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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写历史剧的时候，常感到史上人物的心理很难把握，因此，人物的对话便不好下笔。他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的确，中国的史书，能够反映古人心理的文字很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之类能洞见人物心理的文字，司马迁以后越来越少了。虽然在诸如《世说新语》一类杂史笔记中也留下了一些记录人物心理的文字，但总体来说，古籍文献中的人物心理史料是稀缺的。古人的心理，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人物的心理，即郭老所说的古人心理；另一种是古人的群体性心理，即社会心理。不论是哪一种古人心理，若想从古籍文献中觅得，都是不容易的，诚可谓“文献不足征”也。 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憾。陈寅恪先生认为，小说可以证史。这可证之史，当然包括心理史。就是说，历史小说是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古人心理的一种史源的，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史料。 当然，历史小说各种各样，在觅知古人心理方面，价值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影响这种价值之高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如果小说的作者距离所写的时代较近，隔膜就会少些，所写历史人物的心理也便会相对真实些。二，如果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心理是以相关的史料为基础的，那么这种描写便易于接近实况。三，如果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较深的了解，那么所写的古人心理，也会接近实况。比如，晚清小说家曾朴写的小说《孽海花》，是晚清人写晚清事，所写的人物故事和人物心理，许多是以真实的历史和相关史料为依据的，所以其所描写的人物心理便具有较多的真实性。又如《水浒传》《金瓶梅》一类小说，因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所以书中所呈现的社会心理，多是很接近历史真实的。 清末旗人心理史 老舍写的历史小说《正红旗下》，有大量关于清末旗人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甚至可以作为清末旗人的心理史来读。 这种历史真实性的形成，与老舍的历史意识及生平经历有很大关系。老舍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历史意识很强，特别是对本民族满族的历史，更有一种强烈的寻根、考察意识和加以描述的愿望，对晚清旗人的没落史更抱有一种自觉的反省态度。他写作《正红旗下》，就是他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老舍生于清末，本人是旗人（正红旗），是清末民初旗人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他对清末社会有直接感受，对清末旗人的生活和心理有较多的体察。《正红旗下》虽是小说，却属家传性质，可谓家传性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多有历史原型，这些原型既是小说素材，更是历史原貌和珍贵史源。老舍根据这些历史原型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的《正红旗下》，必然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老舍又是极善于描摹人物心理的作家，这使他对清末旗人心理的描述相当真切。那些在《清史稿》中看不到，在《上谕八旗》《八旗通志》等八旗文献中也看不到的旗人心理状况，被老舍的“史笔”复原出来了。《正红旗下》可谓一部清末旗人的心理史。 清末旗人的心理状态，与清初旗人已有很大不同。清初，八旗军队威武彪悍，八旗子弟生活富足，那时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可用“刚健骄横、踌躇满志、怡然自得”这些词来形容。到了清末，大清已处于“残灯末庙”的境地，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便转为颓唐堕落。他们不再好好训练骑射，也无其他谋生之计，只靠着“铁杆庄稼”（钱粮）混日子，提笼架鸟、斗蛐蛐、泡茶馆、吸鸦片、游逛惹事，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这时的旗人心理，已完全是病态的了。《正红旗下》所描述的旗人心理正是这种病态心理。 旗人的阿Q心理 清末旗人的病态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心理有颇强的相似性。阿Q自认“门第高”“先前阔”，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处于败落状态，生计日窘的清末旗人，也有很强的这种心理。旗人的想法是，“我们祖宗当年入关，比你们厉害多啦!”《正红旗下》写了个满翰林，就有浓厚的“门第高”“先前阔”的心理，这个“满翰林是个矮胖子，他的祖先曾征服了全中国，而他自己又吸收了那么多的汉文化，以至当上翰林，所以不像汉翰林那么拘束。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他的才华足以应付一切人，一切事”。 《正红旗下》主人公的大姐婆婆，也是个满脑子“门第高”“先前阔”的旗人。债主来讨债，她总是慷慨激昂地交待自己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有铁杆庄稼，误不了还债，她“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 吹嘘“先前阔”，本是一种破落户心理。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说：“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郑板桥集》）只有破落了，才需要吹嘘以往和祖宗。