年7月《点石斋画报》第83号）中便有此等豪言壮语。有趣的是，如此句式，与日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中的“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十分接近。这固然只是舞台上的自我喝彩，可百年后的今日，《点石斋画报》确实成了我们了解晚清社会生活乃至“时事”与“新知”的重要史料。 对于《点石斋画报》等晚清画报的解读，可以侧重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可以看好“不爽毫厘”的石印技术，可以描述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可以探究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可以突出东方情调，可以强调西学东渐，可以呈现平民趣味，也可以渲染妖怪鬼魅……所有这些，均有所见也有所蔽，有所得也有所失。因学识浅陋而造成的失误，相对容易辨析；至于因解读方式不同导致的众说纷纭，则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实际上，所有研究者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面对这四千幅图像的，不存在一个可供对照评判的“标准答案”。 多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及：“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这话有瑕疵，须略为修正：不仅《点石斋画报》，众多徘徊于“娱乐”与“启蒙”之间的晚清画报，都将“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起决定性作用。承认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整理、描述、阐发在晚清这一特定时空中，传统中国的“左图右史”怎样与西学东渐之“图像叙事”结盟，进而汇入到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这里牵涉一系列问题，如宗教与世俗、商业与政治、文人与大众、图像与文字、知识与审美、新闻学与历史感、高调论述与低调启蒙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逐步厘清。本书的工作目标是：描述晚清画报之“前世今生”，呈现其“风情万种”，探究此“五彩缤纷”背后蕴藏着的历史文化内涵。 利用图像之直观性与亲和力，宣传自家的真理与正道，此乃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共同特点。这一努力，不只催生出众多供人膜拜的圣像，更造就了大批艺术史上的珍品；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我关注的是，以图像为主体所进行的叙事，与以文字为媒介所进行的叙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是否可以互相沟通与补充。本书第二章借助晚清三种教会读物——《教会新报》、《天路历程土话》以及《画图新报》，在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视野里，探讨“图像叙事”的转移以及再生。经由如此“牛刀小试”，以及随之崛起的《点石斋画报》的成功表演，“图像叙事”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发挥巨大作用。 作为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涉及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首先，它开启了图文并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这既是传播新知的大好途径，又是体现平民趣味的绝妙场所，日后大有发展余地。其次，“画报”之兼及“新闻”与“美术”，既追求逼真，也包含美感，前者为我们保留了晚清社会的诸面相，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美术的嬗变。再次，“画报”之兼及图文，二者之间，既可能若合符节，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缝隙，而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最后，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图中之文，对于我们理解晚清报刊文体的变化，同样也不无意义。本书第四章除借助“新闻与石印”、“时事与新知”、“以图像为中心”、“在图文之间”等话题，勾勒《点石斋画报》的整体风貌，同时关注其“流风余韵”——百年来诸多文人学者对此“遗迹”之追摹、怀念与凭吊，从另外一个侧面阐发这一晚清独特的文化景观。 李孝悌先生的《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中国学术》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秋）一文，总结过去十几年间中外学界阅读《点石斋画报》的四种方式：将其视为老妪都解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叶晓青）；强调其在新知传播、思想启发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王尔敏）；专注这份城市刊物所显现的传统文化的质素和志怪式的乡野图景（李孝悌）；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论证《点石斋画报》的意涵（瓦格纳）。大概是受资料方面的限制，当时李先生并未将我的研究纳入考察的视野。 既然是在“四说”之外，我得略为介绍自家研究的特点。同样关注《点石斋画报》在传播时事与新知方面的意义，我的论述，兼及新闻史、绘画史与文化史，尤其关注图文之间的缝隙，坚信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另外，大概是出身中文系的缘故吧，我对借助图中之文来理解晚清报刊文体的变化，以及考察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之间的差异，有特殊的兴趣。再者，与其他学者不同，我关注的是整个晚清画报，不仅仅局限于《点石斋画报》一家。 晚清带有幻想意味的小说，往往出现飞翔的意象，并将其作为“科学”力量的象征。在这一有关科学的“神话”中，气球与飞艇作为飞向天空、飞向未来、飞向新世界的重要手段，被赋予了特殊的功用与荣誉。