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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作为以道德性命为主的学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治心”。但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关心天下苍生的儒家学者，在接受一些特殊的使命，如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经常会遇上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流行等，故同样也需要“治身”——以医学知识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这就促使一些儒者会有意识地去掌握一些医学知识，从而使理学家与医学书籍发生了联系。在这一方面，福建的理学家有着突出的表现。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广泛涉猎儒家经典的同时，对中医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有一首诗说：“暮年药里关心切，此外翛然百不贪。薏苡载来缘下气，槟榔收得为去痰。”以及相传写给他的女儿、流传颇广的“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等，都表明朱熹平日对中医学知识的了解和汲取。他对医学著作也极其关注，曾委托其弟子詹体仁刊《郭长阳医书》，于庆元元年（1195年）在福州刻印，朱熹为之作跋。这是朱熹及其门人中所刻的极为罕见的医学书籍。 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弟子对医学书籍也比较关注。如蔡元定曾编著《脉经》一卷。蔡氏从小对医学知识就有兴趣，这与他的父亲的教导有关。其父蔡发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的理学人士，他常对元定说，为人之子不可不知医理，否则，父母有病全然不知该如何处理，付之庸医之手，耽误了医治就是不孝。 把学习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联系起来，这虽然不失儒者本色，但显然有其片面性。而一旦儒者从政，在担任地方官时，这种为“行孝”而学医的心态就会转化成为黎民百姓、为天下苍生造福的良好愿望，从而达到一种比提倡孝道更高的境界。正如南宋著名医家长乐朱端章所说的，“问民疾苦，州刺史事也。而民之疫病，则疾苦之大者，吾可勿问乎”。所以他在淳熙十年（1183年），在朱熹之后任江西南康知军，在朱熹重建的白鹿洞书院“置洞学田七百余亩，以赡四方之来学者”的同时，广读医书，搜罗方论，编纂《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内容涉及妊娠、临产、产后诸症、新生儿护理及婴儿常见疾病的治疗等，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床施治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医学古典文献。 蔡元定的同门学友陈孔硕，与医书结缘，也是始于行孝，继而升华为“拯民病”。他著有医书《伤寒泻痢要方》一卷。 嘉定二年（1209年），他在任广西运判时，又将晋王叔和《脉经》十卷刊行于漕司。其自序刊刻此书的缘由云：“予少时母多疾，课医率不效，因自誓学为方，求古今医书而穷其原。……嘉定己巳岁，京城疫，朝旨会孔硕董诸医治方药，以拯民病。因从医学，求得《脉经》。复传阁本，校之与予前后所见者……略改误文，写以大字，刊之广西漕司。庶几学者知有本原云。”表明陈孔硕与医书结缘，始于其少年时，为医治其母体衰多病，因而立誓要习医学方，“求古今医书而穷其原”。走上仕途后，将此行孝之心大而扩之为“以拯民病”。 此无疑乃儒者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的一种具体体现和施展。 (责任编辑：admin) |