清末旗人正是如此。 阿Q自认“门第高”，旗人也认为自己“比别的民族都高着一等”。所以，旗人的优越感很强。《正红旗下》里有个人物叫多老大，此人每逢想起“敬”烟之类的规矩，便油然从心底涌起一股优越感：“是呀，这一条，和类似的多少条规矩，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算旗人们的创造。在他信教以后，他甚至想过:上帝创造了北京人，北京的旗人创造了一切规矩。”看看，他的优越感有多强，旗人的本事有多大。云亭大舅也是个旗人高明论者，“遇到大事，像满汉应否通婚，大清国的人应否信洋教，他就觉得旗人应该比汉人高明，心中有个准数儿，不会先犯错误”。他觉得，旗人当然要比汉人聪明，是一定要管国家大事的。 虚荣护短、夸饰逞强，这是阿Q心理，也是清末旗人的心理。阿Q明明长着癞疮疤，却极尽掩饰，讳言一切近于“癞”字的音，连“光”“亮”也不许别人说。清末旗人明明经济拮据，却偏要“耗财买脸，傲里夺尊”，以求“誉满九城”。《正红旗下》写旗人家庭遇上婚丧大典，连胯骨上的亲友也一定邀来贺喜吊丧，否则就觉得脸上无光，死了也欠光荣，结果，红白喜事虽然办妥了，自己却几近倾家荡产。 欠债，本不是光彩的事，但有些旗人却以欠债多来显示自己有身份、够派头。《正红旗下》里的定大爷就是这路旗人。定大爷手下的管事对王掌柜说：“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像个样子!”虚荣逞强，以至于此。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知啥时候被旗人学到了手，旗人常用此法“化解”经济窘境。清末，旗人债台高筑是常态，这使得往昔敬畏他们的汉人商铺老板开始对他们大不敬。《正红旗下》写道：“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那旗人咋办呢？“大姐说得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一点不丢人！”于是，“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赊得面子过不去了，就再用“一点不丢人”宽慰自己。他们想，别看我欠钱，老子是享受钱粮的天潢贵胄，总有钱还的！别看你们把眼睛鼓得像包子一样，实际上你们汉人比我们旗人低一辈儿呢！一想到这儿，他们的心理就平衡了。 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颇像阿Q。阿Q挨了揍便很快忘记，被判了死刑还为画圈不圆而遗憾，浑浑噩噩，荣辱颠倒，可谓麻木至极。从《正红旗下》可以看出，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相当严重，老舍的点睛之笔是：“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他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讲究的一汪死水里。”自谴、自励都忘了，心灵已经麻木。他们不论有钱没钱，都要讲究生活乐子，天下事全然不管，他们生活在一汪死水里，却浑然不觉。 旗人对生活的讲究，特别表现在吃喝玩乐上。《正红旗下》里的多甫大姐自豪地说：“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怎么个讲究吃喝玩乐呢？老舍写道，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他们的头脑是糊涂的，灵魂是苍白的，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面对变法的旗人心理 旗人的政治地位比民人（汉人等非旗人）高一等，经济上享受官家钱粮，所以他们先天不愿意变革。他们虽也不满现实，有时还满腹牢骚，但却反对朝廷变法。《正红旗下》对此有不少描写。 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大姐公公还愤愤地说：“出那样主意（指变法）的人，该剐！”总之，变法就像挖了他们的祖坟，谁变他们就反对谁。 旗人对于清王朝的态度，可以用“爱惜”二字概括。他们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嫡系”，大清朝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和靠山，所以，谁想与清朝为难，他们绝不答应。他们的心理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旗人应当向着朝廷”。 《正红旗下》有个旗人福海，虽信仰一向被朝廷视为有邪气的白莲教，但“他没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只是为坚守不动烟酒的约束，而入了‘理门’”。理门是倡导戒烟酒的组织，属于白莲教系统。福海看到旗人王十成参加了造反活动，便告诫自己：“不管怎样，一个旗兵不该支持造反的人。”在旗人中，不造反的福海比造反的王十成多多了。老舍对旗人的政治要求有个总结：在那年月，旗人希望永远做旗人，千秋万代。 鲁迅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且介亭杂文·隔膜》）满人、旗人是很珍视自己的“奴才”地位的，他们以当“奴才”为荣耀。变革，就要推翻他们的主子，改变他们的“奴才”地位，那还了得，绝不能答应！ 老舍写《正红旗下》的立意，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解释：“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我觉得，旗人的病态心理，是清朝从“心儿里烂掉”的一个极重要指标。因为，心理是深层的东西，病态心理是社会病态的深层表现。老舍写旗人的病态心理，就是从深层揭示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 老舍不仅在《正红旗下》里写了旗人的病态心理，在《四世同堂》《二马》等作品中，还写了其他的国人病态心理。比较起来，《正红旗下》写的稍远一点，揭示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心理，而且写得最生动、最深刻。 老舍揭示旗人的病态心理，与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是相通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便有了某些相通之处，老舍笔下的旗人心理有点像阿Q心理，也就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