本书第三章将首先勾勒晚清科学小说中“飞车”的形象，接着追溯作家们可能的知识来源，包括出使官员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和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说之被激活和重新诠释等等，最后，论述这种获取知识的特殊途径，如何既“成全”又“限制”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发展。 晚清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过若干身着崭新校服的女学生，吸引了众多民众以及记者/画师的目光。千万别小看这幅略显黯淡的图景。正是这些逐渐走出深闺的女子，十几年后，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登上了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现其“长袖善舞”的身姿，并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画报的存在，起码让我们了解，这些其实并不弱小的“弱女子”们，如何在公众的凝视下，逐渐成长的艰辛历程。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本书第七章借助五个具体场景，迅速掠过那风云激荡的年代，给予晚清女学“惊鸿一瞥”。 在晚清画报中，“帝京”仍是热门话题。只不过，由于大众媒体的发达以及政治思潮的涌动，画报中的“帝京”，逐渐丧失了神圣感与神秘性。具体表现是：政治的、军事的北京迅速消退，而经济的、文化的北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四时节序、饮食男女、世态人情、旧学新知等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因画报的日常叙事性质，得以充分展开。如此骚动不安、杂花缤纷的帝京景象，既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蕴涵着某种变革的动力。对照同时期“文字的帝京”与“图像的帝京”，探讨新兴的画报与都市日常生活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晚清的文化变革。本书第八章将京沪两地画报互相比照，探讨其关于帝都北京的记忆、想像、窥视与重现，尤其集中在“城阙”所凝聚着的历史意识，“街景”所体现的空间布局，以及旧俗新知所表露出来的万千气象。 本书共十章，单看目录，便能大致明白作者的立场、宗旨及写作思路。从1996年起笔，到今夏收工，前后折腾了21年。当然，中间穿插好多别的著作。之所以迟迟不愿打住，既深感蕴含的潜力，也遗憾写作未能尽兴。如今，因特殊缘故，不得不赶紧交稿，在此也就只能交代若干事务了。 全书框架见目录，这里按写作时间为序，略为交代各章的出品经过。 《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乃作者提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Early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Literature”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3－6日）的论文，中文本初刊《中国文化》13期（1996年6月），后收入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本收入David Pollard主编的Translation and Creation：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点石斋画报〉研究》全文收入《点石斋画报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及《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文中各节，曾以《在图像与文字之间》（《读书》2000年7期）、《以图像为中心》（《二十一世纪》59期，2000年6月）、《〈点石斋画报〉之流风余韵》（《文史知识》2000年7期）、《新闻与石印——〈点石斋画报〉之成立》（《开放时代》2000年7月号）、《遥远的“时事”与“新知”》（《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为题，分别刊发。 《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曾在台湾大学主办的“晚清—四十年代：文化场域与教育视界”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7—8日）上发表，初刊《学术研究》2003年11期，收入梅家玲编《文化启蒙与知识生产:跨领域的视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另外，作者曾以此文为基础，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发表题为“作为绣像小说的《天路历程》”的专题演讲（2004年9月28日）。 《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最初在美国Rice大学主办的“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the Negotiation of Knowledge in Late Qing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3月3—6日）上发表，中文本刊《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1期、陈平原等著《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英文本收入钱南秀主编的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Leiden: Brill,2008）。 《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像》乃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历史与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2007年1月4－6日）上的主旨演说，初刊《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2期，收入樊善标等编《墨痕深处：文学、历史、记忆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最初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19－21日）上宣读，收入徐兰君、琼斯主编《儿童的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原文只有前三节，第四节乃这次入集时补写。 《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从〈时事画报〉到〈真相画报〉》最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持的“CHINA AFTER EMPIRE: 1911 Remembered”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3—6日）上发表，刊发于《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追摹、混搭与穿越——晚清画报中的古今对话》最初在香港岭南大学召开的“现代与古典文学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编与理论重建”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29日）上宣读，修订后提交，刊《岭南学报》复刊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 《风景的发现与阐释——晚清画报人眼中的胜景与民俗》最初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召开的“情生驿动：从情的东亚现代性到文本跨语境行旅”研讨会（2016年12月23日）上宣读，修订后提交，将刊《东亚观念史集刊》。 《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位置》乃收官之战，撰写于今年2—5月间，曾以《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三十年》为题，分上下两期，刊《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和第7期。 如何处理晚清画报中日渐增加的漫画（谐画、喻画、滑稽画），是个有趣的话题。当时没想好结构方式，故暂时搁下。另外，关于“高调启蒙”与“低调启蒙”的辨析，以及各自在历史上的作用，本想展开深入论述的，目前只是点到为止。这两点，都有点可惜。书有书的命运，犹如人一样，该出手时就出手。 从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版的五章，到北京三联书店版的十章，关于这个话题，该说且能说的，我基本上都说了。与“晚清画报”纠缠了二十年，就此打住。 关于晚清画报，我还有如下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点石斋画报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2014年）、《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珍藏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香港：中和出版，2015年）、《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香港：中和出版，2015年）。其中流传最广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一书，是和夏晓虹合作，且编注工作主要由她完成。 吴趼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二回，有一读报细节，颇耐人寻味。主人公“我”（即九死一生）外出归来：“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那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小说中没有具体评述《点石斋画报》，可将其留给虽也精明但毕竟属于“女流之辈”的姊姊，而让男主人公独独拿走全是文字的报纸。行文之中，有意无意地，将图像与文字——具体说来是画报与报纸，做了高低雅俗的区分。 不登大雅之堂的“画报”，难入藏书家法眼，故当初虽曾风风火火，很快就星流云散，隐入历史深处了。等到学者们意识到其研究价值，已是“百年一觉”。随着中外学界兴趣陡增，若干晚清画报得以影印刊行；但若想了解全貌，还是得像傅斯年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十几年来，我有机会东奔西走，在各国图书馆里寻找那些泛黄且松脆的晚清画报，颇为幸福。在此寻访的过程中，给我帮助较大的图书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藉本书出版之机，谨向上述图书馆诚挚道谢。 即便如此努力搜寻，我能阅读到的晚清画报，数量还是很有限。有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的偶一现身，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像《点石斋画报》那样面目完整，且因屡次重刊而容易获得的——这也是很多学者愿意集中精力讨论此画报的原因。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那些与你擦肩而过，让你惊艳不已，但又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佳丽”。举个例子，1997年春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了1907年刊行于北京的《益森画报》，当时以为平常，只是做做笔记，影印几页而已。回到北京，确定国内各图书馆均未藏此刊，赶紧请人代为复印，可无论如何，再也难觅芳踪了。 晚清画报虽说是我的研究课题，但妻子夏晓虹倾注了很多心血。在我寻寻觅觅的漫长征途中，随时可见她的身影。还记得，合作编注《图像晚清》时，我在海德堡大学讲学，她在东京大学教书，每天电子邮件往还，报告各自的“发现”，不仅完成了著述，且藉此消除了异国生活的寂寞。 最后，提供一则有趣的画报史资料。光绪四年（也就是《点石斋画报》创刊前六年）的正月初七，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在听取关于画报历史及制作方式的演讲后，做了如下记录： 刻画三法：用铜、用石、用木。铜版价昂。石板起于一千八百三十年，价廉费省，故近来印画多用石板。木板用黄杨木凑合成之，用螺丝钳接，可以分段镌刻，刻毕斗合，尤易集事，《伦敦画报》专用之。各国新奇事，皆遣画工驰赴其地摹绘。……继《伦敦画报》起者《克来非其》。与《伦敦画报》相仿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绯阿》新报。或详器物，或主讽刺，或绘名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最早谈论泰西画报的中国文人，乃热心接受西方文化的郭嵩焘，这个小小的发现，虽无关大局，却还是让我得意了好些天。这一点，《大英博物馆日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台北：二鱼文化，2004）已提及，考虑到那书难入专业人士眼，故不避献曝之讥，老调重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